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作为史学巨著《史记》的开篇之作，长期以来都被史学界、考古界与文化界广为关注，各种评注疏译与考据训诂历代不绝，但鲜有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和解读。笔者尝试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角度来解读《五帝本纪》，探讨其蕴含的丰富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这不仅可以拓宽《五帝本纪》的研究思路，而且可以促进我们反思当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行为和实践。

一、世系+民族：人力资源状况

关于“五帝”时期的人力资源总体状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得到反映：

一是数量问题。根据《帝王世纪》和《通典》等史书的记载，认为禹时“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①即13553923人。这是史书中唯一的记载，尽管学术界普遍否认该数字的真实性，但人口稀疏的状况和人力资源总体增长的趋势是可以肯定的，这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也是一致的。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近2100万道路货运业从业人员中，卡车司机的比例占87.7%，超过1800万。而仅运满满平台，就活跃520万注册卡车司机。调查显示，卡车司机之所以偏爱运满满，是因为庞大货主规模和海量的货源信息。目前运满满平台的认证货主会员高达125万，每天发布的货源信息超过700万条。

二是五帝世系。据《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其二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1]“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1]“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1]“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1]“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1]“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1]“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1]“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1]可见，五帝世系即黄帝—颛顼(黄帝孙，昌意子)—帝喾(颛顼之侄，蛟极之子，玄嚣之孙，黄帝重孙)—帝尧(帝喾之子)—帝舜(颛顼的五世孙)。②其谱系演变如图1所示：

  

图1 “五帝”谱系演变

三是民族构成。有人将“五帝”时期的民族称之为“古代民族”，主要是指“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相同经济生活以及具有共同文化的、稳定的、比部落更高、更大范围的人们共同体”。[2]具体来说，当时的人力资源状况是由包括华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众多部族组成的，即夏、夷、蛮、狄、戎或华夏、东夷、南蛮、北狄、西戎等五大民族集团。在《五帝本纪》中的具体记载是：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1]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1]帝尧“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1]关于五大民族集团及其相互关系，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中均有考证与论述。

在油井生产过程中，石油在地层压力的驱动下流入井底，在井底压力作用下又沿井筒向上流动。随着流动压力的逐步降低，溶解在石油中的天然气在低于饱和压力下伴生、分离出来，进入套管与油管之间的环形空间，就形成了套管气。套管气在套管环形空间内积聚所形成的压力，称为套压。套压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油井的工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早期人类在相互依存的群居生活中必然存在着利益上的相互冲突，于是协调冲突的管理秩序应运而生，三皇五帝时代出现了有关治事理民的权力机关的传说。③

二、中央官+地方官：组织岗位状况

四是人才结构。根据《五帝本纪》的记载，其人才结构包括如下几大类：其一是部族或部族联盟的首领，如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他们不仅有卓异的资质和无私奉献的品德，而且有以民为本的意识和创造革新的精神，[3]如黄帝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1]帝颛顼高阳“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1]而帝喾高辛则“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1]帝尧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1]虞舜重华则“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1]至于“无私奉献”，如黄帝战争时期“未尝宁居”，[1]建设时期“劳勤心力耳目”；[1]帝尧更是以“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1]的情怀“授舜以天下”。[1]其二是具有一技之长者，如“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羲与和，[1]以及“平水土”的伯禹、负责“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的皋陶、“敬敷五教”的契、“播时百谷”的后稷、“典三礼”的伯夷、“典乐”夔、“纳言”龙、“共工”倕、掌管“草木鸟兽”的益等，[1]都拥有某方面专长，特别是负责与天神沟通的祭司与巫师在初民社会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们既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参加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又以神灵代表者的身份指导人们如何生产生存，因而受到部落族人的莫大尊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重大影响，如“八卦”创始者伏羲氏既是部落大首领又是大巫师。据《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1]说明在历来帝王中祭祀鬼神山川的要数黄帝时最多，规模也最大。其三是各级管理人员，如四岳、九官、十二牧等，他们或“贤”或“能”，都是“选贤与能”的结果，“贤”与“能”也是衡量人才的两个主要指标，“贤者”是指用氏族的传习衡量品德高尚者，而“能者”是指拥有某项发明或专长者，特别是选择高层管理人才如部族或部族联盟的首领，除了才能出众外，其品德高尚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4]

为了使计算机能有效地控制这些硬件设备，采用PXI系列高速采集驱动控制器为其他硬件提供控制信号，利用采集卡上的硬件资源进行参数配置和通道选择，控制多通道同步采集卡采集每只晶体管在辐照期间的电参数，通过通信接口控制电源电压的回读和自动调节，实现数据传输与控制命令交互，最后利用系统后期处理模块进行采集数据的处理、数据存储、波形显示等。

其中，在《五帝本纪》中记载的组织岗位情况是：“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1]说明神农氏与诸侯是上下级关系，诸侯需要朝拜神农氏，黄帝轩辕也是诸侯之一。“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1]说明黄帝用云来命名官职，同时又设置了监督众多诸侯国的“左右大监”，并且“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1]帝尧时，“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1]就是说，任命羲仲分办节令时间，羲叔分管农事种植，和仲掌管秋收事务，和叔管理冬天储粮，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1]帝舜时，“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1]分别掌管土地和传播教化。特别是文祖庙决议，[1]分别给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等22人都安排了具体职务，如禹负责“平水土”、皋陶“为大理”负责“五刑有服”、契“为司徒”负责“敬敷五教”、后稷负责“播时百谷”、伯夷“为秩宗”负责“三礼”、夔“为典乐”负责歌舞教育、龙“为纳言”负责“出入”(即上传下达、传达命令、报告下情)、倕“为共工”负责各种工匠、益“为朕虞”负责管理山泽。

