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确定了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等三种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根据农业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已经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 272万人。这一千多万的新型职业农民是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定，他们是否真的实现了职业化？其职业化水平到底如何？很多学者提出质疑[1]。我国当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需要检验，国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如何改进和完善也需要指引，因此，如何在当前国情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评价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职业化发展是指农民由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职业化水平由低向高转变的动态发展过程[1]。从已有的文献看，国外大量的相关研究都集中在人力资本投资领域，以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为主，主要研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具体包括：第一，农民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意义。舒尔茨[2]率先在农业中引入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他提出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Foster和Seevers[3]提出，农民教育培训是提高农民劳动能力的关键，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变物质资源的生产方式，满足可持续开发的需求。Pierce[4]认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可以适应并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Schultz[5]认为，农民的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农民的工作效率，并且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Phillips[6]提出，通过对农民实施教育培训，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质量。第二，农民教育和培训的具体内容。Lynch等[7]指出，农民教育最重要的是掌握经济知识和农业生态知识。Leavitt和Judd[8]指出，农民需要通过教育学习土壤保持、病虫害防治和牲畜饲养法律等技能。Rogers[9]提出，对于农民培训的关键是要让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做出决策，如能够掌握如何控制和管理庄稼和牲畜的病虫、疾病等。

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国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农民职业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王余[10]指出，农民分层是传统农民实现从身份农民到职业农民转换的起点。郭剑雄[11]认为，只有当农业工资率大于等于非农业工资率，从事务农劳动是一种自主择业时，农民才能实现职业化。王敏琴等[12]提出，应当构建农民职业化的可持续保障机制。第二，农民职业化发展的载体平台研究。徐志红[13]指出，目前我国农民职业化水平低，职业农民认知不到位，导致“农民”并未真正成为一种职业。他还提出农民的职业化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更需要经济合作组织的带动，他通过对陕西省45家种植类合作社进行调研分析发现，农民合作社对促进农民职业化发挥显著作用。童洁等[14]提出，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新型职业农民组织化发展的主要平台。第三，农民职业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张慧等[15]提出，农民职业化的本质特征是农民身份的转化，他们进一步提出当前我国农民的职业素质和劳动技能较差，农民职业教育落后，农业分工与专业化不发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是阻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的影响因素。由此可见，关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的研究还停留在早期阶段，尤其是缺乏对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如何科学准确地评价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真实的职业化发展水平，对于检验当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完善培育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1.2.2 调查方法 研究者在医院各科室发放问卷，讲明研究目的及意义后，调查对象进行问卷填写，经研究者检查无漏填、错填项目后当场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收回有效问卷222份，有效回收率92.50%。

基于此，笔者提出构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指数，何谓“一般”？这其实是指文章的研究涵盖了国家认定的三类新型职业农民，基于现实条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类研究。第一，实践操作中的认定难题。对于三类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虽然国家农业部已经制定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认定信息采集表》，但是实际操作中认定极其模糊。一是认定标准偏离了职业属性的基本要求。如以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为例，仅仅针对文化程度、年龄、从业年限、收入、获得证书类别和专业学习培训等情况进行考察，忽略了职业认同和职业行为规范方面的考核。二是三类新型职业农民界限不清。目前仅仅对生产经营型农民单独做了区分，而对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的认定条件完全一致。第二，分类研究条件受限，意义有限。农业部早就确定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类。常理[16]认为，未来还将有1亿规模的新型职业农民，分别是专业技能型6 000万人，生产经营型3 000万人，社会服务型1 000万人。以此大致可以推断当前和未来，专业技术型的新型职业农民是培育的重点和主力。因此，目前的条件下，不仅不具备分类研究三种类型职业农民职业化水平的条件，而且研究的意义有限。

