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技能(social skill)是儿童在社会交往中顺利完成任务的一种能力[1]。有研究[2]表明，家庭环境对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良性沟通对儿童社会技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生态系统理论也指出，在幼儿时期的微环境系统中，家庭环境对幼儿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父母的信仰、信念和行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影响深远，当家长和幼儿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交互反应时，家庭的微系统才能良好运转[3]。

教育成效(parental efficacy)是家庭环境的一部分，也是心理控制源中的一个维度。它通常代表父母对孩子的管理和教养是否能够取得期待的效果，以及父母对管教的效果是怎样看待的。教育成效直接体现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的内控和外控的态度和对教育的自我效能的感知[4]。采取教育成效外控的父母可能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父母角色不权威。他们可能认为，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是依靠自己无法掌控的外部力量决定的，如社会环境、儿童自身因素等。而采用教育成效内控的父母，通常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他们倾向认为只要自己能够使用合理的态度和教养方式，孩子是可以被自己的教育影响的，父母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积极效果。

Lawton等[5]对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儿童的研究表明，心理控制源中的教育成效与ADHD儿童是否相信自己多动行为能够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消失有显著的相关，这说明父母教育成效对于儿童的自我信念和自我效能能够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父母教育成效对于儿童身心发展都能起一定作用，不同教育成效的父母可能采用不一样的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父母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教养行为方式[6]。教养方式体现在父母对待儿童的言语、关注度和行为反馈等方面，不同的教养方式影响儿童的内外化行为[7]。一项关于哥伦比亚裔家庭的教养方式和儿童社会技能的研究[8]显示，父亲采取专制的教养方式与学龄早期儿童的接受能力、语言能力呈负相关，而母亲越专制，孩子的社会行为表现可能越不好。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可能预测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强 [9] 。采取消极的的教养方式会引起孩子的适应不良，阻碍社会技能的发展[10]，且消极的教养方式与孩子的内化行为问题、攻击性行为等呈显著正相关[11] 。

影响儿童社会技能的因素很多，教育成效和教养方式都能对社会技能产生影响。对于不同因素的作用机制，目前尚无法作出清晰的描述，值得进一步探究。本研究以两所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教育成效、教养方式对幼儿社会技能影响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作出以下假设：① 教养方式在幼儿社会技能高低不同组之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② 教育成效、教养方式和幼儿社会技能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③ 教育成效能直接影响幼儿社会技能，也能通过教养方式间接影响幼儿社会技能。教养方式在教育成效和幼儿社会技能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从上海和合肥两地各随机选取1所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发放给幼儿家长问卷52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35份，有效率为83.7%。幼儿年龄为3～6岁，分别为小班163人，中班147人，大班125人；男童229名，女童206名。问卷由幼儿的父亲或母亲填写。

1.2　研究工具

分地区来看，城市是人口集中地，在低成本集中提供各种服务方面具有规模经济和靠近消费群体的优势，必然具备平均水平以上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上海作为行政等级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获取各种资源上有绝对优势，每一项基本公共服务都处于领先地位。江浙两省中，浙江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水平高于江苏，仅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投入不足。江苏各项服务的人均支出水平中，除了医疗卫生方面高于全国外，其他类基本公共服务不仅低于浙江，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又以社会保障类基本服务最低，说明在民生方面江苏还存在较大不足。

采用项目-结构平衡法对教育成效和积极的教养方式(民主性)的项目进行打包处理，以校正变量得分的非正态分布，减少随机误差，提高共同度[16]。将教育成效和民主性项目分别合成3 个小组，将量表题目按照负荷由高到低和由低到高依次排列，使每个小组有接近的负荷和方差[17]。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进行理论假设检验，以教育成效为自变量，分别以两种教养方式为中介变量，幼儿社会技能为因变量，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对两个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图1，2)。

秋凉如水的夜晚，仰望星空，我们会发现在南天上，由四颗星组成了一个正方形，它横跨两个星座，由仙女座的α星（壁宿二）和飞马座的α星、β星和γ星组成。我国古代的人们把这个四边形看作是避风遮雨的住室。到了秋季，当人们看到夜空中的四边形后，就知道要修补房屋，准备过冬了，因此也把这4颗星叫做“定星”。

1.2.2　教育成效　采用Campis等[4]编制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量表》中的《教育成效分量表》。该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评分从1(非常同意)至5(非常不同意)。《教育成效分量表》共10个项目。量表总分越高，代表子女教育心理越外控，分数越低代表子女教育心理越内控。该量表于欣[13]进行修订后，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54。

