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流动人口总量约为2.53亿，并且以每年约800万的速度增长[1]。另外，流动人口的流量、流向及结构在流动的同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2]，家庭化就是最为显著的结构变化，即某些家庭中的单个成员流动变为整个家庭的流动，尤其是跟随父母在流入地暂时居住的流动青少年迅速增加[3]。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很容易产生心理危机[4]，而环境和生活带来的改变给青少年带来了更多的心理问题，他们缺乏社会支持，与当地的青少年相比而言，流动青少年更容易体验到孤独、焦虑和抑郁等消极情感[5]。研究[6]表明，流动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和偏差行为水平要高于一般青少年群体，与当地青少年相比，流动青少年存在更多的抑郁的心理问题。由此可见，流动青少年是社会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其抑郁情绪不容忽视，心理健康状态亟待改善。

抑郁症已成为当下青少年的隐形杀手，而处于抑郁状态下的个体虽然未达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但却也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与学习，导致生活质量下降，成为患有抑郁症的高危人群[7]。人格是个体在先天生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在以往有关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8]中，常将其与人格联系起来，借以说明抑郁的产生机制，这表明人格在抑郁情绪的产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除人格因素外，抑郁还受心理因素、生理因素以及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9]发现，对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较差的个体疑病倾向大，具有明显的抑郁情绪。对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即为主观健康。

主观健康(或称为自评健康)是被广泛使用的健康测量指标。主观健康能综合反映躯体、心理、社会功能、角色功能等多方面的状况[10]。健康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者身体虚弱，更是一种从身体、心理到社会生活的全面的良好状态[11]。主观健康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与应用[12]。个体对自己健康的自感情况比实际的医学状况更重要[13]。因为主观健康较差可能是负向心理社会状况(如离群、负性生活事件、沮丧、工作压力等)的一个共同特征，这表明主观健康是理解其他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影响的关键。高主观健康水平是否可以缓解流动青少年的抑郁水平，在流动青少年人格与抑郁的关系间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呢？因此，研究流动青少年的主观健康状态对于改善其抑郁状态以及预测其未来心理健康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南宁轨道交通地铁4#线超长地下车站防水施工为实际研究案例。南宁地铁4#线洪运站，车站全长495m，结构为底下2层，采用灌注桩围护结构，防水等级一级。地铁4#线洪运车站整体处于地下水常水位以下，车站南侧40m有一条河道，负1层车站位于填土、含黏性圆砾层中，含水量高，基坑开挖时出现过多次不同部位的渗漏，需要在密闭、狭小的环境下开展防水施工。

流动青少年虽然身处不利的条件下，但大部分的流动青少年经过调节也可以缓解抑郁情绪或避免抑郁情绪的发生。以往研究[14]认为，神经质是人格特质的核心之一。关于抑郁与人格的研究也多数集中于神经质人格，而对于其他类型人格与抑郁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以流动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大五人格(开放性、神经质、宜人性、责任心和外倾性)对抑郁的影响机制，并综合主观健康在人格与抑郁间所起的调节作用，整体分析调节效应，有助于系统地解释流动青少年抑郁发生的影响因素和可能机制，为流动青少年抑郁的早期发现与防御工作提供理论参考，并对于提高流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简单斜率(simple slope)检验进一步分析流动青少年的主观健康在人格与抑郁间的调节作用。分别以人格中的宜人性、神经质、开放性为自变量，主观健康为调节变量，抑郁为因变量，将主观健康划为高分组和低分组。结果表明，以宜人性为自变量时，主观健康的低分组对抑郁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32，t=1.63，P>0.05)；高分组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simple slope=-0.66，t=-3.91，P<0.001)；以神经质为自变量时，主观健康的低分组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simple slope=0.63，t=9.30，P<0.001)；高分组对抑郁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19，t=2.21，P<0.05)，但正向的预测作用减弱。以开放性为自变量时，主观健康的低分组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0.11，t=0.91，P>0.05)；高分组对抑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59，t=-4.41，P<0.001)(图1)。

