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大问题的由来

旅大地区位于辽东半岛南部，是东北地区的重要出海口，与威海卫共同拱卫京津地区。自鸦片战争以来，旅大就成为列强尤其是日俄两国反复争夺的目标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1895年4月17日，日本与清政府签订 《马关条约》，其中规定将辽东半岛等全部割让给日本，4月23日俄德法三国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不堪三国重压，迫不得已与中国在11月8日签订 《辽南条约》归还辽东半岛。三国干涉还辽虽暂时扼杀了日本攫取辽东半岛的企图，但俄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在1897年3月27日与清政府签订 《旅大租地条约》，强租旅大25年。旅大后在日俄战争后易手，俄国在1905年的 《朴茨茅斯合约》中将旅大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12月12日中日签署关于包括旅大等地的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 《附约》。日本接管旅大后租期尚余17年时间，日本又在1915年5月9日迫使袁世凯签订 《民四条约》，将旅大租期延长至99年。但此约未得国会批准，袁世凯之后的历届北京政府均拒绝承认 《民四条约》的合法性。

二、收回要求的提出及交涉过程

中国政府曾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和旅大租借地案。中国在两次会议上均无太大收获，中方提出保留日后设法解决两案的权利。根据1905年中日相关条约规定，旅大的25年租期将于1923年3月26日归还中国。1923年1月17日，张树森等人向议院提交提案，要求在“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旅大租期即满”时召开紧急会议，并将先前移送参议院宣布二十一条无效案提前决议。他并表明众议院通过中日协约无效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到期二十五年租借期满之旅顺大连租借权之收回”。次日众议院即召开会议多数通过此案，并催促参议院相应召开会议宣布中日协约无效。1月19日参议院将此案移送特别委员会审查，20日回复众议院通过此案，并通知国务院查照办理。

虽然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中日协约无效案及定期收回旅大案，但政府并未积极行动，3月3日上海总商会和江苏教育会联名电催政府迅速宣布废除二十一条并交涉收回旅大。3月4日童杭时等23位议员联名质问国务院“咨文送达业将两月，事关国权重要问题，当局者竟因循坐误，不速执行。”

最终外交部于1923年3月10日正式照会日本外务省，声明“所有民国四年五月廿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除已经解决及已经贵国政府声明放弃，并撤回所保留各项外，应即废止，并希指定日期，以便商酌旅大接收办法。”[1]3月14日日本外相照会中国驻日代办，称“本约及换文之一部分，业已另定条约或经声明放弃、撤回、保留，此外绝对无可变更之处。至于来照所称协商接收旅大，并筹废约后善后办法之议，实无酬对之必要”[2]。

三、中国社会各界对回收旅大的不同态度

（一）地方实力派反应各异

旅大处于奉系的辖境范围之内，但张作霖对于旅大期满收回并非十分热心，因为他很清楚日本绝不会轻易地接受中国的照会，但他也不会错失一次获取更多政治影响力的时机。早在2月23日，张作霖就向北京提出速向日本要求交还旅大，“即不要求立即交还，亦应保留交涉交还地步”，其表态看似理性，实则一方面不愿得罪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处于一种观望态度。一旦时机成熟，张作霖就会强力施压北京，自3月14日日本拒绝中国后，奉系便开始严密监视辖镜内各界举动，3月17日奉天省长公署电吉林、黑龙江两省：“比来内地工潮、学潮及对外问题，日益剧烈。现已有学生代表出关运动。三省地处特别，亟应预为防止，不准各界有何举动。”[3]140吉、黑两省立即领会张作霖的意图，18日回电称“复令加派干警，前往监视。……转哈埠办事长官查照并分电各道尹及警务处照办”。顺直议会曾在16日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力争废约、收回旅大，19日奉天因此要求加大对三省监视的力度，“本省已派人检查邮电，不准转达此等电函，严禁各机关、团体，不得有若何举动。”[3]140在全国收回旅大呼声日益高涨时，直奉在入阁问题上争抢正酣，奉系争夺政治权力的方法十分适宜，孙烈臣给张作霖的意见是“对直宜用政治手腕经济政策勿宜武力当此旅大交涉关头用兵转失国人同情”。

