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 300美元，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同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部需求持续萎缩，出口出现负增长。为了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国家实施了“四万亿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刺激，从而暴露并加剧了我国经济结构中长期潜在的矛盾。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时期，面对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客观局势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迫切需要，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规划的主线，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对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物理引线以及接触式测量等是转速参数测量的一个瓶颈,无线无源传感技术的发展为上述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无线无源转速测试系统框图如图2所示,主要由LC谐振器、读取天线、转速平台、包络检波器、定向耦合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电机、开发板、数据采集系统以及计算机组成,其中电机固定安装在转速平台的底座上,LC谐振器固定安装在转速平台的转盘上。而定向耦合器连接信号发生器、天线以及包络检波器,包络检波器连接示波器实时显示读取天线端电压幅值变化,连接数据采集单元采集电压幅值。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诉求

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自身发展长期积累的矛盾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明显的下滑现象。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变化来看，2010年的经济增速处在10.6%的高位上，到2011年有一个相对明显的经济下行趋势，2015年下降到6.9%，这是自199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首次低于7%，如图1所示。对此，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使用“新常态”来概括这一经济趋势。同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上，他首次对“新常态”做了系统全面的阐述，说明了什么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有哪些新机遇，怎样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等关键点。

图1 2010—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1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局势判断

“新常态”的“新”主要有五个方面特征。第一，经济增速由超高速、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十三五”规划认为这种增速在2020年以前回落的底线是6.5%。第二，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换。这也是实现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关键所在。第三，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62 204亿元，增长率居三大产业首位,达到8.3%，且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46.1%，如图2所示。我国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的转换将是长期趋势[1]。第四，增长动力由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随着传统三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源的价格上涨，我国长期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新常态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转变发展方式，从传统的投资驱动逐步转换到创新驱动”[2]。在新常态下，要转变增长动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就有可能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此来为结构调整留出空间和时间。第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机制保障。

图2 2012—2016年中国第二产业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增长率比较

1.2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迫切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想成功引领新常态，就要把与供给侧相关的复杂多变的因素抽象、归纳为几个主要的、基本的要素，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案，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相关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五项，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及管理，这五项基本要素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9]。2015年12月李克强总理在发改委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企业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提升效益，中国经济也需要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改革开放以来到2011年我国正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要素，也就是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和资本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贡献以及支撑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过去大量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从在农村时的低效利用转变为在城镇时较为高效利用的过程中创造的红利，是我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近几年，特别是进入新常态以来，人口红利消失殆尽，土地开发、改造成本攀升，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明显，以及资金充足的投资主体找不到适合的投资对象等矛盾，导致传统要素边际贡献递减已成定局，不可逆转。因此，在新时期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主要就得从科技创新、制度及管理入手，打开这两项要素的发展空间，发挥索洛余值的强大作用，这既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问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的要点。

从国际经验来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错失发展模式转化的有利时机；落入技术创新瓶颈难以挣脱；忽视发展公平性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悬殊而影响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缺乏稳定性，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阻挠，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等。

以2011年中国经济正式进入新常态为界，前一年，2010年的经济增速达到10.6%，此后直到2015年经济增速不断下行，甚至跌破近30年来的最低值7%。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能否顺利通过新常态这个过渡时期，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坎，以及如何跨越的问题，都需要总结别国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并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和阶段特征来寻求答案。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还需要加上两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因。一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曾经对我国经济腾飞起重要作用的人口红利已不复存在；二是长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造成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承载能力逼近上限。据此，国内许多学者，即使是乐观派学者也认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依然存在，不能心存侥幸[3]。

[2]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17.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定位与基本要素

新常态以来的经济下行状态，不仅关系到我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更是牵动着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2015年11月习总书记强调要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2016年，有关部门研究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十三五”规划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规划的主线，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2.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定位

首先，以“智能制造”引领科技创新。随着大数据和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聚焦智能制造，制定制造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力图抢占先进制造业发展制高点。比如，美国“三位一体”推进智能制造发展，政府、行业组织、企业联盟分别针对关键共性技术、智能制造系统平台和工业互联网加以布局；欧盟“数字化议程”将智能制造作为重点研发与推进方向；德国发布“工业4.0”战略。以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制造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主要趋势，并且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技术上可行；二是需求上迫切；三是应用上经济。在此背景下，2015年，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质量为先、结构优化、人才为本”为基本方针，致力于探索建立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引导科研机构、制造企业与信息通信企业加强深度合作，联合搭建符合中国制造业发展实际的智能制造系统平台。

