处于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各国文明相互学习与借鉴，相应出现了许多制度移植的案例。制度移植是制度建构的一种方式，制度移植有利于实现制度的创新需求。历史上，赫德式海关制度的植入是一项制度移植成功的范本，其管理的海关在当时萎靡腐败的晚清官僚体系中，是最有效率和秩序的机构，它不受政局动荡的影响而保持其超然性，是西方效率和组织的楷模。不同的制度设计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效益。制度移植是一个动态的发生发展过程，新式制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必然会给原来的制度逻辑与理念带来某种程度的不适应，两种制度之间的摩擦与碰撞，调适与融合，构筑了制度移植的基本逻辑。透析赫德时期海关制度的变迁、移植与运作，总结出制度变迁与制度移植的一般化思路，能够对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一定的启发。

一、赫德式海关制度移植

传统海关制度发育于传统社会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之中，弊端也显露无遗，传统的海关制度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缺陷，包括各地海关各自为政、传统包税制弊端以及人事制度的效率低下，*郑加莉：《赫德时期中国海关治理转型——基于理性官僚制的分析》，《海关与经贸研究》2016年第5期。是造成传统海关制度下海关绩效水平低下的原因。但是，传统海关制度在传统社会内部受中央政府严格控制之下，难以产生改革的触发机制。当这种制度受到外部环境——鸦片战争后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海关的觊觎及中外贸易的影响，传统海关制度在外部环境冲击、挤压以及自身弊病恶化之下，挑战在所难免。

其次，晚清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受益者之一，对于制度创新的预期结果是新的海关制度收益超过制度创新所必须的边际成本，那么，赫德对于海关制度的植入就很自然被其接受和认可，从而促进了晚清海关制度的变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海关中的西方势力与中方一同形成一种“共治”模式。而这种共治(Synarchy)模式随即扮演了文化中介的角色，将西学引进中国，从而助益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张志云：《税务专门学校与华籍关员(1908～1949年)——中国新行政官僚体系的建立》，《国家航海》，2016年第3期。朱莉(Julia Stmass)*Julia Strauss，“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the china quarterly，150，1997，pp.332～333/335.在此基础上发表议论，她认为，1912年到1916年，一系列机构经历了规范化、标准化进程，并确立了凌驾于政府官僚体系之上的行政控制力。这些机构帮助中国“从积弱的泥沼中摆脱出来，并在面对外部压力的同时，开始实行中央领导下的机构设立与发展”，*盐务稽核所的共治模式的应用参见Samuel Adrian Adshead，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1900～192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盐务稽核所与中国国家建构的谈论参见 Julia Strauss，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她将之称为“制度突破”。*张志云：《税务专门学校与华籍关员(1908～1949年)——中国新行政官僚体系的建立》，《国家航海》2016年第3期。当时传统的海关制度弊端丛生，即使萎靡腐败的清政府也挽救不了旧制度的崩塌，这就给新的海关制度植入创造了条件。这种制度突破的结果就是建立了以马克斯·韦伯理性官僚制度为主要特征的新式海关制度——赫德式海关制度。厦门大学的戴一峰称其为“一种跨文化的制度供给，即所谓的跨文化移植”。*程麟荪、张之香主编：《张福运与近代中国海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

在会议桌前，在聆听和询问之间，总会有几次恍惚的刹那，在那个时候好像那海浪的声音、海水的颜色、海风的触摸仍然环绕着我，仍然温柔地跟随着我，使我情不自禁地微笑了起来。

二、赫德式海关制度移植机理

(一)赫德式海关制度移植中的摩擦与碰撞

制度移植理论告诉我们，从制度内在构成来看，有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的矛盾；从制度层次看，存在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矛盾，这些矛盾会反映到制度实践的几个环节——理论化、法律化、实践化、理念化。

制度移植是一个过程，伴随着制度的适应性反应。正如生物体的器官移植理论一样，赫德式海关作为一项制度移植实践，必然会发生一系列排斥与相容反应。那么，赫德式海关在清末血雨腥风的外来者入侵的情势之下，其制度的移植过程必将生动而活跃。生物体移植不利时都会出现植体与受体的排异相斥反应，况且制度移植是微观的，更不易显现和观察，可以把制度移植机理看成是植体(新生事物)与受体(传统事物)接替时的发生的反应，包括冲突、调适与融合。

