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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与企业商业模式重塑

更新时间:2009-03-28

我国企业推行绿色低碳发展的短板

为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巴黎协定》从谈判、协议、签署到生效,均表现出较高的效率,获得194个国家的签署并经147个国家批准生效。中国于2016年9月3日,向联合国正式交存了气候变化批准文书。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生效,这意味着中国必须直面所承诺的具有约束性的国家减排行动目标,即“截止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60%-65%,CO2排放量须尽早达到峰值”。自2011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中国已经在此基础上更大范围地推进了碳排放权交易,并积极地构建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规则、碳排放权交易规则以及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准则等相关制度。国家发改委在2016年初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将石油、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和航空等8个重点排放行业纳入企业碳排放初始核查工作。按照中国加入《巴黎协定》的自主承诺,中国将于2017年开启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的建设,中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在即。2016年9月23日,中国由财政部会计司制定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针对碳排放的交易规则和碳排放的核算规则已经发布。由以上这些国家低碳发展行动可透视出,中国已经进入到由政府推进的绿色低碳发展的快车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低碳经济发展的短板。这集中体现在:

1.国家和区域层面的低碳发展压力很大,但是企业碳减排的动力不足

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中国都已置身于《巴黎协定》的低碳发展约束之下,必须面对截止到2030年国家减排行动目标。但是,企业是国家和区域的关键减排主体,其所面对的一方面是国家环境管制带来的减排压力,这源于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碳排放权配额约束机制、核算和信息披露机制、惩罚机制等在内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是企业将外部的碳排放权交易、政府激励等机制内部化到企业,从而激发出一定的减排动力。借助于减排压力与动力的合力,预期可驱动企业向绿色低碳经营模式转型。但是,从目前中国的减排政策推进来看,企业仍然是减排压力大于减排动力(涂建明和石羽珊,2017)[1],这体现在:企业的减排成本较高,但减排收入渠道有限,使得企业的减排行为不够经济。通常,在区域政府设定的碳减排目标下,个体企业须采用清洁能源、低碳材料替代为主的结构减排,以及采用高效率的减排设备开展技术减排,如此大的减排投入旨在将碳排放量控制在碳排放初始配额下,以确保企业通过交易节约的碳排放权配额获得部分补偿。此外,企业主要依靠政府的低碳发展补贴,但是补贴金额比较有限。总体上,企业的减排收入较为单一,而结构减排和技术减排相关的成本较高且具有刚性,这使得企业的减排收入难以弥补其付出的减排成本。内生形成减排压力大于减排动力的客观现实,其背后是企业减排行为的经济性较差,这使得企业难以开展可持续的减排活动。

2.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碳排放规则在日益完善,但是企业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安排却欠完善、不系统

虽然在环境保护税、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核算和披露等方面,政府积极推进规则的建设,各区域也在积极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是企业现有的管理制度安排和管理工具仍然不能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涂建明等,2014[2];涂建明等,2016[3]),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碳排放管理制度,现有的全面预算等管理工具尚不能针对性地应对企业的结构减排和技术减排,企业还缺乏针对碳排放和碳减排的绩效评价。在管理制度和管理工具上的滞后发展,一方面反映出企业尚未做好由传统经营模式向绿色低碳化经营模式转型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企业难以适应国家和区域低碳发展导向所传导的压力。这是相当多的高排放企业面对低碳发展表现出准备不足、应对不力的制度原因。

3.市场层面的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不足,仍未形成以绿色低碳需求为主导的市场环境

中国在“十二五”期间确定了“绿色”“创新”等五大发展理念,并将其贯彻到“十三五”及其后的发展阶段,为此做了大量规划和宣传。但是,从市场的发展来看,绿色消费的理念和消费者群体的培养还需时日,这一市场力量还较弱。消费者仍青睐低成本高排放的能源和消费品,尚未形成很强烈的绿色低碳化消费需求。这阻碍了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市场对绿色低碳产品的需求不足,大大减弱了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市场动机。同时,这一情形也强化了企业对低碳经营补贴的依赖,其低碳经营的商业模式较为脆弱。

