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目标和战略布局，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其中的重要内涵。在实践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有两大源动力：首先是内生的研发投入引致的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其次是外源技术的引进和溢出。在我国尖端创新基础薄弱的背景下，通过向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蕴含了技术因素的资本品，有利于我国发挥“进口中学”效应，在使用逆向工程法探寻内含于资本品中的技术知识后，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而形成后发优势[1]。显然，资本品进口是我国当前快速积累创新动能、提高科技硬实力，以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大现实选择。因此，对资本品进口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为发挥资本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达成产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最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一、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理论将内生技术进步归结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技术进步源于企业为获取垄断利润而进行的研发活动，但企业在面临研发的高固定成本与新生知识产品生产的低边际成本的困惑下，部分地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知识产品，从而习得其中的技术内涵，将会更加经济和高效[2]。Grossman和Helpman(1991)较早地关注到国际贸易中的知识和技术溢出对贸易国内生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国内研发创新是具有外部性的，而贸易的自由化恰好弥补了国内创新的不足[3]。进口贸易一直被经济欠发达国家视为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提升国内科技实力的重要渠道[4]。进一步地，Rivera-Batiz和Romer(1991)共同提出的实验室设备模型认为技术知识主要内含于资本品中，因此资本品的国际贸易可以实现技术知识在国际间的扩散[5]。但Jonathan和Samuel(2001)、Eaton和Kortum(2002)认为研发活动主要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是世界其他国家资本品的主要进口国[6][7]。

有关资本品进口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国外研究较为罕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Mazumdar(1996)的研究，他运用Solow模型，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考察了资本品进出口与产业结构尤其是产值结构的相关性，认为资本品的净进口将会优化产值结构[8]。此外，Worz(2004)将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同归因于贸易品的技术差异性，因此，他在实证分析了不同技术密集度的贸易商品数据后发现，商品技术密集度越高，外溢效果越显著[9]。国外已有文献更多地集中于资本品进口对一国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的影响。如Tiruneh等(2017)对28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研究发现，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和接受援助是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但是其中的研发溢出效应的大小因原产国而异，美国的溢出效应比其他国家更大[10]。Lee(1995)提出了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的内生增长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进口与国内生产资本品在投资组成中的比例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11]。Herrerias和Orts(2013)在Lee的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验证了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情况，证据表明：进口与国内资本品的比例，即投资的组成以及资本积累(物质和人力)都是人均GDP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12]。Caselli(2017)将进口区分为中间品进口和资本品进口，然后利用墨西哥制造业企业的数据研究表明：进口资本品和中间品都对生产效率有促进作用，但是资本品进口的促进效用更强，因而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进口资本品[13]。

国内文献方面，肖文和林高榜(2011)基于技术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对CH研发溢出模型进行了扩展创新，据此对进口中资本品和消费品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本国的R&D资本积累和资本品进口对我国技术进步具有显著而强烈的正向作用，而消费品进口的作用并不明显[14]。Bin Xu和Jianmao Wang(1999)的研究也表明资本品贸易是七国集团研发投入回报大约一半流向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重要途径[15]。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为研究我国微观企业层面的进口情况提供了便利，但是学界利用匹配数据的研究角度和结论却各不相同。如康志勇(2015)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企业的进口存在“进口中学”效应，因此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但是研发投入主要集中于资本品中，并受到进口来源国和企业自身技术水平的影响[16]。胡小娟和王娜(2012)的研究恰好可以印证这一观点，他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通过构建CH模型研究了我国资本品进口来源国转移中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资本品进口来源国转移不利于我国的技术溢出[17]。杨晓云(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提升效用，但对小型企业的提升效果优于大、中型企业，对高技术企业的提升效果优于中、低技术企业[18]。张杰、郑文平和陈志远(2015)对此进一步细化，分样本回归发现，资本品进口对有研发、有出口的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中间品进口对有研发、无出口的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19]。此外，马颖和李成(2013)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构建了一个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三者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后发现，人力资本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进口企业具有一定研发基础能力的条件下，进口的资本品进入研发部门，从而与国内研发活动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才能提高国内的研发效率[2]。

显然，上述国内外文献直接或间接对资本品进口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尚存不足：一是学界颇为关注贸易进口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以及资本品进口对一国的研发创新和技术进步甚至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并未进一步将资本品进口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机结合；二是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现有文献多从企业层面和整个国家或国际层面切入，而较少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来考量，因此笔者力图对此做出补充。笔者搜集了2000-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资本品进口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从而为推动我国产业价值链的升级提供参考。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模型设定和变量解释

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领土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因素，我国目前形成了东部发达、中西部相对落后，沿海发达、内陆相对落后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因此，各地区在资本品的进口需求以及进口吸收再创新所必需的知识要素积累方面必然存在明显差异。所以，为了考察资本品进口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笔者将采用的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①；此外，还将样本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②，借以分别进行回归，并比较区域影响的差异。结果分别如表5和表6所示。