1.经济要素

制度绩效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内外部条件。其中，外部条件主要指制度生存的环境。任何移植的制度都是外生的。既然是外生的，就存在一个移植制度与现今环境相适应和冲突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可的制度移植成功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制度与环境的“耦合”问题。制度移植过程中的水土不服是移植过程中制度移植的植体(供体)要素未能契合受体所处行政生态环境所导致的，这是制度移植失灵的表现。赫德建立的新式海关，不只包含其具体的制度内容，更有其生长土壤、发生、发展的逻辑。

里格斯教授关于“行政生态决定行政生态模型选择”的理论以及提出的“棱柱型”社会的三大重要特征——形式主义(法令，法规与实际贯彻行为不相符合的状态)、异质性(不同体制、习俗和观点的同时存在的状态)与重叠性(功能分化和功能普化的制度和机构的共存状态)。*彭文贤：《行政生态学》，三民书局1989年版，第135-140页。根据这一观点，制度基础只是一项制度或现象的直接原因，其背后隐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萨其荣贵：《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与行动者：中国刑事和解的制度化实践及其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运用行政生态学理论，赫德式海关制度属于“棱柱形”行政模式，是从“融合型”行政到“衍射型”(棱柱形)转化的“变迁中”行政。这种变迁是三个层面上的变迁——技术、制度和思想，随着不同层次上的递进，变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徐中奇：《行政生态学研究述评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发》，《江西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正如生态系统是个复杂的生态圈一样，行政生态模式同样包含众多的因素，包括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符号系统和政治架构。

第一，经济要素方面。经济要素是影响一国行政的第一位要素。当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贸易交流频繁，传统农业社会的固化模式开始被打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商业、贸易发展，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被外来入侵者打开国门之后通商口岸贸易呈现极大扩张之势，海关制度也随着经济贸易发展需求发生变革，由最初的内地海关到五口通商，第二种行政生态模式——棱柱形生态模式显现，中国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过度社会，同时具有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征，新旧并存。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形成的新旧关体制，是传统海关制度为适应当时社会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的临时性制度安排。那时候天朝闭关锁国状态被打破，交易频繁的中外贸易和走私贸易极度扩张了英等帝国主义列强欲改革旧的海关贸易体制以适应新的贸易交流发展以及维护其在华利益。然而，新旧关体制还是没能适应英等国家与华对外贸易扩大之势，主要是海关贸易管理职能缺失，导致贸易管理混乱。但是，经济的结构已经开始发生转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商业贸易发展，对外贸易扩张，这些都是助力海关改革的经济基础。

在教学方案上，改进前期基于案例项目的学徒式设计，延续“做中学”的教学模式，采用以产品为导向的渐进式项目。摈弃散碎的知识点罗列，通过项目贯穿和衔接知识点，采用合适的项目产品连接抽象理论知识与具体产品，在项目中学习知识，帮助学生体会抽象知识的工程价值。

赫德式海关是嫁接在传统海关制度基础上的一次成功的跨文化制度移植，针对海关制度移植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赫德凭借自身精明技巧、对制度移植的植体与受体开展了海关职能异化及其适应性缺陷的纠正，形成了一套制度移植的调适机制。

第三，在政治架构方面。上海小刀会起义给外国商人想控制中国海关、觊觎中国海关税收渔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英法美领事在合法条约的名义下堂而皇之的进军中国海关内部的制度框架之中，成立了税务管理委员会，引致了传统海关制度改革。税务管理委员会是没有合法性基础的制度创造。而这其中有诸多漏洞，江海关处于无序管理状态，英美领事趁机公布《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此时的清政府也处于军费紧张疲于应战的状态，在情急之下也只好应了外国商人的要求。但是，传统体制的固化性程度有时会比想象中更艰难。税务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英国公使试图向其他口岸推介上海的制度创新，但遭到当地官员的拒绝，比如福州将军表达了三个担心，即关税收入可能被外国人攫取；外籍管理人员由外国人提名，不被中国官员管理，权责不明；税务管理委员会不能相容于原来的海关制度和封建体系。*《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2—463页，转引自熊金武：《近代中国海关制度变迁的解构和解释——基于制度职能定位和制度安排变迁的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新的海关制度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一定的阻力和障碍——新生事物与原有封建体系的诸要素有不合。

