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陈 禹

(中国人民大学 信息学院，北京 100097)

一、经济科学是否面临社会和经济现实的挑战？是否需要根本性的变革？

经济科学正在面临社会和经济现实的挑战，需要根本性的变革，这已经是许多同行的共识[1]。从次贷危机的爆发到熔断机制的失效，国内外的许多现实事例已经充分表明，现有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现实的经济形势变化已经难以回应、无法应对。国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斯蒂格利茨、布坎南等已经多有论述，黄达[2]、李杨[3]等也有明确的表示。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不少。他们认为：经济学并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斯密已经把基本规律讲清楚了，问题是人们没有正确地执行。

关于经济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经济系统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可以从许多不同的维度、视角和切入点去分析和观察。这些维度、视角和切入点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有一定的道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的。当然，在今天的中国，在信息经济和互联网兴起的背景下，在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展历程的关键时刻，这种情况必然会更加错综复杂、有增无减。

近两年，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是否需要颠覆？争论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对此，夏皮罗和瓦里安[4]两位大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我们所依赖的经济原则是可持续的。案例会改变，但思想不会过时”。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对经济学的)抱怨针对的是大多数人在校学习的古典经济学，其核心是供给需求曲线和完全竞争市场，比如农产品市场。我们必须承认，对一个负责促销新软件或电子杂志的管理者而言，供需曲线是没什么用的”。这两位大家并没有纠缠于“是否需要颠覆”的命题上，而是直接抓住了实质：经济学究竟该讲些什么。

二、传统经济学教科书讲了些什么

先从《国富论》[5]看起。第一编主要讲了“分工创造财富”，特别是“交换导致分工”。第二编讲了物质财富如何积累和使用。第三编讲物质财富的增长，主要是城市和商业的作用(工业时代的商品交流、运输网的作用，其实主要是交通和能源技术的作用)。第四编讲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讨论生产关系的作用)。第五编讲君主和国家的收入(社会层面)。应该说，《国富论》对于当时的经济与社会进行了很实际、很中肯的分析，但这是250年前的实际，而不是今天的实际。

而今天的教科书不但没有与时俱进，反而丢掉了实际的、生动的具体分析，只剩下了一些抽象的理论。以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6]的《经济学》为例，主要的内容是供需曲线和均衡模型。而这些内容都是在所谓“经济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的前提下，抽象的、完全竞争市场中才有效。这就必然导致科斯所批评的脱离实际的“市场经济学”。斯密本人并没有认为他已经把经济学的道理都讲完了。相反，在《国富论》第一编第二章的开头明确说明，“这种倾向(指进行交换)是不是人性中无法给予进一步的解释的最初本能之一；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它是不是理性和语言这种才能的必然结果，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题目”[5]。事实上，是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曲解了斯密，把生动的具体分析绝对化地简化成脱离实际的教条。这就是现在普遍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

三、传统经济学没讲什么？——从《信息规则》讲起

夏皮罗和范里安[4]在《信息规则》一书中，讲到了传统经济学没有讲到的许多内容，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信息产品的不同定价方法(信息价格取决于其自身价值而非成本)，版本管理和版本划分，锁定效应，正反馈效应(传统的经济学只讲负反馈和均衡)，网络效应(梅特卡夫定律)，合作和兼容，标准的作用，反垄断问题。这些议题，恰恰是传统的教科书中没有的，而又是现实工作迫切需要的。

四、经济学究竟该讲些什么？

社会实际对经济学的需求究竟是什么呢？对于政府、社会公众、企业家和管理者，经济学能够提供的帮助是什么？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藏匿在英子宫里面的肿瘤细胞，从肆无忌惮的活跃一步步走向奄奄一息的死亡，从放疗初期的极其不适，到放疗中期的剧烈反应，再到放疗后期的渐趋适应。英终究还是挺过来了。英竭力隐忍的经历，再一次告诉她，身体的一切痛楚都是过眼云烟。

第一，灌输和培养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包括：真正理解经济是一个活生生的、多层次的、不断演化着的复杂系统；在各个层次上的、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在各个层次上的、自下而上的生长和自上而下的设计两种机制的相互配合等。这些理解和认识是社会和谐的共同底线，对于所有社会成员都是需要明确和认可的，而对于决策者和经营者来说，更是执政和经营理念的基础。然而，现在的经济学所灌输的是什么样的认识呢？一种观点是：经济就是一架硕大无比的、由齿轮和螺丝钉组成的大机器。这就是极端的计划经济的理念。另一种观点是：经济系统是一个由许多绝对自主的散沙组成的、听任丛林法则支配的沙漠。这是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念。建立一个和谐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的是一种与以上两者不同的、科学的、符合客观现实的理念，为此经济学界迫切需要全新的教科书。

第二，对于政策制定和管理决策提供指导和支持。一是对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工作进行讨论。例如，宏观经济的度量和控制、反垄断、政策调节的作用、金融政策、房地产政策、地方财政等。二是对企业家和管理者的工作进行讨论。例如，企业战略、营销、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管理等。

第三，正确认识经济活动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协调的作用。主要是对社会文化产业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进行讨论。例如，游戏产业的地位和管理、文化的低俗化现象、广告的种种乱象和管理、明星制度和演员高收入问题、对奢侈品市场和整容市场的认识和管理等。

在这里有两个现象是需要特别引起关注的：一是所谓经济研究不涉及道德问题的谬论。这在当今社会上已经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赤裸裸地宣传“金钱至上”“拜金主义”“赚钱就是一切”已经严重侵蚀了精神文明建设。一些营销人员的培训教材公开地教授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所谓“营销手段”，造成了许多危害社会的乱象。一些广告也有类似的情况。二是把一切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现象，统统用“外部性”一言以蔽之，视为个别和例外。

五、为什么主流的古典经济学脱离了社会实际？

有一种看法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是对的，经济问题出在执行政策的人不好，或者说归之于“权贵资本主义”。试问，如果一种理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好人当政”，这样的理论有实际价值吗？早在1936年，凯恩斯[7]就讲过，“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正如黄达[2]所指出的，现在的一些讨论往往是意气用事，非此即彼的绝对化的议论，甚至是指名道姓的激烈言论，而真正讨论理念和思想的不多。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近代科学的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受到了过分简单化、绝对化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忽视了经济系统的复杂性，限制了探索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因此，出路在于改变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摒弃绝对化，重视复杂性，吸取现代科学领域复杂性研究的新理念，从丰富的互联网经济实践中，在改革开放的源头活水中，吸取营养，重新思考和构建经济科学的大厦，即从理念上正本清源。

六、为什么需要借鉴复杂性研究的理念？

复杂性研究(Complexity Study)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思潮、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对于宇宙和世界的基本认识。复杂性研究的基本理念是：承认和重视世界的复杂性，努力防止和避免任何方向上的绝对化和过分的简单化。一定会有学者质疑，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世界是复杂的，这不是最普通的常识吗？难道会有人否认世界是复杂的吗？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近代科学，如果从哥白尼算起，经过几百年的蓬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这种成功也导致了相当严重的、过分强调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定势。这种倾向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恩格斯批评过的拉普拉斯的绝对决定论。*关于这点，可以参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经典论述。

（2） 词+动词 （动 名 词 ）：power-brake 静 力 刹 车 器 ；machine-building机器制造。

对于这种思维定势的关键性突破，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发现首次从根本上、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势的一统天下。这一百多年来，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新事物、新现象、新规律，越来越明确地指向了同一个理念、同一种思维方式：世界是复杂的。对此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很多，包括庞加莱、维纳、香农、冯诺依曼、曼德波罗、普列高津、劳伦兹等。到目前为止，对这个思潮进行概括和系统梳理的主要是两位学者：西蒙和霍兰[8]-[12]。归纳起来，要点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对于世界的复杂性的理解。其次，对于复杂系统的结构和演化规律的认识。