可以设想,基于以上情形,企业主要是迫于减排压力而实施的碳减排,而不是受到减排动力机制的引领而主动推行低碳发展。从根本上来看,这是由于现有的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企业的减排行为不够经济,难以持续地开展碳减排,会导致企业碳减排效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企业难以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成功转型。如果中国仅在宏观和中观的制度设计上着力,未能关注针对企业的微观减排动力缺陷及其所反映的微观机制短板,要推动企业驶入绿色低碳发展的快车道,则政策效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现有商业模式支撑绿色低碳发展的不足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要提高碳减排的效果,实现以可持续的碳减排促进企业向绿色低碳化经营模式转型,必须要在提升企业碳减排的积极性上补齐微观机制的短板。其中的关键是要完善企业碳减排的动力机制,扭转企业在开展碳减排活动上不经济的不利局面。笔者认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微观机制建设的关键环节是商业模式,因此需要探索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发展,尤其是针对中国的高排放企业,亟待发掘一个适应低碳发展环境且富有效率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是企业适应商业环境而发展出来的系统的机制安排。笔者认为绿色低碳经济环境下的商业模式,须确保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开展高效的碳排放管理和持续的碳减排活动,这显著地区别于企业传统的经营模式。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企业在低碳发展目标和盈利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显现出企业缺乏一种协调利润增长与低碳发展之间矛盾、平衡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压力与动力的机制,这凸显了企业现有商业模式的缺陷。通过梳理现有企业碳减排的商业模式,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1.企业碳减排的盈利模式比较单一,碳减排的收入渠道有限

在常规的后期剪辑工作中,大多数客户使用单机位的素材进行剪辑,其流程是在大洋非编资源管理器中选择所需的素材,然后通过预览窗口确定入出点,拖拽添加到故事版时间线上,多个单机位素材通过一系列添加插入等操作,完成基本的故事版结构,每段片段素材均带有前期摄影机或收录设备的现场声音,这种单机位素材的剪辑方法,仅需反复调整素材的入出点和故事前后关系即可。如果拍摄场景为复杂场景,前期使用多台摄录设备同步记录,那么针对这种不同机位的后期剪辑,传统的方法需要反复根据画面动作、场景、任务口型等校正时间码,实现故事版所有素材的同步播放,保证音频的一致性,然后分别对每路轨道开关进行画面选择。

2.中国当前市场消费者的消费理念仍然较为传统,绿色低碳消费仍不占主导

(5)开展低碳商业环境下的广义成本管理

3.中国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处于建设之中,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尚不完善

虽然中国已经在7个省市设立了碳交易试点并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规则和碳排放核算规则,在规则的制定和机制的建设上已有所成绩。但是,一方面,中国仍处于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初级阶段,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企业仍难以实现碳减排成本的补偿。2015年5月12日,在财政部发布的《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节能减排补助主要采用补助、以奖代补、贴息和据实结算等方式进行。对于实行技术减排的企业来说,其减排成本高、受益周期较长,而政府的补贴力度相较于企业前期的大规模投入来说过低,奖励金额亦不足以弥补企业所负担的减排成本;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还不够成熟,特别是全国尚未实施统一的交易规范,各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各行其是,企业难以将节约的减排额度转化为合理的减排收益,无法实现其高昂减排成本的补偿。

4.政府在推进企业构建绿色低碳商业模式中的作用还不够精准

一方面,政府尚未对减排企业实行“个性化”的减排补贴,这需要针对不同企业的减排潜力和减排方式,差异化地给予其适当的减排优惠政策,而非“一刀切”的补贴方案,以提高节能减排补贴政策的精准性,提升减排激励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增加消费者对绿色低碳消费的认同、构建以绿色低碳观为主导的消费市场、完善碳排放权市场机制以及提高绿色低碳产品的市场价值等方面,政府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引领作用。在现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背景下,企业仍难以通过绿色需求占主导的市场来获得消费者的支持,亦难以获得市场化的减排成本补偿,商业模式创新的市场基础还够不坚实,这一短板亟待补齐。

企业要将绿色低碳约束引入企业的价值链并将单一价值链转变为价值网络,使企业价值网络中的产品流、收入流和信息流以碳足迹为约束条件和关注点。在产品流中,企业需要对产品价值链中的各个构成要素进行碳足迹和碳含量的分析和控制,甚至将这种考虑延伸到供应商、购买商以及竞争者当中;在收入流中,企业不仅仅要关注传统会计利润的产生,还要争取因践行碳减排而产生的环保功能收益;在信息流中,通过企业价值创造的各个环节向利益相关方传递绿色低碳信息,使企业能更友好地应对投资者、市场消费者以及政府部门的环境保护诉求,从而比竞争对手更具有竞争力。通过重塑以碳足迹为约束的价值网络,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拓展企业价值创造的内涵。