沟槽开挖做好施工排水。布设排水沟，排除地面水，布设管井，排除地下水，使地下水控制在沟槽底0.5 m以下，以便干场作业。

综上所述，“三皇五帝”时期的组织岗位设置有中央官与地方官之分，前者发展到尧舜时代已经有了成型的“六官”模式，其下还有很多官职，随事而设，皆辖于“六官”体制之下；后者则是分布在“万国诸侯”和“九州”“十二州”中的“州牧、侯伯”。最高的行政长官显然是“三皇五帝”，所有中央官与地方官都服从或“宾服”于最高长官，特别是地方官每年要对“三皇五帝”朝拜，有不服从者，“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5]其中，最典型的是蚩尤与炎帝，“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5]“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5]此外，无论是龙水火云鸟，还是天地春夏秋冬，这些官职的命名都得自于大自然，诸如与农牧业密切相关的“四时之官”等，说明我国原始初民的最早官职基本上来源于最直接的原初事务，而对这些事务最初也只能作大而化之的行政管理，相关人员的配备则组成了最初的行政公职人员。

三、学校+学徒：教育培训开发

人员招聘选拔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实践中的重要内容，其常用方式在《五帝本纪》中均有相应的记载：⑥

1.教育培训开发的主体

早期人类的教育培训开发主体包括两部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或传授型主体与接受型主体。其中，教育者或传授型主体主要有三种人：一是如“三皇五帝”这样聪明睿智的圣人担任起“亿兆之君师”的职责，对人民进行教育培训开发，正如《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黄帝的孙子颛顼“治气以教化”，[5]即理四时五行之气教化万民；尧的父亲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5]教导万民取财节用、迎日推策、敬奉鬼神；又如燧人氏教民“钻燧取火”，[6]有巢氏“教之巢居”，[7]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8]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8]都说明像“三皇五帝”这样的社会领袖或部落首领被赋予了主持社会教化的责任。二是专门从事教育培训开发工作的公职人员，如帝尧“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5]帝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5]并任命周始祖弃(即后稷)担任农师，教给人们种植庄稼的技术，任命商始祖契担任司徒，专门掌管道德伦理的教化(“敷五教”)，任命夔为典乐之官，专门负责乐舞教育。三是所有“有专长”者都可以成为教育者，特别是有着丰富阅历和经验的老人负责对晚辈进行指点与教化，将人类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与劳动经验传授给新的一代。至于受教育者或接受型主体，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未成年人，其重要使命就是如何从一个降生时无知无识的生物个体成长为一名社会成员，差不多所有的未成年人都要经历一个教育培训开发的过程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社会学家称之为“人的社会化”过程，⑤人的社会化是人类应对“生存与发展两大基本问题”的基础。根据《五帝本纪》的记载，这种教育培训开发或人的社会化也有失败的案例，如“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5]二是成年人，或是为了掌握某种新技术，或是为了晋级而设置的历练，即使是成年人也需要不断地进行教育培训开发，如帝尧为了提拔舜，不仅“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5]而且“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於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5]事实上，舜本人也从事过多种职业：“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5]并且成效卓著，“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5]

2.教育培训开发的形式

比较正规的教育培训开发形式当然是学校，据考证：虞舜时代就有了学校，不过那时的学校叫“成均”“米廪”和“庠”。《周礼·春官·大司乐》注引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9]按照古代字书的解释，“成均”的本义是指平坦宽阔的场地，并且是经过人工改造的，很可能是指原始氏族部落居住区内的广场，特别是在适于耕作的农居部落地区较为普遍，它不仅可以在夏秋季节用于打场或堆积收获物，而且也是全体氏族成员聚会、娱乐、举行某种规模较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或向氏族成员宣告氏族首领教令及决定的场所，这类广场通常位于氏族居住区的中央。[10]《礼记·王制》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11]这里所说的“上庠”与“下庠”，实际上是指大学与小学之异名。《礼记·明堂位》还说：“米廪，有虞氏之庠也。”[11]当然，“成均”“米廪”和“庠”还不能称之为正规的学校，但它为有组织、有目的、有固定场所的专门教育培训机构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三皇五帝”时期主流的教育培训开发形式仍然是“做中学”的在职在岗教育培训或称之为“学徒式”的培训开发以及“敬敷五教”式的社会教育培训开发。换言之，这种教育培训开发是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来进行的，没有专门的教育培训人员和专门培训开发机构，教育培训开发的主要方式方法是口耳授受与观察模仿。其显著特征就是机会均等，人人都有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力，并且这种培训开发活动还没有完全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母体中分离出来。特别是诸如取火、渔猎、盖房、磨制工具等生产劳动技能，更是靠亲自实践才能掌握。如黄帝“治五气，艺五种”；[1]帝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1]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1]帝尧“试舜五典百官，皆治”，[1]这些技能的培训开发都是通过“做中学”完成的。至于《周礼·冬官》所记载的能够“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的“百工”，[9]属于“知者创物，巧者述之”的技术范畴，[9]需要“守之世”即世守其业的“家传”方式才能传递下去，郑玄解释为“父子世以相传”。[9]这说明家庭或“家传”也是远古时期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开发的重要形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社会教育，如帝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1]任命契担任“司徒，而敬敷五教”，[1]成效显著。

2017年财报显示，亨斯迈在中国的收入为11.47亿美元。相信更有针对性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推出，会使我们的在华业务更上一个台阶。