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指数设计

(一)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指数的研究路径

2.3 消解动态试验 甲基硫菌灵施药后，部分可代谢为多菌灵，其残留量以多菌灵、甲基硫菌灵折合成多菌灵总量计。农药在大田环境下的降解是一个复杂过程，通常采用一级动力学方程描述其降解规律，以半衰期T 1/2表示农药在土壤和植物体中的消解程度，以施药后的时间(t)为横坐标、残留量(C)为纵坐标绘制指数曲线(图3)。

基于我国目前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的研究现状，本文利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等三种方法获取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指数。对于指标的选取，首先，确定目标层，从整体上确定综合维度指标。其次，在维度指标的基础上确定规则层，梳理分类研究的指标，即研究变量。最后，在规则层的基础上，选定操作层，确定具体的观测指标，即观测变量。按照由宏观至微观的思路，具体研究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指数研究路径

(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指数的指标选取

1.文献研究获取指标

通过文献梳理，以职业化的内涵为基础，获取职业化的一级指标。关于职业化的内涵，在学术界尚无一个权威的界定。赵曙明[17]认为，农民职业化应该包含系统的知识体系、专业的判断标准、专业的道德和信条、获得社会的认可以及一套专业的文化。谭功荣[18]提出，职业化的内涵应当包含职业准入、职业训练、职业认同、职业道德和职业文化。罗炎成[19]提出，职业化内涵包括职业资质、职责定位、职业能力、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Hall[20]认为，专门的知识、工作自主权、从业者组织、岗位资格和道德规范是职业化的内涵。Greenwood[21]则提出，职业化的内涵应当包括系统的理论、专业权威、社会认可、伦理行为守则和专业文化。Saunders[22]从三个方面提出职业化应当是指专门的技能和训练、最低限度的薪酬、专业协会建立以及规范专业实践的伦理规范。笔者结合以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提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的评价指标应当包含：职业文化素养、职业技能、职业薪酬、职业认同和职业行为规范。

2.专家访谈获取指标

本文选择了六位长期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展开深度访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已经确立的框架进一步验证、筛选和优化。专家访谈采用结构化访谈的形式，主要包含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献研究获取的指标进行重新考量，验证其用于测量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水平的合理性。二是采用头脑风暴的形式，进一步确定职业化水平的测量指标。为了确保访谈效果，每次访谈前均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将本文的研究主题进行了简要解释和说明，事后再与每位专家核实访谈记录，最终得到16个观测指标。

3.实地调研获取指标

指标1：文化教育程度。文化教育程度即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学习经历，以国家认定的文凭颁发权力的学校或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证书作为凭证。根据国家学历分类标准，我国学历等级包括，小学、初中、中专、高中、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4.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指标

2.2.4 文本分析法 针对一体化研究要借鉴国外经验，本研究重点分析了美国、英国、俄罗斯、新西兰、日本等部分国家的体育课程标准和体育课程教材，为我国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1)评价职业文化素养发展水平的观测指标

指标2：职业教育水平。与文化教育程度不同，职业教育水平主要是衡量从业人员从事于某种职业所需要的职业知识和技能，以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培训为学习方式。文化教育以通识教育为主，偏向于理论，而职业教育侧重于岗位需求，注重从业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培育。

在专家访谈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进一步验证、筛选和优化16个观测指标，确保所有观测指标具有可量化和可操作性，对一些容易产生歧义和不易测量的指标进一步优化设计，避免出现后期调研结果与实际情况产生较大偏差。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试点之一，本文选择四川省崇州市作为实地调研点，分别在具有代表性的17个家庭农场、合作社及农业企业中，选择60名已经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一对一访谈调研。共计发放调查问卷60份，回收有效问卷56份，有效回收率为93.3%。通过对问卷的分析、整理和研究，一共得到观测指标13个，并作为最终测量指标。

职业文化素养主要是评价从业人员的文化知识水平，它是从业人员理解和适应职业发展的一种基础素质。从业人员的文化知识可以从学习和实践中获取，因此，本文从文化教育程度、职业教育水平以及从业年限三个维度评价从业人员所具备的职业文化素养。

