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生涯虽短暂，但其“萧红式”的散文化小说，为新文学的小说创作注入了活力；王安忆是当代著名女作家，以多产和写作富于变化著称，尤其在《长恨歌》获奖后，名声大噪，被视为是继张爱玲之后海派文学的传承人，自此掀起了一股王安忆和张爱玲比较研究的热潮。而目前比较研究萧红与王安忆创作的学者并不多，但从作品《长恨歌》中还是能窥见王安忆受萧红作品《呼兰河传》影响的影子，同时两位作家所处时代不同，生长地域的差别，个性特点又决定着她们在书写方式及思想上的差异。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来比较两部作品的异同，并探究其中的原因。

一、散文化语言

散文化语言是叙述者采用“独白”写法，用自然、真实、自由、个性的笔墨，展示生活的“原色”，“自自然然”的来表现作者的个性思维，让叙述者的情感，自然地融贯、浸润在平和的描述中。王安忆和萧红都凭借着女性作家在语言驾驭和情感体验上的优势，将散文化语言充分运用在小说当中，营造了诗的意味和意境，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

《呼兰河传》中，萧红耐心地描述着呼兰河的角角落落，呼兰河的四季风光、民俗风情，当地的大节日和庆会……甚至是“大泥坑”、“火烧云”也要花不少笔墨去描述，而对于“过程”显得漫不经心，人物迟迟不肯登场，小说后半部分，才写到几个人物。

史家小学的书香校园建设活动充分诠释了史家和谐教育倡导的“五大和谐”理念，即通过阅读，培养人与知识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最是书香能致远，优雅的读书氛围不仅能传递整个学校浓厚的文化气息，而且可以让学生们读书明礼、格物致知。在史家校园的浓浓书香中，孩子们正在健康、快乐地成长。

同样，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摒弃了曾经“她说”的叙述语言，采用散文化的叙述语言，在小说开头就洋洋洒洒几千字介绍了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将故事发生的背景单独呈现在读者面前。在一系列的铺陈之后，女主人公王琦瑶才缓缓出场。所不同的是《长恨歌》每小节都加上了简洁的名词或短语。如“片厂”“沪上淑媛”“祸起萧墙”，对每一节的内容进行了概括，结构更为清晰。

萧红如在乱世中随风飘摇的小船，一生辗转北平、上海、东京、香港等多个地方，唯有呼兰河是她可以憩息的地方，在即将走到人生尽头时她创作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来追寻自己的根。但萧红的乡土情结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她自觉继承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学主张，对故乡的深情缅怀中却又不自觉融入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萧红自身承受时代给予女性的诸多屈辱与苦难，又使其深切同情劳动妇女苦难命运。

“家”是每个人安生立命之所，是灵魂的栖息地。对于长期漂泊在外的人，家的意义更为重要。

二、寻根意识

萧红是全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其小说写得无拘无束，自由随意，故事和人物都是零碎的，这是其个人风格的体现，同时过于松散的小说结构也常为人所诟病。而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也采用了散文化的写法，但故事情节完整，全部故事围绕主人公王琦瑶展开，并且注重文学技巧上的匠心独运。作者巧思布局，王琦瑶的人生始于弄堂，终于弄堂。且处处设置伏笔和暗示，如作品开篇就暗示了王琦瑶的死，王琦瑶在片厂看到一个女人死在床上，感到的不是可怖，而是熟，这正是她自己的结局。

教育文化价值-古建筑即是一部活历史，书本上毫无生趣的知识使得学生很难提起兴趣。通过现场近距离对于古建筑的讲解，可能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古建筑因附带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使得它成为该地区的一种宝贵乡土资源。

两部作品中散文化语言的运用都起到了一种“陌生化”的叙述效果，但《呼兰河传》中的散文化语言简洁、不雕琢，如孩童般的天真直率，不像是在将文本呈现给读者，而是自我言说，萧红自我陶醉于她的“故乡”之中。《长恨歌》中的语言如工笔画般细腻精致，王安忆仿佛在织一件毛衣，耐心而细致，对景物的描绘一丝不苟。看似堆砌的环境描写，并非是作家为卖弄自己的才华，实则是为衬托人物的出场，也暗示着主人公的命运。换而言之，萧红的描写是直觉成分居多，而王安忆态度更加理性客观。

作为女性作家，王安忆与萧红时刻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命运。但时代的不同，个人经历的不同，促使她们对两性关系理解的不同。