塑造企业新型的绿色低碳商业模式

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优秀的商业模式具有“蓄利”效能(李东等,2010)[7]。但是,当固有商业模式切换到低碳经济环境时,其“蓄利”效能会大幅降低,这主要体现在固有商业模式难以保证减排的经济性,无法保证减排活动的可持续性。在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企业在减排压力与减排动力的双重驱动下,亟须打破传统商业模式基于传统价值链的价值创造方式的束缚,实现低碳经济下企业商业模式的重塑。参考原磊(2007)[8]提出的商业模式“3-4-8”模块化结构,结合企业的低碳发展需求,并依托管理控制系统中的安东尼模型(Anthony,1965)[9],如图1所示,笔者重构了绿色低碳环境下的商业模式。

1.战略层面

为服务于企业制定的绿色低碳化发展战略,企业需从价值主张、价值网络、价值维护以及价值实现四个方面,细化绿色低碳背景下的战略重述与实施,其目标是使得企业在新的商业环境下更好地创造并获取价值。

(1)分析并锁定环保型目标客户的价值主张

企业须从绿色低碳发展视角出发,既注重满足消费者对一般商品的价值需求,还要关注商品在满足消费者环保方面的价值需求(涂建明和石羽珊,2017)[1],即消费者对商品在环境保护功能上的价值认同和主张。企业商业模式应考虑针对客户的环保需求创造价值,而这些具有环保需求的目标客户即是创新商业模式须关注的增值型目标顾客。基于信息价值内容传递,顾客通过选择具有绿色低碳发展取向的、负有环境责任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从而传递其绿色消费理念、价值和行为等信息,并成为低碳经济环境下的具有较高环保意识与生活素质的消费者。这顺应了当今绿色低碳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大势,并成为低碳经济环境下企业关注目标顾客的出发点。针对具有环保需求的增值型目标顾客,企业要突出绿色低碳的信息价值与环境保护的社会价值。

 

1 绿色低碳经济下企业商业模式重塑

(2)企业要针对碳减排开展事中控制

(2)重塑以碳足迹为约束的价值网络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从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现阶段推行碳减排的企业,其商业模式比较脆弱,无法驱动企业持续地开展碳减排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因此,探索适应低碳经济的商业模式,是一个迫切的课题。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的传统商业模式必须做出相应的变革。由于政府的环境管制和市场消费者的低碳环保需求,驱动外部的环境成本以一定的方式内部化到企业,使得高排放企业更多地承担碳排放成本。而基于这一外部“规则”的改变,企业须确保其具有一定的主导性,即可以通过制定全新的商业模式要素或创新已有的要素来干预变化的外部“规则”。这将会驱动企业实施系统的商业机制安排,以至于催生商业模式变革。具体而言,企业理性的选择是:在生产经营规划中,将现有产品低碳化以保证新型顾客需求,并衍生出一个碳减排活动维度以实现低碳化的顾客价值,此外开展碳排放管理,兼顾碳减排收入的同时有效地弥补内部化到企业的碳排放成本,从而消减低碳经济发展给企业带来的环境压力和财务压力,最终通过创造顾客价值和获取企业价值的方式维持其在绿色低碳环境下的竞争能力。

(3)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价值维护

在现代商业社会,广告无处不在,广告翻译的地位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然而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原则和强调译文与原文“忠实”、“等值”的翻译策略已无法适应广告翻译的客观要求。广告文体是一种具有极高商业价值的实用文体,它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广告受众接受它所宣传的商品。在广告翻译中,如果译文无法达到这样的目的就不能算是成功的翻译。

目前,ITER计划已经成为继国际空间站项目之后.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科技合作项目,参与成员也在不断扩大。我国也于2003年1月正式参加了ITER项目。