3.教育培训开发的内容

根据《五帝本纪》的记载，教育培训开发的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劳动技能的培训，这在原始初民的培训开发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其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劳动经验与生产技术两大类，如“治五气”[1]“历日月”[1]“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1]的天文历法教育培训，“蓺五种”[1]“主后土”[1]“播时百谷” [1]的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其他如禹“平水土”[1]的水利工程技术、垂“为共工”[1]的手工业技术，以及“构木为巢”[6]的建筑技术，等等，都是教育培训开发的内容。二是体格军事训练，如黄帝“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1]其时部落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进行战争，军事训练成为教育培训开发的基本内容，部落和氏族首领除了继续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处理民事纠纷外，还担负指挥战争的责任，他们组织勇敢善战的武士，精心操练，成为对外战争的中坚力量。[12]甚至有人认为“生产工具特别是狩猎工具的发展孕育了原初的兵器”，并不断促进兵器及其制造技术趋向专门化，[13]因而兵器的制造与使用就成为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其中，最著名的战争有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以及与蚩尤的涿鹿之战。[1]三是对社会生活风俗的了解，社会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约定俗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的总和，也是人类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岁时节庆、文化娱乐、宗教信仰等方面广泛的行为规范。[14]在舜为首领时，设有三个职官负责社会风俗的治理与教化，即司徒负责“敬敷五教”，[1]秩宗负责“三礼”，[1]典乐主管乐教。[1]其中，五常之教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1]“三礼”是指祭天、祭地和祭祀宗庙的礼仪；音乐舞蹈培训则要求“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1]尤其是原始宗教活动在“三皇五帝”时期非常普遍，如黄帝时“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1]帝喾则“明鬼神而敬事之”。[1]

其他史籍记载“三皇五帝”时期的组织岗位情况主要是唐朝杜佑撰写的《通典》卷19《职官一》之《历代官制总序》：“伏羲氏以龙纪，故为龙师名官。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水名。神农氏以火纪，故为火师火名。黄帝云师云名。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鸟纪，为鸟师而鸟名。”[5]他们以龙、水、火、云、鸟名官，建立了治事理民的机关。其中，伏羲氏太昊“龙纪其官长，故为龙师。春官为青龙，夏官为赤龙，秋官为白龙，冬官为黑龙，中官为黄龙。”[5]神农氏炎帝火纪其官长，“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也。”[5]“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也。”[5]少昊鸟纪其官长，“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也；伯赵氏，司至也；青鸟氏，司启也；丹鸟氏，司闭也；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5]自颛顼以来，又出现了反映中原农牧业发展状况的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即“春官木正，曰句芒。夏官火正，曰祝融。秋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玄冥。中官土正，曰后土。”[5]金木水火土五行与春夏秋冬四季都与农牧业关系密切，因而作为老百姓衣食父母的“五官之君长能修其业者，死配食于五行之神，为王者所尊奉”。[5]在“五官”下面，各有一套人马，“为民师而食以民事”，[5]他们组成了最初的机构公职人员。到帝尧之时，设职更为广泛，“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5]其中，“百工”与“百揆”代指百官及天下各种政务，后世将“百揆”多引喻为丞相、相国等总揽朝政的官员；“四岳”是指分主四方诸侯的官，“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5]至于“州牧、侯伯”，当时“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国之长”。[5]进入虞舜时代后，则“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弃作后稷，播百谷。契作司徒，敷五教。皋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伯益作虞，育草木鸟兽。伯夷秩宗，典三礼。夔典乐，教冑子，和神人。龙作纳言，出纳帝命。”[5]同时，还设有“六官，以主天地四时也”，[5]包括天地春夏秋官。④所以说，“夏后之制，亦置六卿。其官名次，犹承虞制。”[5]

四、征召+禅让：人员招聘选拔

教育培训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形式和有效途径，也是维系人类生存繁衍的必要手段以及人类生存活动本身的直接后果。可以说，在原始人类开始制作出第一件劳动工具并将这种工具的制作操作技术传授给他人或对于他人劳动过程的目击观察而有所感悟，人力资源的教育培训开发活动便开始产生了。事实上，每一个原始初民在成人阶段到来之前，除了必须学会并掌握生产、生活所必需的个人技能外，还必须要学习并理解维系群体社会活动的广泛规则和共同观念，这些都构成了远古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开发的主要内容。

一是履历分析。最典型的是帝尧对舜的履历分析，“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1]不仅考查舜的籍贯、工作经历及取得的成绩，而且考查其家谱、成长环境及应对策略，并从中分析其德行品性。从其绩效来看，“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1]如此绩效，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显著的。尤其是在履历分析中要关注典型事例，如舜父与弟“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1]即便如此，“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1]“顺事父及後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1]这种事例分析在今天仍然没有被重视，值得反思。

二是集体决策。最典型的是帝舜在“文祖，谋于四岳”，[1]认为谁适合做什么，由“四岳”推荐，帝舜做出决策，最终安排了22人的具体职务，其中，禹“平水土”，[1]弃“播时百谷”，[1]契“敬敷五教”，[1]皋陶“作士”，[1]垂“为共工”，[1]益“为朕虞”，[1]伯夷“为秩宗”，[1]夔“为典乐”，[1]龙“为纳言”，[1]并且“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1]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集体决策特别类似于今天的评价中心技术，包括了面试与多项情景模拟测验在内，如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1]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罴”；[1]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从中可以看到这些被试者的礼仪(“拜稽首”)、谦让(如禹与益)和自信(如夔)，而这三种正是面试的观测点所在。此外，在《五帝本纪》中还记有帝尧进行集体决策的情形，如推荐其嗣子丹朱继承帝位，尧曰：“吁！顽凶，不用。”[1]推荐共工继承帝位，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1]推荐鲧治水，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1]但四岳提出异议，认为可以先试用，“尧于是听岳用鲧”。[1]这种决策模式在今天仍然很有启迪，即位高者不是一味反对而是要提出反对的依据，事实证明，帝尧的决策是正确的，“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 [1]

