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的矛盾各方利用局势，通过策略手段获取战略利益，而中国则处于日趋被动的地位，不断消损战略资源；美朝“敌意螺旋”不断升级，并企图向对方战略底线逼近，倘若局势超出管控范围，那受害方不仅仅是半岛国家，对我国的核心利益也将带来巨大冲击。而我国在半岛问题上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应调动战略资源，提升话语地位，斩断半岛问题负面循环，这对我国的和平发展至关重要。

一、朝鲜核导战略的深入及美国的战略调整

所谓朝鲜半岛问题，是指产生于朝鲜半岛，并与周边大国和国际社会利益有关的问题。[1](31～32)由于朝鲜半岛国家及周边大国利益诉求不同，各主要地缘政治行为体可构成20组战略三角，[2](5)半岛问题复杂可见一斑。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半岛南北双方以及周边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半岛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而由此不断恶化的朝核问题日益成为危及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核心问题。

采用q-l种客观赋权法，对归一化后的决策矩阵内各指标一一赋权，则可以得到一个客观权重集合Ws={ Wsj∣l+1≤s≤q;1≤j≤n}，权重集合内的子项同样得满足归一性和非负性的基本要求。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有着深厚的友好传统，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两国战略分歧日渐明显。应如何应对朝核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朝鲜体制是否持续稳定？朝鲜“拥核”的内在动机是什么？朝鲜怎样考虑中国因素？

(一)朝鲜：政局相对稳定，“拥核”已成执政合法性资源

首先，政局稳定和领袖权威巩固已成为朝鲜政局主趋势。金正恩执政后，以父祖的正统性为依托，通过刚硬和温情两种方式重新塑造了领袖的公众形象，从而使自己符合社会期待；作为祖辈领袖与民众之间的桥梁，金正恩传承祖辈的主体思想，加强系统成员对政治权威和体制的合法性情感；通过宪法、党章的修改，整饬社会规范，同时通过党建工作制度化、程序化，重新架构国家权力体系，力求使结构(规范)性基础在树立领袖权威过程中发挥作用。

南通地域深受多种文化熏陶习染，形成了特定的习俗。在多样生活方式多种际遇变动中，人们创造了表达心声的文学作品，他们都承载着特定的思维方式。

最后，对外政策层面，追求地缘政治外交，以拥核为前提打造“有利的对外条件和环境”。2013年朝鲜提出，“要以核强国为依托大胆进行对外活动”，“为并进路线顺利推进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3]如何打破外交孤立局面是“拥核”朝鲜长期的战略任务，而中国是朝鲜打开外交局面的重要依托。但实际上在如何重塑中朝关系问题上朝鲜却呈现出比较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朝核问题上的中美协调及中韩关系的拉近着实让朝鲜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如何“消除一边倒”，[4]打破对华的过度依赖，成为朝鲜需要解决的外交命题。朝鲜对华贸易占整个贸易的90%以上，这有悖于朝鲜“自主外交”*朝鲜对“在对外政策中坚持自主原则”的解释是：“在对外活动中坚决反对事大主义和对别人的依赖心理，坚持根据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用独立的判断和主见解决一切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只有遵守这种自主原则，才能彻底粉碎要压迫和控制别国和其他民族的一切形式的支配主义，根据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同别国建立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关系。”原则。[5](566)换言之，对于因为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而可能导致的对华政治“依附”，朝鲜是存有疑虑的。

当然，在不远的将来半岛局势将迎来何种戏剧性变化，我们还无法妄加猜测，但整体局势不断朝着对中国非常不利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是肯定的。第一，朝鲜与美日韩之间的“敌意螺旋”不断升级，并企图向对方战略底线逼近。第二，即便双方打不起来，半岛的矛盾各方利用局势，通过策略手段获取战略利益，而中国战略资源将遭到严重损耗。