一方面,企业须面向利益相关者建立环境友好型关系。这有利于企业在利用自身资源之外,聚合利用其他机构的资源能力(魏炜等,2012)[10]。而在当前中国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背景下,企业的低碳化转变不仅仅关乎企业的产品形象、整体市场形象,更关乎其在市场的生存与发展,未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依托于对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投入。拥有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企业兼具环境责任担当和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因此,当前中国企业应以此为目标,强化与股东、债权人、政府以及市场消费者在环境友好层面的关系,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信任与合作,在绿色低碳发展进程中得到各利益相关方的认同和支持。企业能够重视并率先开发出先进的低碳技术,就可以迅速获得市场的支持(周文泳等,2012)[11]。那么,基于开放式的隔绝机制,企业若能率先构建低碳技术壁垒,成功实行绿色低碳经营模式,赢得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就可以在同行业、同产品竞争中获得绿色低碳发展的“先占优势”。凭借“先占优势”,企业可进一步增加企业价值,并尽可能地获得增量资本,进入一个良性的碳减排循环。

(4)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价值实现

(4)综合性实验、实训教学的应用与管理。将一系列单一项目按其内在关系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综合性实验、实训教学,是培养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的主要途径和必然选择,应予以广泛倡导与运用。

(4)拓宽低碳商业环境下的广义收入渠道

2.管理控制层面

企业现存的管理控制系统难以对碳排放与碳减排的价值创造进行有效管理。因此,企业亟待发展配套的管理工具,尤其应大力发展管理减排,使得企业富有成效地在绿色低碳经济下获取和使用资源,以实现其绿色低碳化发展的战略。

(1)企业要针对碳减排开展事前控制

例如,在将《函数》这一章内容全部学习完以后,我又回过头来对以前教师所讲知识进行了再一次学习,同时就自己当时的学习行为进行了反思总结。于是,我发现自己对一次函数性质与图像相关知识内容的学习只停留在了记忆概念阶段,而难以结合空间想象进行深刻理解,因此我就结合多媒体三维立体图形对此部分内容重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学习,最终为自身数学能力全面发展提供了助力。

具体而言,企业既要在兼顾盈利目标与减排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碳减排决策,明确企业要以怎样的结构减排、技术减排与减量减排组合方式和实施程度来落实碳减排;又要通过管理系统创新衍生出企业碳预算安排,从而系统地规划企业的碳排放、碳减排和碳排放权交易等活动[2][3],从而在绿色低碳商业环境下,平衡盈利目标与减排目标这二元目标的实现。

选取2016年7月~2018年3月松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82例作为研究对象,均行手术治疗,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41例。其中,研究组男23例,女18例,年龄33~59岁,平均年龄(44.6±5.2)岁,病程1~5年,平均(2.6±0.4)年;对照组男24例,女17例,年龄34~60岁,平均年龄(44.9±5.1)岁,病程1.5~4.5年,平均(2.5±0.7)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及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企业要依据国家发改委制定的行业碳排放核算标准,落实有关碳排放的核算和报告制度,旨在对碳减排的结果进行客观反映,并以此作为碳披露和碳减排绩效评价的基础。而碳核算与碳披露将提高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可见度(Haslam et al., 2014)[12],从而避免因核算或披露不健全而影响利益相关者的重大决策。此外,企业可以转变传统的组织架构,在管理安排上设立碳减排成本责任中心,既能控制好结构减排成本以及技术减排成本,又能通过责任中心的绩效考核,提高部门与人员的积极性。

多数开展碳减排的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商业模式演化过程具有惰性倾向(李玮玮,2016)[4]。在生产层面,企业又较多地依赖结构减排与技术减排,现有低碳商业模式构建研究也多以此为出发点(薛飞,2011)[5],这意味着企业开展碳减排将承担较大的经营风险。当前,中国仍处于碳减排初期,与发达国家企业的碳减排相比,政府的补助力度较强,企业的减排收入较为单一。这凸显了当前企业的碳减排商业模式存在明显的脆弱性,难以驱动企业实现可持续的碳减排。一旦政府降低补贴力度,在盈利渠道单一的商业模式下,企业开展碳减排所带来高昂的结构减排成本与技术减排成本,难以通过政府相关补贴得到补偿。由此,企业碳减排的经济性会更加薄弱,其减排的积极性难以维持。

(3)企业要针对碳减排开展事后控制

对标国外先进技术,渤海装备目前已先后完成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科研项目6项,专利申报26项,技术攻关48项,为产品升级换代、适应用户新的更高要求提前做好技术储备。

依托核算的结果开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碳减排绩效评价,衡量企业碳减排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评价碳减排活动的可持续性。进一步地,企业以碳减排绩效评价结果为基础,丰富包含实物薪酬、精神薪酬、股权激励等在内的奖惩机制,以提高员工在落实碳减排过程中的工作积极性与自觉性。