在天子之下是“五帝之官”，如黄帝的“云师”，炎帝的“火师”，共工的“水师”，大皞的“龙师”，少皞的“鸟师”。旗下还设有一批官职，如“四岳”“九官”“十二牧”，他们是献言献策，参与决策的主要人员。其中，“四岳”是地位仅次于天子的官职，有人说“四岳乃管领十二牧者，故通九官十二牧为二十二人”，[19]具体指羲和四子，即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因为“分掌四岳之诸侯，故称焉”；[15]有人认为“四岳”是“四方诸侯之长，分主方岳之事”；[20]也有人认为“四岳”是一“官名”而已，即“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21]还有人认为“四岳是总在外诸侯之官，百揆则总在内百官者”。[22]接下来是拥有执行权的“九官”与“十二牧”，如总领百官的“百揆”负责管理百官的事物，舜和禹都担任过百揆的官职；司空和稷是管理部落族人基本生存的官职，司空就是鲧和禹最初担任的官职，负责治理水土，后稷是弃担任的官职，负责管理稼穑；而负责教授人伦、管理族人的官职主要包括司徒、士、纳言，司徒是主政教之官，就是执掌教令教授人伦，士主察讼狱之事，就是断狱讼的官员，纳言是对王的命令、政教进行监督的官，“管王之喉舌”；[20]工与虞是为满足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管理生活资料的官职，工是“主百工之官”，[20]虞则是“掌山泽之官”；[20]负责天人沟通的官职则包括秩宗和典乐，秩宗是主持祭祀的官员，负责与神灵进行沟通，舜委任伯夷作秩宗典三礼，不仅负责祭祀鬼神，而且掌管人间之尊卑礼仪，典乐是主管音乐的官，因为音乐不仅是陶冶人的性情的，同时也是与上天沟通的一种方式；牧是“养民之官”，[23]即手掌军政实权的地方行政长官，在“牧”之下还设置了“师”，负责管理教化百个诸侯国以辅佐“牧”完成地方上的管理职责。当然，即使是“四岳”“牧”这些部落联合体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有的学者基于此把“五帝”时期看作“酋邦”时代，以示与关系平等的部落联盟的区别，认为所有部落事实上都依附和服从一个具有最高权力的部落的统治，这个最高权力部落的首领成为联合体即“酋邦”的最高首脑。[24]

四是禅让。这是“五帝”时期探讨接班人问题的一种模式，即一方自愿地将最高权力转让给另一方，目的是为了让更贤能的人统治国家，⑦让出最高权力一方的举动是禅位，接受最高权力一方的举动是受禅，如尧让位给舜与舜让位给禹，都是采取“禅让”的方式。禹继位后也采用同样的方式选拔了皋陶、伯益作继承人，只是没有举行过正式的禅让仪式。事实上，从黄帝开始，王位基本上不传于嫡系长子。黄帝姬姓，禅位于嬴姓少昊；少昊禅位于姬姓养子颛顼；颛顼先传位于嫡长子(称“孺帝”)；孺帝早夭；帝位由颛顼族子喾继承；帝喾传位于帝挚；帝挚禅位于伊祁姓的尧；帝尧禅位于姚姓的舜；帝舜禅位于姒姓的禹。但禹死后，其子启以父传子的方式继承了王位，以后历代相沿，禅让制遂废。需要指出的是，尧开始和下属探讨接班人问题的时候，距离他真正让出帝位的时间长达28年，舜让位给禹也提前20年考察，可见接班人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至于“禅让”的对象即对候选者的资格没有严格限制，按照帝尧的说法是“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1]但有一条基本原则必须遵守即因才授职或量才授官，使被选拔者能各得其所、人尽其用。

五、考功+绌陟：绩效考评奖惩

绩效考评不仅涉及到人才的任用问题，而且直接决定人才的升迁与待遇，即根据任用者的资历与考核成绩，确定其官职或升降其等级，因而考绩的直接结果就是对考绩对象实行奖惩。根据《五帝本纪》记载，帝舜时有两种考核方式：

一是对各诸侯的考核，有“巡狩”与“述职”两种方法。“巡狩”是指定期到各诸侯国视察，进行实地考核，并明确规定：“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1]就是说，每五年进行一次巡视，其余四年四方诸侯分别来朝见。“巡狩”的具体时间与路线安排是：“岁二月，东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1]“巡狩”的内容或考察项目包括：“祡，望秩于山川”，[1]即举行柴祭，按照不同等级远祭诸侯国内的名山大川；接见各诸侯国的君长，然后“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1]即不仅要校正诸侯国的四时和月日，统一音律和度量衡，而且要制定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最后是举行仪式，“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1]⑧至于“群后四朝”时，帝舜则“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1]即帝舜向诸侯们普遍地陈述治国之道，诸侯们则普遍地以善言告舜，然后舜公开考察诸侯们的业绩，并根据其功劳赐给车马衣服。甚至可以说，“群后四朝”有诸侯汇报工作以供考评的意思，按照今天的做法就是“述职报告”。这种上下结合的绩效考核方式，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还比较简单，诸侯国又具有较大独立性的状况，还是比较合适的。[17]