以受众劳动为核心的数字劳动理论起源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达拉斯·斯迈斯的受众商品论。该理论认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受众劳动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劳动的主体由静态群体向动态群体转变；劳动力由“注意力”转变为人的情感与智力的维度；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由单一性转变为多重性。因此，这三重转变使得受众商品论研究的核心从“受众劳动如何进行”以及“受众劳动如何商品化”的问题转变为“数字劳动如何进行”以及“数字劳动如何商品化”的问题。

因此，金正恩一方面在尽可能地展示强硬外交风貌，增强国内政治凝聚力的同时，还积极塑造自身对外形象，以避免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地位的低估；另一方面朝鲜试图通过地缘政治外交，寻求外交平衡，力求撕裂逐渐形成的国际反核共识。尽管从外界来看，朝鲜外交似乎不太“理性”，但从近些年具体行动看，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朝鲜要倾举国之力，应对国际制裁。2016年朝鲜召开“七大”，正式对外宣布金正恩时代的全面开启。但从金正恩“工作总结报告”来看，朝鲜所提出的经济和国防蓝图，与其说是“发展战略”，莫不如说是“生存战略”。总结报告指出：“谁都不会帮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统一、强大和富强。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6]由此，朝鲜要“狠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自强力第一主义”,“以科学技术为基本生产力，加快经济强国建设”。[6]朝鲜十分明白，只要继续坚持“并进路线”，进一步推动核导计划，必将面临国际社会更加严厉的制裁。因此，朝鲜要以自主技术等途径，通过“民族自立经济体”来维护空前孤立状态下的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第二，把中国作为“确立拥核地位”的重要突破口。朝鲜要获得“拥核国”地位，不仅要破美日韩这道防线，同时也要过中国这一关，因此中国同样成为朝鲜的“攻关对象”。朝鲜深知自身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也知道中国在半岛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所在。起初，朝鲜要稳住中国，希望中国在国际社会对朝制裁问题上起到“减压作用”。然而，随着中国的半岛无核化立场的坚定，朝鲜对华措辞变得更加直接和强烈，展现出“以超强硬对强硬”的战略态势。朝鲜屡次以中方重要外交人物访朝以及“一带一路”峰会、金砖峰会等重大政治活动为契机进行核导活动，意在加剧中国及区域各国之间的矛盾，并考验中国的战略忍耐，以达到中方对朝鲜拥核地位“默认”的目的。

3)将桌面型或嵌入式数据库转换为Client/Server架构数据库，服务器端无需安装数据库服务器，如SQL Server，客户端无需单独安装数据库驱动，并且做到网络线路上只有请求流和结果流，能更有效地利用网络带宽，从而达到高性能。

第三，利用朝鲜固有的地缘战略地位，搅局半岛局势，拟通过“新冷战格局”摆脱空前孤立局面。朝鲜对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地位的认知有以下逻辑特征：首先，随着时代发展，世界经济、权力中心从欧洲正向亚太地区转移；其次，美国亚太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以军事为优势，阻止在该地区出现任何“潜在对手”或强国——中国和俄罗斯，以期加强支配权；再次，随着东北亚格局变化，中俄及美日韩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难以调和；最后，朝鲜半岛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之处，是美日进入欧亚大陆的重要支点。与此同时，朝鲜早已看破美国借“朝鲜导弹威胁”之名要在东北亚建构导弹防御体系的战略意图，[7]且深知“萨德”在韩国的部署将破坏东北亚战略平衡、招致该地区新一轮军备竞赛。不过，朝鲜还认为：“朝鲜半岛是一个可以激化大国矛盾，也是一个可以缓解大国矛盾的地区。”[8]总而言之，随着亚太格局变化，朝鲜地缘战略意义日显突出，朝鲜成为了撬动大国关系乃至区域局势的重要变量。事实上，从2014年至2017年9月，朝鲜共进行70多次短、中程导弹试验，不断刺激了美韩敏感神经，为美韩部署萨德提供口实。尽管朝鲜坚持反对部署萨德立场，但实际上因“萨德”危机可能导致的半岛“新冷战格局”，对亟待要摆脱孤立局面的朝鲜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二)美国：“战略忍耐”的终结