对于世界复杂性的理解要点有四个：一是在质的意义上的无限性。二是不同层次之间质的差别和不可逾越性[13]。三是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对此，还可以参考有关混沌、分形、分维、曼德波罗集等议题的有关著作。四是不存在终极的理论体系[8]-[12]。

“你在担心什么？”雨驰问，“库拉先生是亚虎的老雇主了，身边还带着十名护卫，都是身手不错的，这一路没人蠢到敢来劫持库拉先生的车。”

对于复杂系统的结构和演化规律的认识，要点有六个：一是个体的适应行为造就了系统的复杂性(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即CAS理论)，其主要机制是受限生成过程[9]。二是新层次的出现，表现在新主体、新现象、新规律的涌现[10-11]。三是分工、专业化在复杂系统的演化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11]-[12]。四是复杂系统一般都具有准可分解的层次结构[8-11-12]。五是建立在Tag(可译为标签)机制基础上的信号链，是这种层次结构的普遍现象[11-12]。六是主体之间的“半透明的膜”(只允许物质和信息有选择地单向传输的边界)是形成和维系这种层次结构的关键[11]-[12]。

以上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介绍。事实上，复杂性研究的思想正在科学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甚至在语言学领域，对于这些理念的研究已经促成了新的学科分支的诞生。关于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Vasbinder[14]与陈禹和方美琪[15]的著作。

作为跨学科的借鉴，在这里介绍一篇霍金[16]2016年的文章《哥德尔与物理学的终结》。在这篇文章里，霍金谈了自己思想的变化过程，即如何从追求终极的物理理论，转而接受不存在终极理论的客观现实。他在文章的结尾说：“如果不存在一种可从有限条数原理推导出来的终极理论，一些人将非常失望。我过去就属于这个阵营。但是，我已改变了我的看法。现在我很高兴我们寻求知识的努力永远都不会到达终点，我们始终都有获得新发现的挑战。没有这种挑战，我们就会停滞。哥德尔定理保证了数学家们总有事情要做，我想M理论也将为物理学家们做同样的事情。”把文章中的“物理学”换成“经济学”，就是现在要做的事情！

七、经济科学的变革和重建从何做起？

毫无疑问，经济科学的反思和重新构建是一件无比复杂、极其宏大的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绝非短期就能够有所突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问题就是：从何做起？

中共“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章中还提到：“改革开放应当大胆探索，勇于开拓，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实践中开创新路。”因此，经济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具体地、深入地研究究竟“不平衡”“不充分”在哪里？究竟如何实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简单说就是要“顶天立地”，这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从根本的理念上，重新认识经济这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在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下，经济学家长期囿于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模型、零交易成本、绝对的负反馈机制等框架，没有深入研究在新技术、新环境中的各种新事物、新现象。摒弃绝对化，重视复杂性，将使思想冲破牢笼，能够更准确、更实际地观察和认识经济和社会这个典型的复杂系统。

第二，深入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实际。新理念、新思想的火花来源于社会实践。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将提供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只要冲破了思想上的束缚，中国的巨大市场、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就能够为经济科学研究提供极其丰富的原材料和案例。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比国外同行优越得多的环境和条件。

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需要符合当今时代的经济学，需要符合信息生产力和高度网络化环境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所有这些都没有现成的信条和答案，需要探索。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家们的使命。

构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协同新经济模式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北京 100086)

第一次在经济学均衡全局上发现多样化可以影响均衡全局的是张伯仑，张伯仑把多样化称为差异化，他在经济学的心脏——均衡理论——里指出，不是要论证同质性经济(简单性经济)，而是要论证异质性经济(亦即差异化经济、多样化经济，也就是复杂性经济)，所以张伯仑是复杂性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第一次发现复杂性经济的均衡点不在P=MC，而在P=AC。随后，有两个由于把“数量—价格”的二维空间拓展成三维空间(“品种—数量—价格”三维空间)来建模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第一个是斯里格利茨，1977年与迪克西特建立了内生品种的均衡理论；第二个是克鲁格曼，用内生品种的均衡理论说明国际贸易。对此做出第二个贡献的是谢康，他在1999年第一次提出了与美国不同的范围经济定义。美国用“数量—价格”二维来定义范围经济，而谢康用“品种—价格”二维来定义范围经济。谢康这一定义，第一次把复杂性的量度显示出来。在“数量—价格”这一简单性空间里，看不到复杂性的存在，复杂性存在于“品种—数量—价格”这个三维空间中。只有把多样化效率从“数量”这个一维的直线，显示为“品种—数量”这个二维的平面，才能“看到”复杂性经济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也才能在经济结构中，“看到”质量存在于什么地方。

随着移动互联和大数据、物联网、3D打印、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快速普及，互联网的开放共享、分布关联、协同互利精神给传统经济理论带来了严重挑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许多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网络，他们的身体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可脑袋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甚至小农经济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也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界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认真研究新型信息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关系的矛盾，扬弃计划经济，超越自由经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指引下，建构互联网时代的协同市场经济新理论体系。

一、信息经济学将成为信息时代的主流经济学

对于平台经济，本文给出的定义就是指依托实体交易场所或虚拟交易空间，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因素加入，并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交易或信息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模式。从这一定义中不难发现，平台经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革新，而非产品本身的创新。支撑互联网的技术因素有九个要素，如表1所示。

如果对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进行高度概括，工业经济的核心范式是简单性范式，用来解释工业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认为简单性经济，而复杂性不经济；信息经济的核心范式是复杂性范式，用来解释信息经济的网络经济学认为简单性不经济，而复杂性经济。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需求变得越来越个性化，供给变得更多以创新为导向后，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转变为复杂性经济，而简单性不经济。简单性经济就是指传统的中国制造经济，复杂性经济则是指中国创造经济。

而实际上高中物理教材中更多的是定理、公式以及概念等知识的罗列，而这些相关知识的掌握需要通过更多问题解决来巩固，只有如此才能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提升自身的解题能力.因此教师在进行高中物理教学的时候要注重学生解题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发散思维和反向思维，因为物理问题一般都是围绕某个定律是千变万化的，只有不断的拓展思维才能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从各方面进行考虑，才能举一反三.