二是对各官吏们的考核，即“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即每三年考核一次功绩，经过三次考核，按照绩效决定升迁或贬黜。[1]至于考核的标准，以帝尧考核舜为例：首先关注的是“做人”的基本面的能力，正如“四岳”所陈述的：“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1]这里没有简单的说舜“好”或者“不好”，也没有说他如何的精通天文、地理等知识技能，而是采用基于事实的描述法，客观陈述舜“做人”的事，认为舜虽然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他仍然能够孝顺、友爱的与他们相处且不让他们走向邪恶。其次是考核“基本能力素质”，即“齐家”的能力，看他是否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家族，使其健康、良性的发展。这个标准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1]结果是由于舜的“内行弥谨”[1]，使得“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1]正是通过这种完全基于事实的考核方式，舜的“齐家”能力完全得到了尧的认可。最后是考核其处理工作的能力：“定制度”能力，尧让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1]即健全、完善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为核心的道德制度体系，并付诸实施，效果显著；“带队伍”能力，尧让舜去负责管理百官，明确百官的岗位职责、理顺他们的工作关系，使他们各司其职，结果是“百官时序”；[1]“外部协作”能力，尧让舜负责管理、协调与各诸侯、使臣的关系，在舜的努力下，政府与他们都建立了和睦、稳定的外交关系，并赢得了尊重，即所谓“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1]“现场管理”能力，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1]即舜奉命去实地考察、巡视国家的山川地貌，即便是风雨雷电，舜也从未迷失方向。通过以上种种绩效评价，尧对舜的绩效表现是完全肯定的，“汝谋事至而言可绩”，[1]并最终确定他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

此外，不同职官还有具体的考核要求，如“敬敷五教，在宽”，[1]认为谨敬地实施五常的教化关键在于宽厚；“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1]认为“作士”的关键是“维明能信”，即处罚明察公允才能使人信服；而对于“典三礼”者则要求“夙夜维敬，直哉维静絜”，[1]即从早到晚要虔诚、正直、肃穆、清洁；典乐的要求更具体，“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目的就是培训“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的优秀人才；[1]纳言的职责就是“惟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并远离“谗说殄伪，振惊朕众”。[1]当然，这种绩效考核是全方位的，套用现在的说法是360度考核，让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都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行评价，既要考核其基本能力素质，又要对包括“定制度、带队伍、外部协作、现场管理”等关键绩效指标进行考核，并且最终决策时，还要充分征求各方的意见。

（4）节税效应相对最大化原则：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不仅应该考虑节税带来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到进行税收筹划可能存在的风险。在二者之间需要做好平衡，追求企业总体利益最大化。

关于奖惩，最典型的有两个事例：一是对禹的提拔，虽然“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穀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1]但“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1]不仅如此，禹看到“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1]于是“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1]以至于“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1]其他提拔的事例还有“八恺”与“八元”，认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1]于是“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1]二是对“四罪”的惩罚，即共工、驩兜、三苗与鲧，其理由是“驩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1]于是“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1]结果是“四罪而天下咸服”。[1]其他惩罚的事例还有对帝鸿氏之子浑沌、少皞氏之子穷奇、颛顼氏之子梼杌、缙云氏之子饕餮的处置，被称之为“四凶”，“天下恶之”，[1]于是舜“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1]最重要的是确定了刑法制度，即“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1]不仅把常用的刑律刻画在器物上，并用流放的方法处置受到宽赦的“五刑”之人，⑧而且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即官府里治事用鞭子施刑，学府教育用戒尺惩罚，罚以黄金可用作赎罪。同时还强调“眚灾过，赦；怙终贼，刑”，[1]即因灾害而造成过失的，予以赦免；怙恶不悛、坚持为害的要施以刑罚。

六、天子+四岳：品级俸禄福利

关于“五帝”时期的品级俸禄福利，在《五帝本纪》中尽管没有具体的记载，但它如实描述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说明品级俸禄福利对不同等级的人而言是有差异的。如黄帝被“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1]“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1]“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1]“卒授舜以天下”，[1]“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舜“年五十摄行天子事”，[1]“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1]“禹践天子位”[1]，且尧舜之子“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等，说明“五帝”履行天子的职责。

强阿片类镇痛药物芬太尼、舒芬太尼等具有确切的镇痛效果，目前是术后镇痛的一线药物。右美托咪定为新型α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药，能有效抑制患者术中和术后的应激反应及免疫抑制反应[10-11]。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术后6、12、24、48 h的VAS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期，且随时间延长逐渐降低。这提示右美托咪定联合舒芬太尼PCIA用于食管癌患者术后镇痛的效果显著。

在“天子”之上有天或神，如“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15]此处玄女即是上天之神，她帮助黄帝打败了蚩尤，而黄帝则顺应“天命”，即“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1]同理，帝颛顼则“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1]帝喾“顺天之义”，[1]“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1]帝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敬授民时”，[1]帝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1]因此，天子最重要的权力是他拥有“天命”，推行以神治民的神权制度，其职能是“事神保民”，是“取法于天”和“取材于地”，是“并于鬼神，以治政也”。[18]他们不仅要祭祀天神，而且要接受群臣的觐见，巡守四方，并颁布各种政令，奖惩官员，选拔贤人。

诗以自述说唱的形式，叙写一位有功军人暮年被弃归家的困苦境遇和怨愤，铺叙军人征战的矫健勇猛，极写战士暮年之苦来衬托朝廷之刻薄寡恩。

换热站供热节能改造工程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签订合同时，应明确约定项目的边界条件和收益计算的基准参数，并规定节能效益的分成比例。

三是“征召”即征求召集。最典型的是黄帝战蚩尤：“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1]这里所说的“征师诸侯”就是指“征召”。《龙鱼河图》记载说：“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优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15]说明蚩尤也采取“征召”的方式战于黄帝，这里所说的“兄弟八十一人”可解释为81个氏族的联合体。事实上，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基本上都采取“征召”的方式形成部落同盟。此外，“征召”的理由就是为了征服“不顺者”与“暴虐百姓”者，尤其是蚩尤这样“最为暴，莫能伐”者，[1]甚至标榜为“教化”即文化技术的交流与传播，让被征服者臣服与归化，如《吕氏春秋?召类》所言：“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16]