第二，对朝政策向“传统”回归——“耐心忍受平壤方面的轻慢和其他对华不友善态度，增大中朝贸易和共同开发，以期避免因为旨在无核化的努力而严重疏离朝鲜。”[13](3)尽管国内学界对朝鲜“改革开放”具有一定的“愿望思维”，不过，对于具有传统社会主义深刻烙印的朝鲜来讲，由于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现实、领袖权威与政治系统、国家方略与时代趋势等领域所存在的不协调性，即使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也将持续困扰国家稳定发展及变革，而且“改革开放”与“弃核”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2009至2012年经验告诉我们，若中朝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达不成共识且分歧加剧，中国之前的所有努力均有可能化为泡影。尤其重要的是，对在国际社会中需要负更多责任的中国来说，朝鲜不断的核试验，必然带来更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不过，自2013年以来，朝鲜核导计划的不断推进，促使以“战略忍耐”为主的美国对朝立场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朝鲜核导计划的深入，美国舆论开始质疑“战略忍耐”，主张以施压为主的主流学者也开始认为美国目前没有掌握促使朝鲜放弃核项目的筹码，因此主张今后美国对朝政策的重点，从推动现有政权弃核转为增加现有政权的脆弱性。奥巴马也直接表态称：“解决朝核问题唯一方法就是让金正恩政权垮台。”[9]2015年开始，朝鲜搞了多次中程导弹和潜射导弹试验，技术方面发展迅速，这出乎外界的普遍判断。2016年，朝鲜连续搞了两次核试验之后，在核武器技术方面也达到了一定高度。朝鲜常说“朝鲜绝不说空话”，朝鲜力求通过行动验证其核导进程正在逼近“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换言之，朝鲜核导技术逐步逼近到美国可“忍耐”的战略临界点。在此情景之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主张“解决朝核问题的根本路径就是诱使朝鲜政权崩溃或让朝鲜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一些学者认为，自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以来，奥巴马“战略忍耐已告终结”，美国本土日趋感到来自朝鲜的核导威胁的严重性，“希望通过强力制裁，诱使朝鲜政权崩溃或使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观点已占美国舆论主流”。[10](4)

（1）有其它肿大脏器病变者。（2）应用雌激素者。（3）肝功能不全者。（4）肌病者。（5）妊娠期女性。（6）近30 d内应用过能够对血脂产生影响的药物者。（7）过敏体质者。（8）肝炎者。（9）失访者。

第一，维持现状，继续对半岛问题进行“冷处理”。此种选择的结果是：在朝鲜拥核决心日趋坚决的状态下，“孤立朝鲜”与美日韩之间“对抗-缓和-再对抗”的政治军事博弈将持续，而这种玩火游戏若持续下去，很有可能出现危机局势“螺旋式上升”且不可控之态势，使东北亚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这样的局面对我国的影响是不利的，不仅会加大东北老工业基地国际经济合作的政治风险，甚至可能直接危及周边稳定，损害国家核心利益。

随着朝鲜核导进程的深入，确保美国本土安全成为日趋紧迫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存在双重考量：一是从战略层面上如何维持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绝对优势，以确保美国传统利益；二是如何解决朝核问题，消除本国安全隐患。对美国而言，亚太地区传统利益的主要挑战者是中国，而解决朝核问题也离不开中国。换言之，美国半岛政策难免具有双重取向，而随着朝鲜核导计划的深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朝鲜半岛局势可谓外交与内政、佯攻与实干、色厉与内荏的五味杂陈，复杂程度可见一斑。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理清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金正恩朝鲜已走出“接班体系”，迎来更加凸显金正恩执政特色的新时代，其政权是稳定的；稳定的朝鲜拥核决心更加坚决，主动放弃核武的可能性不断减小；其核导技术发展速度已超出国际社会普遍判断，到了“收官阶段”。第二，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变得更加紧迫。若朝鲜核导技术具备“打击美国本土”能力，那将意味着朝核技术已跨越美国的“战略红线”。