电视台演播厅里坐满了观众。杰克坐在一边，苏穆武坐在另一边。主持人上来，拿着话筒：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美国的瑞恩杰克先生，和他的中国岳父苏穆武先生。杰克先生今年4月从华盛顿来到中国，与苏老先生的女儿苏婷婷结了婚。最近杰克先生与苏老先生在生活方面产生了一些分歧。今天我们把两位当事人请到节目现场，让两位面对电视观众谈谈自己的想法。大家鼓掌欢迎！

直系如此持续地利用民意施压政府，其意图明显指向北京政府。此时国会也有相当多的议员对张绍曾内阁表达不满，向国会提交弹劾案，其中一条理由是“伊于胡底二十一条宣布无效及旅大租约满期，原本截然两事。乃该总理竟併为一谈，冀引起重大之外交。延长内阁之生命已属荒谬绝伦，而照会中复用废止字样，一若二十一条吾国先已承认者，致遭日本之拒绝，卖国固位，丧心病狂”。随着国内舆论压力愈来愈大，加之国会弹劾，张绍曾于6月7日率内阁集体向黎元洪辞职，，表示“辅弼失职，责任不明……复不欲陷元首于侵权之嫌”。张的辞呈又被冯玉祥等人利用，大做文章。同日，冯玉祥通电各省谴责黎元洪干涉内阁职权，外界认为，“此电几等于要求黎总统辞职”。黎元洪的总统之位岌岌可危，直系的夺权目标将近达成，6月13日王承斌在天津火车站逼迫黎元洪交出了总统印。

商界在收回旅大和否认二十一条运动以较独立的姿态进行了抗争，不但积极参加各阶层人民的联合行动，而且成立专门的商人运动组织，单独召开商人的大会，单独举行示威游行。以上海为例，作为当时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以上海总商会、山东路及江西路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等商业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4月4日两商总联会举行外交委员会讨论实行经济绝交的具体方法，提出“经济绝交办法亦须由各公团协助进行。抵制日货之法沪上最好由永安、先施两大公司首先发难，一致表示不买日货，并请其他有名望商号相继提倡比较容易进行。主张先派员向永安、先施接洽。”20日商会筹备抵制日货同志会，劝勉各界拒绝买卖日货。25日先施公司响应号召，宣布与日经济绝交，不再进日货。5月3日总商会着手调查日货，具体落实4月9日对日外交巿民大会议决通过的经济绝交计划，并发表 《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 《大纲》涉及日货的进口、制造、运输、广告宣传、售卖等环节的应对办法，共计四大项：对于日货买客及宣传之办法；对于为日货广告者之办法；对于贩卖日货者之办法；对于以人工物品住所供给日人者之办法。10日起，总联合会开始检查旧存日货。

学生在索还旅大运动中对日一直强硬，从初期的抗议示威逐步发展到号召全民对日经济绝交；对政府方面大致分为两种态度，初期是督促政府继续对日交涉。后期因黎、张政府对日外交不力，开始强烈批评政府无能。当直系实际控制北京政府后，直系奉行武力统一政策，全力投入对南方作战中。学生对政府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向：不断地批评直系政策，并逐步将关注点转移至广州政府。1923年3月21日，全体留日学生致电北京提出三项请求：继续与日交涉、不再履行二十一条义务、迅速向国联求助。并希望北京“俯从民意，以保国权”。30日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决定自26日起对日绝交，并号召全体国民一致行动。各省学生迅速响应，4月11日吉林学生收回旅大急进会致电上海总商会，内称“欲抵制日货须先提倡国货，贵会为商界领袖，请随时指导以便遵循。”2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组织检查日货委员会，“赴各市场商店实行检查日货，见有陈列日货之商店，则劝其即日停售，并为陈述旅大问题之原委及对日经济绝交之必要。”随着运动的发展，学生对政府的不作为日益不满。5月7日正值国耻纪念日，北京大学生于天安门集会，其试图通过第六决议案要求推翻北京政府。除不满北京的无能外，学生也十分不满直系专事内争。6月19日留日学生旅大后援会致电吴佩孚，“国人正奔走号呼一致对外，我公则南争北讨迷梦未醒……我公犹不觉悟竟欲以武力统一中国，伏望我公取和平之手段，谋我家之统一，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倘仍执迷不悟，一味孤行置外交於不顾，惟内乱之是谋。同人等惟以国贼等公与天下共弃之。”但对于学生的这种想法， 《申报》认为“内政不能统一，外交必归失败。而和平统一实国民之心理，北洋军阀乃统一之障碍，望国人一致主张，促南北当局速开和议。”