在一个挂金牌的“鸦片专卖所”的门前，金枝打开小包，用剪刀剪了块布角，缝补不认识的男人的破袜。那婆子又在教她：

2.赫德式海关制度植入中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历史惯性，这种表现形式就是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诺斯关于路径依赖做了很多充分的解释，一种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递增的报酬会使制度轨迹保持下去，决定经济运行的轨迹。*杨德才编著：《新制度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0页。路径依赖、信仰体系是制度发展轨迹的重要因素。简言之，制度的变迁进程中，会形成一条适应性的有效路线。路径依赖来源于报酬递增机制，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传统的海关监督制度是植根于清政府内部稳固化的制度，具有强大的制度依赖特性。这就造成了晚清海关系统里独特的现象——海关的两个系统、两个制度，其制度主体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利益，一个是晚清政府，一个是外籍商人，一个为稳固统治，一个为争夺更多关税利益。这种制度安排的变迁是对财富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会引起不同利益代表的摩擦，也会致使制度变迁力量的消耗。在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方面，在国家面临动荡及巨大的生存危机时，就会爆发出更强烈的制度变迁意向。同时，赫德在晚清政府推进西方理性官僚制特色的海关管理体制，涉及的主要利益集团就是清政府和英国利益集团。在赫德管理的海关体系内部，存在总税务司与海关监督两个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关系处理问题。统治者会以满足最大化收益的前提下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导向性政策。但是，如果统治者的效用函数与社会公众函数存在一致性，制度变迁就会更容易推进。事实上，二者是存在偏差的，而这种偏差的程度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时效性、方向性和恰当性*国彦兵编著：《新制度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445页。。在公布的《海关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总税务司通札1864年第8号》中，都有对总税务司与海关监督二者之间关系的规定。因为海关监督是中国原设海关监督的一种管理制度，外籍税务司入驻后，海关监督管理的结构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税务司制度是由外国人一手代办的制度，是中国海关的帮辅机构。但是，会对海关监督造成一定的威胁。传统的海关监督制度是植根于清政府内部稳固化的制度，具有强大的制度依赖特性。

在目前临床中,艾司唑仑属于较为常用的抗失眠药物,属于苯二氮卓类药物。其镇静、催眠以及抗焦虑作用可观,但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本研究结果中,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差异并不显著,表示中医综合治疗可改善患者的睡眠治疗。综合组SAS、SDS评分均优于单纯组,P<0.05。表示,两组患者在改善失眠的效果上大同小异,然而在改善患者抑郁焦虑状态方面,中医综合治疗更胜一筹,存在明显优势。

3.赫德式海关制度植入中的信仰危机

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压力，一个是内在动力或言内在需求。戴一峰认为近代洋关制度形成是在晚清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清政府落后的社会系统二者鲜明对比状态下发生的制度移植，这种移植动力是外在需求所驱动，外在先进开放的系统造成受体本身内部相对的弱势，从而产生对外在先进系统带来高效率绩效的羡慕，这种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就成为制度移植的外来需求。另一个就是植体系统内部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其落后的社会系统及低下制度运行效率，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态距离预期目标差距越来越大时，也就相应产生了制度本身对于制度创新的需求。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创新需求本是可以通过系统内部自行解决，包括创新政策、改革机构或者地方政府实现自我创新，但是，对于千百年固化的晚清封闭的封建行政系统而言，制度是难以完成自我修复和再创新的，况且彼时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度控制了整个政治，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没有交流，更谈不上制度创新的相互学习。也即，受体体制内部自生出有效的政策予以替代的可能性极小，即便有，也是代价过大、耗时过长。这种状态下的受体系统，基于成本——效益的衡量，内生性的制度创造便不存在可能性，由此，由外在压力推动下形成的内在需求带来的制度移植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人们的个人感情等非理性因素常常会影响他们冷静思考和客观看待问题的能力，而这一切都会对组织工作的有效进行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在理性官僚制的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规章制度为法理依据的，不得掺杂个人的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而非对人的关系。对于赫德来讲，促使海关官员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异常重要。在华工作的外籍官员，往往有着比较强的优越感，再加上他们稽查的船只又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祖国。因此，使他们保持客观中立，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于海关自身的合法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郑加莉：《赫德时期中国海关治理转型——基于理性官僚制的分析》，《海关与经贸研究》2016年第5期。