在我们看来，“抱团取暖”式的生存模式应该是原始初民采取的最有效的保障措施。这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不具备单独同自然和猛兽作斗争的能力，氏族成员为了生存，只能依靠集体劳动，以采集天然食物和捕猎野生动物维持生活，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归氏族成员共同占有和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对老年人的供养由其所在的氏族集体承担，养老育幼的代际交换也在本氏族范围内进行。[27]用韩非的话来说，就是“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28]又由于“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28]说明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都受到严重威胁；管子也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29]说明原始初民不仅遭遇自然灾害，而且也面临着人祸的侵扰，以至于“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智者”“贤人”“圣人”开始承担起社会保障的职责，引导民众避除这些威胁，为民兴利除害。由于他们能够使民众的生存条件得到基本保障，往往被拥戴为部族或部族联盟的首领，如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28]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28]黄帝则“习用干戈，以征不享”，[1]“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1]大禹治水有功，“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1]被舜确定为接班人，而他们正是凭借自己的才智与技能并借助于部族或部族联盟的力量，才能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完成此重任。当然，最理想的社会保障状况就是《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在这个“大同社会”里，人们和睦相处，尊老扶幼，丰衣足食，而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七、巡狩+典刑：人事监察监督

只要存在权力，就必然有对权力进行监察监督的诉求。如上所述，在“三皇五帝”时期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权力体系，因而也相应地有对权力的监察监督，如绩效考评与奖惩实质上就是一种监察监督方式。根据《五帝本纪》的记载，有关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监察监督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监察监督的方式。最主要的方式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如舜帝执政，对于管理队伍和地方政事，“三岁一考功”“五岁一巡狩”，[1]就是典型的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特别是“巡狩”方式，除了五年一次的政治性巡狩外，还有不定期的战争性巡狩，其目的就是“征不享”，[1]如灭炎帝、杀蚩尤，甚至凡“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1]可见，这种“文武兼治”的监督方式，效果是明显的，即“诸侯咸来宾从”，[1]甚至是“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1]“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1]其次议事制度，即民主决策的方式，如帝尧在选择接班人时，就专门召开了议事会议，有举荐帝尧“嗣子丹硃”者，[1]也有说“共工旁聚布功，可用”者，[1]但最终还是选择有德行的舜作为接班人，即使如此，也经过了民主推荐、人事考察、三年试用后才予以摄政。其他如帝舜命禹为司空、命弃为后稷、命契为司徒、命皋陶为士、命垂为共工、命益为虞(以硃虎、熊罴为佐)、命伯夷为秩宗、命夔为典乐、命龙为纳言，都是通过“谋于四岳”的议事方式确定的。[1]最后是采取法律监督的方式，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做教刑，金做赎刑”，[1]特别是对犯了五种刑法的罪犯视其情节该流放的流放，该赦免的赦免，除了流放外，其他处罚方式还有、鞭刑、打板子、罚金等，其效果就是司法公平，“民各伏得其实”，[1]“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1]

二是监察监督的机构。其中，最突出的还是“四岳”，不仅《五帝本纪》中有记载，而且《尚书》《左传》《国语》《史记》《竹书纪年》等典籍中都有所记载，说明在尧舜禹时代设有所谓的“四岳”官职或机构，并且尧、舜遇到大事时也首先征询四岳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需要强调的是，“四岳”的意见不仅影响天子的决策，而且影响要员的任用，甚至影响天子本身的人选，至为重要。其次是“纳言”，尽管该官职或机构仅于《尚书》《史记》及相关注释中才能见之。例如，舜任命由伯夷推荐的龙来担任“纳言”，理由是舜非常“畏忌谗说殄伪，振警朕众”，[1]因而要求龙“夙夜出入朕命”，[1]并强调最关键的职责是“惟信”即诚实。[1]根据孔安国的解释，“纳言，喉舌之官也。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信也。”[15]这应该是最早的监察监督机构或谏官谏诤制度。但也有人认为“纳言”是外交官的雏形，并非是专为部落首领所设的“喉舌之官”，其职责是将以舜为中心的部落首领会议的决定传达到四方诸氏族部落中，以使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促进各氏族部落之间的联系交往，同时也有接待各方氏族部落的来人，了解各地氏族的情况并报告上级，与各氏族搞好关系，进行友好交往的职责，[26]其效果是“龙主宾客, 远人至”。[1]最后是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1]即专门负责对各个氏族诸侯的监察，“左右大监”实际上就是黄帝派出的监察官，对管辖的属国行使监察权，这一制度成为后世设立监察御史的渊源。

八、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状况

因此，“五帝”时期的等级结构至少有三个层级：一是拥有“天命”的天子，即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他是整个部落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称之为“帝”；二是参与决策层的官职，如“四岳”等，在尧舜时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凡大事都要“谋于四岳”或“咨四岳”，因而在当时的决策体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话语权；三是拥有执行权的管理人员，其官职设置的依据是以人为中心：首先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大问题，然后是人内部的管理，其次是人更好的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资或是技术，最后是精神层面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天子”为中心、由“百官”组成的统治集团，并且在统治集团内部已经有了职责明确的分工，地方上也形成了具有行政区划意义的分级管理系统，各级官员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并受到礼仪制度的约束，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制度已经建立，成为上至“天子”下到各级官员享有特权的政治保障。[25]显然，在这种社会有相当数量的财富积累，而一些人拥有较别人为多的财富与权威，导致族群之内有了明显的层级分化。

需要指出的是，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当时人的平均寿命远远较后世为短，如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经鉴定的291座墓葬中，属于半山类型的有16座，个体23例；属于马厂类型的有198座，个体228例；属于齐山文化的有77座，个体86例；三种不同类型墓葬的死亡年龄分布见表1：

 

表1 青海柳湾墓地死亡年龄分布

  