二、信息生产力

作者简介:吕本富(1965-)，男，安徽阜阳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网络经济研究。E-mail：lubf@ucas.ac.cn

三、互联网精神

互联网既不是耕牛时代的分散封闭精神，也不是机器时代的集中控制精神，而是开放共享、分布关联、协同互利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既不支持新老计划经济，也不支持新老自由主义。而是正在催生一种新型的社会协同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经济模式。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博丁顿[20]就在《计算机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计算机和数字技术很可能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相容，并系统提出了基于计算机的新计划经济概念。后来国内外经常有学者提出用巨型计算机“召回计划经济”的主张。2016年11月，马云又提出，未来三十年，计划经济成分会越来越大。刘强东甚至说“共产主义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它的特征就是“公司全部国有化”。这是个很荒唐的结论，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认为生产资料国有化只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一个过渡，最终要发展到“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应于其他任何管理的生产力”[21]，才能代表共产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曾有人提出设想，就是利用巨型计算机系统，建立国民经济规划部，每一个经济主体，每天都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销售多少，都由这个部门精细计算出来。也曾有位控制论专家提出，中国经济总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如果能建设一个巨型计算机系统，就可以找到国民经济的最优控制点。但笔者认为，集中控制思维永远找不到最优控制点，因为控制中心掌握的有效信息永远少于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总和。将来对经济最有效的信息结构不是“控制论”模型，而是“协同论”模型。

人类社会的信息结构也代表其经济结构。中心辐射是农牧时代的经济结构，分级控制是工业时代的经济结构，扁平关联才是信息时代的经济结构。广播方式代表落后的生产力，电信方式代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只有互联网方式才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三网融合的结果肯定是三网合一，不过按照中国语境，似乎用融合这个词，谁也不得罪罢了。

试验以常用于起泡葡萄酒酿造的EC1118酵母为材料，研究了适应活化过程中不同碳源、氮源含量和通氧条件对模拟葡萄酒发酵过程中酵母生物量、产气能力、自溶性、絮凝性和耐受性的影响，以期为瓶内二次发酵过程中酵母菌的适应性活化及起泡葡萄酒的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布坎南说过，现代经济学已经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斯蒂格利茨说，“一旦引入不充分竞争和不完全信息这些更接近现实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和帕累托效率的理论就站不住脚了”。张五常[22]曾在题为《经济学为何失败？》的讲演中提出，斯密那个年代不自私不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自私既可以使人类发展，也可以让人类毁灭”，斯密并没有说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而是说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小工商业者不自私不行，而“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这一论断是道金斯提出来的。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个人主义还原论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因此，个人主义还原论，以及“个人为个人，上帝为大家”的理论前提已经不复存在。

因此，若既有道路可利用路段存在超过20V的长直线路段，或经过方案比选设置长直线路段可以更好地利用既有道路，且大幅减少用地拆迁以降低工程造价时，可适当放宽对直线最大长度的限制，采用大于20V的直线长度。通过按需变化纵断面和注重路侧景观设计的丰富性等措施避免驾驶员在长直线段行驶时产生驾驶疲劳。

小虫收起钥匙，骑上摩托车，去了姑妈家。姑妈家住豪华小区，高层，要坐电梯。出了电梯，小虫开了姑妈家的门。茶几上果然有个纸条，写着杨律师的手机号码。小虫拿了纸条，出了门，跨上摩托车，快到姑妈那儿时，小虫忽然改变了方向，拐进一条巷子里。巷子深处，有个老者摆了个摊，上书：电子配匙。小虫配了两把钥匙后，才去找姑妈。想和姑妈唠两句，姑妈正忙着洗牌，没空搭理他。

四、社会协同经济模式

里夫金[23]说到，2050年，协同共享经济将超过现在的市场经济，成为新时代的主流经济模式。协同经济没有错，但他说的是免费共享，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边际成本为零不等于总成本为零，大量的基础设施、平台设备建设的成本仍然需要收回。如果是免费共享，那么大量投资和日常维护费用由谁来支付？ 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有五大故有缺陷：一是周期性经济危机。二是解决不了日益扩展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三是有钱人的子女可以上最好的学校，造成人生起点的歧视。四是有钱人可以请最好的律师，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五是不可避免地造成贫富分化，使社会失衡。

计划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利他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利己主义。利他的结果是阶级固化和集体贫困；利己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利润与贫穷同时增长”。纳什认为，如果人类的本能只有自私贪婪和不合作动机，那么人类社会不可能进化到现在的程度。美国另一位著名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吉尔德[17]说，“斯密的笔下，市场经济的主导者不是那些有智慧的企业家和有创造力的商人，而是以扩大私利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实际上，随着信息日益透明，价格的形成必须考虑各方共同利益(互利)。吉尔德[17]接着说，“除了个别之外，现在成功的企业家不但不贪婪，反而工作努力，生活节俭，远远超过学界人士、华盛顿智库人员和教会群体。他们的成功仅仅源于他们真诚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和消费者给他们应有的回报”。可见，随着信息日益透明，只有建立平等交易、互利共赢的新商业模式，市场主体才能获得合理持久的利益。默克制药集团的缔造者默克经常告诫他的员工，“应当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但利润会随之而来”。马云也说，“现在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还有学者用计算机多元重复博弈模型证明，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都不可持续，社会将进入只让持“一还一报、平等互利”态度者发财的时代。

当然，西方市场经济学体系已经锤炼了几百年，计划经济理论也有上百年的理论积淀，要在两大理论的基础上实现扬弃、超越和创新，肯定是一个浩大的社会工程，可能需要几代经济学人的不懈努力。然而随着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国内外致力于新经济研究的团队越来越多，一旦中国互联网新经济学派与主流市场经济学派形成融合汇流之势，新经济理论体系极有可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萌生。

五、对当前经济时代的思考

一个时期以来，信息通信领域新词不断涌现，如知识经济、数字经济、联接经济、网络经济、注意力经济、创意经济、智能经济、智能社会、智慧社会等。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人说现在已经从信息(IT)时代进入了数字(DT)时代。其实大数据也好，人工智能也好，要么是信息时代的子集，要么是信息时代的阶段性称谓。当前人类依然处于硅基IT技术(集成电路、光导纤维)时代，属于第三浪潮。而基于蛋白生命技术的时代(第四浪潮)还没有到来。人类社会从农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是生产力演化、不以人们意志或理念改变的客观过程。中共“十八大”报告早就指出：到2020年，中国“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希望大家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关于社会协同经济模式，笔者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2000年出版的《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一本是2016年出版的《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张同时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政府的保障作用、社会的协同作用。如何支持协同经济呢？下面有六个逻辑规律也是六个重大课题：多元协同的世界观，普遍关联的方法论，分布关联的社会结构，互利主义的经济伦理，公共理性的价值观，以“关联社会人”为新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这些课题希望交给年经的学者们深入研究。

用网络方法解释网络经济学

姜奇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北京 100732)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2016-2018)“分享经济研究”(IQTE2017-07)

作者简介:姜奇平(1962-)，男，北京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信息 化与网络经济研究。E-mail:qpjiang@cass.org.cn

借用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名字，笔者把用网络方法解释网络经济学称为“用网络解释网络”。第一个“网络”是指方法，第二个“网络”是指网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核心就是陈禹提出的“以复杂性为切入点”构建新的经济学。

本文回答陈禹的提问：互联网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21世纪资本论》用大量数据证明西方社会存在严重的问题，盖茨也提出过“新资本主义”设想，但除了老掉牙的二次、三次分配，他们都没有开出像样的药方。因为他们都没有从新型生产力的高度，看到重塑经济理论的必要性，或者说是面对几百年形成的工业经济理论体系，最廉价的办法是继续修修补补，不易解构和建构。

《网络经济：内生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分析》[24]是二十年来对互联网研究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其中，“复杂性经济学”是陈禹和方美琪[15]提出的，指把复杂性植于整个经济学核心，把复杂性作为切入点而构建的经济学。网络经济中的经济是形容词，指网络是经济的，反驳了网络不经济的说法。网络经济同时也意指合作是经济的、协同是经济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是杨培芳的协同经济学所阐释的思想。而其中的“内生结构”是笔者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有各种解法，例如，用来解陈禹提出的“复杂性经济学”之题。笔者的解法是把复杂性具体化为可量化的复杂性结构，研究如何在均衡水平还原复杂性结构[25-27]。这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一样，会对政府和市场都持中性态度，而与杨培芳的立场完全一致，强调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的作用，认为“网络是有效的”。