因此，赫德在海关设立之初颁布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开头就提到海关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税务司本人在内，都是“中国政府的仆人”，不能像其他在华外国人那样有着一种想象的优越感。赫德能够如此清晰地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这可以说与他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赫德看来，对于清政府的效忠也只不过是履行“上帝蒙召的义务”罢了。因此，这份职业便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来自国家认同的压力了。*郑加莉：《赫德时期中国海关治理转型——基于理性官僚制的分析》，《海关与经贸研究》2016年第5期。

(二)赫德式海关制度移植中的调试与融合

第二，社会要素方面。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团体或者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团体都对一国政府和行政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打开了大门，传教士遍布各处，社会环境对于外来文化的可容纳性逐步增强。资本主义强大的文化疏导力开始发挥其一席之地的作用。传统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封闭而无知的，他们开始接受外来的新生事物。这就对外来制度植入中国传统社会体系内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即托克维尔政治制度移植思想中所提出的制度移植成功的首要条件便是“民情”。赫德式的海关制度拥有了支持本套制度系统的有力社会文化支撑，也就必然会促进制度移植的成功。

成功的制度移植包括制度移植或者说制度嫁接时，植体(供体)与受体的相容程度、植体(供体)本身的生命力及受体系统的开放性或者说接受外来事物的容纳力，当然，还有作为主观能动性的移植作用力——制度移植者本身的移植动机及制度移植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包括个人本身素质能力要求及对移植条件、作用内容的把控、调适与和解。

1．植体与受体的相容性

赫德创建的海关是中国传统封建系统内部一个特异机构，这种特异性更多地表现在其完全采用的是西方官僚制模式的新式海关行政。这是一种的先进的制度安排，采用的是新的人事管理体制，组织制度的运作是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合法合理的秩序规则的组织运行机制，其结果也是出现了制度的高效运转及人事行政系统内部令人瞩目的廉洁，被后人奉为“最高效和廉洁的机关”。赫德所代表的这样一套西方成熟的官僚管理系统以及这种系统在效率方面对旧中国官僚系统的碾压性优势是制度移植成功的根本原因。

类似于器官移植，需要植体与受体具有一定的相容性，它们之间需要有亲和力，或者说植体要容易被取代。赫德式海关制度之所以移植成功，其关键原因是海关制度具有本身的职能特点，海关是兼顾中西方利益的一个职能机构。成功的制度移植需要植体与受体共同的价值目标诉求。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的生成与生效需要满足：(1)制度安排与个人的行为之间需要互补；(2)制度安排在一定经济体制内的“制度互补”或内部逻辑一贯性。*[韩]菲利普·w·林，董芳彬译：《路径依赖的作用：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兴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1期，转引自汪洪涛：《制度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性质解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新的制度安排要能够顺利地减少摩擦以发挥优势，就必须在满足旧制度安排下的各经济主体利益不受损或最小受损的基础上开展运作。

文中介词at所有的语义项是以《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urth Edition》为依据，分析其列举出的16项语义，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探索语义项之间的理据和认知模式。

赫德式海关制度在植入时，对于植根于清政府内部比较固化的封建海关监督制度，赫德有留心和注意。他深知海关监督在海关系统内部的核心功能与作用，为此，他充分尊重海关监督职能，并借用海关监督之权，扩展税务司署的功能与地位，以让二者达到和谐共处，在《章程》第八条及“第8号通令”中，赫德都强调各关税务司要清楚知道海关是中国政府行政机构而非外国机构，海关监督与税务司是主从关系，要避免一切滋扰生事，要尊重中国海关监督及中国人民，避免摩擦，以充分提高海关税收为目的。赫德通过确立海关政治象征，利用政治象征形成一种认同感。作为受体的中国海关监督至少是可以改变的，作为植体的海关税务司署具有强大包容性，赫德利用二者的相容性加以整合，二者兼可运作而不冲突。