1.2　工具

1.2.1　流动青少年身份界定标准　通过户口性质(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户口是否在现居住地及青少年在现居住地居住的时间这3个项目来筛选出流动青少年，凡是具有农业户口、户口不在现居住地及在现居住地居住时间超过6个月，且年龄在18～25岁的个体，被界定为流动青少年[15]。

1.2.2　主观健康抱怨量表(subjective health complaints index, SHCI)[16] 　SHCI主要用于了解个体对过去6个月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估，包括头痛、腹痛、背痛、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紧张、睡眠困难和头晕。采用5点计分制，从“每天”到“很少或从不”，分别给予1～5分。个体在此量表上的分数越高说明主观健康越满意。本次研究的α系数为0.84。

对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22]。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8个，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0.92%，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各变量间的关系是可信的。

在控制了性别与年龄后，人格中的神经质(B=1.72，95% CI=1.20～2.23)对抑郁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外倾性(B=-0.66， 95% CI=-1.21～-0.11)、 责任心(B=-1.10， 95% CI=-1.65～-0.57)以及开放性(B=-0.61， 95% CI=-1.14～-0.08)对抑郁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 其中宜人性(B=-1.20， 95%CI=-1.79～-0.60)、神经质(B=-0.95， 95% CI=-1.38～-0.52)以及开放性(B=-0.91， 95% CI=-1.44～-0.39)与主观健康的交互项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同时，宜人性与主观健康的交互项对抑郁的解释率有16%的增益，神经质与主观健康的交互项对抑郁的解释率有29%的增益，开放性与主观健康的交互项对抑郁的解释率有15%的增益，且具有统计检验显著性，说明主观健康确实在宜人性、神经质以及开放性与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

本研究显示，流动青少年抑郁水平与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与外倾性、责任心、开放性、宜人性以及主观健康呈显著的负相关。并且神经质对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开放性以及主观健康对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表明神经质得分越高，个体的抑郁水平越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23]。而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开放性以及主观健康的得分越高，个体的抑郁水平越低。Bagby等[24]认为，神经质可能是重度抑郁的易感因素。神经质人格反映了个体感知和体验外在世界危险和混乱程度，这一人格特质得分越高的个体会显示更强烈和更频繁的负性情绪，感到不自信，经历更多的应激，以及有更多的躯体担忧[14]。而高外倾性的个体充满活力，经常感受到积极的情绪，更易在外界环境中获得正向的信息和积极的反馈，所以其难以体验到抑郁的情绪。开放性个体兴趣较为广泛、富有想像力且情感较为丰富，开放性的得分越高，抑郁情绪水平就会越低。宜人性具有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与人为善以及对待事物持有乐观的态度的特质[25]，因此宜人性得分高的个体可能会持有乐观、向上的态度，有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处理负性事件，降低抑郁发生的概率。此外，充满责任心的个体在面对压力与负性事件时会有更强的控制、管理能力，能够较好调节自身，他们更善于投入到积极的活动情景中去[26]，抑郁情绪难以产生。

1.3　调查方法和质量控制

在进行调节效应的分析前先对自变量与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人格(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开放性)为自变量，主观健康为调节变量，抑郁为因变量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与PRCCESS对数据进行分析。同时，运用Bootstrap法检验调节效应是否显著。Bootstrap法是在原样本中重复的有放回的随机抽样，一般重复抽取的次数为1 000或5 000，此方法可以有效缓解Ⅰ类和Ⅱ类错误的可能性，此方法在近些年被广泛地使用[20]。本研究使用Bootstrap法，构造5 000个样本，每个样本容量均为351人，选择95%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若CI不含零，则表示相应的效应显著[21]。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1.2.3　中国版10项目大五人格量表(ten-item personality inventory in China, TIPI-C)[17]　TIPI-C是在Gosling等[18]编制的人格量表的基础上修订的。该量表包括10个题项，包含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与开放性5个因子。采用Likert 7点计分制，1表示“绝对不同意”，2表示“非常不同意”，3表示“基本不同意”，4表示“不确定”，5表示“基本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7表示“绝对同意”。TIPI-C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为0.60～0.73。