国有化程度(NAD)：民营企业具有紧随市场、经营灵活、创新积极的特点。因此，在经济总体中国有企业比重的下降更有利于产业的优化升级。以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从业总人员的比重来测度国有化程度。

(I)

lnUIit=α+λ1lnCGIit+λ2lnFAIit+λ3lnFDIit+λ4lnPANit+λ5lnASYit+λ6lnURPCit

+λ7lnNADit+λ8lnFIDLit+λ9lnFINSit+uit

(II)

其中，式(I)和(II)式中i和t都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式(I)中的被解释变量E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测度指标——产业结构偏离度，式(II)中的被解释变量UI是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此外，(I)和(II)式中的CGI表示各省资本品进口额占GDP的比重；FAI表示各省固定资产投资额；FDI表示各省FDI流入额；PAN表示各省专利申请量；ASY表示各省户籍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URPC表示各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金额；NAD表示各省经济国有化程度；FIDL表示各省金融支持强度；FINS表示各省财政支持力度。而(I)、(II)中的c和α是常数项，β和λ是各变量的系数，uit代表的是随机扰动项。具体变量解释如下：

(1)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E)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UI)。具体来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两方面的内涵：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产业间的协调程度和资源利用的有效性；高级化是指产业由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向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推进，最终实现产业价值链的升级[20]。因此，为了更好地度量我国省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状况，参照干春晖、郑若谷和余典范(2011)[21]的构建方法，设置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指标E，其计算公式为：

 

(III)

式(III)中，E表示的是产业结构偏离度；Y和L分别度量的是各省的国民总产值和从业总人数，而Yi和Li分别代表各省的一、二、三产业的产值以及相对应的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数。产业结构偏离度E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呈现反向关系，E越大，表明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参照李东坤和邓敏(2016)[20]的做法，将第三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与高新技术产业和工业产值之比施行加权平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UI=σ(V3/V2)+(1-σ)(VH/VT)

面对不同行业形形色色的佼佼者，如何把他们的故事描写的与其他生平简介区别开来，既生动独特又不流入传奇故事式的夸夸其谈。宁肯在这里为“非虚构”叙事开拓了一个新的尝试方向。他试图对每个成功人士背后的原因进行“深究”。换句话表述，叫做合理联想。事实证明，当这种“创造的真实”被合理诠释后，为“非虚构”叙事带来了新鲜血液。

(IV)

式(IV)中，UI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指数。其中，V2和V3分别代表我国各省的第二、第三产业产值；VT和VH分别指的是我国各省的工业总产值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而σ表示的是权重系数，为了表明第三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与高新技术产业和工业产值之比对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故将σ设置为0.5。

固定资产投资额(FAI)：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供给与需求的双重效应。既能扩大社会再生产，又能对生产构成需求。当前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直接影响了未来的新增产能和产业结构。

资本品进口额占GDP比重：根据BEC贸易商品分类法，贸易商品包含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其中，消费品主要指用于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产品；而中间品主要指的是零部件，资本品主要指除运输设施以外的机器设备。因此，参照楚明钦和丁平(2013)[22]的做法，以各省机器设备的进口额来代表资本品进口的情况。

(3)控制变量

利用我国内地除云南、贵州、宁夏之外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在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解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并选取了合适的计量模型的基础上，运用Stata14软件实证研究了资本品进口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第一，从总体层面来看，资本品进口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都会产生拉动效应，综合起来也就是资本品进口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二，从按东、中、西部的划分来看，资本品进口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效果却不太明显；对于西部地区，资本品进口仅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显著为正，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只产生不明显的积极效应。第三，从按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划分的视阙看，资本品进口对内陆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但沿海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显著获益于资本品进口，并且获益与内陆相比更为可观；而资本品进口的增加并不能有效解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第四，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对比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资本品进口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作用。其中，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由危机前的正向转为危机后的负面；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由危机前的显著为正转变为危机后的不显著。

的主特征值,其中由参考文献[1,5,13]可知,问题(4)的特征值λi(q)(i=1,2,3，…)满足

(2)主要解释变量

ATB应采用由岩浆岩或石灰岩等强基性石料磨细而得到的矿粉，且矿粉应洁净干燥，不得结团结块、不得含泥土等杂质，本文所用填料的技术指标如表3所示。

FDI流入(FDI)：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资本的进入往往伴随着技术的溢出，从而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创新基础。

沙特吉赞JIGCC取排水项目是中国港湾在沙特阿拉伯吉赞经济城实施的一个集基建与机电安装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项目，其功能是为吉赞经济城新建发电厂引海水用于消防和冷却，同时将处理过的废水排入深海，其业主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作为施工的辅助，脚手架在该项目得到了大量广泛使用。包括承重脚手架，固定式脚手架，移动脚手架。按材料分类包括钢管扣件式脚手架和碗扣式脚手架。脚手架最高的超过10米，总计近100台套，数量庞大。

专利申请量(PAN)：专利申请量越多的地区往往具有更强的科研实力，产业结构也更加趋于合理和高级。

人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的提高，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用平均受教育年限(ASY)表示各省的人力资本存量。