3.6 加强高危时段的监测 表2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发生非计划性拔管的时段多为午夜或凌晨时分这亦证实了范河谷等[4]提出的易拔管的高危时段(23:00~2:00,6:00 ~8:00),出现意识状态改变的患者清醒期与意识模糊期交替出现,昼轻夜重。其原因在于夜间迷走神经兴奋,心率、呼吸频率降低,肺泡通气不足,CO2潴留,SpO2较清醒时低,易出现烦躁、幻觉等精神障碍[11]。另外对照组1例发生于14:00~16:00,在患者全身麻醉手术后5 h内,说明全身麻醉术后5 h内也是非计划性拔管的高发时段。应加强患者意识状态和SpO2的评估,尽早发现患者的意识变化并加强护理措施。

构建上述包含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与全方位的管理减排控制系统,向上承接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向下联结作业层的具体减排活动。依托一个包含决策、预算、核算、报告、绩效评价、奖惩(激励)等内容的多功能管理系统,使得企业的战略得以落地,在管理控制系统中实现企业在绿色低碳经济下的价值创造。

3.业务层面

外部“规则”变化,即环境成本内部化到企业是低碳商业模式战略层面创新的动因。而战略转型带动业务层面的策略变化,这是低碳背景作用下的商业模式创新机理(周文泳等,2012)[12]。企业在开展碳减排活动、取得减排成效的同时,能确保其减排具有经济性,以支撑其持续地践行碳减排,这是塑造企业在绿色低碳环境下商业模式的核心。具体而言,应从作业层面来重塑低碳经济下企业的商业模式[1]

(1)环保型目标客户的挖掘

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将企业价值主张的战略具体化,这首先落实在企业挖掘客户的显性需求和潜在需求上,引领客户在注重产品使用功能的同时关注环保功能。企业要对客户低碳化消费的潜在需求进行敏锐捕捉并通过市场营销等方式加以引领,将其绿色低碳化的发展战略通过多元营销渠道有效地传递给客户,引起目标客户的认同。此外,企业应积极推行碳减排,在承担更多环境责任的同时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企业要充分利用好绿色低碳发展环境下的价值提升机会,引领客户选择低碳经营企业及其生产的低碳产品。企业引领市场消费理念向绿色化消费理念转变的实现,有助于其抢占市场竞争先机以获得“先占优势”,从而形成具有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提升企业在绿色低碳经济下的核心竞争力。

(2)基于碳足迹的价值链改造

Wainstein & Bumpu(2016)[13]试图基于碳足迹来构建新型商业模式框架,并以此作为低碳电力系统转型的驱动力。但是在传统经营模式下,企业往往不会考虑碳足迹,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企业要基于碳足迹的价值链改造来重塑以碳足迹为约束的价值网络。企业须从原材料购买阶段就考虑环境因素,选择更为清洁的能源替代原有高排放能源以实现结构减排。在生产阶段引入低碳技术、设备以实现技术减排,并在以后的生产期间中持续受益。企业还应将低碳思想贯穿全产业链,在设计研发阶段就从资源回收角度出发,考虑对固碳产品等加以回收利用。譬如,将固碳产品出售给有需要的企业,以增加企业碳减排收入。总体上看,基于碳足迹的价值链改造可驱动企业在业务层面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3)基于环境友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强化

结合对企业环境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针对重污染企业制定的企业环境管理政策的改进方向也可大致分为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大部分。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低碳经济下企业赢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因而,企业要在传统的盈利目标与政府环境管制压力下所派生出的减排目标之间进行平衡,追求平衡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这表明,企业在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下须积极开展碳减排,实施低碳价值维护,以此影响经营的可预见性,进而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并对利益相关者行为产生诱导和强化的作用(李东等,2010)[7]。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会巩固、强化企业与广泛的环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由此,企业低污染、低排放的经营状态将促进其与居民的友好关系;银行对富有环境责任感的企业赋予更强的信任,给予更高的信贷优惠;当地政府部门对环保企业的支持力度将加大;股东对绿色低碳发展的企业估值将高于传统高排放企业。由此将形成对企业的正向激励,使其绿色低碳发展具备了资源保障。