年龄类型未成年(14岁以下)青年期(14-23岁)壮年期(24-34岁)中年期(35-55岁)老年期(56岁以上)成年(年龄未辨)总计半山男143614女134不明415合计4244923百分比17 398 717 3917 3939 13100马厂男453043158105女21320359988不明145471435合计202354852521228百分比8 7710 0923 6837 2810 979 21100齐家男311214342女4442418不明152241226合计15917297986百分比17 4410 4719 7733 728 1410 47100

注：根据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撰写的《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十八号)第262页的表格改编。

考古学家进一步分析了马厂类型的228例个体，发现性别确定的193例个体中，男性占54.4%，女性占45.6%，男女性别比例为1.2:1；从年龄看，14岁以下的未成年儿童、青年期和老年期三个阶段的死亡率比较接近，而壮年期和中年期的死亡率比较高；以14岁以上的成年个体计算，96例男性的平均死亡年龄是40.82岁，75例女性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9.27岁；以207例可明确鉴定年龄阶段的个体计算，两性合计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7.46岁。研究者还指出，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的现象，在原始居民中普遍存在。[30]因此，居民年寿不长的事实集中反映了他(她)们健康状况不佳，如何治疗疾病、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也是当时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据史籍《通志》记载：神农氏“作方书以救时疾”，[31]并对神农尝百草有详细描述，即“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乃味草木之滋，察寒温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31]目的就是为了“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32]使百姓益寿延年。研究表明，有人类就有了卫生保健活动，原始初民无论是住处、衣着、食物，还是婚配、舞蹈、医药，都有一系列的保健措施，它们构成了人类最基本的卫生医疗保障。[33]

此外，养老也是“五帝”时期重要的社会保障内容。如帝尧“在位七十载”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1]三年后“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帝尧告老还乡，进入退休队伍，退休生活长达28年，帝尧“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1]老年人在当时受到氏族成员的尊敬，从此可见一斑。我们认为这与尧舜推行的“五典”或“五教”有着直接的关系，所谓“五典”或“五教”就是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五种人伦关系，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1]从而达到“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的效果。[1]根据《礼记》的记载：天子巡狩必“问百年者”，[9]即使是“诸侯待于境”也要“先见百年者”，[9]至于“八十九十者东行，西行者弗敢过；西行，东行者弗敢过。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9]说明天子对老年人的尊敬，还说明老年人有参政议政的权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养老”的关键在于“孝”，强调“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9]并将“孝”上升到“治天下”的高度，认为“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9]帝尧之所以选择舜作为接班人而放弃自己的“嗣子丹硃”接班，就是因为“舜年二十以孝闻”，[1]即使是在“父顽，母嚚，弟傲”的情况下还“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1]这种以“孝”为核心的“贵老，敬长”思想作为当时一条基本的养老保障原则就是“养生送死”，[9]即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和殡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养老送终”，这也是当时民众对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所谓“养生”或“养老”是指予人养给、予人泽益、予人福利；但最重要的还是“敬养”或“善养”，用孔夫子的话来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34]认为这是“孝者”对待父母和“犬马”不同的关键所在。孟子甚至认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35]只有“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35]因此，“德惟善政，政在养民”，[36]一个“养”字，被肯定为“善政”的基本、“德政”的主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35]

九、小结

综上所述，《五帝本纪》蕴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思想，并描绘了一幅早期社会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蓝图。

原始初民为了生存与发展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战略目标，在“日语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条件下，[37]必须不懈地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展开竞争，“族居群聚”或“抱团取暖”是当时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一种竞争策略与生活模式，于是有了最早的过着群团生活的原始群，《吕氏春秋》分析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38]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即氏族组织，相互通婚的近亲氏族又组成胞族和部落，最后形成了占有一定地域和人口的部族联盟即早期国家的雏形。

阿里知道他们在说他。他吃着饭，一忽儿偏头看看阿东，一忽儿又偏头看看父亲。突然就冒一句：“姆妈说了，阿里蛮乖。”

有了群聚组织，就必然涉及到分工与合作，而有了分工与合作就需要设置不同的岗位和岗位职责，并要求给每个岗位配置相应的合适人员，这就需要对人员进行评价。这种有关人的活动和安排以及对人的认识，实质上就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39]《五帝本纪》中揭示出来的组织岗位设置状况和人员招聘与选拔任用，充分反映了“人岗匹配”或“人事匹配”这一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核心思想。在我们看来，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或精髓就是“人与岗的匹配”问题，换句话说，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理解为在适当的时机为岗位匹配适当的人或者是在适当的时机将人员配备到适当的岗位上去，简称“三适”，即适时、适当、适岗，因而完整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人员管理、岗位管理以及人员与岗位的匹配。其中基础性工程是人员管理和岗位管理，[40]安鸿章教授分别称之为以劳动者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和以岗位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它们所阐明的基本原理，不但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两大柱石，而且已成为人力资源的质量开发即劳动者职业技能开发(教育、培训、训练)的重要支撑点。”[41]

最重要的是，原始初民不仅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如对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以帝王为核心的绝对权威崇拜，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举措，如加强人力资源的教育培训开发工作，对人力资源进行绩效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相关人员进行相应的奖励、晋升或惩罚。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通过“选贤与能”机制，发挥每个人的潜能与专长，从而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水平，进而到达“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的治理目标。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则是通过群策群力、趋利避害，不断提高部族或部族联盟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来建成“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9]这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得到相应的安置、回报与最基本的保障。尽管在“大同”社会里“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9]但有序的品阶等级和必要的人事监察与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五帝本纪》中的社会保障、品级俸禄与福利状况以及有关人事监察与监督，对此有详尽的分析与论述。

因此，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视角来解读《五帝本纪》，不仅拓宽了《五帝本纪》的研究思路或视野，而且通过回归人类智慧的源头，追寻我们的祖先在人类早期留下的关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经验，对反思当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行为和实践，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竞争优势不无裨益。