金融支持强度(FIDL)：金融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不仅在于它能调剂社会资本的盈缺，促进资本的合理配置。还通过这种资源的重新配置——即经济资源在不同领域和部门的有效流动与有序转移，实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的金融支持强度。

lnEit=c+β1lnCGIit+β2lnFAIit+β3lnFDIit+β4lnPANit+β5lnASYit+β6lnURPCit+β7lnNADit+β8lnFIDLit+β9lnFINSit+uit

消费能力：消费的升级构成了对产业发展的需求，产业的发展为满足消费需求提供了多样化的供给。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消费水平的升级直接刺激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用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URPC)来度量各地区的消费能力。

财政支持力度(FINS)：财政支出对产业的发展能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效用。直接作用主要在于为产业提供了资金支持，间接作用在于通过科研投入、教育经费等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引入了技术要素和培育了人力资本。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考量各地区财政支持力度。

2.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选用2000-2016年我国内地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其中，由于云南、贵州和宁夏三个省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取，故予以剔除。所有统计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详见表1所示。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变量名称单位观测值数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产业结构偏离度E/4762 02244 79920 81910 7285产业结构高级化UI/4760 60352 55630 09960 3572资本品进口比重CGI%47615 6327 11236 3固定资产投资FAI亿元4767267 5648312 464 058191 19外商直接投资FDI万美元47653302980416002747824专利申请量PAN项476337355045001565332人均受教育年限ASY年4768 341412 1092 9981 240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URPC元47611304 236946 13623 65917 364国有化程度NAD%4760 11850 42980 04350 0574金融支持强度FIDL%4762 66958 88140 62641 1945财政支持力度FINS%4760 20911 34590 04670 1728

1.面板平稳性检验

由于数据不平稳可能会导致“伪回归”，因此在正式回归之前，需对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选取相同根情形下的LLC检验和不同根情形下的IPS检验、Fisher-PP检验以及Fisher-ADF检验，采用Stata14生成了各变量的检验结果，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所有变量均在5%或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所考虑的变量都是平稳的。

 

表2 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LLC检验IPS检验Fisher-PP检验Fisher-ADF检验P值结果P值结果P值结果P值结果结论lnE0 0263平稳∗0 0050平稳∗0 0361平稳∗0 0457平稳∗平稳lnUI0 0000平稳∗0 0000平稳∗0 0000平稳∗0 0000平稳∗平稳lnCGI0 0135平稳∗0 0007平稳∗0 0299平稳∗0 0028平稳∗平稳lnFAI0 0000平稳∗0 0593平稳∗∗0 0156平稳∗0 0884平稳∗∗平稳lnFDI0 0001平稳∗0 0210平稳∗0 0064平稳∗0 0000平稳∗平稳lnPAN0 0105平稳∗0 0488平稳∗0 0088平稳∗0 8347不平稳平稳lnASY0 0193平稳∗0 0108平稳∗0 0000平稳∗0 0000平稳∗平稳lnURPC0 0032平稳∗0 0043平稳∗0 0472平稳∗0 0990平稳∗∗平稳lnNAD0 0000平稳∗0 0000平稳∗0 0830平稳∗∗0 0830平稳∗∗平稳lnFIDL0 0005平稳∗0 0040平稳∗0 0022平稳∗0 0815平稳∗∗平稳lnFINS0 0000平稳∗0 0003平稳∗0 0000平稳∗0 0000平稳∗平稳

注：*表示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表示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下同。

2.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和比较各种模型的回归效果，同时给出了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最后，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值来选择最优的回归模型。各变量对产业结构偏离度和高级化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的F检验和Hausman检验可知，固定效应模型比其他两种模型更可靠。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产业结构偏离度E产业结构高级化UI混合回归FE模型RE模型混合回归FE模型RE模型lnCGI-0 0403∗∗(-2 04)-0 0232∗(-2 14)-0 0369∗(-2 42)0 1133∗(4 18)0 0677∗(2 59)0 0779∗(2 33)lnFAI0 0385(0 67)-0 0625∗(-2 15)-0 0366(-0 87)-0 2756∗(-4 70)-0 1426∗(-2 03)-0 2661∗(-4 97)lnFDI-0 0969∗(-4 60)-0 0159(-1 59)-0 0324∗(-2 24)0 0284(1 27)0 0075(0 31)0 0099(0 37)lnPAN0 0116(0 22)-0 0633∗(-3 56)-0 0708∗(-2 02)0 0374(0 71)0 0993∗(2 31)0 0416(1 03)lnASY0 1699(0 79)0 5245∗(3 28)0 3357∗(2 04)-0 3555(-0 91)-1 2271∗(-3 18)-0 6750∗(-2 44)lnURPC-0 2214∗∗(-1 96)0 1013(1 50)0 0501(0 67)0 6956∗(4 68)0 4154∗(2 54)0 7825∗(6 90)lnNAD0 0023(0 03)0 0366(0 74)0 0057(0 07)-0 0384(-0 41)-0 4989∗(-4 19)-0 1474∗∗(-1 66)lnFIDL-0 3345∗(-4 62)-0 2902∗(-5 76)-0 3349∗(-3 32)0 2150(1 12)0 3995∗(3 29)0 3574∗(2 63)lnFINS0 2215(2 24)-0 1345∗(-2 68)0 0126(0 18)0 0326(0 21)-0 2664∗(-2 20)-0 1478(-1 38)C3 5230(3 94)-0 1390(-0 31)0 9328(1 39)-4 6720(-3 41)-3 2438∗(-2 95)-5 1864∗(-5 08)R20 76770 53460 51590 59270 27630 2508F检验73 39[0 0000]25 04[0 0000]768 31[0 0000]29 00[0 0000]7 47[0 0000]177 86[0 0000]LM检验651 18[0 0000]168 13[0 0000]Hausman检验44 84[0 0000]24 60[0 0062]