2.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抑郁与主观健康以及人格(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开放性)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其中抑郁仅与人格中的神经质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其他因子以及主观健康均呈显著的负相关；主观健康与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以及神经质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人格的5个因子中，开放性与外倾性、宜人性以及责任心存在显著的相关，神经质与外倾性和宜人性存在显著的相关，宜人性与责任心存在显著的相关。同时，性别仅与宜人性和主观健康存在显著的相关，而年龄与各变量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

2.3　流动青少年主观健康对人格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

调查实施采用相同的指导语，测试通过手机扫二维码链接进行，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x±s123456781性别——2年龄19.69±1.40-0.11—3外倾性8.01±2.49-0.02-0.07—4宜人性9.70±2.020.19②0.02-0.10—5责任心9.17±2.350.010.10-0.070.44②—6神经质10.26±4.24-0.060.06-0.19②0.18①0.03—7开放性9.55±2.65-0.01-0.060.25②0.15①0.17②0.02—8主观健康27.82±5.42-0.140.10①0.11①0.090.17②0.20②0.05—9抑郁5.87±5.270.02-0.08-0.18②-0.12②-0.25②0.30②-0.13②-0.32②

注：①P<0.05，②P<0.01。

表2　流动青少年主观健康在人格与抑郁之间的调节效应

  

项目BSE95%CIR2F外倾性性别年龄外倾性主观健康外倾性×主观健康-0.24-0.24-0.66-1.71 0.510.660.200.280.290.27-1.71,0.87-0.62,0.15-1.21,-0.11-2.28,-1.14-0.02,1.050.1410.29宜人性性别年龄宜人性主观健康宜人性×主观健康-0.26-0.19-0.36-1.83-1.200.660.190.300.290.30-1.56,1.03-0.57,0.19-0.95,0.24-0.39,-1.26-1.79,-0.600.1612.27①责任心性别年龄责任心主观健康责任心×主观健康-0.43-0.12-1.10-1.68-0.070.650.200.270.280.30-1.71,0.84-0.51,0.25-1.65,-0.57-2.25,-1.11-0.65,0.510.1511.83神经质性别年龄神经质主观健康神经质×主观健康-0.32-0.25 1.72-2.20-0.950.590.180.260.270.22-1.48,0.85-0.59,0.101.20,2.23-2.72,-1.68-1.38,-0.520.2926.61①开放性性别年龄开放性主观健康开放性×主观健康-0.64-0.18-0.61-1.68-0.910.650.190.270.290.27-1.92,0.640.56,0.20-1.14,-0.08-2.24,-1.11-1.44,-0.390.1511.84①

注：①P<0.001。

1.2.4　贝克抑郁分级量表(Beck-depression rating scale-13) [19]　贝克抑郁分级量表针对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进行测量。该量表共有13个条目，每个条目代表1个抑郁症状类别，分别为：抑郁、悲观、失败感、不满、自罪感、自我失望感、消极倾向、社会退缩、犹豫不决、自我形象改变、工作困难、疲乏感和食欲丧失。采取四级计分制，分数在0～4分之间表示无抑郁症状，5～7分之间表示轻度抑郁，8～15分之间表示中度抑郁，16～39分表示重度抑郁。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53。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6年3—4月选取3个城市中的3所中学，采用抽签法，每个年级随机抽取2个班级全体学生参加测试，共发放问卷1 282份，有效问卷为1 159份，有效问卷率为90.9%。其中流动青少年(按照户口为农业，现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一致，且长达6个月以上为筛选标准)351名，平均年龄(19.69±1.40)岁。其中男生161名(45.87%)，女生190名(54.13%)。被调查对象均排除重大躯体疾病，无精神病史及无严重认知障碍。并且所有被试父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图1　流动青少年主观健康在人格(宜人性、神经质、开放性)与抑郁间的调节作用注：A. 主观健康在宜人性与抑郁间的调节作用；B. 主观健康在神经质与抑郁间的调节作用；C. 主观健康在开放性与抑郁间的调节作用。