2.植体本身的生命力

(1)植体具有移植成功的可能性

在赫德之前，新关的奠基者是李国泰，李国泰在其任期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新关新政，根据《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的规定筹划建立以外籍税务司为核心的海关制度。这些制度“多少抑制了偷漏关税歪风，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外商的违章行为”。新关的组织管理虽然还很粗略，但其基础已经粗定。*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制度移植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海关制度本身的职能特点——它是一个兼顾中外商人的职能机构。

(2)植体本身是一种先进的制度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与国家自信的关系最为紧密。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当时的中国仍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成，标志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历史起点都先于新中国的成立，只有制度自信的历史起点与新中国的成立是同步的。在现代意义上，建立一个国家，必然要相应地建立一套制度体系，离开一定的制度体系，国家是无法存在。所以在“四个自信”中，制度自信与国家自信的关系最为紧密。

游离的雄激素与AR结合后，会导致AR转移至细胞核中，并转录激活对应的目标基因。PETER等[8]认为，雄激素信号通路在正常和恶性乳腺组织的发生和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发现在动物实验模型中得到了证实。一项大型流行病学研究也表明，高水平的游离雄激素会增加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9]。

3.受体的开放性

所有患者均给予抗血小板、控制血压、调酯治疗，同时给予口服倍他乐克（河北长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68077），2次/d，25 mg/次，见效后逐渐降低剂量，共治疗4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稳心颗粒（南通华山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10170），3次/d，1袋/次，共治疗4周。

三、赫德式海关制度移植成功的经验启示

(一)有效引导制度变迁需求

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也会使相关制度主体的创新能力有所减弱，制度变迁需求的产生和制度创新能力的削弱两方面的结合，就有可能使一开始的强力制度移植变化成自觉自愿的主动移植，从入侵到接受，真正有活力的移植实际上开始“接受”之时。*黄健荣、向玉琼：《论政策移植和政策创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这就给我们以制度移植时的启示，完全不考虑制度移植时制度变迁需求，或者在移植之后也无法有效引导制度变革需求的情况，都无法实现活力有效的成功制度移植。

晚上，杏子约了招财，两人躲在牛栏旁的草堆里，招财又要做那事，杏子死活不肯，她说，我已经被你害成这样，你还要来害我。招财说，听人讲，在肚子上加压，可以把孩子压出来，我们试试吧？杏子无奈地说，那就试试吧！杏子仰着平躺下来，招财先是用手摁在杏子的肚子上，使劲往下压，然后又横躺下去，来来回回不停地翻滚，杏子在下面痛出一身大汗，她不敢叫唤，将手臂紧紧堵住嘴巴，不多久，手臂上咬出血来，黑糊糊的一片。后来，杏子实在禁不住，一身尖叫，晕了过去。

赫德式海关制度移植是一场外在压力驱动与内在需求推动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混合型的制度变革，对移植制度的内在需求是动力机制。赫德式海关制度移植案例首先是从强制性动力机制开始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是这一制度得以发挥余地的首要契机，这看似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但其中蕴含的内在需求动力因素也不容忽视，包括落后的社会系统面临的强大制度障蔽，顺应世界贸易交流扩大的环境变化需要以及海关行政系统内部对于制度高效率廉洁的绩效的追求，这些都是在强制性动力机制下带来的受体内部制度变迁需求的强烈膨胀。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贸易总额的迅速增加对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提出了较高要求，外国人帮办中国海关能同时满足自身贸易便利以及增加清政府税收的双重作用。

正如政策需求推动政策供给，政策供给也可能引导政策需求。同样，制度也是如此，制度变迁需求推动制度供给，制度供给引导带动制度变迁需求。

但是，是否在具体的制度实施环节上有冲突。对于这一方面，其实也并非无据可寻，税务司制度并不与传统海关制度完全冲突，洋关与常关并立，新式海关制度也被包容于传统社会体系之中。比如，1878年总理衙门分别授予海关税务司三品衔、副税务司四品衔，1907年赏赫德头品顶戴、加尚书衔等。*熊金武：《近代中国海关制度变迁的解构和解释》，《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新的海关制度在政治要素这一方面与传统海关制度并不是完全相悖的，具有其移植成功可能性的空间。再者，赫德式海关制度在新的人事制度方面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税务司署具有高度集权的人事任命权，而在这种权力背后的支撑实质是传统中国最鲜明的高度中央集权。