注：圆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量，方括号内为P值；下同。

由表3各变量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E的回归结果可知，资本品进口额占GDP的比重(lnCGI)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产业结构偏离度E呈显著的反向关系，由于产业结构偏离度E越大代表产业结构越不合理，所以资本品进口的增加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显然这得益于进口的资本品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在控制变量方面，固定资产投资额(lnFAI)、发明专利申请数量(lnPAN)、金融支持强度(lnFIDL)以及财政支持力度(FINS)都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现有大部分研究结论是相符的。而外商直接投资(ln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则不太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数额规模还较小，不具备规模效应；另一方面，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方向的限制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保密也削弱了其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国有化程度(lnNAD)的提高显然会损害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有意思的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lnURPC)的提高反而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不明显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虽然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近年来增加了，但是贫富分化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二是由于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居民支出更多地被高房价“捆绑”。因此，消费结构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面效用。而由各变量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UI影响的固定效应模型可知，lnCGI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充分说明了资本品进口份额的增加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动力之一。控制变量方面，发明专利申请量(lnPAN)、城镇居民人均消费(lnURPC)以及金融支持强度(lnFIDL)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显著正相关；新世纪以来外商直接投资(lnFDI)的流入并未对我国产业价值链的提升产生显著效用；国有化程度(lnNAD)会阻碍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这显然合乎情理；但是固定资产投资(lnFAI)、平均受教育年限(lnASY)和财政支持力度的增加却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不利影响，这引发我们对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和方向、教育教学理念的思考。

显然，资本品进口对我国产业结构具有优化升级效应符合我国的客观现实。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享受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由于深刻认识到向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具有重要作用，2001-2016年，我国资本品进口规模迅猛扩张，以机械设备为代表的资本品的总体进口规模由2001年的919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7714亿美元。虽然近两年可能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贸易保护和国际经济不景气等因素而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但是前景仍然企稳向好。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在资本品中的“进口中学”效应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源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升级。其中，资本品进口在三方面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了作用：一是进口中学习效应。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品进口会蕴含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企业可以通过“干中学”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从而推动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的创新，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微观企业的效率和技术的提高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动力。二是创新成本削减效应。基于企业创新活动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以自身利润为主的内源性融资成为企业研发创新投入的主要融资来源。我国加入WTO以来，国外对我国种种贸易壁垒的削弱或取消使我国进口资本品的成本逐渐降低，从而我国企业尤其是高技术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活动，由此引发的内生技术进步直接促进了产业的发展。三是创新投入的规模经济。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的理论假说，企业的研发投入需要足够的市场需求规模与其相匹配才能产生经济效应。而在我国，资本品进口会有助于培育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提升消费需求的层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动，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3]。

中职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有的学生基础好一些，有的学生基础比较差，因此他们的接受能力也不同。在上课的过程中，如果教师一味地示范演讲，基础比较好的学生会感到乏味，而基础薄弱的学生则会陷入听不懂的困境。因此，教师应该结合机械专业教学实际，关注学生之间的差异，结合教学整体的情况，及时作出调整，从而推动教学的实际发展。

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量数据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发生高淀粉酶血症的危险因素使用非条件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腹痛评分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获取诊断AP的最佳临界值，计算诊断AP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的考虑