必须认真研究新型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互联网新经济形态的基础上，扬弃集中计划经济，超越自由市场经济；在融合东方文化精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精神指引下，建构互联网时代的协同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关键在于建立一个体现供给上的创新导向、需求上的个性化导向的复杂性范式的经济结构。本文详细论述了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复杂性范式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学结构，以体现创新和个性化导向，并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如何建立一个内生复杂性经济结构的网络经济学进行分析：一是通过作为方法的网络认识经济结构。二是通过作为研究对象的网络认识经济结构。

一、通过作为方法的网络认识经济结构

(一)图论是经济学中的波粒二象性方法

现有网络经济学不是用网络的方法研究网络，而是用原子论的方法来研究网络。这样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根本缺陷，会把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从而忽略创新、个性化的特殊性。与原子论不同的方法是结构论方法。具有结构特征的方法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网络方法。网络方法是目前国际前沿的方法，应用于作为自然科学的网络科学及应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网络分析。这两个学科都是研究复杂性的，如去中心化、拓扑结构、不确定性等，是与复杂性研究对象相匹配的复杂性研究方法。

复杂性经济学中的内生结构具体是指把两个学科的方法借用到经济学中来：一是把作为自然科学的网络科学方法引入经济学，来弥补原子论的缺陷。二是把社会科学的网络方法引入经济学，克服用原子论解释合作关系的局限。但现有网络科学和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都还不能令人满意，主要是过于偏向经验归纳。并且，这两种方法对经济学的渗透，还没有进入到复杂性的内核里。一个创新的思路是，从数学的高度，对网络自然科学和网络社会科学的结构论方法进行高度概括，提炼为数学的图论，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经验归纳方法中，提炼出演绎的方法。

图论的特点是什么呢？在数学上，网络是用图(Graph)来表示的。图在数学上由节点(Vertex)和边(Edge)来定义，图是指节点与边的二元组。网络与图的关系一望而知。网络即图，图即网络。早在图论发展初期的20世纪30年代，法国数学家因不习惯图论这个新词而使用网络一词作为替代。用专门刻画网络的数学方法解释网络经济，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现有经济学仍然沿用原子论的方法解释网络经济，把网络经济当作原子论经济的一种具体的、应用层面的表现。引入图论方法后，事情便颠倒过来：原子论经济才是一种具体的、应用层面的表现，它只是网络抽掉边以后的特例现象。换句话说，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放在图论中观察，只相当于做图人由于粗心大意忘记画上边(点与点之间的连线)，而把一大堆原子节点当作图的全貌的局部理论。

由于建筑楼的供电区域用电由变电所引来，故接地方式采用TN-S环路式。此种方法是将接地体环绕建筑物四周与地面土壤相连接，使得地面等电位分布。同时还升高了地面电位，更为安全可靠。

节点与边的关系，对应于量子力学里的原子和关系之间的波粒二象性。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都是从原子论、还原论出发，其中，数学上的盲区就是忽视了边的存在，对应的是东方关系论的思想。例如，人们不承认经络的存在，认为经络看不见。关系就是边的互联互通，也就是协同、合作。其中，一个在原子论数学中没有的意思，就是特指异质节点之间的关系。图论是数学上的波粒二象性理论，从原子论和关系论两个方面结合的角度把握数，由此可以彻底地改进经济学的数学基础。

(二)在经济学方法中，复杂性对应什么问题？

设专家Sk(Sk∈S)对造价影响因子Cj(Cj∈C)的评价值用梯形模糊数表示为其中，和分别表示专家Sk给出的关于工程Ni在影响因子Cj下的隶属与不隶属于直觉梯形模糊数的程度，其中本文将专家Sk的直觉梯形模糊决策矩阵表示为：

在经济学效率概念中，简单性范式对应的是专业化效率，复杂性范式对应多样化效率。在经济学方法中，复杂性范式对应的是多样化效率的解析问题。按斯密的原意，分工由两个相反的方向构成：专业化效率提高及多样化效率提高。杨小凯曾说：“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分工实际上有专业化与多样化两个含义，专业化对应数量(如GDP)，多样化对应质量。而现有经济数学只取其中的“专业化”一义。这是现有经济数学只有原子论方法，而没有发展出关系论方法的背后原因。围绕专业化效率提高展开的经济学分析，论证的就是简单性经济，而复杂性不经济。复杂性经济学论证的核心命题就是复杂性经济(也可称为网络经济)，而简单性不经济。这是中国制造理论和中国创造理论在数学上的分野。现在所有教科书的理论全都是按照专业化经济来写的，而杨小凯[28]认为，它忽略了斯密思想中有可能通向合作和协调方面的整个数学思路，少了一个把复杂性加以量化的值，这个表现多样化量值的量就是品种值。杨小凯用n来代表品种。品种就是多样性，多样性越强，复杂性越高。N值代表“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这是杨小凯对经济结构这个概念不同量化的理解。一般经济学家都用数量(如GDP)来刻画经济结构，而杨小凯用品种来刻画经济结构。

作者简介：杨培芳(1946-)，男，河北辛集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技术经济政策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E-mail：yangpeifang@163.com

复杂性在经济结构中对应的就是经济质量，分别由创新和个性化从供求两方面定义，表现于价格，就是拉姆齐定价成为一种稳定均衡价格。而由拉姆齐定价构成的等均衡线(互联网界称为长尾曲线)，就是网络背后的经济规律。这个等均衡线用文字语言表示，就是人类经济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走向小批量、多品种。品种就是复杂性的“显影液”，也就是说，品种如果不内生，人们就根本不能理解第三次浪潮。当前，人们的身体进入了第三次浪潮，但头脑还停留在第二次浪潮，就因为人们的头脑里缺少了一个能量化显现复杂性的维度，所以看不到质量、创新、经济结构调整等量变发生在均衡全局的什么位置。

(三)以图论量化复杂性的结构值

《网络经济：内生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分析》[24]在方法论上的主要创新在于，以图来定义品种，也就是说，把N值理解为其结构值，即图值。图值又称图的特征值，一般可以通过图与矩阵的关系来刻画。一个矩阵的特征值是指特征方程的n个复根。N值实际是多样性的不动点。或者说，是在用拓扑(网络结构)中的不动点来表示多样性的结构量特征。

信访评议制度是地方信访工作改革的重要成果，是信访工作机制创新的有益探索。目前海宁市出台了《海宁市信访评议团公开评议特殊疑难信访事项办法》（下称《办法》）和《海宁市信访评议员聘任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对信访评议工作的开展进行规范，但由于法律对于信访评议制度并未予以确认，导致其缺乏效力，信访评议与法律间的有效衔接有待加强。

用品种来概括图值的本质，就可以把网络科学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点度数、度分布、距离、最短路径、聚类系数、介数、核数、半径、弧、中心度、连通度、点权等打包成“复杂性的程度”。就好比经济学用数量一个值，就把长度、宽度、高度、湿度、温度等具体量值加以概括一样。只有这样，才能用于均衡分析。对于图值来说，边代表的是研究对象的质。图值即对于质性的量化。一个事物的性质，是由其结构决定的，而图值则是结构的值。这就解决了原子论的经济数学无法对质性问题加以量化的难题。社会资本中的关系，实际代表的是资本的一种异质性。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数学手段加以量化。引入图论后，这个问题有望得以解决。

用图论作为均衡分析的新工具，相当于在供求曲线上，建立了一个新的、过去看不见的计算空间。在这个计算空间里出现的供求曲面，呈现出以往隐藏在复杂性背后看不见的收益。例如，创新为什么会带来零利润之上的经济利润。结合张伯仑理论就可以发现，原来是每有一定水平的复杂性进入均衡，均衡价格就会向着平均成本方向有规模地移动一个与复杂性程度相关的量。这就是质量、创新和个性化的经济数学本质。

