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治理日渐成为新一届政府和学界直接面对的重要问题。职业结构作为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重要部分，影响着当前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优化各民族的职业结构，不仅有助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将有利于区域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跨境民族地区作为多民族国家中特殊的政治、文化场景始终吸引着各界的极大关注，同时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方铁、纪勇、陈文清、李树燕等学者分别对跨境民族及跨境民族地区进行了综合研究；朱朝晖、马伟、马戎、蔡果兰、徐世英、郑常德等学者对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结构进行了研究。相对而言，学界对于东北跨境民族地区和东北跨境少数民族研究略显单薄，而对东北跨境民族地区民生保障和职业结构等问题进行的研究则更为少见。就东北跨境民族而言，朝鲜族极具典型性。在近200万的人口总量中，近一半以上的人口处于长期的跨地域流动中，尤其是朝鲜半岛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化等情况的存在使得朝鲜族聚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日益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同时，作为多个跨境民族传统聚集地，区域强势人口双向迁移流动与各种社会变迁更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和研究，如金炳镐、周建新、孙春日、郑信哲、朴今海、朴光星等学者对东北跨境朝鲜族人口流动的原因、特点、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卢守亭、曹萌、朴婷姬等学者关注了东北跨境民族的文化变迁与传承保护问题；朴光星的研究不仅涉及了朝鲜族构建全球网络问题，还关注了朝鲜族跨地域流动的职业与生计问题。上述研究虽然对人口流动态势下的跨境朝鲜族的社会问题有所涉及，但没有对跨境朝鲜族发展影响深刻的职业结构变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论文基于笔者实证调查，以东北跨境朝鲜族为个案，综合考察人口迁移流动背景下东北跨境朝鲜族职业结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相关跨境民族研究提供实证案例。

一、朝鲜族职业变迁现状

(一)朝鲜族社会传统职业结构

职业结构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结构，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状况。早期朝鲜移民带着水稻栽培技术跨境迁入中国东北各地，并利用当地世居人口舍弃不用的低洼湿地种植水稻，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因此，他们主要从事水稻种植的农业生产，在职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人口居多的态势。据记载，在1937年的延边朝鲜族人口中，从事农业者占多数，即“调查韩人之居住延边者，大别之可谓有下列五种：农工商人及其他正当职业者、抱有民族主义思想之独立运动者、共产党及类似之社会主义者、日本走狗及类似之亲日派、入中国籍之归化民。以上五者中第一种来之最早且最多，占全数之八成。第五种之归化民，亦与第一种农民同时发生，但至今其数最少”。[1](51)

建国后，朝鲜族的职业结构仍然是农业生产人口占大多数。以改革开放前延边人口的职业分布来看，全州从事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9.01%，其中典型的朝鲜族地区，如延吉县(现在的龙井市)、和龙县农业人口分别占到68.14%、57.92%；典型的朝鲜族村落如三合公社、智新公社、芦果等村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达到了人口总数的90%或以上。[2](11)

截止1990年，尽管朝鲜族的职业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朝鲜族农业生产人口依然居多。1990年，朝鲜族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的人数最多，达55.21万人，占朝鲜族在业人口52.74%；其次是工业，人数为21.23万，比重为20.28%；再次是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质供销和仓储业，人数为9.12万人，比重为8.71%；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居第四位，有5.69万人，占朝鲜族在业人口的5.44%；居第五位、第六位是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占朝鲜族在业人口分别为3.68%和2.45%，其余各类职业的人口所占比重较小，最高的也不足2%。[3](249)即，1990年，朝鲜族人口中从事农业和工业的人口占在业总人口的73.02%；从事其余职业的人口仅占26.98%，这表明朝鲜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从事体力型经济活动的人口多，从事智力型经济活动的人口少，反映了当时朝鲜族所聚集的东北地区商业经济落后的社会现实。

(二)全球化时代朝鲜族人口的职业变迁

社会分工的细化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结果。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朝鲜族在业人口职业分类日益向智力型、脑力型职业转变。在国家制度、全球化时代资源配置改变、人口自发地追求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1990年以来，中国朝鲜族人口职业分类发生了巨大改变，主要体现为，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的人员迅速减少，从1990年的占总人口51.653%减少至2010年的26.349%；与此同时，商业服务业群体急速扩大，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呈现出缓慢增加的态势，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则表现出在2000年略微减少后，2010年又开始增加的态势，具体见下面的表1。