1.2.3　父母教养方式　采用杨丽珠等[14]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该问卷共40道题，采用5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父母越经常采用相应的教养行为。问卷包括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不一致性五个维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9。

1.3　统计学分析

两组比较，结果显示，幼儿教育成效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父母教养方式中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和不一致性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专制性教养方式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对幼儿教育成效、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会技能三者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表2)。结果显示，教育成效与放任性、不一致性呈显著正相关(P<0.001)，与民主性呈显著负相关(P<0.001)；教育成效和社会技能总分及自我控制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民主性和社会技能总分、社会技能两维度(自我控制、主动性)呈显著正相关(P<0.001)；溺爱性、放任性、不一致性与社会技能总分、社会技能两维度(自我控制、主动性)呈显著负相关(P<0.01或P<0.001)。专制性与自我控制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0.01)。

1.2.1　幼儿社会技能　采用孙圣涛等[12]编制的《幼儿社会技能家长评定问卷》。该问卷依据二维结构理论，将社会技能分为主动性和自我控制两个维度。问卷共32题，主要由幼儿的父亲或母亲填写。问卷为李克特5点计分，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至5(完全符合)，总得分越高，表示幼儿的社会技能越好。问卷的效度指标为：χ2/df=2.218，RMSEA=0.059，CFI=0.902，NNFI=0.914。拟合程度良好，是可靠的评估幼儿社会技能的测量工具。本研究中，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控制可能产生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向家长发放问卷时，详细说明内容将严格保密，数据只供研究人员进行大样本分析，并采取平衡题目顺序等进行程序控制。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将研究中涉及到的所有变量放入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为12.3%，低于临界标准4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2.2　幼儿社会技能高低分组的教育成效和父母教养方式比较

佛山三山新城规划面积23.8km2，位于千灯湖、芳村、白鹅潭三大经济圈交汇处的区域，5min可到达广州南站，15min可至广州大学城，30min可达广州白云机场，20min至南海大学城，10min至佛山市中心，是广佛都市商圈的前沿地带。

采用顾海根[15]对于大样本的极端分组方法，筛选出社会技能得分在总分前27%的幼儿，称为高技能组；也筛选出社会技能得分在总分后27%的幼儿，称为低技能组。对两组幼儿的教育成效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得分进行显著性检验(表1)。

表1　对高低分社会技能组幼儿教育成效和父母教养方式得分的差异性比较

  

项目社会技能高分组(n=117)社会技能低分组(n=117)t教育成效24.06±3.7423.00±4.902.05①溺爱性12.09±2.9713.74±3.72-3.73②民主性40.48±5.0336.37±4.446.63②放任性17.38±4.1120.22±3.76-5.53②专制性21.67±3.6622.53±4.03-1.72不一致性12.95±3.8515.09±3.59-4.41②

注：①P<0.05, ②P<0.001。

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进行数据输入，采用SPSS 19.0进行相关分析、差异检验等，并使用AMOS 17.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幼儿社会技能、教育成效和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

摄影师高志明常常闲得发慌。整个上午，春风照相馆里没有一个来照相的顾客，午间，高志明跟搭班的同事打声招呼，跨上自行车在街上闲逛。

 

表2　幼儿教育成效、父母教养方式和幼儿社会技能得分的相关分析　　(r)

  

项目1234567891教育成效2溺爱性0.073民主性-0.18③-0.10①4放任性0.15③-0.35③-0.27③5专制性0.810.16②-0.090.15②6不一致性0.21③0.33③-0.24③0.40③0.35③7自我控制-0.12①-0.19③0.32③-0.27③-0.14②-0.26③8主动性-0.09-0.13②0.25③-0.18③-0.02-0.16②0.47③9社会技能总分-0.12①-0.18③0.32③-0.26③-0.08-0.24③0.82③0.89③

注： 1为教育成效，2～6为父母教养方式五个维度， 7～8为社会技能两个维度， 9为社会技能总分；①P<0.05,②P<0.01, ③P<0.001。

2.4　教养方式在教育成效和社会技能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美国PoreMaster33型自动压汞仪测定多孔C/C复合材料的孔径分布，其微分曲线峰值对应的孔径即为多孔C/C复合材料的最可几孔径，即分布最多孔径的尺寸。