事实上，资本品进口份额的增加不仅影响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相反而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会形成对资本品进口需求的拉动效应。这是因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内含了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国际贸易结构、国际投资结构等的改善升级，这将对技术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进口资本品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我国发挥“进口中学”效应、从而实现技术进步的一大重要路径，因此，理论上来说我国对资本品进口的需求会更加旺盛。所以，虽然使用面板数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遗漏变量的问题，但是可能存在的这种双向因果关系仍然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克服内生性问题的两个常用方法是工具变量法和系统GMM估计方法。笔者利用资本品进口额占GDP比重的滞后一期和二期的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2SLS回归，选择资本品进口占GDP比重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产业结构偏离度E、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UI的两阶及其更高阶滞后的水平变量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进行了系统GMM回归。2SLS回归和系统GMM回归的结果由表4给出。从结果易看出，无论是2SLS估计还是系统GMM估计，资本品进口占GDP的比重影响产业结构偏离度E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资本品进口占GDP的比重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UI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反映出资本品进口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作用，这与前文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相一致的。此外，控制变量的系数情况也并未有太大出入。这表明在进一步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产业结构偏离度E产业结构高级化UI2SLS回归系统GMM2SLS回归系统GMMlnCGI-0 0232∗∗(-3 68)-0 0194∗(-2 28)0 0005∗∗(2 81)0 0236∗(2 61)lnFAI-0 0504(-1 53)-0 0395(-1 41)-0 3013∗(-7 63)-0 2775∗(-10 93)lnFDI-0 0078(-0 65)-0 0152(-1 09)-0 0207(-1 44)-0 0886∗(-7 62)lnPAN-0 0434∗(-2 04)0 0360(1 61)0 1080∗(4 23)0 1510∗(7 71)lnASY0 5574∗(2 69)0 1244(0 87)-0 5373∗(-2 16)-0 8719∗(-6 82)lnURPC0 0207(0 29)-0 0588(-1 05)0 4845∗(5 60)0 6007∗(10 49)lnNAD0 0736(1 28)-0 0010(-0 02)-0 2836∗(-4 13)-0 1746∗(-4 19)lnFIDL-0 2328∗(-4 10)-0 1229∗(-2 42)0 2527∗(3 72)0 5629∗(12 67)lnFINS-0 1349∗∗(-1 87)0 0741(1 48)0 0078(0 09)-0 2732∗(-5 93)C0 1856(0 36)0 7383∗∗(1 78)-3 0106∗(-4 89)-3 4629∗(-8 45)F检验36 50[0 0000]25 98[0 0000]21 33[0 0000]31 86[0 0000]弱IV65 00615 47365 00615 473不可识别97 775[0 0000]97 775[0 0000]内生性2 074[0 1498]0 831[0 3621]1 094[0 2956]0 413[0 525]R20 47770 3511样本数420420420420

注：不可识别指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弱IV指Kleibergen-paap rk Wald F弱工具变量检验；内生性指Sargan检验。

(2)稳健性问题的其他考虑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笔者还做了两方面的处理：首先，由于我国资本品进口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等省市，因此，为了排除受到部分极值的影响，剔除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和浙江五省市之后对余下的23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仍然支持资本品进口比重的增加能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结论；其次，在参考相关文献后，选取了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产值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度量指标E与UI的替代指标重新进行了估计，结果仍然与前文一致[24]。因此，综上所述，估计结果是稳健可靠的。由于篇幅限制，这里的估计结果不再报告。

四、进一步讨论

1.分区域估计分析

为了考察资本品进口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且鉴于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差异，拟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表5 资本品进口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东、中、西部估计结果

  

变量产业结构偏离度E产业结构高级化UI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lnCGI-0 0486∗(-2 49)-0 0161(-0 54)-0 0299∗(-2 03)0 1487∗(2 64)0 0692(0 84)0 0534(1 62)lnFAI-0 1189∗(-3 69)0 0620(0 85)-0 1179∗∗(-1 79)-0 1485(-1 60)-0 4539∗(-2 24)-0 0409(-0 28)lnFDI0 0657∗(3 41)-0 0669∗(-2 60)-0 0198(-1 42)-0 0370(-0 67)0 0612(0 86)0 0028(0 09)lnPAN-0 1271∗(-5 23)-0 0235(-0 62)-0 0270(-0 83)0 1755∗(2 50)0 0160(0 15)0 1077(1 47)lnASY0 2278(0 77)1 2314∗(3 45)0 5433∗∗(1 96)-0 6461(-0 85)-2 4752(-2 50)-1 1821∗∗(-1 91)lnURPC0 0871(1 10)-0 0671(-0 39)0 2964∗(2 25)0 5097∗(2 23)1 2118∗(2 56)-0 0145(-0 05)lnNAD-0 1054∗∗(-1 84)0 1413(1 11)0 3630∗(2 51)-0 1448(-0 88)-1 1452∗(-3 25)-0 9697∗(-3 00)lnFIDL-0 4192∗(-5 47)-0 1660∗∗(-1 93)-0 4588∗(-4 50)0 5050(2 28)0 4646∗(1 95)0 5092∗(2 23)lnFINS0 2059∗(2 53)-0 5587∗(-3 58)-0 1249∗∗(-1 80)-0 6154∗(-2 62)-0 3023(-0 70)-0 2088(-1 35)C0 8201(1 36)-1 4758(-1 14)-0 6433(-0 70)-5 1882∗(-2 97)-6 7237∗∗(-1 88)-1 2967(-0 63)样本数187136153187136153R20 69610 68550 48570 43100 36440 1379F值39 69[0 0000]26 89[0 0000]13 22[0 0000]13 13[0 0000]7 07[0 0000]2 24[0 0235]

 