表1 1990年至2010年中国朝鲜族职业分类状况

年度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1990总人口1.7505.3141.7425.40570.57915.1600.049汉族1.7885.3851.7775.57669.59315.8300.051少数民族1.2864.4401.3133.30482.6896.9280.031朝鲜族4.07012.1513.0769.55251.65319.2680.1522000总人口1.6685.7033.0979.17764.46015.8280.066汉族1.7225.8013.1949.52563.08616.6070.066少数民族1.1144.6922.0845.55478.7727.7160.069朝鲜族3.67311.9815.33617.04846.93814.8090.2152010总人口1.7716.8284.31816.17248.33222.4830.097汉族1.8477.0024.45516.78746.39823.4120.099少数民族0.9344.9362.8249.47769.37312.3800.076朝鲜族3.86713.4526.53232.97626.34916.7330.093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所得。

聚束钻井液体系由聚束剂HMP、聚合物降滤失剂组成HFL-2、抑制剂胺基硅醇HAS和有机铝HOA-2、封堵剂HBJ-3、温压成膜封堵剂HCM、高效润滑剂HLB组成。高分子聚合物胶束分子中的疏水基团以类似表面活性剂憎水基团相互聚集形成胶束方式，相互聚集成疏水微区，导致分子内和分子间缔合，分子内缔合可增加分子刚性，而分子间缔合则可形成连续的网状结构，因为这种分子在水溶液中由静电、氢键或范德华力作用而在分子间产生具有一定强度但又可逆的物理缔合，形成巨大的三维网状结构。聚束钻井液以无毒、可生物降解的天然材料改性为主，具有较好的环保特性[4]。

二、朝鲜族人口职业结构变迁的特点

经“两查”取得全面资料，再进行“两比”：第一，将现存结构与已知年代的建筑或“法式”进行对比；第二，将现存结构与文献资料对比[4]5-6。

(一)朝鲜族劳动力人口职业趋向非农化

纵观中国朝鲜族近40年来的职业结构变迁，虽然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主要的驱动因素表现如下：

在全球化进程中，朝鲜族凭着自身坚强的意志与智慧，在国家政策与制度的引导下，主动将自己特有的文化因子作为资本，积极投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宏观进程之中，主动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并自发地改变职业供给不足的局面，进而改变了整个朝鲜族人口的职业结构。朝鲜族人口职业变迁既有一般的职业变迁的特点，又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为：

1990年至2010年，在朝鲜族的在业人口中，最为明显的是，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所占人口比例减少显著，商业、服务业人员人口占比增加明显。朝鲜族劳动力人口职业结构变化与全国少数民族的职业变化呈现一致性的同时又体现了跨境民族独有的特点，即在职业变迁过程中，朝鲜族经济活动人口被韩国、日本等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的国外资本力量和先进技术所吸引，职业变迁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境内其他的少数民族。我国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农牧民在从业人员中的比例从78.77%降低到69.37%。而朝鲜族相关数据更低，2010年，中国朝鲜族总人口183.0929万人中，农业人口为79.6127万人，占总人口的43.48%人，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更是只有26.35%，这表明朝鲜族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资源正不断涌入现代服务业之中。人口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人口。具体如下面的表2所示：

如表1所示，中国朝鲜族人口的职业变迁体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即，1990年至2010年，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076%上升至6.532%；专业技术人员从12.515%上升至13.452%，从事商业、服务业人员从9.552%上升至32.976%；而原有的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规模明显缩减，这表明在朝鲜族就业总人口中，从事体力型职业人口开始减少，而智力型人力资本逐渐增加；朝鲜族就业人口的变迁趋势符合人口职业结构运动的一般规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们需求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表2 中国朝鲜族劳动力人口在三次产业的分布状况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199051.6522.0725.18200047.1817.1335.69201026.4620.1953.3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所得。