从实际操作方面来看，美国要通过以下途径应对朝核问题并加强亚太战略部署。第一，极限施压，以压促谈是美国对朝政策首选。特朗普政府针对朝核问题不断扬言，战争选项将被“摆在桌面上”，并围绕朝鲜半岛频繁调动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提出了不寻求政权更迭、不寻求政权崩溃、不寻求加速推进半岛统一、不寻找借口跨越三八线的所谓对朝“四不”政策。其意图就是不断向朝鲜施加压力，并诱使朝鲜进入谈判模式。第二，传承奥巴马时期“借华制朝”的政策手段，继续借重中国解决朝鲜核导问题。其实对美国来讲，中国对朝鲜能够发挥多大影响力并不重要，因为“借华制朝”逻辑本身已经给美国带来诸多战略利益：一是将使对朝经济封锁更加有效；二是可以离间中朝关系，孤立朝鲜，蚀耗中国战略资源；三是即便无法阻止朝鲜核导进程，美国仍可以把责任推向中国，占据道德制高点，拉拢制华力量。因此，美国以“引而不发”、“议题联动”的谈判策略，企图继续施压中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第三，进一步加快东北亚地区军事战略部署。2017年9月朝鲜进行第6次核试验前夕，公布了“作为达成完善国家核力量终结阶段目标的一部分进行洲际弹道火箭可携带的氢弹试验”的决定。这意味着朝鲜核导计划已进入收尾阶段，美国要面对具备对美核打击能力的、更加“自信”的朝鲜。尽管各方深知武力冲突将意味着什么，但高度危机状态下双方对对方的战略误判，有可能导致双方最不希望的结果。因此，美国即便没有武力解决朝核问题的战略意愿，从战术层面也有必要为“有事之时”的半岛加强“防御工事”。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要“以实力保和平”，提升军事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因此，目前局势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特朗普要在东北亚地区占据军事绝对优势的战略意愿。而且让韩日等国家购买更多美国先进武器也符合美国军事集团的利益。换言之，不管朝核问题能不能解决，当前局势为美国加紧东北亚地区军事部署提供了借口，而这将进一步危害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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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朝鲜半岛政策之困境

朝鲜半岛是我国维护国家稳定、提升大国作为的重要周边板块，我们一贯认为对朝鲜半岛有着“重大利益关切”。这些年来，中国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原则，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与其他各周边板块相比，我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如何经营半岛问题似乎成为了我国外交事务最棘手的问题。立足当前半岛现实，钩沉半岛局势演变历程，笔者认为，我国在半岛策略选择上，对以下几个路径需要慎重对待。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半岛局势注入新的变数。虽然特朗普对朝政策有较大不确定性，但特朗普对外政策理念三大特征值得关注：第一，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与奥巴马不断强调的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特朗普追求的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美国优先”成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的基本原则。因此，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安全领域，触及美国利益的要素才是特朗普对外介入或干预的重要变量。第二，以实力保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提升军事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特朗普的外交顾问在竞选时期曾强调，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过于软弱，必须增加军费投入……以日韩等同盟国家分担更多同盟费用为前提，加强盟友关系，以更强硬的军事手段实现“和平”。[11]第三，“引而不发”、“议题联动”的谈判策略。[12](119)由于商人出身，特朗普具有突出的实用主义特征，淡化意识形态，与多边机制相比注重双边模式，善于通过谈判进行利益交换，以推动问题的解决或目标的实现。在谈判策略上，特朗普尽可能把更多的谈判选项摆到谈判桌，并以“我什么都可以做”的战略姿态，展现其政策不可预测性，迫使对方就范。