(二)制度变迁决定经济绩效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绩效理论表示，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绩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社会在某个历史阶段之所以表现出衰落或进步，其根本原因是其以前的制度安排决定的。*杨德才编著：《新制度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0页。

诺斯认为制度是市场效率关键性决定因素。晚清赫德管理下的海关，传统海关行政治理模式与新式海关治理相比，行政权分配上的传统包税体制，从中央到地方是层层分包，形成的也是松散式的集权模式，行政发包的纵向式分包，沿着皇帝——海关监督——关口的顺序层层分包，各个承包方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每一个层级上都进行权力打包和聚合。*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周黎安认为这种简单治理方式适合庞大帝国治理，减少国家治理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这样的税制设计下，各地海关互不统属，各自为政。赫德式的海关在面临多重委托人的情形下，更适宜采用规则清晰、专业化和组织分工的以理性官僚制为基础建立的新式海关。这不仅有利于清政府的赔款，也显著增加了财政税收收入。管理的有效性也使得晚清海关成为清朝整个政府机构的“一枝独秀”。

制度决定经济绩效，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产生截然不同的治理效果。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各个利益表达方和利益协调机制，不能“图省事”，制度设计固然要考虑因地制宜以及当地国情，但是，简单粗糙并不代表当初设计制度的制度目标的最大化实现，而不能挂一漏万。

(三)关注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就如同人们过去所做的选择会对将来的预期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制度的路径依赖也同样影响着制度的绩效。制度路径依赖特性表明制度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它的既定方向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制度的路径依赖特性一方面有利于制度的变迁，报酬递增机制会使得制度沿着良性发展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开始阶段的报酬递增制度，若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情况下则会阻碍经济绩效的增长。

赫德式海成为晚清政府体系的“一枝独秀”，其沿着既定的轨道延续百年，在海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高效的海关制度首先是在晚清开放的经济及政治环境中移植而成，具备制度生存发展的条件。其次，赫德式海关制度本身的制度有效性及组织规范性都使得制度演进过程沿着良性方向发展，经济绩效必然提升。1861年海关的总税收共为5036370库平两，到1910年增加到34518589两。50年中增长了5.8倍，这种增长是十分突出的。以全国最大的江海关来说，从1861年到1872年，该关进出口税收由每年100多万两增加到200多万两，全是由于外商进出口的增加；从1873年到1893年，该关总进出口税收由1982361增加到3624996库平两，其中洋税由1976134两增至3288984两，共占44.69%至89.5%，而华税在最高的1893年也仅占10.5%。*[美]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等编：《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傅曾仁、刘壮翀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186页。总体上，赫德在任职时期，海关收税达到三千万两白银，比赫德任职以前的海关翻了五倍，为清王朝贡献不菲。赫德管理下的海关创造了一个神话，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在这漫长的36年中，整个海关所发生的贪腐弊案，只有区区五起，足以可见赫德式海关制度的高效性。

(四)创造制度移植成功的条件

制度移植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导致制度移植失灵情况。换句话说，外来的制度要想实现本土化，必须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相契合。制度移植是植体与受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制度移植绝对不能盲目移植或一味照搬，还需要对社会环境进行客观、理性地对比分析，并对制度移植过程中的冲突、困境有充分的应对和变通措施，从而形成有效率的移植。

1.赫德式海关制度植入中的环境适应

一项制度的移植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安排配合。赫德式的海关制度移植依赖于当时晚清经济环境开始开放，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萌芽显现，以及对外贸易额度大量增加。这是支撑赫德式海关制度移植的经济要素。外籍税务司管理下的海关，积极创造制度移植的条件，彻底废止了保税制度，所有税款都得“尽收尽解”。这就必须从中拨给一笔固定的经费，充当经费费用；否则，无法进行征税工作。新关建立后，海关税收稳定上升，成为支撑清朝统治的稳定的、可靠的财政支柱。因此，受到了清政府的极大重视。关税除了挽回垂危的清朝统治以外，在不同时期可产生不同作用。从中可以看出，关税是支撑清政府国用的重要力量，其占了清政府国用三分之二或五分之四以上。由此可见，当时清朝统治如果没有大量的关税支持，很难继续生存下去。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制度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系统开放度越高，越容易形成制度的开放性学习和制度创新。制度移植者要充分考虑制度移植的条件和相应制度安排的配套，努力创造良好的制度生存和发展环境，优化经济结构，努力营造开放的经济环境，促进制度移植的成功。