直系一直想取得北京的控制权，曹锟的方法是倒张驱黎，其方针是“便宜行事，斟酌办理”。张绍曾就任总理之初以和平统一为志，他这一观点与直系的武力统一明显相悖，直系夺权第一步便是设法加速张内阁倒台。显然废约与索还旅大是一次不错的向北京施加压力的时机，若政府成功废约、收回旅大，直系起码获得顺应民意的政治声誉；反则谴责北京无力捍卫国权，应该引咎辞职。因此直系在这场运动中较于奉系显得就十分活跃。

马铃薯是喜肥作物，尤喜有机肥。按照无公害生产标准和肥料施用准则，有机肥既可以提供全面的营养，又可以改善土壤物理结构。一般施有机肥15～30 t/hm2(或农家肥 75 t/hm2 左右)，过磷酸钙 750 kg/hm2、硫酸钾 600 kg/hm2、尿素 150 kg/hm2。

值得注意的是在直系扩张版图的过程中，一些势力较小的军阀也在利用收回运动企图苟延残喘，如福建的王永泉便是一例。此时王永泉正与孙传芳部冲突，王永泉抓住时机于3月28日致电北京及直系，希望“速息阋墙，筹备实力，为政府之后盾”，并自称“介胄之士，只知爱国，不识其他”。

（二）学生从号召和监督经济绝交到反对直系

3月15日，湖北督军萧耀南致电外交部赞赏外交部对日宣布无效案之举是“尊重民意，挽回国权”之举，并希望外交部“毅力主持，贯彻目的，勿任延企”[4]。直系此时态度显得十分温和，其选在日本拒约次日发电赞赏，意图令人玩味。18日陕西督军刘镇华致电敦促“大总统迅即饬下外交部……与日本继续交涉，以保主权”[5]。此时态度较之15日明显强硬起来。随着全国范围的抗议声潮掀起之后，直系并未直接批评政府的无能，而是采取跟随民意向北京间接施压。4月3日冯玉祥通电全国，表示“玉祥救时才短爱国心长，痛外患之日深，言之泪落。鉴彼辈之强暴，誓死力争即牺牲一切亦在所不辞。”12日吴佩孚通电全国，希望“我政府国民根据公法公理急起直，追求世界之正评，促邻邦之反省。群策群力，誓死力争！石烂海枯！勿渝此志！佩孚不敏，谨当追随我父老昆季之后也。”13日熊炳琦通电，“惟愿全国官绅商学各界协力图谋，分途挽救，以一致之主张，作外交之后盾。”17日蔡成勋“请政府迅速决定对外声明，此项未经依法成立之条约，我国断然不能承认”，并希望“我同袍各捐夙隙，一致对外，以为后盾。更望邦人君子众志成城，力图抵抗，以促彼方之觉悟。”5月7日冯玉祥部三千余士兵更是直接参与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运动。14日赵荣华同样敦促政府收回旅大，捍卫主权。

（三）商界的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运动

结合本人的工作经验以及和同事之间的探讨，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累”，从工作中所得甚少，不管是精神上还是心理上，只是感觉到了被压榨和付出。心理上长期处于疲倦状态，生理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疲倦状态。