3　讨论

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必须要从维护企业和职工双方利益出发，将贯彻落实《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作为重中之重，让广大职工有效参与民主管理、决策和监督，切实筑牢劳动关系稳定根基。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主观健康在神经质、开放性以及宜人性与抑郁的关系间起到调节作用。对于低主观健康的个体而言，神经质能正向预测其抑郁水平，也就是说低主观健康增强了神经质对抑郁的消极影响。而对于高主观健康的个体而言，神经质对抑郁仍有正向预测作用，但是与低主观健康相比，正向预测作用减弱了，这表明主观健康的增加可以缓冲神经质对抑郁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表明高主观健康可以减弱神经质对抑郁的消极影响。同时，对于高主观健康的个体而言，宜人性、开放性能负向预测其抑郁水平，这表明高水平的主观健康增强了宜人性、开放性对抑郁的积极影响。如前文所言，主观健康是个体对自己生理、心理状态的总体体验和评价，高主观健康个体会体验到自身有一个良好的生理、心理状态，在体验到消极的情感后能够自我恢复，所以会缓冲神经质对抑郁的消极影响，而增强了个体宜人性和开放性对抑郁的积极影响。相反，低主观健康个体疑病的倾向比较大，且伴有明显的焦虑、担心、紧张等负面情绪，进而可能会加重神经质对抑郁的消极影响。

颜晓晨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刚才的问题其实给她设了个套，如果自己没有恐惧，又怎么可能知道书籍并不能解决问题？

流动青少年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周围环境带来的改变使他们的心理处于一种游离不定的无归属感状态。在社会层面上，流动青少年作为社会人群中的弱势群体，歧视知觉减弱了他们的城市认同，给其带来更大的无归属感。而在家庭层面上，与父母的分离给流动青少年造成心理创伤使其表现出情绪和行为问题。这两点致使流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偏低，增加了其产生抑郁情绪的可能。因此，流动青少年的抑郁情况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表明，人格可能是引起抑郁的重要因素，但人格具有稳定性，尤其对于流动青少年而言，人格在这一时期已基本牢固形成。而本研究结果发现，流动青少年的主观健康可以调节其人格特质对抑郁带来的影响。主观健康是个体主观的认识和体验，是可以通过后天干预改变。总之，有针对性的干预可以提高对自身心理和生理积极的认知，进而提升其主观健康的水平，减少抑郁的发生，对于流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型振动筛加强梁动态受力分析和寿命预测 卢世坤，刘初升，高 迟，王凤平，王 明，张凤翔，吕 琳1(28)

本文计算引用的大桥为东西向旧桥改建跨河大桥，设计荷载：公路—Ⅱ级；桥梁宽：10.0 m；桥面横坡：双向1.5%；通航标准：Ⅲ级，航道通航净空60 m×7 m；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 g。桥跨形式为：5×25 m(完全利用)+3×25 m(顶升后调坡改造)+(25.1 m+24.9 m+2×22.5 m+18.35 m)(新建)+82 m(下承式系杆拱)+24.65 m(新建)+4×25 m(抬高后调坡改造)+7×25 m(新建)，桥梁全长702.53 m(从东向西方向)。全桥利用老桥T梁27片，分别安装在第20～26跨，其中第20跨右侧中梁为新预制T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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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Wave Added Resistance Concerning Minimum Propulsion Power Setting……………JIA Teng, DONG Guoxiang, GAO Yuling, LI Chuanqing(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