目前在线状态监测设备常用的供电方式有:太阳能供电[3]、风能及风光互补供电[4-6]、激光供电[7-9]等,这些供电方式都或多或少存在许多缺点。由于技术的成熟,太阳能及风光互补的供电方式目前在状态监测系统的应用较多,但其带负载能力有限,易受天气影响,且需长期维护;单一蓄电池供能结构简单易于实现,但其寿命有限,需要定期更换电池,不能满足长期运行的条件;激光供能输出电压纹波较小,噪声低,不易受到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扰,但这种方法也会受到激光输出功率的限制,特别是光电池转换效率的影响,加大了电路设计的难度和使用成本[10-11]。

通过表2可以看出，1990年至2010年，中国朝鲜族在第三产业人口分布比例从25.18%增长至53.35%。人口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布改变是经济驱动的主要动力，一般来说，第三产业是指商业、餐饮、旅游、娱乐、运输、医疗辅助服务、社会和居民生活服务相关行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这一领域的从业人员会越来越多，说明了人们对物质、经济生活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大批入驻中国的外资企业，服务行业聚集，众多的朝鲜族劳动力由此获得了就业机会，并开始积极投身到市场经济下的商业服务业领域，开始了职业转变。朝鲜族农业人口的减少和“非农化”状况，不仅可以减少东北地区农民的绝对数量，有利于统筹与整合农村土地资源；而且众多人口流向具有较高收益的服务性职业，给朝鲜族社会带来了大量财富，使得朝鲜族人民可以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二)朝鲜族人口职业“白领化”程度不断加快

在全球化进程中，朝鲜族职业结构趋向从农业社会的自然农业生产向工业社会的制造业、后工业社会的服务业转化。朝鲜族比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领域。大量的中国朝鲜族在韩资企业、日资企业里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在沿海城市形成了“跨越市场的中间商人”群体和联结“中心与边缘”的大规模的“跨国打工者”群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强劲稳健的经济发展环境与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生活成本以及各地丰富的文化生态景观受到外商瞩目。尤其是众多的韩国企业和外商开始出入中国,因此中国各地，尤其是北京、杭州等政治、旅游中心城市吸引了大量的韩国企业和游客，在这些地域迅速集聚起为韩国人提供各种商业服务的餐饮、娱乐、旅游等服务业，其中的从业人员主要是朝鲜族就业人口，这就导致批发、零售业的朝鲜族职业人口增多；天津、山东、江苏等地区在1992年后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基地，韩国、日本、香港等企业纷纷入驻，尤其是是像韩国现代、大宇、三星等大企业投资成倍增长，朝鲜族所具备的汉语和朝鲜语双语优势使得他们迅速成为了这些韩资、日资企业的员工，因此，吸引了众多朝鲜族就业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在这些企业里，朝鲜族就业人员从普通的打工阶层逐步发展为企业的管理者或者中方代表，职业身份也逐渐上升为“白领”，即高级管理者阶层，开始从较低的产业阶层向较高层级的管理阶层流动，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三)朝鲜族职业结构趋向从自然农业向现代制造业、服务业的转化

行业是指经济活动部门的种类，即指在业人口所在的工作单位，劳动组织部门所属的经济部门。1990年至2010年，朝鲜族在业人口的行业构成发生巨大变化。从行业分布来看，2010年朝鲜族在北京、天津、深圳、东莞、浙江、河北、山东、江苏等6个地区的职业分布都表明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吸纳的人口最多，而根据每个地区不同的经济特点，不同地区的行业分布人口数量又略有不同。北京作为中国首都，集中了朝鲜族中智力型经济活动人口，因此，北京朝鲜族从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的人数最多，分别为120、105、40、87、34人，占北京朝鲜族在业人口的6.33%、5.54%、2.11%、4.59%、1.79%；而其他五个地区的统计数据和比例都低于这一标准；北京、浙江两个地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朝鲜族人口比例高于其他地区，分别占该地区朝鲜族在业人口的23.64%、41.26%；天津、山东、江苏两个省份从事制造业的朝鲜族人口数量和比例均为最高，分别为414、1482、310人，占该地区朝鲜族在业人口的47.59%、51.02%、57.40%。*上述数据由笔者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整理所得。