指标3：从业年限。文化知识素养除了来自于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同时也来自于从业人员的实践经验，而实践经验又取决于从业时间的长短。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认定信息采集表》中，也将从业年限作为衡量指标之一。对于农业从业人员而言，务农经验对于农业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

(2)评价职业技能发展水平的观测指标

砖子乍进门，见纤掌挥来，明知敌不过刀马旦的拳脚功夫，也要拼力反抗、击退气势汹汹的强敌的，然而气吐如兰的动口不动手，将他软化在石榴裙下了。赵仙童拥着他坐上沙发，转身沏杯龙井茶，又削了一只大苹果，剖成片放进碟子里，捏出一片撒着娇要喂他。砖子涌起潮水般的感动，晚上遭受诗友们不知情的污辱，白天挨的莫名其妙耳光，全都在一片苹果、一杯清茶中和解了。尽管这是他多年夫妻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大起大落。

职业技能主要是反映农民具备涉农生产、管理、经营方面的专业技术水平。本文基于对一般职业化发展水平的考量，职业技能主要考察农业操作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方面的技能不纳入评价范畴。同时，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是发展农业信息化，将从业人员的农业信息化技术水平作为评价指标之一。

(一)构造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

指标5：农业信息化技术水平。农业信息化技术水平是评价从业人员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指导农业生产、进行经营管理的能力。

(3)评价职业薪酬发展水平的观测指标

职业薪酬是社会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直接影响从业人员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对于从业人员的稳定性存在正向相关性。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认定信息采集表》中，明确了对收入的要求。基于对我国地区间农业发展不平衡的考量，因此，本文的评价指标选取薪酬水平的相对值更加科学合理。

甲醇，色谱纯，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盐酸（分析纯）、氢氧化钠（分析纯），永华化学科技（江苏）有限公司；磷酸二氢钾（分析纯）、磷酸（分析纯）、三乙胺（分析纯）、氢氧化钾（分析纯）、四氢呋喃（色谱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纯化水。

指标6：职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以从业人员的总收入作为参照，全职从事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得到的劳动报酬占个人总收入的比重可以评价该职业对于从业人员的重要程度。

指标7：职业收入占当地平均收入比重。以当地平均收入作为参照，全职务农与从事于非农行业的薪酬水平，可以评价从业人员务农收入在当地的实际水平。一个职业的职业化发展要使该职业的薪酬水平能够达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否则将会影响从业人员的择业。

各级安全参与人员可在线创建和启动检查计划，系统生成并推送对应的检查表至检查人的手持终端，检查人持手持终端按照标准检查表进行比对检查，并反馈问题。

(4)评价职业认同发展水平的观测指标

“职业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从业人员对所从事职业的满意度，包含个人对职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的看法。职业认同会影响从业人员的吸引力和稳定性。职业认同度越高，从业人员的职业化程度越高。引入职业认同的评价指标，对于弥补《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认定信息采集表》中的不足，强化对“职业属性”的认识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对职业声望的认可度、对职业薪酬的满意度和长期从事于农业生产经营的意愿作为评价指标。

指标12：对农业生产经营法律法规的熟悉度。与职业道德相似，每一种职业都有与职业相匹配的法律法规，从业人员除了遵守职业道德以外，同时也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不同的是，法律法规具有显性特征，所有与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是公开、透明和规范的。从业人员对农业生产经营法律法规的熟悉度越高，则遵守法律法规的可能性越大。

综上所述，建立一个层级清晰、主次明确的递阶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

指标10：长期从事于农业生产经营的意愿。是否愿意长期从事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从业人员对职业认同的行为结果。职业化程度与长期从业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从业人员的职业化程度越高，其长期从事于该职业的意愿越强，因此，将从业意愿作为对职业认同的观测指标之一。