二、通过作为研究对象的网络认识经济结构

(一)“网络何以可能”是网络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把网络理解为网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指研究互联网，是指把所有研究对象，从家庭、市场、企业到互联网(复杂网络)，都当作网络来理解，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全部看成是网络现象的分支。网络是一切经济现象背后的通则，用命题来概括就是“网络何以可能”，这是网络经济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它要反对的命题就是科斯的命题，即“企业何以可能”。现有的网络经济学把“网络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证明反了，成了证明互联网何以不是网络，何以没有自己的规律性，何以用市场、企业的规律就足以代表网络的规律等。

网络中因其特殊而更显一般的通常被遗漏的问题是边(互联互通)的结构问题。按戈伊尔[29]的看法，结构问题的“本尊”问题是“检验一个均衡如何随网络结构的变化而改变”，这种均衡不是取决于新古典主义理论作为出发点的原子论化的“个人努力”，而是“自己的努力加上邻居的努力”。这才是网络经济学带给一般经济学的新视角所能看到的新对象。

如果把协同和合作当作一个数学问题，它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包括微信中的圈子，是同一个问题，研究的都是边的问题。边的问题对于斯密来说，就是边的经济性问题，即人际关系有无摩擦的问题。“网络何以可能”，说的是复杂网络具有怎样的与市场不同的边的结构，使其摩擦为零。

科斯说只有企业可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但反例可以马上被提出。复杂网络并没有通过科层制，但却比科层制的交易费用更低，其原因就是“网络何以可能”实际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网络何以可能”意味着“企业何以不可能”。在现实中，海尔公司不是用分层金字塔的结构来组织，而是把一个企业拆成2 400个碎片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这一实际案例中提炼出的问题是，网络为什么可以替代企业成为新的常态，企业的边界为什么会被拆掉。这是网络经济学在面对经济结构变化时，从头到尾贯穿的核心问题。“网络何以可能”问的是：一种接近零摩擦的扁平(且分布式)结构何以可能。根据《网络经济：内生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分析》[24]中的研究，结论是“最短路径优先”法则，导致了更富于多样化效率与效能的网络出现，使网络经济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二)经济结构变化的本质在于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

“网络何以可能”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这样一种认识：网络正成为与市场、企业并列的资源配置形式。在市场、企业这类网络中，把数学上的边还原之后，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例如，市场和企业的区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它们都只不过是完全网络残缺后的特例。例如，市场是什么呢？是正则网络。正则网络边的特征是什么呢？所有边都等长，且均值。也就是说边的值为1，乘上1和除以1没有变化，所以就还原成原子论的结论了。可见，以原子论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并没有“错”，只是它设定了边不变(即同质性假定)这个特例性的条件，而这个条件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彻底变化。那企业是什么呢？企业是一个星形网络，星形网络的层级结构在数学上是一个分数维的现象。只要把网络结构中的边，按一又二分之一维、一又四分之三维这样的规律调整，就会出现人们称为企业的现象。由此可以一举突破科斯理论。要让网络成为可能，只要调整边的结构，或打破边的均质化，或改变分数维，就可以还原出互联网现在优于企业，降低交易费用的具体条件。

伯特[30]按照边的结构来分析经济学中利益得失。对于网络条件下的利润提供了一种新视野的洞察，不是用点的方式(生产方式)，而是用边的方式(联接方式)把握利润。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于经济结构的传统认识。将市场、企业视为网络的特例，而把网络视为资源配置的通则。从这个角度看，网络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只谈互联网的网络经济学，是一种泛网络论或泛网络经济学，即把所有经济现象都视为网络现象的经济学，复杂网络只是这种泛网络的高级形式。

三、建立内生复杂性经济结构的网络经济学的现实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传统经济学用简单性范式框架来思考世界，认为世界只有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这一种生产方式，而随着信息经济的出现，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正在兴起，为了解释这种本质上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到了必须放宽同质性假定，将复杂性从方法到对象一起接纳进来以加强解释力的时候。用图论的方法解释网络现象，看到的是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一面，而经济结构正沿着这个方向，向着供给侧与需求侧都越来越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工业化是一种让复杂性变得不经济的生产方式，信息化是一种让复杂性变得经济的生产方式。经济学关于什么经济、什么不经济的结论，关系到中国到底要走传统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的简单性经济之路，还是走小批量多品种的复杂性经济之路。用网络方法解释网络经济学，关键在于嵌入复杂性的视角来面对实践中的复杂性，顺应经济结构变化的规律，以变制变。不能发现复杂性的规律，只好让变革牵着走；发现了复杂性的规律，可以引领着变革走。

（2）实践教学校内充分利用学院现有水电动力工程实验中心、电气工程实验中心、自动化实验中心等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和机械基础实验中心、电工电子实验中心为等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完成工程基础训练和部分综合实践。

从平台经济到平台经济学

吕本富

(中国科学院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网络强国发展战略与指标体系研究”(14AZD044)

蒸汽机在发明之初，只是作为汽顶球或用火取水的器具，供人们玩赏。一百年以后，瓦特改进了纽克门的蒸汽机原型，用作生产动力，才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机器生产力时代。电的发明之初，也经过了莱顿瓶、留声机时期，大概八十年以后，才进入以电动机、发电机为标志的电力生产力时代。20世纪70年代开始，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结合，人类社会开始了信息化进程，初期主要用于信息交流，后来是网络交易。直到21世纪初，大、智、物、印技术直接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才标志着信息生产力时代的到来。有人认为，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根源是某些先进理念的作用。其实他们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就是理念只能在人们生产与生活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马克思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9]。而“互联网磨”产生什么社会？笔者认为一定是以知识中产者为首的公平信息社会。新理论只能在信息生产力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

在2016年2—6月第二学期，随机选取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5级临床专业6班学生共124人作为试验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64人）与对照组（60人）。对照组中，男生40名，女生20名，平均年龄（18.6±0.5）岁；试验组中，男生40名，女生24名，平均年龄（18.4±0.6）岁，学生均于第3学期开始学习临床专业课程，两组学生的性别、年龄和入学分数以及生源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平台经济有四个特征，依赖用户的高度参与、供求双方的信息精确匹配、双边网络外部性及大规模跨界。平台经济产生了两个重要颠覆：传统厂商的规模经济被打破，以及厂商的财富密码发生了改变——从流水线变成算法[31]。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具有大数据的平台是否带来新型的计划经济，平台算法外部性的正负性，以及平台经济应该保持多大的冗余度。

一、平台经济的诞生

2016—2017年，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在互联网平台上，呈现出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平台本身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互联网平台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二是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平台型公司。三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互联网平台连接人们的线上线下生活，由平台企业演化出平台生态或平台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电商平台到行业平台再到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发展的早期，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电商平台率先崛起。随着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加深，平台的产业领域不再局限于零售业电商平台，而是趋于多元化发展。例如，出现了众包、共享等诸多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产业领域。随着平台进入产业领域越来越丰富，其对产业和产业组织变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

以职业竞争力为导向，以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领域课程为核心和主线，以支撑学习领域的平台课程为基础，构建“共性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拓展课程”的课程体系，推行“专业竞争力导向的工作过程+支撑平台系统化课程”模式及其开发指导课程的方法，通过多阶段、递进式的组织教学逐步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中国发展平台经济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又步入了创新资源全球化阶段。“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组织方式，正在以平台为核心重组产业生态。例如，双创活动产生了创客和大量制造资源的连接平台，高端创新创业资源的连接，成为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带来了重要机遇。