笔者调查发现，在东南沿海的朝鲜族大多数都在韩资、日资企业里工作。在全球化时代，制造业被看作是经济的驱动力，辐射带动了经济的其他部分，包括服务业。东南沿海的韩资、日资企业入驻地区聚集了众多的餐饮、旅店、练歌厅等服务行业，使得朝鲜族开始逐渐从收入低微的农业转向收入可观的商业服务业，青岛等地还出现了由朝鲜族专业人才创办的各种医疗卫生和健康保健服务业，如口腔医院、朝鲜族养老院、医疗保健公司等，这表明朝鲜族服务业正在向多层次、多元化方向发展。

除了劳动力人口在产业分布上的变化之外，朝鲜族人口主要聚集在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如北京、天津、青岛、江苏、上海、广州等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过程中，随着大量韩资、日资等外商企业进入中国和中国国内工厂承接更多的外资企业订单，朝鲜族纷纷转向各种行业的外资企业，承担翻译、质量管理、贸易活动等方面的经济活动。在逐渐掌握经济规律并积累一定的资本和经验后，开始勇敢地进行创业活动。因此，在2000年以后，不仅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地，而且在韩国、日本等国陆续出现了大批中国朝鲜族企业家。他们利用中国丰富的物产、人力资源和优惠政策以及发展空间和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产业转移，顽强打拼，创新改革，不断进取，这些朝鲜族精英带动了族群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进程，并使得朝鲜族人口迅速从农业职业转向现代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

(四)与计算机技术、网络信息相关联的远程就业模式趋多

朝鲜族充分利用自身所具有的兼具双语或者三语语言的优势，通过网络整合世界各地不同的资源优势进行消费服务经济活动。如从事女性饰品网络销售、连锁餐饮的网络消费、微商等模式。从事这种行业的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并有国外大企业资历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意识到市场需求，凭借中国义乌、杭州等地区丰富廉价的原材料，通过网络等方式进行销售，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不小的财富积累。

(五)朝鲜族跨国流动人口的职业状况

朝鲜族跨国流动人口主要流向韩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尤其是跨境流入语言、文化相似的韩国，朝鲜族最初在韩国的职业主要包括：包裹生意、导游、翻译、建筑工地、餐厅、老人护理员等。进入21世纪，在韩国的朝鲜族群体逐渐出现了职业分层，开始出现了一批从事文化产业、教育、法律的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阶层，同时，在掌握先进技术的年轻一代中，开始出现小老板阶层。此外，部分朝鲜族人口开始就职于韩国大型企业，特别是与中国业务相关联的公司，如三星、SK、LG、LOTTE、CJ等广播文化传播业务领域，在这些公司里，由于朝鲜族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熟悉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能够为韩国公司的发展提供非常有力的资源支持，因此这批朝鲜族就业人员逐渐发展成为公司的核心力量，并开始吸纳更多的朝鲜族优秀人才。在韩国、日本等地都出现了朝鲜族高级知识人才，从事经济、金融、法律、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工作，经济收入稳定，拥有职业尊严与人格尊严。他们的存在与发展体现了朝鲜族暂新的生存方式，也逐渐改变了国外社会，尤其是韩国社会对朝鲜族的各种污名化和歧视性的印象。

综上所述，改革以来，在制度变迁、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朝鲜族适时调整，职业结构逐渐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向现代化的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开始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城市社会。

三、朝鲜族人口职业变迁驱动因素分析

伴随着强势人口的流动与急速扩散，中国朝鲜族不断离开东北传统居住地，逐渐脱离了农业劳动并积极参与到了劳动力由市场配置的全球经济链条之中，更多的朝鲜族开始从事与工业社会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活动，城市的工资性收入而不是农业收入成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

依据 ISO24444：2010及《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版）关于防晒化妆品防晒指数测定方法中，选用预先曝光发预测受试者MED值。在测试产品24小时以前，在受试者背部皮肤选取一照射区域，取5点用不同剂量的紫外线照射，16-24小时后观察结果。以皮肤出现红斑的最低照射剂量或最短照射时间为该受试者正常皮肤的MED。通过使用日光模拟器，用不同剂量的紫外线照射受试者后背，能客观地反映人体对紫外线的敏感性，有效评价皮肤的光敏感性。此方法相对可靠，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缺点。