凯恩斯主义认为，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平衡状态的需求称为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十八大前后需求侧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21世纪以来，衡量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几乎都超过了警戒线，2015年的基尼系数为0.462，2016年的基尼系数为0.465，呈现上升趋势。二是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萎缩。2007年我国货物与服务对外贸易差额占GDP的比重处于9.23%的高位，而2009年这个百分比急剧降低至4.21%，2011年进入新常态时低至2.39%，如图3所示。总之，“近几年的经济增速下行、外部需求下滑是外因、次因，而国内经济结构问题是内因、主因”[7]。

图3 2007—2015中国货物和服务对外贸易差额占GDP的比重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以供给学派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不能相提并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8]供给学派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最黯淡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拉弗和他所用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拉弗曲线”认为，税率为0和税率达到最大时的政府税收都是0，税率的增加不可能带来永远的政府税收的增加，在税收达到A这个临界值后，随着税率的提高，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导致投资积极性明显降低，税基减少，使政府税收不升反降，临界值左侧是税率可调节区，右侧为税率禁区，如图4所示。里根经济学以供给学派为基础，其本质是抑制国家干预，奉行“市场万能论”，主张从供给侧入手，实行以减税为主的政策，政策目标主要是抑制滞胀局面，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为了在转型期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供给侧灵活性。因此，我国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经验，但不能不顾实际照搬照抄。

图4 拉弗曲线

2.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要素

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报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发现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可能出现正反两种状况：正方以韩国、日本等少数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继续发展并逐渐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反方是指大多数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在5 000～8 000美元时经济停滞不前，始终难以冲破1万美元大关，甚至发生倒退的状态，这个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由于失去了曾经的低成本要素优势，而高新产业、尖端技术的驱动力又赶不上发达国家，因而处于两难境地。

构建和完善自贸园区法律制度，是自贸园区自身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自贸园区新制度可复制、可推广的重要制度载体，是我国探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甚至创新国际经贸规则的主要手段。构建完善我国自贸园区法律制度，不仅应当遵循我国已有的总体设计方案，更应当考虑多边经贸法律体制规则。

杜一朵是窖藏的酒，窖藏并不等于密封。美丽女人杜一朵散发着成熟女人独特的芬芳，浓烈的气息从细密的毛孔透出，时刻招引着雄性的蜂蝶。酒的苦处是没有找到品鉴的人，酒的落寞，只有懂酒的人知晓。

3 供给侧改革下新常态数字化目标

新常态中的“常”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标的高度概括和展望，是在供给侧改革下新常态的“新”完成转换而达到的一种全新的状态。新常态的本质是在实现结构优化升级、动力转换、提质增效的过程中，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添砖加瓦，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十三五”时期前进道路上那把用来披荆斩棘的利刃。

梅兰日兰的切换控制器质量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也难免会遇到故障。质量好的产品，一般损坏的程度都不是很高，修复的可能性很大，主要靠经验的积累，细心地观察和分析，即使对该产品不是很专业，也可以将之修复。

经济增长目标。到202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6.5%以上，全员人均劳动生产率大于12万元且年均增长6.6%以上，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世界经济形势预测和政策模拟实验室得到的预测报告认为，我国2016年至2020年，也就是“十三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区间是5.7%～6.6%，2021年至2030年潜在增长率的区间是5.4%～6.3%。预测报告显示的数字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6.5%这个数字是吻合的，中国经济在向结构更合理、动力更优化的演变过程中，减速是必然的趋势，但不能任其失速，潜在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年产出就增加3 700亿元，因此，6.5%的底线要坚守住。

创新驱动指标。动力转换、创新驱动方面主要有4个指标：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投入强度、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科技进步贡献率以及互联网普及率。从绝对数按2015年不变价计算来看，2015年R& D经费投入占GDP的2.1%，到2020年预期性目标为2.5%，年均增速的期望值为0.1%；2015年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6.3件，比2010年预期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2件，要完成“十三五”目标，5年累计需要增加5.7件；2015年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5.3%，5年计划预期每年增速为1.2%左右，到2020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期望值是60%；互联网普及率一般分为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和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是2个最贴近日常生活的指标，也是最容易提高增速的，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5年累计

与此同时，合理的教学设计对数学课程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教师授课的质量，决定着课堂的成败，这同时也是不断优化的过程，教学质量也在与时俱进地改变。

增速分别为30%和28%，到2020年普及率预期分别达到70%和85%。

资源环境指标。资源环境指标中主要的10个子指标均为约束性指标，体现了我国坚持绿色新发展理念的决心。“十三五”规划期间，全国土地利用方面，耕地保有量应保持18.65亿亩，新增建筑用地规模小于3 256万亩；单位GDP能源、资源消耗上，到2020年每万元GDP用水量下降23%，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2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增加3%；森林发展方面，森林覆盖率提高1.38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提高14亿立方米；空气质量方面，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大于80%，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18%，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减少10%～15%。