由上可知，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工具，经济学理论能否给予这些现象自洽的解释，并在政策制定中给予恰当的指引，值得探讨。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

1987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烟台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其中一个议题就是信息经济学究竟是信息部门的经济学，还是一个普世的经济学？会后基本达成一个共识：近期，信息经济学可以理解为部门的经济学，但到21世纪上半叶，它会成为整个信息时代的主流经济学。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梦想虽然还没有实现，但出现了许多可喜的苗头。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快速普及，对传统经济学形成了强烈冲击，信息经济学正在向时代的主流迈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提出，现有经济学是飘在空中的体系，它无法给现实更好的指导。斯蒂格利茨则认为，一旦引入不完备市场和不完全信息这些更接近现实的假设以后，帕累托效率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还有学者指出，经济学帝国大厦高耸入云，但作为理论基石的“经济人”假设却陷入了精神分裂，重新审视“经济人”假设已经刻不容缓！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吉尔德[17]指出，“斯密及其后继者们提出了均衡理论和自发秩序原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和完全竞争。而在高通(通信技术)公司的影响下，我逐渐偏离了这些传统经济学理念，开始研究以信息和噪声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学，并认为这类新型经济学是理解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西方经济学迷失的根源始自斯密时代的个人主义还原论哲学，这种哲学只承认物质可无限细分，无视个体间信息关联对整体的作用。李扬[18]则提出“全部经济学因为互联网都要重写”。

表1 互联网平台特性九宫格

技术驱动关键环节人的需求云计算(Cloud)数字化(Digitalization)社交化(Social)移动终端(Mobile)连接(Connection)赋能(Enabler)技术表达(APP)精准匹配(Match)生态(Ecosystem)

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赖于用户参与。谷歌将用户的搜索行为转换为具有丰富价值的广告，脸书运用在线社交搜集并出售用户的精准画像，而优步则看准用户的交通需求充分调度私人汽车。平台能调动用户参与生产，也会对用户产生巨大影响。乐观派们强调，以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能够释放未被充分使用的个人资产的商业价值，而类似于Youtube的平台则将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得到收益的创业者。对劳动者和工作任务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同时会出现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都极度分散化的社会。

平台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信息精确匹配。某种类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潜在买家和卖家，如何撮合两个群体达成交易将至关重要，而平台效率也集中体现为撮合效率。平台经济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连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头部”发展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发展到工具的技术替代。平台是连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分享价值增值收益的经营实体。

平台经济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为双边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网络外部性有很多类型，但其中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即“双边网络外部性”。“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同样，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由此，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乃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过程。而对平台企业而言，如何达到正反馈，流量是基础，如何持续获取流量是打造平台生态圈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跨界。随着资源共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产业内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通过平台实现的跨界融合现象也愈加显著。新经济格局下，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产业之间跨界现象显著。平台型企业通过连接多边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设立规则与机制，满足多边群体的需求，充当连接、整合的角色。传统企业也可利用连接、整合的思维去创造更大的价值[32-33]。企业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创造更多的价值连接，提升效率，带来增值。企业还可以通过协同上下游伙伴，甚至同业竞争者，一起设计新格局、新规则，为供应方及需求方带来更大增值。此外，企业可通过跨界整合，创造全新的价值。

总之，平台追求的是在环形的、不断循环的、受反馈驱动的过程中，最大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对平台企业而言，难以复制的资源是社区及其成员拥有和贡献的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据是平台企业的首要资产。平台经济的魅力在于凝聚资源，将传统经济链条式的上中下游组织重构成围绕平台的环形链条。平台将原本冗长的产业链弯曲成了环形，企业端用户通过平台直接触及消费者，节省的各个环节都提高了产业效率。

三、平台经济的颠覆

传统工业经济以行业分工为主要特征，行业之间边界清晰，泾渭分明。传统企业处在单向、线性价值链的一环，只需面向客户交付产品或服务，充当生产者和交付者的角色。传统企业考虑的核心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地交付产品，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传统企业寻求最大化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生命周期价值，聚焦整个线性过程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依托线下物理空间，开始围绕一个区域小市场，从贸易销售介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一旦一个区域小市场成熟了，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滚动式的横向拓展，这中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过程叫做滚动发展和线性增长。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主要是供给侧的规模经济。

平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过程。从封闭的以产定销发展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需求方越来越个性化，而生产方越来越小批量，所以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反规模效应。供给侧需要弹性生产，需求侧需要用户画像。规模效益主要体现为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带来了巨量交易。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大不一样，从厂商的规模经济转移到平台的规模匹配。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产品的定价权在转移，大多数厂商只能被动适应平台的要求：降价促销和参与各种购物节。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还衍生出两个“副产品”。一个是物流仓储，另一个是支付，原因就是这两项业务很容易标准化。物流公司的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支付公司也是如此。从过去生产方的规模经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演变成平台方控制的支付规模经济和物流仓储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方式变了，经济活动的重心也跟着发生变化，其中原因就是平台侧的规模经济(包括支付和物流)取代了原来的生产方的规模经济。

传统经济还有两个特征：高摩擦和高耗散。以服装业为例，如果一个品牌服装的成本是100元，商场的定价大约是12倍，市场的平均倍数为8.9倍。近两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约降到到8倍以下，但终端依然是高定价。在服装行业的供应链中，各环节之间都有交易成本，还有物理空间成本，这就是高摩擦。所谓高耗散，就是指资源最终的有效利用率。例如，从中东进口石油最后真正由消费者享受的价值(用作动力的石油)可能不足17%，80%左右的资源全部耗散掉了。因而过去的经济体是高摩擦、高耗散的经济体。这种高摩擦、高耗散经济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中间环节多。工业时代把这些环节进行分工及专业化操作，极致就是流水线生产。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使每一个生产岗位都有了标准化和通用性，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专业分工的门槛“保护”，就业岗位数量相对稳定，持续期限较长。只要提高一个最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地产生财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平台经济就是要减少这种摩擦和耗散，而减少摩擦和耗散恰好也是平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减少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耗散，需要各种技术手段的支撑，数据、知识用于决策，关键在于平台上的算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何分享节约下来的蛋糕，算法发明人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从流水线到算法，财富的密码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意味着资本方的利益正在从与普通大众结盟转向与小众知识精英结盟转变。

四、平台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与工业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数据、算法成为生产要素、财富生成机制的变革，财富的创造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是否能发展为平台经济学？笔者认为可以鲜明地提出平台经济学，总结这个时代新生力量，对旧的理论进行迭代，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新计划经济

平台经济是代码和商业的特殊结合，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流通中的数字中介，平台必须“标准化”参与者专门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思想、知识、劳动力和其他闲置资产的使用权。这显然涉及法律和合同所产生的规制，但也是通过分类纳入和排除、分化的代码来实现。例如，在共享经济中，优步要求对司机进行背景调查，以便与使用该服务的乘客之间建立相互信任。这些标准化的包含、排除和区分对于稳定参与者的期望尤其重要，也是平台进行计划和组织的基础。

平台可以调动参与建设新数字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循环是通过平台对元数据进行编码、部署算法处理数据点之间的关系、使用脚本交互协议、配置可视特征和默认值的接口，实现数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形链接。然而，平台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程流通。这种作用似乎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马云甚至认为平台可以产生“新计划经济”。