2018年9月25日，美国纽斯凯尔电力公司(NuScale Power)宣布，已经选择BWX技术公司(BWX Technologies)作为其首个小型模块化堆设备制造商。这标志着纽斯凯尔小堆正在从设计阶段过渡到制造阶段，在走向市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5)评价职业行为规范发展水平的观测指标

与职业认同相似，职业行为规范也是一个主观评价指标，主要考察的是从业人员是否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行业的行为规范。一个职业化程度较高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职业自律，职业行为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极高。本文选取对职业道德的认知度、对农业生产经营法律法规的熟悉度以及对岗位职责及要求的熟悉度分别作为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和岗位层面的行为规范指标。

（5）提高产品质量大数据的质量。强化产品质量大数据采集的规范化建设，制定、推广标准化的数据规范，对具体数据项的定义、口径、格式、取值、单位等进行规范，形成对产品质量大数据的具体质量要求。加快区块链技术在产品质量大数据方面的应用和推广，充分利用其分布式的数据存储方式、点对点传输、公示机制、算法加密等特性，破解数据质量低下的现实难题，健全新型社会信用体系。加大对传播虚假产品质量信息、伪造产品质量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从源头提高产品质量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

指标11：对职业道德的认知度。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与职业特点相符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质。高度的职业自律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并且在职业活动中严格地遵守并执行。一个人的职业道德水平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不易直接评价。但从业人员对职业道德认知度越高，则严格遵守并执行的可能行越大，因此，采用对职业道德的认知度作为观测指标之一。

指标8：对职业声望的认可度。职业声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评价。通俗地讲，是与该职业的社会地位、从业环境、发展空间、职业福利与薪酬、职业的特性等因素相关。职业声望是一种主观性的评价，越是职业声望高的职业，从业人员越多。长期以来，农民被视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正是促使农民身份的改变。因此，从业人员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这一职业的认可度，将会影响从业者的从业意愿。

指标13：对岗位职责及要求的熟悉度。作为岗位层面的观测指标，岗位职责及要求是对从业人员最基本最明确的要求。是否能够胜任岗位职责及要求是判断从业人员从业资格的基本条件。对岗位职责及要求的熟悉程度越高，遵守并执行岗位职责及要求的可能性越高。

指标9：对职业薪酬的满意度。之所以出现“未来谁来种地”“空心村”等农业农村问题，其关键正是在于务农收入过低，导致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幅度转移。不断提高务农收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早已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因此，将对职业薪酬的满意度作为职业认同的观测指标是考察务农者对于收入的满意程度。

图2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指标评价递阶结构模型

三、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指数权重研究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较多，基于本文指标特点的考量，笔者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作为权重研究方法。AHP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针对不确定性问题的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化决策方法。通过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因素，对各个因素之间进行简单的比较和计算，就可以得出不同方案的权重。

指标4：农业技术资格水平。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认定信息采集表》中，明确将“农民技术职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证书”“绿色证书”作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的充分必要条件。由于我国各地在证书认定细则上存在的差异性，本文选取农业技术资格水平作为唯一观测指标，是为了满足操作性和可度量的要求。

依据上文构建的递阶结构模型，本文一共构建了6个判断矩阵，并请8位专家组成组织矩阵权重判断小组，采用Saaty的1—9标度法，通过共同讨论的方式进行指标权重比较，构建判断矩阵。用Matlab软件进行计算，并做随机一致性判断，当随机一致性判断λmax>0.1000时，及时进行修订，直至满足要求为止。具体操作不一一赘述，表1—表6是各个判断矩阵及权重计算结果。

排除标准：(1)恶性肿瘤；(2)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3)严重的甲状腺功能异常；(4)严重的血液疾病；(5)感染性疾病；(6)系统性炎症疾病；(7)既往经冠状动脉造影诊断为冠心病。

