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承担着重要的思想教育功能，它从历史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意在使大学生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是，由于广大大学生在初中、高中已经了解到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基本史实，如何更加生动地讲解“纲要”课，激发学生们的兴趣，进而达到思想教育的功能，成为每个“纲要”课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以贵州省高校本科教学为例，以“纲要”课上、中、下三编内容为基本框架，探讨如何将贵州地方史适当纳入到“纲要”课相关教学过程当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一、变动中的贵州(1840-1919)

“纲要”上编内容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的变化，由此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二是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在教学活动中，可适当引入贵州地方史部分内容进行补充说明。

贵州作为中国的一个偏远落后的内陆省份，因地理环境的制约，受外界影响较小。但是近代以来，受资本主义扩张的影响，贵州难以置身事外，仍然被卷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资本——帝国主义对贵州的侵略主要体现为经济侵略。甲午战争之前，贵州已经成为英、美、日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品的主要市场，其中安顺是贵州最大的洋纱和洋布的集散地，其次是兴义、兴仁、贵阳、遵义、独山等地。甲午战后，英、法等资本渗透贵州，先后在贵州设立英法水银公司、华洋合办正安铅矿公司、宝兴亨利公司和天益大罗公司，并在贵州取得开矿的权利。可以看到，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作为偏远的内陆省份贵州，也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

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之下，贵州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步解体，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近代企业。青溪铁厂创办于1890年，是贵州建立的第一个最大的近代官办企业。在民营企业中，商人华之鸿为了振兴贵州当地的文化事业，派人去日本学习印刷技术，并购买印刷机器设备18部，投巨资在贵阳创办了“文通书局”，雇佣工人百余人，“文通书局”成为近代贵州创办的第一个民族工业。在抗战时期，“文通书局”一跃发展为仅次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的第七大书局，为贵州乃至大西南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HAMD评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治疗后，两组患者的HAMD评分显著降低，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观察组患者的HAMD评分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纲要”下编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和中国人民是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历史和中国人民是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在教学过程中，可适当使用以下内容进行补充说明。

贵州“五四”爱国运动揭开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贵州辛亥革命失败后，同全国形势一样，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先后有唐继尧、刘显世、袁祖铭、唐继虞、彭汉章、周西成等军阀统治贵州。贵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1919年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给贵州前途指明了方向，从此，贵州与全国人民一道，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同年5月31日，为了发动群众，贵州学生团体发出通告指出：“我国外交失败，险象环生，青岛山东，日人悉将占据。全国国民痛心疾首，唤天呼地，群起组织国民大会，表示我国民全体一致的决心，勒马悬崖以期挽回。”[2]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贵州各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贵州的“五四”爱国运动，打开了贵州闭塞的大门，革命、民主思想传播开来，开始出现了诸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新名词，贵州逐渐涌现出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学生。

二、翻天覆地的贵州(1919-1949)

“纲要”中编内容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和中国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二是历史和中国人民是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教学过程中，可将以下贵州地方史作为补充说明。此外，也可适当增加贵州抗战的内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随后革命党人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省起义。10月30日，邻省云南起义的消息传到贵州后，贵州自治学社积极准备革命。11月3日晚，张百麟召集革命志士，讨论起义时间，定于4日凌晨发难。与此同时，陆军小学的学生也在酝酿革命，但是，消息不幸走漏，革命党人当即革命。在新军教练官杨荩诚、队官赵德全的指挥下，新军攻进贵阳城，巡抚沈瑜庆看到大势已去，被迫与革命军妥协，交出巡抚印信，贵州光复。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于11月6日正式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但在政府成立的过程中，由于革命派妥协，一些改良派、旧官僚、士绅趁机进入政府机关，如宪政派任可澄为枢密院副院长、华之鸿为财政部副部长，为革命失败埋下了伏笔。1912年2月2日，郭重光(旧官僚)、刘显世(士绅)等人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破坏，但并未完全消灭。政变后，任可澄、郭重光、刘显世改组了贵州军政府，为进一步打击革命力量，他们遂借用滇军颠覆了贵州军政府，贵州辛亥革命最终失败。可以看到，贵州辛亥革命的失败，与全国的形势是紧密结合的。革命的失败，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不能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贵州籍青年王若飞、邓恩铭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虽然生活环境不一样，但都不约而同的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王若飞(1896-1946)，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城北街。1904年至1911年，在著名的私立达德中学度过了他极为重要的七年。辛亥革命时，他曾作为学校学生队的成员参加革命，逐渐成长为一名爱国青年。1917年考取日本公费留学，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他在日本尽力搜读社会主义书刊。1919年，转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1921年，受国内政局的影响，与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等人一同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他是总负责人之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主要有苗、布依、侗、水、彝、仡佬、瑶、回、壮、白、土家、满、蒙、羌、毛南等1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居住分布广泛，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解放前，由于历代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贵州民族纠纷不断。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彻底废除了民族压迫政策，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开创了贵州民族关系的新篇章。根据党的相关民族政策，省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具体步骤分为三步：首先，成立民族事务领导机构，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其次，召开全省少数民族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民族的意见和建议；第三，推行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6]与此同时，省人民政府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指出贵州的民族区域工作应分为两步：第一是成立民族联合政府，第二是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逐步推进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建设。[7]在人民政府的有效领导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完成了社会改革，而且还实现了各级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49年11月1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5兵团的打击之下，贵阳解放，国民党在贵州的统治结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州立即着手人民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工作，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红军长征足迹遍及贵州，给贵州带来思想上的洗礼。毛泽东曾经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3]在长征途中，红军每到一地，都在不断宣传党的思想和政策。贵州是红军长征时间最长的省份之一，长征影响遍及贵州各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经过红军的长征，特别是经过党和红军方式多样的宣传、动员，使贵州的广大民众从思想上亲近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黔北各地，日益觉悟的民众组织起党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贵州社会的封建旧势力。各级党组织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的陆续建立起来，为以后解放战争党的胜利、贵州解放及建国初期的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雄厚的基础。”[4]