在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下,企业不能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收入与成本维度,要拓展在绿色低碳经济下企业的收入模式与成本管理范畴(涂建明和石羽珊,2017)[1]。拓展收入模式具体体现在:在产品销售中获得绿色低碳发展的溢价、在碳减排中获得直接的固碳产品收入、在碳排放权交易中获得结余配额收入以及在资本市场发展中获得高估值。从成本管理视角出发,企业将完整地管理包括结构减排成本、技术减排成本以及减量减排成本、碳排放权交易成本等多内容在内的绿色低碳发展的成本。那么,企业在收入管理和成本管理中形成的价值管理,是以绿色低碳发展价值网络中的全过程收入和成本为基础的,充分考虑了环境友好要求和绿色低碳约束的条件,且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驱动的价值实现。

当然,以上对被害人陈述进行证伪思维审查的前提是被害人必须出庭接受质证,否则仅对被害人陈述的笔录进行书面审查则审查不全面或审查干脆进行不下去。有鉴于此,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必须通知被害人出庭接受质证。

绿色低碳发展中价值实现的方式之一是拓宽企业在绿色低碳经济下的广义收入渠道。企业不应局限于低碳补贴收入,而应争取在更大程度上扩展收入渠道[1]。一方面,基于碳足迹的价值链改造,企业会获得因减排而增加的固碳产品收入;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目标客户挖掘以及强化与利益相关者的友好关系,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和市场声誉,为企业带来产品销售收入增加的同时,还带来了更多的忠实客户和忠诚员工。进一步地,当企业实际碳排放量小于政府配额时,其可以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出售结余配额获得收益。此外,具备一定条件的企业通过申请核证减排项目,依照清洁发展机制的规则,经过减排项目的开发、审定、注册、监测、核查与核证等严格流程,争取核证自愿减排量的签发,以获得减排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可实现以较低成本灵活地履行减排义务。企业只有拓宽了低碳发展的收入渠道,才能较好地解决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不经济难题。

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尚未完全突破低价锁定,而低价的背后是企业的高排放和低成本。对于企业而言,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主要是企业对目标客户的绿色低碳消费引导力度较弱,未能从源头上将企业的低碳发展战略与其价值主张充分结合。企业缺乏对绿色低碳类型目标客户的挖掘和引领,未能将绿色低碳的价值观有效地传递给客户,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商业模式难以建立(涂建明和石羽珊,2017)[1]。而一些成功的绿色发展龙头企业,诸如比亚迪、玖龙纸业、尚德太阳能等企业,正是因为深入挖掘绿色市场需求,引领顾客进行绿色化消费,化环保挑战为市场机遇,从而得到了发展壮大(毛世英,2011)[6]

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包含碳减排活动的成本管理,须将碳减排的相关成本反映在生产经营所耗费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以及股权和债权筹资的资本成本中,并寻求多元化的管理应对。譬如,企业通过合理地安排包含结构减排、技术减排和适当减量减排在内的减排方式和减排数量,以控制减排成本。企业应充分利用政府减排政策,争取到包含结构减排补贴与技术减排补贴在内的最大限度的政府减排补贴,以尽可能地弥补碳减排成本。又譬如,企业要基于绿色低碳化的商业环境,进一步发展与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维护,如发行绿色债券,为绿色低碳项目进行增发专项融资等,在利益相关者和监管层认同的基础上,降低其债务资本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区别于现有相对狭义的成本管理范畴,由此形成广义的绿色低碳化的成本管理,以控制因政府环境规制而内部化到企业的环境成本。

政策建议

1.企业亟待在新的商业环境和管理维度下重塑商业模式

在低碳经济的商业背景下,企业要想抓准时机率先跳入绿色低碳发展的“蓝海”以获得“先占优势”,增强碳减排动力、弥补碳减排短板以平衡盈利目标与减排目标刻不容缓。而这仅仅依赖于企业当前较为单一和脆弱的盈利方式是不够的,亟待在新的商业环境和管理维度下重塑商业模式。这体现在:一方面,在中国进入《巴黎协定》约束下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在绿色低碳发展上存在一些短板,亟待通过对管理制度与管理工具的设计和完善,来补齐企业碳减排成本过高、碳减排激励不足的制度短板。笔者的分析指出,在绿色低碳经济环境下的商业模式重塑是系统、有效的应对之策。另一方面,在绿色低碳经济下重塑商业模式,亟待打破传统商业模式束缚,突出从价值创造、价值网络、价值维护以及价值实现等四方面细化企业的绿色低碳化发展战略。企业须依托新的商业模式,改造现有的商业模式,在低碳发展的战略层、管理减排的控制层、碳减排活动的作业层等管理控制系统上进行重塑。其重塑的关键是嵌入绿色低碳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培养绿色环保的消费者、进行低碳价值链改造、增加低碳收入、强化碳减排成本管理等商业模式环节。这一新颖的商业模式预期可以有效地应对当前企业所面临的减排活动不经济等问题,引导企业实现可持续的绿色低碳发展。