表1 B1、B2、B3 、B4、B5的相对重要性权重计算结果

AB1B2B3B4B5权 重B111/21120.1875B2212130.3023B311/211/210.1409B4112130.2654B51/21/311/310.1039

注：随机一致性判断中的λmax=5.0814，CI=0.0204，CR=0.0182<0.1000。

表2 C1、C2、C3 的相对重要性权重计算结果

B1C1C2C3权 重C11240.5714C21/2120.2857C31/41/210.1429

注：随机一致性判断中的λmax=3.0000，CI=0.0000，CR=0.0000<0.1000。

表3 C4、C5 的相对重要性权重计算结果

B2C4C5权 重C4130.7500C51/310.2500

注：随机一致性判断中的λmax=2.0000，CI=0.0000，CR=0.0000<0.1000。

表4 C6、C7 的相对重要性权重计算结果

B3C6C7权 重C6110.5000C7110.5000

注：随机一致性判断中的λmax=2.0000，CI=0.0000，CR=0.0000<0.1000。

表5 C8、C9、C10 的相对重要性权重计算结果

B4C8C9C10权 重C81420.5714C91/411/20.1429C101/2210.2857

注：随机一致性判断中的λmax=3.0000，CI=0.0000，CR=0.0000<0.1000。

表6 C11、C12、C13 的相对重要性权重计算结果

B5C11C12C13权 重C1111/41/50.1005C124110.4330C135110.4665

注：随机一致性判断中的λmax=3.0055，CI=0.0028，CR=0.0048<0.1000。

如上所示，本文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水平指数构建共计6个判断矩阵，其CR值全部小于0.1000，说明此指标体系所有的判断矩阵均符合满意的一致性标准。

北岛的这种艺术主张充分体现在他80年代后的创作中。诗人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使他的诗在朦胧的底色上更呈现了错综、奇诡、扑朔迷离的味道。”[2]发表于1985年的作品《触电》正处于北岛诗歌创作的转型期，综合运用了通感、视角转换、蒙太奇、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手法。而目前对北岛《触电》一诗进行阐释的文章大多都采用“传记式批评”或“印象式批评”。本文旨在通过借鉴新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批评方法对《触电》所体现的艺术手法及目前读者对其作出的阐释进行分析。

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中心环节。教师要精心设计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并通过课堂教学带动学生的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课外拓展，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课堂的精彩来自课外的苦功，来自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深入钻研，对学生学情的详细了解，对教学方法的优选创新，对教学过程的精心布局，对过去教学的不断反思。高校课堂以教师高超的教学能力为支撑，教师要自觉提高自己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导入能力，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的讲解能力，驾驭全局、洞察秋毫的管理能力，衔接自然、环环相扣、逐层推进的组织能力，临危不乱、镇定应对、急中生智的应急能力，中肯中听、导向积极、善于激励的评价能力。

(二)构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水平指标权重体系

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利用Matlab软件进行计算，最终构建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水平指标权重体系，如表7所示。

以《云南映象》为例来看，《云南映象》这部作品展现的是云南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显现出人与自然之间极大的相容性。作品表现出的土著居民原生态的生存状况是当地居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真实图景，而这便蕴含着太极文化的精髓——天人合一。具体来说，《云南映象》体现了自然与神灵的对话，通过神灵的告诫，我们知道了大自然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自然与神灵应该和谐相处，融为一体，而舞蹈便是送给大自然最好的礼物。因此这部舞蹈作品通过神灵告诫人们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充分体现了太极之道与自然之道。

表7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水平指标权重体系

一级指标权 重二级指标权 重综合权重(B1)职业文化素养0.1875(B2)职业技能0.3023(B3)职业薪酬0.1409(B4)职业认同0.2654(B5)职业行为规范0.1039(C1)文化教育程度0.57140.1071(C2)职业教育程度0.28570.0536(C3)从业年限0.14290.0268(C4)农业技术资格水平0.75000.2267(C5)农业信息化技术水平0.25000.0756(C6)职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0.50000.0705(C7)职业收入占当地平均收入比重0.50000.0705(C8)对职业声望的认可度0.57140.1516(C9)对职业薪酬的满意度0.14290.0379(C10)对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意愿0.28570.0758(C11)职业道德的认知度0.10050.0104(C12)对农业生产经营法律法规的熟悉度0.43300.0450(C13)对岗位职责及要求的熟悉程度0.46650.0485