结果表明，以积极教养方式(民主性)为中介的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良好，χ2/df=1.60，GFI=0.99，AGFI=0.97，CFI=0.99，NFI=0.96，RMSEA=0.37，直接效应不显著(P>0.05)，间接效应路径系数极其显著(P<0.001);以消极教养方式为中介的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也良好，χ2/df=1.67，GFI=0.98，AGFI=0.96，CFI=0.97，NFI=0.93，RMSEA=0.39，直接效应不显著(P>0.05)，间接效应的路径系数也非常显著(P<0.001)。可以得出，积极和消极的教养方式均在教育成效和幼儿社会技能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图1　积极教养方式在教育成效与幼儿社会技能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注： ①P<0.001。

  

图2　消极教养方式在教育成效与幼儿社会技能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注： ①P<0.001。

对以积极和消极教养方式为中介的回归模型进行Bootstrap检验，重复抽样1 000次后，计算其95%的置信区间(表3)。可以看出，两模型的各间接路径对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进一步证明了教养方式在教育成效与幼儿社会技能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表3　结构模型的效应值

  

路径标准化的路径系数95%置信区间下限上限教育成效—积极教养方式—社会技能0.30×2.21=0.66-0.23-0.05教育成效—消极教养方式—社会技能0.55×1.87=1.02-0.28-0.08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幼儿社会技能高、低两组的教育成效分数差异显著，说明幼儿社会技能高、低不同的两组家长采用不同的教育成效态度。这与以往的研究[18]基本是一致。在高、低两组的幼儿社会技能的比较中，父母采用的教养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不一致性教养方式均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社会技能高、低分组的家长可能采用显著不同的教养方式。一项关于非洲裔和波多黎各裔美国人父母之间的教养方式的研究[19]显示，父母积极地回应态度和一致性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技能之间有显著关系。社会技能高、低两组在专制性上不存在显著差别，这可能与我国的社会文化有一定关系。有研究[20]指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有相当一定比例的父母采用偏严厉的教养方式，但这种带有专制色彩的教养方式并没有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有些在某种程度上还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本研究中，教育成效与幼儿社会技能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即教育成效越外控，幼儿的社会技能水平就越低。外控的父母通常不认为自己教育会对儿童的成长起到作用，而以为幼儿的社会技能是由儿童自己的先天、学校等外部因素决定的。国外也有研究[21]证明，外控型的父母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内控型的父母对自己的教育成效抱有积极的态度，他们更愿意把教育重点放在自己行为的控制上，相信自己的努力对幼儿的社会技能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教育成效内控型的父母更重视幼儿社会行为，因而对其孩子社会技能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教育成效与放任性、不一致性的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民主性的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教育成效越外控，家长越有可能采用放任和不一致的教养方式，越少使用民主性的教养方式。这与以往的研究[22]结果相一致。民主性教养方式与幼儿社会技能呈正相关，溺爱性、放任性和不一致性与社会技能均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父母教养方式越民主，幼儿的社会技能发展越好；父母教养方式中比较多地采用溺爱、放任和不一致的教养方式，对幼儿社会技能的发展越不利。以往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发展关系的研究[23]也都证明了这一结果。

本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在教育成效和幼儿社会技能之间起中介作用，教育成效通过教养方式对儿童的社会技能产生影响。有研究[24]表明，民主性等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社会性发展，而溺爱性、放任性等不良教养方式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起消极的作用。Zarra-Nezhad等[25]在研究父母教养行为和儿童内外化问题时指出，儿童的社交退缩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有积极相关。Fagan[19]也认为，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与父母积极回应的教养方式密不可分。

人工合成甜味剂可能对人体有致癌、致病的副作用[6]，因而已被许多国家限制使用。尤其在白酒行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白酒中甜味剂不得检出。所以对于白酒中甜味剂的测定应做到严格把关，防止白酒行业中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关于三氯蔗糖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9-10]、高效液相色谱法[4-5]、高效液相色谱蒸发散射法[12]、高效毛细管电泳-间接紫外法[18]、核壳型色谱柱-反相高效液相色谱-蒸发光散射检测法[19]、紫外衍生-高效液相色谱法[21]。

根据认知行为理论，核心信念支持行为，当父母的核心信念是自己对孩子的教育都是无用的、孩子成长不是自己能够把握的，那么在生活中他们就会做出与之相符的行为。如果父母的教育成效倾向外控时，他们就可能更多地采用放任的教养方式，任其自由发展。但若父母的教育成效倾向内控时，他们就会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投入很多的精力，力所能及地找到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26]。一项关于母亲教育成效信念和积极教养策略的研究[27]表明，拥有积极教育成效信念的母亲会更多地使用积极的教养策略和教育方法。上述研究都表明，父母教育成效的内外控信念通过教养方式这一实际行动的中介变量，对幼儿社会技能产生影响。

目前，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家庭因素对幼儿行为技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研究基于数据调查揭示，教育成效对幼儿社会技能的影响是通过父母教养方式为中介的，这一结果对家庭育儿的实践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建议父母能采用内控的教育成效理念，采取民主性等积极的教养方式，这将有利于幼儿社会技能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Cook CR, Gresham FM, Kern L, et al. Social skills training for secondary students with emotional and/or behavioral disorders: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meta-analytic literature[J]. J Emot Behav Disord, 2008, 16(3): 131-144.