2.4.1 创建BmobRealTimeData对象 BmobRealTime-Data是Bmob SDK提供的用于实现安卓端与后端云数据实时同步的对象，昆虫生境数据移动监测软件在InsectActivity中创建了一个该类型的对象data。

2.政治结构

高度集中的人事制度是赫德海关制度设计中的一大特点，其廉洁、高效的制度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其高效的背后却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地方被牢牢控制在中央管制之下，没有自主权可言，各地相互独立、自成一体、信息闭塞。因此，地方政府是难以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学习而进行制度创新的，改革基本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赫德式制度移植下的外籍税务司制度也是首先在地方政府之中，获取地方政府的默许与承认，再得到中央对地方政府制度改革合法性的认可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这一点来看，制度创新需要能够孕育制度改革或者移植的土壤与条件。如果说制度移植的土壤主要是指制度移植中受体的良好社会经济形态、开放的文化以及良好的政治架构等因素。那么，影响制度移植的条件就必然是可以有能够移植的空间与主动权，这种空间与主动权可以是受体内部顺畅的政治运作体系，也可以是受体内部地方政府对于植入制度的积极反应程度。

赫德式海关在政治结构和体制方面，大胆革新，为了防止旧式海关中泛滥的长官意志和工作流程随意化，以及中国文化中浓重的人情世故，赫德还制订了具体的税务管理章程和纳税管理办法。例如，《运出入内地货物事宜》有这样的规定：“来自内地的出口货，先在本关请领运出内地货凭照，在第一个子口验货，送货之人必须开单，注明货物若干，应在何口卸货，呈交该子口存留，并呈验海关原始运出凭照，该子口即日发给执照，亦详载货物件数，并于海关原给凭照上加盖骑缝图记，准其起运。路上各子口一体查验盖戳，均于凭照上加盖骑缝图记，至最后子口或海关分卡，该商呈出内地第一子口所领执照，交子口分卡存查，货亦暂存……相符者，该子口分卡将收照留下，连该商所缴内地执照一并送关，准将货物过卡放行。本关仍将原给凭照，内地执照，逐一核对。如沿途有一处漏未加戳及无骑缝图记者，即系该商不遵章程，一体议罚。”*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7页。从这个条例中，足见这一管理措施之科学细致，进行了具体分工并相互监督，严控了关税偷漏行为。

2.3.1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纳入10个研究［6‐7，9‐11，13‐17］，各研究间为同质性（P=0.37，I2=8%），采

3.文化环境

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阿尔蒙德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政治文化是特定民族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定历史和政治信仰的特定政治价值观，它由本民族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结构因素共同促成。政治文化深受该国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影响，并与此相对应。托克维尔指出民情对于维系制度良好运行的重要作用。可见，政治文化对于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作用，同时，文化是不易被改变的。制度移植中的文化就如同生物体移植中的器官生存的环境。由此可见文化对于制度运行的重要性。对此，制度移植要充分考虑植体与受体的文化环境相融问题。对于二元文化的调适，赫德能够如此清晰地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这可以说与他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风机基础作为风电机组的支撑体系，负责将基础过渡连接段传递的风机荷载和自身受到的波浪荷载、水流荷载以及靠泊力和撞击力等传递到地基土中，在保证海上风电系统整体安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众多的海上风机基础形式中，单桩基础结构形式简单，受力明确，在具备打桩和起吊设备能力的前提下，施工速度快，在国内外风电场中得到广泛使用，占整个市场的65%以上。然而，为方便安装且同时保证电缆的安全，越来越多的安装基础选择将电缆管从桩基底部进入桩内，这就必须在钢管桩壁上开口，开孔导致桩体在开孔位置产生应大集中现象，此时钢管桩基础的疲劳强度问题将不容忽视。

 