四、结论与讨论

(一)当前我国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应当构建更加全面的培育体系

意识形态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要结合职业院校学生的心理特点、成长规律等有针对性的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贯穿育人全过程，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温度和品质。要善于利用新媒体拓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渠道，把微信、微博、论坛等新媒体作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载体，推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内容，关注学生的思想困惑，对学生普遍关注的敏感话题和时事政治给予正面的解答，使得意识形态工作更接地气，效果更加突出。

在农业部最新发布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中提到我国已经构建了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培育制度，以及涉农培训机构、多种资源和市场主体参与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在一系列培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非常明显。通过上文的研究，结合我国当前阶段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管理，笔者提出我国应当构建更加全面的培育体系，除了全面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质量，即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化水平。因此，需要将职业薪酬、职业认同和职业行为规范纳入规范管理的范畴，从而构建更加全面合理的培育体系。

(二)未来关于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指数的细化和量化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基于对我国现实国情的考量，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指数的研究还需要不断的细化和量化。首先，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新型职业农民应当具备的职业文化素养、职业技能、职业薪酬、职业认同和职业行为规范的内涵，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次，虽然笔者提出了13个观测指标，但随着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管理技术的全面应用，对于各个观测指标数据的收集能够更加精准，从而使评价更加准确。最后，随着三种类型新型职业农民职能的进一步分化，可以提出针对每一种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发展的评价指数。

参考文献：

[1] 李宏伟,屈锡华,杨淑婷.西方发达国家职业农民认定管理的经验及启示[J].世界农业,2016,(3):39-43.

[2]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5-52.

[3] Foster,B.B.,Seevers,B.S.Women in Agricultural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Committed to the Profession and Seeking Solution to Challenges[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2003,44(1):31-42.

[4] Pierce,J.T.Agriculture, Sustainability and the Imperatives of Policy Reform[J].Geoforum,1993,24(4):381-396.

[5] Schultz,T.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51(1):1-17.

[6] Phillips,J.M.Farmer Education and Farmer Efficiency: A Meta-Analysi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4,43(1):149-165.

[7] Lynch,T., Jenkins,B., Kilarr,A.The Professional Farmer[J].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1,36(2):123-138.

[8] Leavitt,F.M., Judd,C.H.Examples of Industrial Education[J].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1912,(9):507-510.

[9] Rogers,E.M.Diffusion of Innovation[J].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1986, 17(1):62-64.

[10] 王余.中国农民分层的经济研究[D].合肥：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1] 郭剑雄.工业化、选择性就业与农民的职业化[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109-117.

[12] 王敏琴,李辉,郭儒鹏.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职业化发展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0-155.

[13] 徐志红.合作社促进农民职业化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14] 童洁,李宏伟,屈锡华.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方向与支持体系构建[J].财经问题研究,2015,(4):91-96.

[15] 张慧,连玉红,张引莲.我国农业内部的农民职业化问题[J].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28-30.

[16] 常理.新农、老农、知农,一个都不能少[N].经济日报,2017-04-04.

[17] 赵曙明.人力资源经理职业化的发展[J].南开管理评论,2003,(5):73-77.

[18] 谭功荣.公务员职业化:起源、内涵及模式比较[J].中国行政管理,2009,(2):106-110.

[19] 罗炎成.应然、实然、使然:高校辅导员职业化问题探讨[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04-109.

[20] Hall,R.H.Occupation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M].Englewood:Prentice-Hall, 1975.

[21] Greenwood,E.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J].Social Work, 1957, 2(3):45-55.

[22] Saunders,C.Profession: Their Organization and Place in Society[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