1.2.2 治疗方法入选患者入院后3天内未解大便。治疗组常规服用苁蓉通便口服液10ml,2次/日及生大黄粉5g,予凡士林适量调成糊状,纱布包裹贴敷于脐部12小时,1次/日。对照组服用苁蓉通便口服液10ml,2次/日,3-5天为1疗程。两组患者均嘱多饮水,腹部按摩每天3次,每次10-15分钟,膳食中增加新鲜蔬菜、水果,辅助治疗措施相同。

场地全部钻孔（CK1-10，ZK1-21）均有揭露，揭露层厚2.10～15.70m，平均厚度8.72m；层顶高程-3.85～1.71m，层顶深度2.10～7.50m。

来自意大利的SCM公司自1952年以来一直是木工行业领先的设备与系统制造企业以及服务供应商。SCM顶尖的木工技术和应用方案能够全方位满足市场需要，既适用于工业环境也适用于手工作坊，既能用于板材加工也能用于实木加工。SCM的产品应用广泛，涵盖范围从家用家具、办公家具以及订做家具一直到结构建筑领域诸如木梁、隔墙和饰面，又诸如细木工、地板、楼梯等，可以说世界上哪里有木工，哪里就有SCM，SCM是木工机械行业的知名商标。

抗日战争虽然给贵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担负着拱卫陪都重庆的重任，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抗战8年，贵州人民每25名壮丁中即有1人为国家流血，在战场杀敌；每3名壮丁中即有1人为国家流汗，在后方作工；每人担负战争费用58元，贡献稻谷1.2市斤。贵州各族儿女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贡献至巨，光耀中华。”[5]与此同时，抗战期间，大量的工厂、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大量流亡学生、知识分子迁移至贵州，也给贵州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以文化教育为例，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工程学院、湘雅医学院等高等院校进驻贵州，繁荣了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同时也带动了贵州本土大学的建立与发展。在抗战的影响下，贵州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贵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先后创建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三、巨大发展中的贵州(1949-2018)

随着贵州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资产阶级逐渐产生并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代言人。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贵州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以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为代表，他们于1907年成立了宪政预备会，坚持走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道路。革命派以张忞、平刚、张百麟、钟昌祚、周培艺等为代表，他们在贵州建立了革命团体，先后有科学会、贵州自治学社、历史研究会等，其中贵州自治学社由张百麟创办，在贵州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贵州自治学社团体有感于帝国主义的瓜分和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希望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在政治上要求实行责任内阁，民选议院；在经济上要求抑制外商，发展资本主义；在教育上要求普及教育，加强学生的国民精神教育。”[1]

可以看到，王若飞、邓恩铭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但最终都汇集在了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之下，代表了贵州先进青年奋斗的方向。

再制造是指：对处于寿命周期内的旧机械结构做分解和清洗，将其中的损伤部件进行修复和重新装配，并通过合理有效的试验手段验证，最后使再制造机械结构的性能和可靠性达到或者接近原制造精度的一种技术[1]。

邓恩铭(1901-1931)，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城关的一个水族劳动人民家庭。6岁时开始念私塾，11岁读高小，期间曾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逐渐成长为一名爱国青年。1917年高小毕业后，他随婶母到山东济南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邓恩铭的影响很大，他逐渐由一名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和当地青年王尽美、鲁伯峻等人先后组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他和王尽美代表山东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邓恩铭只有21岁，是参加大会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同时又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贵州作为中国偏远省份，经济发展长期落后，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贵州省再次迎来了发展机遇。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8年的贵州三线建设，“全省累计完成基本建设项目投资98.93亿元，其中地方建设项目完成22.56亿元，占22.8%；中央直属项目完成76.37亿元，占77.2%。这些建设项目，主要是生产性建设项目。建设投资87.36亿元，占投资总额的88.3%；非生产性建设投资11.57亿元，占投资总额的11.7%。三线建设使贵州新增固定资产54.24亿元，相当于1950年到1963年新增固定产的3.49倍。”[8]三线建设基本奠定了贵州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文化大革命后，贵州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生活日益富裕。进入21世纪以来，贵州经济从2003年开始，已经连续15年实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11年以来，随着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贵州经济依然以两位数增长领跑全国，贵州的发展充满了活力。

四、结语

作为贵州省的本科院校，通过对贵州省每段历史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可以达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贵州的历史发展脉络无疑诠释了全国历史的发展。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中国的偏远省份贵州，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战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贵州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做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但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能救中国，贵州人民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批先进的贵州人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开始和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创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贵州人民又同全国人民一道，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挫折，但是贵州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贵州的历史发展脉络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五十来岁，蓄着小胡子，棕色的头发梳向后脑勺，一双眼睛如鹰眼一般锐利。他身上穿着一套海蓝色的西服，深色的鹿皮皮鞋。后来有几次，我曾梦见他推门走进来，头发依旧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那样乌黑。

参考文献

[1] 周春元，何长凤，张祥光.贵州近代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2] 周春元，何长凤，张祥光.贵州近代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裴恒涛.社会变迁视阈下的红军长征与贵州社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5] 陈泽渊.抗战期间贵州的贡献与损失[J].贵阳文史，2010(5).

[6][7][8] 何长凤，李北杓，杨开宇，等.贵州当代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