朝鲜半岛问题本身就是大国角逐的产物，而半岛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美国负有主要责任。美国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所谓“战略忍耐”具有双重指向：第一，以半岛问题为切入点，加强同盟国协调，以期制衡中国，恢复已开始陨落的霸权地位。因此，半岛适度紧张状态是美国获取行为“合法性”的基本前提。第二，在对朝制裁未能获得实际效果的情况下，美国把朝核问题当成“重要而不紧迫”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美国在不断渲染朝核威胁，试图把朝鲜“拥核”责任推向中国，施压中国向朝鲜发挥“影响力”。

其次，以“并进战略”为依托，“核导”已成为朝鲜执政合法性来源。“并进战略”无非包括两个方面：发展经济，解决温饱问题；发展核武，维护国家(体制)安全。不过，朝鲜“核导”不仅是寻求“恐怖平衡”的主要手段，而且成为体现朝鲜自主、主体理念，加强国家认同意识的重要因素。朝鲜巩固“核导”能力的相关努力，是朝鲜领导人获取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态的朝鲜民众认同、支持和忠诚的有效途径，因此朝鲜是不会主动放弃核武器的。

第三，迎合美国的对朝政策，加入“无底线”制裁朝鲜的行列。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是朝鲜体制得以稳定的重要外部变量，但我们一贯认为，制裁是阻止朝鲜核导计划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美国的朝核立场并不局限于朝鲜发展核导所带来的安全威胁，朝核问题已融入更大的战略考量当中。经验表明，东北亚区域依然笼罩冷战阴云，而大国博弈是主线。假如出现朝鲜体制崩溃等半岛格局的重大变化，获取更多战略红利的肯定不是中国。

由此看来，中国的半岛政策困境确实在不断加重。朝鲜与美日韩之间空前对立，爆发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时常出现。而中国出于战略利益做出的相关举措，被美日韩错误地认为中方站在“不受欢迎的国家朝鲜”这一边。因此，除俄罗斯之外，中国同几个与朝鲜核武有关国家关系处于空前疏离状态，而实际上朝鲜也正蚀耗着中国利益。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前面所列的半岛政策假设性路径的共同点就是我们总是用一种“守势型”思路来考虑半岛局势，欠缺“更加积极有为”的战略性思考。

三、关于中国半岛政策调整的思考

笔者认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需要更为宏大的战略考量：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寻求大国责任及地缘安全之间的均衡点，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国对朝政策现实所面临的战略困境，无非是大国责任与地缘政治利益如何协调的问题。然而，朝鲜偏执的对外认知，在核导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以及美韩的“借题发挥”，促使半岛变得更加不稳定，而且持续缩小我国在半岛问题上的战略空间。我们所遇到的这些外交困境并不仅仅是半岛局势这一客观要素造成的，换个角度来讲，正如“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孰重孰轻的命题一样，其实是步入转型期的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自我困境导致半岛问题上的两难局面。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周边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能力。”[14]我们在半岛政策调整上需要的是一种“创新”。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大国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随之而提升，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半岛的战略利益更加多元化。中国需要创新外交思路，实现从“反应式”向“塑造式”的转变。而且，能注入多大政治投入，能下多大政治决心，这应该是我们主导半岛问题的关键所在。当然，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对朝鲜半岛存在一定的思维定势，要实现理念的创新及转型，我们尚需一定的时间和讨论语境。因此，我们首先要从策略层面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建构迅速、有效、统一的应对机制。要正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建构能够及时协调国家各功能部门立场和利害关系，能够第一时间及时、主动跟进事态进展、提升决策效率的协调机制。尤其是在处理朝鲜事务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与“正常国家关系”相匹配的决策机制。