选择我院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收治的70例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组与B两组各35例。A组:男性19例,女性16例,年龄63~84岁,平均年龄(73.5±2.4)岁;COPD急性加重期病程3~16d,平均病程(8.0±1.5)d。B组:男性18例,女性17例,年龄63~85岁,平均年龄(74.0±2.2)岁;COPD急性加重期病程2~15d,平均病程(8.5±1.0)d。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存在可比性。

2.政府在企业碳减排动力上助力攻关

塑造企业绿色低碳化商业模式,仅仅依靠企业自身努力是难以实现的,还应考虑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其中政府的助推十分关键。微观企业开展碳减排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存亡兴衰,更与社会责任、道德舆论乃至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形象关系密切。中国作为《巴黎协定》的主要缔约国,具有较为明确的阶段性自主减排任务。因此,在绿色低碳发展中,政府与企业是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关系。那么,要想增强企业的碳减排动力,需要政府助力攻关,具体为:

(1)中国政府须改变现有的普及性补贴,宜将补贴“差别化”

各级政府既要保证甚至提升对实行结构减排与技术减排的高投入企业的补贴力度,又要适当地降低对减排任务相对较轻的企业的补贴力度。这样,既缓解了部分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的现状,又可以考虑将节约下来的补贴资金投入到更为需要的高减排强度和高减排潜力的企业。在确保政府低碳补贴投入基本既定的前提下,可以设计并推动在低减排企业和高减排企业之间形成转移支付制度,通过低减排企业向高减排企业转移支付补贴,既对低减排企业的惰性行为进行约束,也对高减排企业采取的积极行动进行激励。

(2)政府护航绿色低碳发展的公信力与市场引导作用不容小觑

政府应在企业减排的攻坚阶段给予必要支持,如配合企业积极倡导绿色消费理念,通过绿色低碳发展的公益宣传、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推广,加大公共传媒的宣传力度,以强化社会公众对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和价值的认同。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企业培养和深挖环保型目标客户,引领市场消费者优先选择低碳化企业的产品。此外,政府有关部门在推进绿色低碳市场建立的同时,还可以通过IPO优先等激励方式,让低碳企业获得更大力的资本市场支持。依托市场的正向激励,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将得以支撑。

(3)政府要尽快建成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交易市场

形成一个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意味着企业的碳排放权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以一个合理的水平定价与交易,从而形成单位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由此,可以在最大的范围内,将中国的企业特别是高排放企业纳入到碳排放约束机制当中,也为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企业,提供了有关碳减排收入的市场化激励机制。政府既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来调节国家和区域总体的碳排放和碳减排目标,也可以适当调节碳排放的配额或碳税,从而达到调控企业碳减排行为的目的。

文体交融性:裕固族传统体育不仅有力量和智慧,舞蹈更是一种体育美的体现。因此,裕固族民族传统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项体育活动,也是促进体育与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更是心、力与美的和谐统一。

双向不锈钢是指金相组织具有铁素体与奥氏体双相组织的不锈钢种,在固溶组织中铁素体与奥氏体各占约50%的比例,一般较少相的含量也在30%以上。金相组织决定了铁素体-奥氏体双相不锈钢的性能介于铁素体不锈钢与奥氏体不锈钢之间,兼具两种不锈钢的优点,不仅具有良好的塑性、韧性、耐腐蚀性和焊接性,而且具有更强于其他种类不锈钢的抗晶间腐蚀能力,因此在能源、化工、制药、造纸、海水淡化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中电建核电沙特吉赞项目面对业主阿美石油公司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双相不锈钢应用于公用水、消防水系统,使管道系统在服役环境差、抗腐蚀要求高的条件下得以长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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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建明,石羽珊,迟颖颖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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