线下的物理市场是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交易效率并不高。建立在互联网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平台有众多交易，成为最有效的市场，所以平台经济是最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但是，平台积累了大数据资源，通过对此分析，可以预测下一阶段某个物品交易的价格走势，这又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悖论”，值得理论界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一个平台来说，其价格体系是由平台推荐的，或完全由交易双方博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二)算法经济学

谷歌、今日头条、腾讯社交网络、摩拜单车和阿里巴巴等是网络时代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其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规模匹配的算法，这一杀手锏堪比工业时代的流水线。工业时代称为大规模制造，数字经济时代称为大规模匹配，谁能匹配得最优，谁就获得了财富创造的手段。谷歌和今日头条实现了人与信息的匹配，腾讯社交网络实现了人与人的匹配，摩拜单车实现了人与设备的匹配，阿里巴巴实现了人与商品的匹配。匹配算法决定了交易的效率，排位的先与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差别。这种平台的匹配算法带来不同经济效益的现象，笔者将其命名为算法经济学。

在平台的匹配算法中，有一种被称为“竞价排名”，通俗地说，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面。竞价排名算法给平台带来最大的收入，但是，也会有产生“魏泽西”事件的风险。因此，算法经济学就是要测量平台算法的正负外部性。从监管的角度看，这才是要抓的重点。需要监管平台算法对整个社会来说，其效应是正是负。平台匹配算法的效率越高，经济运行越有利，减少耗散、摩擦越多，平台创造的财富越多，但其外部性不能为负。

(三)冗余经济学

过去的经济学是一个“浪费型”经济学。一个商品，经过物流转十圈，所谓“豆腐卖成肉价钱”，只要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分到钱，就能计入GDP的总量，但中间环节未必都是有效率的。而平台经济减少摩擦、减少耗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更有效率。

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平台直接对接，在现实生活中，一级批发、二级批发，甚至实体店都没有了。中间环节的消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消失，平台经济也是减少就业的经济学。未来十年左右，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遇到的减少就业的技术。平台经济加上人工智能，将使一个国家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笔者设想解决的办法是：在平台各个环节，采用只降低耗散，不降低摩擦的方案，在平台运营中，保持一定水平的“冗余度”。也就是说，只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在工作效率和就业岗位寻求一个平衡，可以称之为“冗余经济学”。多边市场中，协调网络效应尤其重要，可以多增加平台的判断和评估系统。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声誉经济，构建稳定的声誉经济成为数字经济循环重要的基础设施。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用户对各种“产品”进行评价，包括：思想、知识、劳动、流通中闲置资产的使用权等，对这些“产品”的评价，人工智能往往无能为力，推动多数人参与平台经济的体验与评价，将是一个增加就业岗位最好的途径。

现代经济学的数字化革命

吴绪亮

(腾讯竞争政策办公室，北京 100080)

数字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和颠覆式创新正在深刻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走向。有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经济学遭遇挑战,互联网经济学亟待研究”“互联网动摇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全部经济学因为互联网都要重写”[18]。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互联网并没有改变经济学的本质，现有的理论完全可以解释所谓的互联网思维。美国经济学家Shapiro和Varian[34]甚至认为，宣称经济理论不适用新经济的人，很可能是没有很好地掌握经济学原理。平新乔教授在为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撰写书评“新经济的经济学”时，也曾调侃道：“面对‘新经济’的叩见，现代经济学界如同一位在深山已经预先修炼了几十年的方丈，笑呵呵地道来：客官请坐，我等你已达50年了。”

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否还适用于互联网新现象？现代经济学是否正在面临颠覆式冲击而要基于互联网重写？围绕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对业界流行的免费模式和跨界竞争等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和现象进行经济学解释。继而，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多个方面阐述现代经济学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数字化革命的影响。

一、当忧郁的经济学遇上欢快的互联网

当忧郁的经济学(Dismal Science)* “忧郁的科学”一词是苏格兰学者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于1849年生造的。诗歌被很多人称作“欢快的科学(Gay Science)”,而当时的一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提出了悲观的“人口危机理论”，因而被卡莱尔戏称为“忧郁的科学”。* 作者简介:吴绪亮(1976-)，男，安徽六安人，博士，博士后，腾讯竞争政策办公室首席经济学顾问，主要从事互联网经济学、反垄断经济学等研究。E-mail: prestonwu@tencent.com遇上欢快的互联网，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产生了很多看起来与传统经济差别很大的经济现象，业界将其总结为略带神秘主义色彩的所谓“互联网思维”。本文对最流行的两个互联网思维进行分析：一是以免费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或盈利模式)。二是以跨界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竞争模式。一些学者和行业专家认为，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些互联网经济现象，因而需要理论创新。

(一)免费模式、增值服务与双边市场理论

虽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谚语深入人心，但实际上自打有人类经济活动开始，免费就一直广泛存在，因而并不是互联网经济所特有。例如，免费的空气，(看似)免费的公共服务，免费的商场洗手间等。但互联网技术使得交易成本(包括搜索成本、信息成本、金融支付成本等)极大降低，这就使得免费现象在互联网领域变得更为显著。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免费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种逻辑：一是非稀缺的物品，例如阳光雨露。二是收费成本太高以至于无法收费，从而造成所谓的“公地悲剧”。三是部分人免费而另一部分人需要收费。四是短期免费，但未来收费。上述情形中，前两种可以不进行探讨。在后两种情形下，企业价格结构设计需要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免费用户组与收费用户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收费用户组为何要为免费用户组买单。具体到互联网经济领域，免费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增值服务(Freemium)，另一个是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增值服务模式的主要思想是面向海量用户的基础服务免费，但针对其中的某些高端用户提供收费的增值服务，例如免费网络游戏中的皮肤收费，免费在线音乐中的高品质下载收费等。此时，企业价格结构设计需要考虑免费用户组与收费用户组之间的外部性(如网络效应、炫耀等)、信息不对称时的用户筛选机制(谁会付费？)、用户习惯培养(谁将来会付费？)、“流量为王”与多产品外部性或范围经济(谁会为未来的其他产品付费？)等因素，从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互联网企业免费商业模式的经济逻辑。

而围绕双边市场模式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实际上并非始于互联网领域，最早的行业案例包括银行卡、报纸和购物中心等，甚至还可以包括远古的集市。理论上关于双边市场本质的经济学刻画主要有“价格结构非中性”(Non-Neutrality of the Price Structure)和“组间交叉外部性”(Cross-Group Externalities)两种视角，但二者殊途同归。“价格结构非中性”指出，平台所收取的总费用为收取买卖双方的费用之和。如果买方和卖方用户之间交易量的大小仅仅依赖于平台收取的价格总水平，这样的市场称为单边市场。如果交易量不仅取决于平台所收取的价格总水平，还依赖于价格总水平在两类用户之间的分配情况，即当价格总水平保持一定时，交易量随价格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则为双边市场[35-36]。“组间交叉外部性”则强调平台一侧用户数量的增加，会给另一侧用户的效用带来提升[37]。互联网平台的价值，实际上就在于内化互联网平台一边对另一边的外部性。根据这一界定，大部分的互联网企业都可以说是互联网平台企业，最典型的平台免费商业模式就是淘宝、谷歌、百度等平台赖以生存的广告，此时免费用户组和收费用户组之间的组间外部性可以扩大彼此的需求或供给。

(二)跨界竞争与颠覆式创新

跨界竞争也不是互联网经济的专属。传统经济也有跨界竞争，也就是管理学家所说的多元化战略，但这是非常慎重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到了互联网领域，跨界竞争与颠覆式创新突然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现象，从零售到金融，从出行到外卖，到处都有互联网企业纵横驰骋的跨界身影，似乎无所不能，无往而不胜。