此外上海总商会也与外省团体积极联络，促进全国的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运动的发展。4月11日上海总商会接到吉林学生收回旅大急进会来电，请求在提倡国货运动上提供指导，总商会“即将该会附设之商品陈列所调果之国货出品目录一册寄交吉林”。27日六合县商会为顺利推行经济绝交运动的发展，特致电“祈迅赐国货种类表一份，并日货商标一览表一份，俾有标本而免混淆。”

（四）民间其他团体的反应

同样在上海，一些团体表达对直系的不满，而且其态度越来越强硬。4月27日工商友谊会电致吴佩孚，内称“国事蜩螗，民生凋敝，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二十一条否认之说、收回旅大呼号之声震于全国，公何充耳不闻？节节向川粤用兵自损实力。奉省鬍帅鉴于国家紧急，尚知整军经武以卫国。公乃书生，何以国家思想反如此薄弱？不及草泽之英雄，殊不可解千秋而后将以公为何人哉？亟宜从速召回川粤之师以之对外。”4月13日，旅沪湖北自治协会号召全国，“吾民为先除内奸起见，昔日既能以民族精神推翻满清，今日何难以主人资格驱逐曹吴？愿随全体国民后与曹吴一决生死也。”

民间团体多为为收回旅大而组织起来的后援机构。它们在这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多为督促政府民众、倡行经济绝交、谴责地方派系。1923年3月16日东三省民治促进会发表 《告全国父老函》，批评北京“竟将收回旅大问题定为修正案……此举既推翻国会议决之原案，复违反全国人民之公意”，认为“若不急起直追而靠政府当折冲之，则旅大良港永无归宗之日……北京政府既不足恃，最后胜利舍国民外交其谁恃乎？”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是众多团体中影响颇大的机构之一。24日上海市民通电全国，决定对日进行经济绝交。4月7日上海各团体、各商帮公所、各公司派代表讨论对日经济绝交计划，通过指导性决议案：“①议决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②议决致函曾用日人之航业公司劝其速将日人解约辞退；③议决援助在外交紧急时被封之某某两会；④议决国耻纪念日开对日外交巿民大会。”9日该会通电全国号召响应，并希望日本人士“幡然觉悟，竞起督促其政府改正前此之谬误政策。”5月14日市民大会发表对外宣言，称“倘日本人民因感受经济止之动摇而幡然觉悟，群起督促其政府自动的声明完全拋弃二十一条要求，并自动的实行归还旅大，吾人亦即与之恢复贸易。”

（五）国共两党的微妙应对

国共两党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完全不同。国民党方面间接支持收回运动以达到收拢民心的目的。4月7日孙中山在对学生请愿代表讲话中提出，“今日北京政府如同国民谊父，南方政府正属国民亲生父。今国民被谊父所卖，则应当合力将此谊父驱逐，即可还我自由。故诸君些后之责任，无须请愿政府。只须向国民请愿，时时向人民作宣传工夫，唤醒国人，精神从根本上作工夫，一致把害国殃民者打倒，使实现一真正民意之良好政府。”至于如何组织代表民意的良好政府，5月9日叶楚伧发表演讲提出，“组织善良政府当得有才干有诚意之人物，今日中国有人确具此条件则孙中山先生是。愿我人民共为其后援藉达外交内政整飭之目的。”①

表1为所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可以发现，城镇居民的年收入对数要高于农村地区，同时，城镇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明显大于农村地区。其中，城镇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15年，说明大多数城镇居民完成了高中或者职高教育；而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69年，说明多数农村居民仅完成了初中教育。从工作经验的分布看，城镇居民的平均工作经验要低于农村居民，说明农村居民可能更早地放弃了学业，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此外，还可以发现，城镇地区的样本更多地从事非农业行业。从性别比例、婚姻状况以及健康状况来看，城乡居民中男性、已婚以及健康状况良好的劳动者比例更大。