(一)社会制度变迁成为朝鲜族职业变迁的宏观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开创性的制度变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以及灵活的外交政策都为朝鲜族职业变迁提供了宏观的制度性环境。尤其是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和户籍制度的松动，有力地促进了人们解放思想，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并逐渐完成了职业变迁。同时，韩国出于自身劳动力需求而改变的签证政策，也影响了朝鲜族职业结构的变迁。韩国政府为改变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劳动力严重匮乏的局面，对中国朝鲜族的签证入境制度进行了多次修改，直至2007年的“访问就业制”颁布，为朝鲜族进入韩国就业提供了可能。可见，中国和周边各国社会制度的变化成为朝鲜族职业变迁的宏观因素。

要优先考虑项目所在地的投标单位。在中小型水利工程实施中，当地企业无论从设备、人员还是从关系协调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很多外地企业中标后也是找当地企业或个人实施，因此建议投标报名时，如果当地企业3家，则要限定外地企业不得超过3家，总数不超过6家，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地企业，维护了区域利益，减小了围标的可能。

(二)全球性产业转移

21世纪，世界进入了国际产业转移过程，其中中国凭借劳动力优势、产品价格优势等逐渐发展为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国家之一。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越的区位优势、良好的发展基础以及特殊的优惠政策，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地区和“制造业产业聚焦地区”，并吸引了韩资、日资企业的各种制造业订单。同时，由于中国朝鲜族所具有的多种语言优势，大批朝鲜族就业于这些企业之中促进了朝鲜族职业结构变迁。克拉克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的分布此消彼长，即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流入第三产业，而在第三产业内部，劳动力也会不断地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流动。[4](63～65)全球性产业转移改变了人们获取资源的方式。职业是人们获得生活基本保障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变迁使得大量的朝鲜族城乡人口失去了制度性的经济保障，同时也带来了户籍制度和劳动力价格制度的改变，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韩国等地区优厚的劳动报酬吸引了大量的朝鲜族人口，而朝鲜族人口则通过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从事新的职业，获得了自身所需的生活资源并迅速改变了自身的经济状况。

(三)朝鲜族人口的文化素质

朝鲜族历来有重视教育、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文化教育普及较早，群众性文艺体育活动活跃，是中国各民族中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这种较高程度的文化素质，为朝鲜族人口职业变迁提供了基本条件。1990年以来，在中国朝鲜族的总人口中，具有本科以上的高学历人口不断增加，为人口的职业转变提供了客观可能性。1990年至2010年，在中国朝鲜族总人口中，未上过学(文盲、半文盲人口)和小学程度的人口数量分别从6.02%、26.61%降至1.29%、13.42%；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人口分别从2.34%、2.59%增加至7.40%、8.0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数量急速增加，*该数据由笔者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整理所得。这种低学历人口快速减少，高学历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态势，使得中国朝鲜族人口中的人力资本含金量提升，并为朝鲜族实现从较低的职业向较高的职业流动提供了可能。

四、结论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朝鲜族的人口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中国朝鲜族人口职业结构变迁不仅促进了自身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而且增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同时，中国朝鲜族人口职业变迁表明朝鲜族正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劳动力配置活动之中，并从原有的低文化水平、低人力资本的职业逐步转向教育程度较高的高人力资本的职业之中。即中国朝鲜族人口的职业结构逐渐趋向非农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变化促进了中国朝鲜族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

1948年冬，因家庭生活困难，经组织同意，汤甲真停学到家乡附近的宗一中学（现湖南省宁乡五中），以教学为掩护，任地下中共湖南省工委直属宗一特别党支部组织委员，并兼任地下武装组织员、农运指导员等职，冒着危险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参考文献：

[1]沈茹秋:《延边调查实录》，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

[2]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编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资料汇编(1949-1978)》，1974年。

[3]田雪原:《中国民族人口》，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2年。

[4]于刃刚:《配第—克拉克定理评述》，《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