表6 资本品进口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估计结果

  

变量产业结构偏离度E产业结构高级化UI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lnCGI-0 0230(-1 14)-0 0285∗(-2 20)0 1340∗(2 45)0 0569∗∗(1 84)lnFAI-0 1224∗(-3 76)-0 0223(-0 42)-0 1398(-1 59)-0 1772(-1 40)lnFDI0 0547∗(2 65)-0 0390∗(-3 23)-0 0364(-0 65)0 0227(0 79)lnPAN-0 0754∗(-3 01)-0 0435∗(-1 80)0 1305∗∗(1 93)0 0717(1 25)lnASY0 1590(0 58)0 7213∗(3 50)-0 4349(-0 59)-1 5021∗(-3 05)lnURPC0 0448(0 52)0 1055(0 98)0 4926∗(2 12)0 3969(1 54)lnNAD-0 0581(-0 97)0 2684∗(3 11)-0 2798∗∗(-1 73)-0 9764∗(-4 73)lnFIDL-0 3997∗(-4 82)-0 3143∗(-4 75)0 5486∗(2 45)0 4700∗(2 98)lnFINS0 1979∗(2 24)-0 2290∗(-3 77)-0 6886∗(-2 88)-0 1596(-1 10)C1 2377∗∗(1 89)-0 3091(-0 42)-5 6447∗(-3 19)-3 1787∗∗(-1 80)样本数204272204272R20 63250 55570 38190 2514F检验32 70[0 0000]32 10[0 0000]12 10[0 0000]8 62[0 0000]

表5中，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品进口占GDP的比重对于产业结构偏离度E的影响系数都为负，而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UI的影响系数都为正，这与前文全国总体全样本回归的资本品进口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结论是相吻合的。但是，其影响效果的大小和显著性却在区域间有所差别。其中，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资本品进口中获益最多。这不难理解，东部地区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形成了深厚的经济、历史、文化底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域。经济水平的发展往往伴随的是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全面跃升，因此，由于消费和供给需求升级而引致的对资本品进口需求提高的同时，创新所需的各种基础要素的富足也强化了东部地区对进口资本品技术溢出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这是东部地区始终保持蓬勃态势的重要动力。而对于中部地区，资本品进口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用却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一方面，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过多地流向东部地区，这导致原本与东部相比在科学教育水平上就相对羸弱的中部地区的潜在创新能力更加被削弱，创新能力的有限使得资本品进口并没有进入研发部门进行二次研发，反而大部分进入了生产部门，这会对中部地区的研发活动产生替代效应，从而侵蚀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Rivera-Batiz和Romer，1991；马颖和李成，2013)[2][5]。而西部地区，资本品进口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积极影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则不太显著。究其原因，或许是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过于薄弱，在各方面都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即使研发创新能力不足，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下，资本品进口也直接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各产业的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底子太薄，创新能力低下，且资本品进口数额过小，未能形成规模效应，所以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仍然占据较大比重，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颇为缓慢。至于控制变量，其系数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及效用大小在东、中、西部之间也不尽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表6中沿海和内陆地区lnCGI对产业结构偏离度E的影响系数都为负，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UI的影响系数都为正，这依然与上文全面板回归的资本品进口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结论相契合。但是，在沿海地区，根据估计系数一个显著、一个不显著，得知资本品进口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效应得到了发挥，而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却受到了制约。追根溯源，应该是由于沿海地区是我国的经济重心，经济基础的厚实、交通运输的便利、基础设施的完备以及科教实力的强劲等为其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创新基础的强大导致进口的资本品大量进入研发环节，与资本和研发人才相结合，引导研发人才在研发活动中干中学，逐渐推动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促进产业价值链向更高层次迈进[25-26]。但是产业的升级并不一定意味着产业结构合理性的同步改善，进口的资本品过度向产能过剩或产能闲置部门聚集，以及政府部门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指导，都必然会削弱资本品进口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此外，资本品进口对内陆地区的产业结构同时存在优化效应和升级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内陆地区产业发展较为缓慢，产业之间结构不协调的矛盾并不突出，仍具有一定的发展和改进空间，而沿海地区产业发展已经面临了关键瓶颈，因此，内陆地区的资本品进口对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依然大有作为。

在客人提出订房申请时相应酒店系统应根据客人要求自新建预定项设置，这个过程找那个明确其所具备修改性，其随客人动态而决定。且在客人等待期间对其系统预订房做时间限制，客人若在规定时间未到也取得延长预定时间，便将预定作废，取消预定恢复空房状态；而客人在规定时间到店则视为预定成功状态；通过状态分析来充分反映系统内各时间段内所发生具体信息动态。

2.分时间段的回归结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英国脱欧、美国复兴制造业战略、欧洲右翼政治发展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都是其典型表征。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处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地位的我国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直接表现是200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急剧下降了16.27%，此后几年持续萎靡不振，近一两年才迎来新一波涨势。为了厘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伴随其技术封锁是否影响到我国的资本品进口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效应，笔者将样本划分为危机前(2000-2007)和危机后(2008-2016)两个时间段分别进行估计，从而通过比较回归结果得出结论。