细分起来，互联网领域的跨界竞争分两种：一种是“我与你无关，但颠覆了你”，即本来处于毫不相干的另一个市场中的竞争者，突然就切进来挑战你。例如，本来是做出行业务的滴滴轻松进入外卖市场，而本来是做外卖业务的美团悄然进入出行市场；另一种是“我颠覆了你，但与你无关”，即我把你给颠覆了，但本意并不是为了颠覆你，完全是误伤。例如，有百年历史的箭牌口香糖在中国销量严重下滑，原因并不是益达，竟然是人们忙着玩微信刷朋友圈，没时间嚼口香糖了。而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销量下滑也不是因为白象和今麦郎，而是因为美团和饿了么让外卖太方便了。

但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跨界竞争，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本质上都可以用范围经济(Economics of Scope)来解释。严格按照范围经济的定义，同时生产不止一种产品时的成本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的成本，那么似乎不能很好地对应互联网市场的跨界竞争现象。但如果考察范围经济的本质问题，即为什么生产不止一种产品时的成本会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的成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不同产品会共用某些关键生产要素，从而分担成本。正是因为这个逻辑，所以传统经济中的产品多元化战略往往会选择与原有产品具有一定相关性的产品，即管理学家所说的横向多元化。回到互联网经济中来，为什么跨界看起来这么容易，正是因为尽管在产品或服务市场上可能看似毫不相干，但这些产品或服务会共用某些关键生产要素，从而能够产生范围经济。最常见的共用关键生产要素包括算法(软件工程师)、计算能力(服务器)、数据和流量(用户)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共用的生产要素必须要算得上“关键”，即对于成本的降低足以改变企业的经济决策，否则无法产生范围经济。

由上述分析可见，在以稀缺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中，互联网市场的免费模式可以运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给予完美的答案。而关于互联网跨界竞争，则可以用基于算法、计算能力、数据、流量等关键生产要素共用所带来的范围经济来解释。此外，行业内还流传有诸如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爆品思维、迭代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痛点思维、产品经理思维、长尾经济、粉丝经济、社会化思维等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以及边际收益递增和共享经济导致经济学研究赖以存在的稀缺性消失、共享经济下的产权分离导致产权理论失灵、信息的零边际成本扩散导致信息的不对称性减弱、互联网精神对经济人假设的挑战、平台经济对企业理论的挑战等观点，不一而足。这些概念和观点要么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要么同样可以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加以解释。因而可以判断，现有的基本经济学原理依然适用于互联网行业的新现象。

二、数字经济发展与现代经济学的数字化革命

如上所述，互联网经济领域所涌现出来的诸多新现象，仍然可以用现有的经济理论加以解释，并没有出现一些学者所担忧的旧理论无法解释新经济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没有太大影响。恰恰相反，实际上数字经济将要或正在改写和重构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领域，甚至可以说，现代经济学即将掀起一场数字化革命。

首先需要厘清对“革命”的理解。革命的本义是根本性的变革，而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变革是什么？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经济学的本质可以归纳为成本与收益的取舍与权衡。第二个层面，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可以进一步刻画化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特别是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约束下的最优化。如果将“革命”限定在这两个层面，数字经济似乎永远也不会带来经济学的革命，实际上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历次革命也都算不上革命了。第三个层面，如果经济学的这些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可以理解为经济学研究正在面临一场革命。而从现在可以观察到的诸多迹象来判断，数字经济的发展很有可能正在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各个方面，推动现代经济学投入到一场奔腾不息的革命洪流中去。

(一)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研究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分发与消费的社会科学，重点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与互动，以及经济体系的运转。虽然数字经济的界定及其占GDP比重的测度仍然存在很多技术上的困难，但毫无疑问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对所有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都产生着深远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资源配置模式、市场交易关系乃至企业内部管理的科层结构及治理方式等正在越来越被互联网改造。甚至有人认为，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边界将会消失，因为未来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都将变成数字经济。经济学研究是对经济活动的一套自洽的逻辑解释，而新的生产力需要新的生产关系和学说理论来描述。随着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狩猎畜牧社会演化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演化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学研究也在经历着从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到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再到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等一次次革命，虽然每一次革故鼎新并没有改变前面所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层面的经济学本质。很难想象研究对象正在发生天翻地覆变革的情形下，经济理论没有经历相应的脱胎换骨。现在人们正从后工业社会向数字化社会或信息社会迈进，这一次的变化程度之大和对经济社会影响之深远可能远超历次，因而也必将推动经济学研究产生更大的一次颠覆性创新。

(二)研究方法

历史上对经济学影响冲击较大的研究方法创新包括微积分带来的边际革命、经济计量学、动态优化方法、博弈论等。例如，20世纪70—80年代，博弈论方法的引入就彻底改写了产业组织学的所有内容，催生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教授所著的《产业组织理论》著名教科书并沿用至今。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目前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可能变革现有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一个是人工智能，另一个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对传统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可能会产生根本性影响，未来的市场设计和定价体系很可能都是由算法来驱动的，现有的优化理论和博弈方法都需要据此加以变革。与此相关的是，当机器学习代替人类来进行经济决策时，其效用函数是否会与人类产生不一致，经济人假设(以及对应到博弈论中的完全理性假设)是更加现实还是更不适用等问题也会在将来出现。而大数据的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穷尽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来进行预测的机器学习方法的运用，更是对现有的基于从样本到总体估计的统计推断方法和基于因果关系推测的经济计量方法均构成重大挑战，甚至现有经济计量软件也将难以胜任而被一一淘汰。如何运用Python或更复杂的语言去编写机器学习等程序，很可能会像现在的高级计量经济学一样成为将来经济学博士生的必修课程。

(三)研究内容

根据对《美国经济评论》《经济计量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等经济学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近五年所发表文章的初步统计来看，互联网经济相关的文章比重呈现显著的逐年上升趋势。一般来说，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要比学术论文滞后一二十年。因此，可以合理预计，一二十年后的经济学教科书与现在相比，在主题和内容上均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大部分章节都将被平台经济、网络零售、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区块链经济学、人工智能与算法合谋、大数据经济学等与互联网经济相关内容所占领。此外，由于大数据的全面性和实时动态性，人们可以对微观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给出更为全面准确的经验研究(而非盲人摸象式的推断)，那么现有经济理论中诸如拉弗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等各种演绎的理论结论都将可能被证实或证伪，进而推动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多个互联网经济领域已经或正在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计算机科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以及具体应用到互联网产品及其价格结构设计的微观经济学。例如，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经济学，滴滴的高峰定价、拼车的动态定价、司机和乘客的匹配优化模型(Matching Model)等。谷歌首席经济学家范里安对于谷歌广告关键词竞拍机制的设计，斯坦福经济学家艾希关于网络广告市场的竞价设计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成果。2017年4月，谷歌引入一款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智能竞标(Smart Bidding)产品，帮助广告主自动投标最优的广告位[38]。2017年9月中旬,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在多伦多专门举办了一次“人工智能经济学”研讨会，经济学家们围绕人工智能对市场竞争、市场设计、企业创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在这次会上，艾希教授分析了如何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开展各种经济研究，并认为会给经济学带来一场重要的变革[39]。因此，虽然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依然可以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加以解释，经济学的本质和基本分析原则(经济学的内核)也不会改变，但不管从研究对象，还是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判断，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水晶球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将给现代经济学带来一场数字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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