第二，要有战略定力，在朝核问题上保持底线思维，并且方法要多元。朝鲜核导计划已进入收尾阶段。而2018年是朝鲜建国70周年，2019年又是中朝建交70周年。按照中韩建交以来中朝关系发展轨迹，在不远的将来，“拥核，且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朝鲜以重大纪念日为契机，主动开展全方位友好外交的可能性较大。2018年伊始，朝韩关系的回暖迹象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应做好如何同“拥核朝鲜”打交道的准备。需要弄清的是，只要我们默认朝鲜拥核地位，那么东北亚核武的“潘多拉魔盒”有可能随之被打开，大国协调下的核控秩序就会崩溃。因此，应事先明确告知朝鲜拥核可能给其带来的巨大成本，同时将制裁与美韩军演问题相互挂钩，为削减朝鲜外部威胁提供政治支持，以实际行动推动“双暂停”倡议的具体实施。

第三，加强中俄协调，把两国的对朝政策规制在双方合作框架之内。半岛问题复杂多变，是个系统性问题。尽管中美关系是涉半岛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不应忽略俄罗斯在该区域的政治角色和作用。虽然俄罗斯在对朝问题上比较超然，但一些出于战略驱动的外交作为，足以引起正处于战略调整阶段的有关国家的高度警惕。2017年7月中俄就朝鲜半岛问题发布联合声明，表明了中俄在处理半岛事务上形成的共识。不过，由于对美以及国内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中俄双方在半岛问题上的战略考量不甚一致。2018年不仅是朝鲜建国70周年，也是朝苏建交70周年。虽然朝韩关系开始回暖，但整体上两国关系还无法完全摆脱朝美关系之框架。因此，从今年来看，除了韩国之外，俄罗斯很有可能是朝鲜撕破“防线”的第二个重要目标。协调双方立场、促使中俄双方在具体行动上达成一致，对管控半岛局面，进而在这一问题上占据主动，具有重要意义。

罪犯改造作为监狱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要永褒生机和活力，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罪犯改造的内容是一个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发展的体系。内容创新必须紧紧围绕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当前，要加强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全国“两会”精神等密切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实际的最新内容的教育。同时，先进的载体是新时期罪犯改造创新的基础。探索和运用改造新载体，关键是要找到罪犯改造与服刑生活的良好结合点，最大程度地吸引服刑罪犯参与，注意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有效增强改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第四，在半岛问题上，要明确战略目标，展开“更加积极有为”的半岛政策。这些年来，尽管中国致力于维持和发展与朝韩双方的合作关系，努力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但剧烈对抗的半岛内部结构以及在这种结构中滋生的半岛国家的内在机理，使这些国家无法消除对我国的战略疑虑。中国与半岛两国关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其深层次因素影响着中国与半岛各方的深入发展。一时的政治妥协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明确目标，展示“以我为主”“更加积极有为”的战略姿态，应是塑造周边、巩固和提升大国地位的根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1]朴键一：《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美国研究》，2014年第1期。

[2]林利民、郑雨：《朝鲜第四次核试与东北亚新变局》，《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5期。

[3][朝]《关于并行推进经济建设和核武装建设，提早实现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伟业的最后胜利》，《朝鲜中央通讯社》，2013年3月31日。

[4][朝]金正恩：《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劳动新闻》，2016年5月7日。

[5][朝]金汉吉：《朝鲜现代史》(中文版)，平壤：外文出版社，1980年。

[6][朝]金正恩：《党中央委员会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大会上的工作总结报告》，2016年6月8日，第3版。

[7][朝]《导弹狂症将迎来战争火焰》，《劳动新闻》，2009年10月7日，第6版。

[8][朝]《充满变数的东北亚：朝日协议与国际局势》，《朝鲜新报》，2014年7月2日。

[9]《奥巴马公开表态称朝鲜将“崩溃”，朝驳称其失败》，中国新闻网，2015年1月26日。

[10][韩]金载天(音)：《北韩第四次核试验与“战略忍耐”的终结》，韩国统一研究院：《统一政策研究》，2016年第1期。

[11]Alexander Gray and Peter Navarro,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Foreign Policy.November 7, 2016.

[12]赵明昊：《“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

[13]时殷弘：《传统安全与中美反扩散博弈：在朝鲜及伊朗核问题上》，《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5期。

[14]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_2.htm，2013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