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运动中始终号召国人进行国民革命，并选择了国民党作为合作者，所以一直支持民众拥护孙中山，但也批评国民党的不作为。4月10日李达发表 《为收回旅大运动敬告国人》，李达认为收回旅大求助国际无用、示威无用、经济绝交亦无用，惟有“干一个国民运动来铲除破坏国内和平的障碍物军阀，建设统一国民政府，然后才能有实力对外，然后才能有实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然后才能建成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7]1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 《中共告演军兵士》一文，提出“目前急切的工作，就在极力拥护孙中山打倒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錕等，及不肯退还旅大取消廿一条的日本帝国主义。” [8]5月2日蔡和森发文批评国民党的不作为，“国民党因为种了以上的谬误观念，所以对于全国如火如荼的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 （如现在收回旅大的运动）常常缩头缩脑不敢出面领导群众，有时且故意躲避。” [9]

直系实际控制北京后，开始强制取缔排日运动以稳定局面。日本使馆于5月21日照会北京，认为经济绝交是交战国采取的手段，谴责北京“对学生之举动，未有如何取缔，已殊属不合，又况贵国之官吏等亦出如此参加排日之行动”[6]，要求北京设法迅速取缔。各省对于境内排日运动多采取“防范”“防制”，6月20日起北京先后致电陕西、河南、重庆、湖北、安徽、山东等省要求“取缔”“加强取缔”排日活动。

我们可以从这场运动中看到苏联对国共两党的影响。3月27日苏联指示马林，“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 [10]238关于废约和收回旅大运动，苏联认为“应尽一切可能加以利用。我党应竭力使这一运动扩大为中国民主派共同的反帝运动。中国共产党应该把抵制日本的运动也看作是在反对为讨好外国帝国主义而残酷镇压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北方军阀政府的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因素。”[10]251-253

由图5可以看出，在采用瓷介质磨矿时，方铅矿矿浆电位基本保持不变。但铁介质磨矿条件下，方铅矿矿浆电位要比瓷介质磨矿时的低，并且随着磨矿时间的延长，矿浆电位急剧下降。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铁介质磨矿时，随着磨矿时间的延长，铁介质磨蚀磨损加剧，生成的铁粉具有还原性，改变了矿浆氧化还原气氛，从而降低了矿浆电位。但是，瓷介质磨矿过程中，没有铁质物质参与反应，因而矿浆电位没有明显的变化。

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

四、收回运动结果

收回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近三个月后，1923年6月1日发生轰动全国的长沙六一惨案和9月1日日本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使这场运动的舆论发生了一定转向，经济绝交措施的推行也发生了一定动摇，国人由抵制日货转向了经济援助。但这次运动使国人更加清楚地认清了北洋军阀的真实面目和北京政权的无能，将更多地希望投向了广州政府，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北洋军阀的崩溃。此外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倡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对日本在华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并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注释：

①文中所示各类通电，可见于申报1923-4-15、4-23、4-12、4-13、4-17、4-6、6-10、6-8、3-28、4-12、4-26、6-19、6-19、4-5、4-12、4-28、4-9、4-10、5-14、3-28、4-13、4-7、5-10 刊载的国内专电、公电、公电、公电、公电、不信任案在两院之形势、张内阁又提总辞呈、内阁辞职与总统问题、公电、吉林学生之提倡国货热、京学生界开始检查日货、留日学生电责吴佩孚、留日学生电责吴佩孚、两商总联会积极对付外交、吉林学生之提倡国货热、关于拒货之两函、巿民大会之经济绝交计划、市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消息、市民大会对外宣言、工商友谊会电劝吴佩孚、旅沪鄂人忠告曹吴、粤学生对日运动、五九纪念日之上海。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632.

[2]北洋政府外交部编.外交公报 [N]，1923年第22 期，条约：2-3.

[3]辽宁省档案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电：第2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87：140.

[4]北洋政府外交部.外交公报 [N].1923年第22期，附录2.

[5]北洋政府外交部.外交公报 [N].1923年第22期，附录4.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 中华民国八至十五年[M].台北：台北出版社，1993：428.

[7]李达.为收回旅大运动敬告国人 [N].新时代，1923-04-10.

[8]中国共产党告演军兵士 [N].向导周报，1923-04-18.

[9]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 [N].向导周报，1923-05-02.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