表1　赫德在职期间经费支取及在职人员情况一览表*数据来源：[美]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等编：《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傅曾仁、刘壮翀等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1863年1906年向中国政府支取经费748200两3168000两在职人数(洋员)424人1345人在职人数(华员)1417人10625人

赫德在1863年开始担任总税务司时，海关还是13个通商口岸中立足未稳的机构，他卸任时已发展成43个口岸的大型机构。因为外籍税务司制度保障了条约所要求的关税收入，并且对防止欺诈行为很奏效，从财政角度看，这一外国人所植入的制度被晚清政府所接受。

项目2：科研项目管理信息化平台系统设计，根据科研项目的特点，对项目申报、立项、实施、验收过程中所需财务信息的归集、整理、提取和分析进行科学全面的设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赫德管理海关时，为晚清政府创造了巨大的收入，而且海关管理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海关官员在职人数猛增。这样的制度绩效赫德式如何实现呢？洋员和华员二元文化并存的现象，赫德能做到二者兼具。他在中国的最初几年，有几件事是学到了家的——如何成为一个官僚，如何取得、保持和使用官府的权力；如何用中国话与满汉官吏来往并重礼仪、耐心和策略；如何理解正在冲击中国国家的商业帝国和现代发展的各种势力以及如何与他们一起工作。*[美]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等编：《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傅曾仁、刘壮翀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页。赫德在19世纪50年代的日记相当详细地记载了他的“中国化”过程，他对中国语言的训练及能力，在文化学习方面，赫德也能够吸收与西方文化相去甚远的孔夫子中国文化。除了学习中国社交的方式，赫德还渐渐理解到等级和地位在中国社会和官场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所有这些措施都是赫德作为二元文化的调节者对如何将外来移植的制度移植入本土化实践中所付出的努力。制度具有建构性和实践性，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获得发展的空间。制度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制度环境和文化，移植的制度需要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资源的关系，赫德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成功的。

总之，针对制度移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破解。(1)合理选择制度移植的目标。目标是纲领、是准则，在进行制度移植时，要充分考虑制度移植的各方面要素，紧紧围绕目标展开行动。全方位、多视角理性选择适合的制度移植方式、步骤和程度。(2)注意与本土环境的契合。注重本土文化资源的培育，利用本土资源整合外来制度，既不能一味照搬而忽视了本土文化匹配，也不能舍本逐末一味改观现有文化造成制度移植过程的过度不利。(3)注重与相应制度安排的整体优化。包括制度移植者的移植动机和移植能力，制度移植的技术和进程，制度移植的经济、政治、文化要素的耦合，这些都是影响制度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性要素。因此，要注重优化制度移植的相应制度体系，促进制度移植文化的改善，注重制度移植的方式、步骤和策略等，对于制度移植的成功都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把握政府治理的制度逻辑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是西方文官制度治理的基础。晚清中国的海关制度也沿用此项治理逻辑，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的外国人——赫德，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海关制度进行了改革，做了一场外来制度移植的全面实验，结果是成功运行一百年不止。传统海关与新式海关的对比，一目了然。新式海关制度具有更大制度效率和制度经济绩效，为晚清政府贡献了翻五倍的财政收入，可谓价值不菲。全然不同的制度逻辑体系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制度经济绩效差异。由此说明，理性官僚制度是有效的，这点在晚清赫德式的海关管理体系上得以彰显。到此，不得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一套移植的制度逻辑与制度体系能否还照常适用于当今中国的制度环境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与经济体制？

张璋认为，复合官僚制是中国政府治理的微观基础，但有其内在的自身矛盾，这种强力激励下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对官员的强大控制能力，使中国政府官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形成类似西方文官那样的一种独立力量。周黎安认为“行政发包制”是帝国治理的逻辑机制。随后，周雪光也对此做了回应，周雪光认为帝国在正式制度安排上有着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但在实际过程中却通过各种非正式制度将“剩余控制权”放在地方政府手中。这一制度一方面维系了帝国架构，特别是皇权威严高尊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又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这一治理模式通过变通、共谋、运动式治理等机制在等级权威的正式制度与地方政府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正式制度间不断调整权重和转化。*周雪光：《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读后感》，《社会》2014年第6期。总之一句话，当代中国国家的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机制为基础的复合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