对挖沟机进行了原理样机设计，并分析了需要考虑的基本性能指标,提出了轮腿式挖沟机的构型方案,最后通过Solidworks进行基本构型参数设计,用ADAMS仿真软件对挖沟机进行运动特性仿真分析,得到了挖沟机各部件的运动特性参数曲线,包括车体、车轮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和角速度、角加速度和动能等特性曲线.仿真试验证明:该构型完全满足设计要求,并显示出轮腿式挖沟机在复杂地形地貌下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为挖沟机的整车结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注 释】

① (梁)刘昭在《后汉书·郡国志》中注引《帝王世纪》称：“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一)(三)十万(八)(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据此可计算出人口密度为每顷0.558人，可以说是人口相当稀疏，且人均垦田0.6866顷。

② 桂珍明.《史记·五帝本纪》五帝世系与先秦时期民族融合的关系[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10):81-82。该文将“五帝世系”归纳为九种：一是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二是庖牺—神农—黄帝—尧—舜；三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四是白帝—青帝—赤帝—黄帝—黑帝；五是少昊—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尧(唐帝)—舜(虞)；六是喾—尧—舜—禹—汤；七是东方太皞—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八是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先纪；九是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包括《五帝本纪》的“五帝世系”共有十种。

③ 关于“三皇五帝”各种说法，参见：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之“附录一：三皇五帝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84-287，认为“三皇之异说有六，五帝之异说有三”。

④ 唐尧之时，“乃置天地四时之官，命羲、和之后，使复旧职，而掌天地之事。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主四时，为六卿之任。”“舜摄百揆，改地官为司徒，秋官为士，冬官为司空，春官为秩宗。”“稷为天官，羲、和为夏官，共为六官也。”参见：(唐)杜佑：《通典》，第465页。

⑤ 这种社会化的一般内容一是习得基本的生活知识,二是内化社会的行为规范,三是掌握劳动的职业技能,四是确立时代的理想信念。参见：刘豪兴,朱少华.人的社会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9-26。

⑥ 人力资源管理中最常用的招聘选拔方式一是履历分析，根据履历或档案中记载的事实，了解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和工作业绩，从而对其人格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二是纸笔考试，主要用于测量人的基本知识、专业知识、管理知识、相关知识以及综合分析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素质及能力要素；三是心理测验，通过观察人的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对于贯穿在人的行为活动中的心理特征，依据确定的原则进行推论和数量化分析；四是面试，通过测试者与被试者双方面对面的观察、交谈，收集有关信息，从而了解被试者的素质状况、能力特征以及动机；五是情景模拟，通过设置一种逼真的管理系统或工作场景，让被试者按测试者提出的要求，完成一个或一系列任务，在该过程中，测试者根据被试者的表现或通过模拟提交的报告、总结材料为其打分，以此来预测被试者在拟聘岗位上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水平；六是评价中心技术，这是一种针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最有效的测评方式，包括心理测验、面试、多项情景模拟测验在内的一系列测评。

⑦ 由于远古时代生产力极为落后，人类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才能生活下去，因而人们需要选举出贤能、公正的人当首领，以带领大家抵御外来的侵袭，进行生产劳动和平均分配食。将权力让给异姓，称为“外禅”；而让给自己的同姓血亲，则被称为“内禅”。

⑧ “五玉”即“五瑞”，指诸侯所执的端玉；“三帛”即三种不同颜色的缯帛，指诸侯用于朝见的礼品；“二生”是指羔羊、雁，即卿大夫用于朝见的礼品；“一死”指雉，即野鸡，士用于朝见的礼品；“挚”指古代初次拜见尊长时所送的礼物，这里指以上所说诸侯、卿大夫、士等所执的礼物；至于“五器”即五玉、五瑞，朝见完毕后要归还给诸侯。

⑨ “五刑”是指墨(脸上刺字)、劓、剕(断足)、宫(阉割男子的生殖器，毁坏女子的生殖机能)、大辟(死刑)等五种刑罚。

【参考文献】

[1]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2]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2013(10)：22.

[3]周先民.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读《史记·五帝本纪》[J].文学遗产，1995(3)：13-21.

[4]房列曙.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上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唐)杜 佑，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全五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宋)李 昉(编纂)，夏剑钦(校点).太平御览(全八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8]黄寿祺(等)(译注).周易译注(上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汉)郑玄注.周礼注疏(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郭齐家，乔卫平.中国远古暨三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杨天宇.礼记译注(全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2]李健民，柴晓明.中国远古暨三代政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钟少异.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14]秦永洲.中国社会风俗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15](汉)司马迁.史记(全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战国)吕不韦(编纂)，关贤柱等(译注).吕氏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17]林新奇.中国人事管理史(修订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8]张 岩.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19](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二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0]曾运干.尚书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1]顾颉刚(等).尚书校释译论(全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2](宋)朱 熹.朱子全书(第十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3](宋)蔡 沈.书经集传[M].北京：中国书店,1994.

[24]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5]乔凤岐.尧舜禹时代的国家结构与管理制度略论[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4-79.

[26]何艳杰.虞舜职官“牧”“士”和“纳言”考辨[J].泰山学院学报，2006(4)：52-55.

[27]熊必俊.保障老有所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28]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全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9]黎翔凤.管子校注(全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0]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31](宋)郑 樵.通志(全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2](晋)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M].北京：中华书局，1964.

[33]常存库.中国医药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34]程树德.论语集释(全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5]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6]李学勤.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7]孙通海(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8]张玉春.吕氏春秋译注(上下)[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9]刘铁明，罗友花.人力资源管理概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

[40]刘铁明.岗位管理[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

[41]安鸿章.工作岗位的分析技术与应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