呼兰河小城女性们的悲惨命运，当地“指腹为婚”的习俗，娘娘庙和老爷庙的差别，都在控诉着男女的不平等。男人的命运天注定，而女人是软弱无助的，她们的命运由男人决定，由封建伦理道德的维护者——婆婆决定。

三、两性关系

王安忆就如她笔下的富萍一样，是上海这个城市的移民，作为外来户，缺少亲戚朋友，也没有家族。虽自小跟随母亲在上海生活，但她始终是一个旁观者，这就注定她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上海。且王安忆经历了十年的插队生活，当她再次回到上海，上海也已是物是人非了，此时的上海对于王安忆来说是陌生的，她迫切想要拥抱上海这座大都市。其《长恨歌》借用一个女性的视角，探索上海这座城市的文明与四十年的发展变迁，展现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以此寻找上海这座城市的根，寻找自己与上海和世界的联系。

船舶《保安计划》要求船舶生活区、驾驶台、机舱等水密门均能够从里边很方便地栓死，而从外边不能打开。这一点主要是为了防海盗和登船控制船舶核心部分，以及伤害在船人员。通常对水密门的锁闭，有几点要求：1.是要求从内部可以很方便地打开和锁闭。2.一旦从里边锁死后，从外部轻易打不开。3.正常航行期间，特别是靠离码头，狭水道机动航行时，严禁随意从里边锁死。4.安保通道控制期间，未经许可不可以随意打开，谁打开谁负责从里边锁死。船舶每层水密门均应安排专人在紧急情况下从里边锁死。

萧红在短暂的一生中饱尝了父权制的迫害，即使她后来幸运地受到“五四”文化运动的洗礼，接受思想解放，但却始终没能走出父权社会男性中心的阴影，萧红曾这样解读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1]可见父权制社会对其影响之深。萧红的这种体验也表现在了她的作品之中。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写出了两类女性的悲惨命运：一类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维护者——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另一类是父权制社会下的间接受害者——小团圆媳妇。她们都不具有反抗性，是被压抑者，被奴隶者。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在追忆童年的同时，还对封建制度及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但其更偏重于控诉男女的不平等，发出的是“救救女性”的呼喊，而《长恨歌》完成了从《小鲍庄》对农村、传统文化寻根向城市寻根的蜕变。王安忆和母亲茹志娟一样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的本质，有着一种历史史观，创作出一部城市的史诗。

王安忆和萧红相差半个世纪，王安忆的生活要比萧红幸福得多，而十年的插队生活又给王安忆增添了一份成熟和坚强。在萧红笔下，女性是被压制、被奴役的，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则是坚强不屈，独立自主的。此外，男性霸权被解构，王琦瑶周围的男性除了政府官员李主任有一定能力，其他男性都表现出软弱胆怯、平庸的一面，反衬出王琦瑶极具上海特色的极其顽强的女性生命力。当然，对于男性的软弱退缩，作者并不是抱以讽刺批判的态度，反而予以宽容同情，正如王琦瑶对待康明逊和萨沙，是散发着母性魅力的，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

萧红以悲苦的女性话语去书写女人的“死亡”境遇，而王安忆则以悲悯的女性话语去书写女性的“成长”历程[2]。

当前的人员管理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面临的问题也就成了人才管理不确定。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企业被当今新的共享经济淘汰，现存企业不仅要构建一条坚实的人才管理链，还要不断打造一个供应人才链，改变传统的以人为本的观念，优先考虑业务。

PDCA循环管理在提高医院门诊自动化调剂设备出药速率中的应用 ……………………………………… 周 峥等（5）：587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萧红的小说对王安忆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作家，王安忆紧跟时代创作潮流，以更客观，更理性，更广阔的创作姿态，对萧红式散文小说借鉴的基础上，融入个人的情感体验，且更加注重艺术技巧的运用，博取百家之长。其高产与风格多变并不是依赖于自身的文学直觉，更多的是勤奋、好学与擅长借鉴。简言之，反复研读、并对自己认可的小说范本进行创造性摹仿与超越，乃是王安忆不断转型突破、小说面貌摇曳多姿的成功秘诀。

参考文献：

[1]李娟.父权制下的女性悲剧——解读萧红《呼兰河传》[J].大众文艺，2011(04).

[2]李晓华.论迟子建对萧红的继承和超越[J].重庆三峡学院报，2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