2012年以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单独形成绩效报告，作为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附录上报。以201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绩效报告为例，其主要报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优先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主要职能和功能领域（共分成科学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的交流与转移、能力建设和研究资源、人力资源的战略管理以及项目监管和改进5个功能领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绩效管理评价标准、绩效详细分析、对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战略计划支持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内容[7]。

 

表7 资本品进口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危机前与危机后估计结果

  

变量产业结构偏离度E产业结构高级化UI危机前危机后危机前危机后lnCGI-0 0150∗(-2 15)0 0345(1 59)0 1098∗(2 14)0 0352(1 42)lnFAI-0 1271∗(-2 79)0 0807(1 29)-0 0041(-0 02)-0 1622∗(-2 27)lnFDI-0 0200(-1 52)-0 0031(-0 16)-0 0099(-0 19)0 0061(0 27)lnPAN-0 1520∗(-5 27)-0 0121(-0 36)0 0910(0 80)0 0959∗(2 51)lnASY0 5281∗(2 80)0 2851(0 95)-2 4269∗(-3 25)-0 4344(-1 27)lnURPC0 2087∗∗(1 83)-0 0751(-0 63)0 6232(1 38)0 3349∗(2 47)lnNAD-0 1260(-1 43)0 2178∗(2 64)-0 6114∗(-1 76)-0 2692∗(-2 86)lnFIDL-0 2898∗(-3 82)-0 3625∗(-4 25)0 9556∗(3 19)0 2638∗(2 71)lnFINS-0 1098∗∗(-1 97)-0 0858(-0 67)-0 3910∗∗(-1 77)0 1295(0 88)C-0 0762(-0 10)1 0109(1 31)-4 0494(-1 33)-2 8779∗(-3 27)样本数224224252252R20 48170 26370 25270 4967F检验18 41[0 0000]17 00[0 0000]2 93[0 0000]25 62[0 0000]

表7的结果显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资本品进口无论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还是高级化都产生了促进作用。而从数据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品进口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明显被弱化了。具体而言，资本品进口的增加反而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偏离，其对产业价值链的拉动效应也从显著转变为不显著。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其原因：一是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大量企业破产倒闭，而事实上经营灵活、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因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资金短缺而又缺乏抵押品，加之天然存在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在面临融资硬约束的情况下，只能走向崩溃的边缘。相反，国有企业由于融资软约束，即使缺少经营活力和创新动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仍然能保持“死而不僵”。但是，国有成分过高和金融机构的信贷歧视行为必然会影响市场的效率，同时也影响到资本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二是不少发达国家一直抱有我国在全球化纵深发展中获利丰厚是因为侵占了他们的利益的扭曲思想，从而始终对我国心存戒备。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他们更是加强了对我国的高端技术的封锁，导致我国危机后虽然资本品进口总额未有下降，但是实际上其中的技术含量已然大打折扣，因而直接削弱了我国的“进口中学”和“干中学”效应。

三是社交性。 不再像音乐电台那样，用户是被动且封闭的信息受传者，在音乐的网络传播过程中创作者和受众、创作者之间、受众之间可以及时进行交流。 Beats1作为苹果音乐下的分支，间接地享受到网络传播模式带来的良好社交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笔者还选取了一系列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重要作用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2.政策建议

我国当前正处于转方式、优结构和强动力的战略攻坚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应当促使一切有益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素充分涌流。显然，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资本品进口的积极影响需要被有效激发。

(1)充分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合理增加资本品进口

我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虽然近年来由于美元贬值，外汇储备大幅缩水，但目前总规模仍保持在3万亿美元左右。一些学者认为，3万亿美元是外汇储备风险的警戒底线。事实上，在经济增长预期形势好转的条件下，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并非是不可触及的红线。相反，外汇储备的大量闲置意味着巨大机会成本的丧失。因此，在不影响到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外汇储备增加“高精尖”资本品的进口，凭借我国日益提升的创新潜力，对进口资本品中内含的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有利于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增长的动能转变。

(2)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平衡充分发展

中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进口资本品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用相对有限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基础薄弱，伴随薄弱经济基础的必然是人力资本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全面促进区域基础设施以及医疗、文化、健身、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大力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后发地区脱贫致富；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努力促成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大力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坚决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动城市网络化工程，着力解决户籍问题，以吸引和承载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最终，区域的协调发展促进了区域间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的合理配置，为有效发挥进口资本品的技术溢出效应奠定了基础。

(3)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3价疫苗：2岁以上有基础疾病（比如艾滋，肾炎啥的免疫力低下）的儿童才打，正常的健康宝宝不要打，有报道正常儿童打过几年后反而会对肺炎球菌的免疫有问题。