4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首先，供给侧改革并不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第十二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时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相互作用越是接近平衡状态对经济发展就越有利。就需求侧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净出口。“按照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分析方法，……所谓‘三驾马车’就剩下消费需求，所以需求侧的核心问题是消费”[5]。马克思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6]因此，需求侧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在供给侧发力。

实现科技创新发展，从国家层面来看，必须要促进国家间的合作。2015年，中德签署《推动中德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及生产过程网络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中国应推进两国之间智能制造合作的深度。与此同时，应陆续展开与法国、韩国等国家在智能制造方面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创新。另外，还要加大对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投入，R& D经费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的重要内容，加大R& D投入，能激发科技创新人员的积极性，加快我国科技创新的步伐。从广大中小企业层面来看，应将生产自动化与工艺紧密结合，对企业进行自动化改造，以降低用工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经济效益为发展重点。对生产自动化基础好、管理信息化水平较高的部分大型企业而言，应探索建立数字化/智能工厂，提高柔性制造和快速响应用户个性化需求的能力。

其次，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是关键。创新不仅仅是指科技创新，还应当有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思维创新等，科技创新固然能快速带来最直接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但是，思维创新基础上的制度创新，能带来更为持久和长远的效益。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讨论为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提出：“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首先就应当热心于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最强大的动力。”[10]今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回应“五大发展理念”时，也同样不能忽视制度创新。

2.5.1 系统适用性 取“2.2”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各适量，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详见图3。由图3可知，8种成分峰分离度均大于1.5，理论板数均大于5 000。

注释：

（1）试验结果表明，添加胆汁酸和益生素的试验组，其生猪体重、自身抗病性都明显提升，有效降低了发病的几率，显著提高了生猪的成活率，生猪头均出栏重增大，料肉比降低；试验组生猪每头的经济收益比对照组高193.37元。因此，日粮中添加胆汁酸与益生素可有效促进生猪的生长于发育，进而提升养殖户的经济收益。

最后，扩大有效需求，扶贫的“底”要“托”得彻底。中国农村有7 000万的贫困人口，这个数字甚至超过许多国家的总人口数，过去看这个数字，或许是恐惧和无奈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今天，这个数字不仅代表贫困人口的数量，还显示巨大的有效需求市场和强大的潜在增长率，因此，贫困人口这个“底”一定要托起来，而且要“托”得彻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首次做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这是一个关于供给管理的表述。在新常态背景下，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精准扶贫”，要抛弃过去粗放式的扶贫，做到精确识别和精确帮扶，要清楚了解贫困的原因：因病致贫、环境恶劣致贫等等，从源头上治理贫困。

应当从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这三大目标出发，着眼于供给。第一，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一步简政放权，做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和市场各有其特性，政府的结构决定了它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点，因此，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而应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优化行政审批、收费流程，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建设。第二，发挥创新者的积极性，调动专业人员的创造力。如今，我国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如果没有投向正确的地方，结果只会是投入多，效益低。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是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才，因此，在制度供给方面，应该注重激发创新者、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广大一线的科研专业人才提供一个舒适的、充满人文关怀的、符合科研规律的制度环境。

①文章所用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

[参考文献]

[1]徐匡迪.新常态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新华日报，2016-02-24(015).

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强调：“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4]新常态的诸多问题中，关于如何引领新常态的解答，是其中的关键和重中之重，如果无法引领新常态，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扼制，就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新常态时期，需要改变旧思维，开拓新思维，从供给侧入手，抓住机遇，积极发挥经济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坎，实现经济新发展。

注射用硫酸核糖霉素19批次样品［为2017年国家评价性抽验样品，来自A、B、C三厂家，均为原料药直接灌装（原料药来源一致）］；三氟乙酸（色谱纯，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乙腈（色谱纯，默克化工技术有限公司）；硫酸（分析纯，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无水硫酸钠（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超纯水（自制）。

[3]田雪原.在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6-01-14(007).

主洞洞口坡积体段固结灌浆管棚施工方法和支洞质点速度控制技术，解决了该项目几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大大加快工程的进度，降低工程成本，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对施工方法的研究，实现了冲砂系统的顺利开挖。

[4]邓琦，王晓枫.习近平：中国肯定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EB/OL].(2014-11-11)[2017-06-10].http://news.youth.cn/jsxw/201411/t20141111-6019791.htm.

[5]逄锦聚.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2)：5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6.

[7]胡鞍钢，鲁钰锋，周绍杰，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逻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6)：32.

书稿排印时的技术错误也可能会导致“正字误录”现象，《中华道藏》中反复出现一些常用字反而被录成了形体相近的罕见字，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归咎于点校者，更可能是排印过程出现的错误。

[8]蔡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J].中国人大，2016(10)：32.

[9]贾康.供给侧改革既要“守正”，又要“出奇”[J].人民论坛，2016(6)：88.

[10]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