[2]　Arroyo A, Nevárez N, Segrin C,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 and adult child shyness, social skills, and perceived family communication[J]. J Famil Commun, 2012, 12(4): 249-264.

[3]　Bronfenbrenner U. Toward an experimental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J]. Am Psychol, 1977, 32(7): 513-531.

[4]　Campis LK, Lyman RD, Prentice-Dunn S. The parent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 J Clin Child Psychol, 1986, 15(3): 260-267.

[5]　Lawton KE, Kapke TL, Gerdes AC. Understanding parental locus of control in Latino parents: examination of cultural influences and help-seeking intentions for childhood ADHD[J]. Cultur Divers Ethnic Minor Psychol, 2016, 22(2): 288-298.

[6]　张文新. 儿童社会性发展[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7]　Berkien M, Louwerse A, Verhulst F, et al.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dissimilarity in parenting styles are associated with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J]. Eur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12, 21(2): 79-85.

[8 ]　Roopnarine JL, Krishnakumar A, Metindogan A, et al. Links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parent-child academic interaction, parent-school interaction, and early academic skills and social behaviors in young children of English-speaking Caribbean immigrants[J]. Early Child Res Q, 2006, 21(2): 238-252.

[9]　Abu Taleb TF. Parenting styles and children’s social skills as perceived by Jordanian mothers of preschool children[J]. Early Child Dev Care, 2013, 183(11): 1646-1660.

[10] Stright AD, Gallagher KC, Kelley K. Infant temperament moderates relations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in early childhood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in first grade[J]. Child Dev, 2008, 79(1): 186-200.

[11] Chan TW, Koo A. Parenting style and youth outcomes in the UK[J]. Eur Sociol Rev, 2011, 27(3): 385-399.

[12] 孙圣涛，彭湘莹，黄　平, 等. 幼儿社会技能家长评定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7, 5(6): 359-368.

[13] 于　欣. 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量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3, 7(增刊): 294-296.

[14] 杨丽珠, 杨春卿. 幼儿气质与母亲教养方式的选择[J]. 心理科学, 1998, 21(1): 43-46.

[15] 顾海根. 应用心理测量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6] 卞　冉, 车宏生, 阳　辉. 项目组合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应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3): 567-576.

[17] 吴　艳, 温忠麟.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2): 1859-1867.

[18] Nasirpour K, Asgari A, Pourshafei H. 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 locus of control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J]. Int J Soc Sci Educ, 2015, 5(4): 2223-4934.

[19] Fagan J. African American and Puerto Rican American parenting styles, paternal involvement, and Head Start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J]. Merrill Palmer Q, 2000, 46(4): 592-612.

[20] 王　丽, 傅金芝. 国内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 2005, 13(3): 298-304.

[21] Moreland AD, Felton JW, Hanson RF, et al.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ing stress, locus of control and child outcomes: predictors of change in a parenting intervention[J]. J Child Fam Stud, 2016, 25(6): 2046-2054.

[22] Taris TW, Bok IA. Effects of parenting style up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young adult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care, locus of control and depression[J]. Early Child Dev Care, 1997,132(1):93-104.

[23] Carlo G, Mestre MV, Samper P, et al.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 among dimensions of parenting styles, sympathy, prosocial moral reasoning, and prosocial behaviors[J]. Int J Behav Dev, 2011, 35(2): 116-124.

[24] Li XW, Xie J. Parenting styles of Chinese families and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outcomes[J]. Eur Early Child Educ Res J, 2017, 25(4): 1-14.

[25] Zarra-Nezhad M, Kiuru N, Aunola K, et al. Social withdrawal in children moder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the children’s own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2014, 55(11): 1260-1269.

[26] Shumow L, Lomax R. Parental efficacy: predictor of parenting behavior and adolescent outcomes[J]. Parent Sci Pract, 2002, 2(2): 127-150.

[27] Ardelt M, Eccles JS. Effects of mothers’ parental efficacy beliefs and promotive parenting strategies on inner-city youth[J]. J Fam Issues, 2001, 22(8): 944-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