虽然进口资本品的技术溢出为我国近年来的飞跃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是过度依赖“进口中学”效应很可能会造成我国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锁定，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质性提高才是我国内生增长的根本动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建立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而有效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要瞄准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世界科技和产业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27]；以问题为导向，着力扫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有利于创新要素集聚的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培养一批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从而使一切有利于创新的要素充分涌流[28]。

基于“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增加听，说，读，写课程学分比例，增设酒店行业英语相关课程,并提高该模块课程学分比例，如中国文化概览、跨文化交际，商务英语，旅游英语，酒店英语，会展英语，商务谈判等，提高学生英语等级考试通过率的同时，为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同时学生根据自身的发展和兴趣选修日语、法语等小语种，培养多语种应用能力。并全校范围内开设辅修专业，这使毕业生到国际品牌酒店工作、实习，出国留学，具有独有的竞争优势。

式(82)表明，如果从惯性坐标系OXYZ中的一个固定窗口来观察，车轮的振动是简谐的，频率就等于外力的频率，振幅是α的周期函数，式(82)是其傅里叶级数形式。

综上所述,对老年护理事业大力发展,在对老年人进行治疗的同时,为其提供了更多情感上、心灵上、生活上的帮助,对于构建老有所依的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为尽快将健全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对卫生资源进行合理利用,需要医疗护理人员做出更多的努力。

(4)实施更为灵活的外贸政策，培育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

一方面，我国应当加强与少数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贸易联系，扩大对其资本品贸易进口的规模。另一方面，针对一些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当局需要沉着冷静，合理利用多种途径，维护我国的正常利益。如：积极发起国际贸易谈判、诉诸国际贸易组织，甚至采取法律的手段，以督促相关国家消除或减少对我国的不公平待遇。多年来，我国始终秉持“以开放谋共赢、以融合促繁荣”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推动建立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得全球经济新格局。未来，我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谋发展，并且欢迎后发国家搭我国发展的顺风车，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积极培育资源和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注 释】

① 根据我国经济带，样本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西藏、内蒙古、广西。

② 根据我国经济带，沿海地区包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此外，因为北京占据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也将其划入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参考文献】

[1]Joshua Lewer，Hendrik Van den Berg.Does trade composition influence economic gro-wth? Time series evidence for 28 OEC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2002(12):139-96.

[2]马 颖,李 成.资本品进口、研发门槛与经济增长方式[J].国际贸易问题,2013(12):37-51.

[3]Gene M.Grossman, Elhanan Helpman.Trade,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growth[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1(3):517-526.

[4]Keller W.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ussion[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3):757-782.

[5]Luis A.Rivera-Batiz, Paul M.Romer.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2) :531-555.

[6]Jonathan Eaton, Samuel Kortum.Trade in capital good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7)：1195-1235.

[7]Eaton, J., Kortum.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J].Econometrica, 2002(5)：1741-1779.

[8]Joy?Mazumdar.Do Static Gains from Trade Lead to Medium-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6)：1328-1337.

[9]Worz J.Skill Intensity in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J].Empirica,2005(1):117-144.

[10]Tiruneh E.A., Wamboye E., O’Brien D.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n Africa [EB/OL].(2017-08-20)[2018-01-08].Foreign Capital Flow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https://doi.org/10.1057/978-1-137-53496-5_12.

[11]Jong-Wha Lee.Capital goods import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5(1)：91-110.

[12]M.J.Herrerias, Vicente Orts.Capital goods imports and long-run growth: I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releva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13(5)：781-797.

[13]Caselli, M., Econ Polit.Do all imports matter for productivity? Intermediate inputs vs capital goods[EB/OL].Economia Politica, https://doi.org/10.1007/s40888-017-0071-5, 2017-8-20.

[14]肖 文,林高榜.海外研发资本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知识溢出[J].世界经济,2011(1):37-51.

[15]Bin Xu, Jianmao Wang.Capital Goods Trade and R&D Spillovers in the OECD[J].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Revue canadienne d'Economique,1999(5)：1258-1274.

[16]康志勇.资本品、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促进”抑或“抑制”[J].财贸研究,2015(3):61-68.

[17]胡小娟,王 娜.我国资本品进口来源国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2(10):116-121.

[18]杨晓云.资本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J].经济经纬,2015(6):59-64.

[19]张 杰,郑文平,陈志远.进口与企业生产率——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5(3):1029-1052.

[20]李东坤,邓 敏.中国省际OFDI、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6(1):121-133.

[21]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31.

[22]楚明钦,丁 平.中间品、资本品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2013(4):60-65.

[23]张 杰.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活动的抑制效应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7):68-83.

[24]罗超平,张梓榆,王志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关系[J].中国软科学,2016(5):21-29.

[25]骆世广.广州与深圳资本形成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J].金融理论探索，2017(4)：22-29.

[26]骆世广.资本形成能力及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变迁研究[J].金融教育研究，2017(1)：78-83.

[27]黄 丹，张其明.基于动态因子分析法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比较研究[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84-89.

[28]韩亚欣，骆世广，李华民.资本形成财税安排和人力资源配置之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率研究[J].金融教育，2016(1)：6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