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莱(公元1297-1340年)，字立夫，门人私谥“渊颖先生”，浦阳(今浙江浦江)人。元代著名学者,著有《渊颖吴先生集》，所写诗文等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有深刻触及。延祐间,他曾进士而不第，隐居松山，闭门研经，口不谈世事。但在实行货币交换的社会，谁也不能超然于社会经济，不能超然于集中体现社会经济的货币问题。为了求生，吴莱在作诗写文中，常自觉地表达了对货币问题的关注、研究和主张，其诗《题毗陵承氏家藏古钱》是其典型的一例。兹录如下：

我观泉志颇识钱，古今钱品不一传。历山铸金史靡纪，泉府职币开其前。 五铢半两日以变，榆荚鹅眼争相缘。重轻子母信有制，周郭肉好俱完全。 吾知圣人利世用，要在百货得懋迁。农夫红女实不易，尺布斗粟储为洲。 嗟哉后王弊自此，竟使匹庶据利权。剪皮凿绁伪莫禁，执纤障簏悭称贤。国储何当调度足，民食矧是盖盐先。潜交鬼神欲著论，臭街富贵仍开邺。冶卒铜工各鼓鞲，偏炉盗铸多烟延。一朝变通别改币，余尽沉朽徒埋船。承君好古此收拾，宝玩有若辐埒然。大贝南金特啬厚，元珪博璧同瑛鲜。汉官受一洁簠簋，晋士挂百酣桮栳。白水真人笑有识，上清童子猜非仙。古钱勿用幸久贮，古货难卖空精甄。时能抚摩却秽梦，坐与饕浊收馋涎。 世间万物裹可尽，床脚一笼踏欲癫。试看营室巢星处，何似扬州骑鹤年[1] ①。

该诗是作者向元纸钞泛滥成灾的丑恶现实所投刺的一把犀利匕首。作者庖丁解牛般地从几个层面剖析了元代钞币的顽固“弊”病，并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反对通行纸钞而重新启用金属钱币的鲜明立场、观点和态度。

术后,护理人员每天对患者腹部切口愈合情况进行认真观察,看切口是否有渗血,切口张力是否增加,尤其加强对肥胖、贫血患者的密切观察,避免并发症发生[3];同时,切口要保持干燥,预防切口脂肪液化。若发现患者切口发生脂肪液化、切口开裂等情况,及时报告医生进行有效处理。另外,术后注意多翻身,适宜采取半卧位;大约术后24小时肠胃功能恢复后进流食一天,忌吃胀气食物,如牛奶、豆浆等。

一、猛烈抨击元朝廷滥发余尽沉朽伪莫禁的纸币政策

元代草建伊始，孛罗丞相就说：“钞乃是上面盖着皇帝印章的纸”，象征皇帝的巨大权威、最多财富和无比幸福，可以用以“代替铸币通行于全国”。这话正中乞合皇帝贪婪权利(力)的下怀。于是他立即“下令从速制造纸币”，“并下令凡拒用纸币者立即处死”[2] 。元朝最高统治者就这样把纸钞绑在刀剑上，肆无忌惮地破坏货币运行的客观规律。他们不断地发行新钞，“至元”钞还在流通，“中统”钞又印制出来了，出现了新钞不嫌多余、旧钞不作废的“新旧(竞相)并行”现象；在朝廷的默许下，大量伪钞从四处八方大量涌出。于是，纸钞猖獗凶猛地横行于社会各个领域，“其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3] ，其数量大大超出了在当时“一切流通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4] 。

货币象征着权利(力)。谁掌握了货币，就意味着谁拥有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的权利(力)。货币数量膨胀也意味着那些掌握货币发行权和流通权者拥有的一切权利(力)得到了极大膨胀。

吴莱曰：“吾知圣人利世用”“重轻子母信有制”。所谓“圣人”，实指披着羊皮的豺狼即元代最高统治者们。他们似乎研究了掌握货币某种规律如平衡其“轻(子)”“重(母)”关系的可利性，并自“信”只要建立这种货币“制”度，并“利”“用”之，就能直接控“制”人“世(社会)”。于是，他们便无所顾忌地高度垄断纸钞的印制权和发行权。

在一定历史阶段，以任何形态流通的货币都有一个特定的流布于各种人的总量。天赋人权。人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力)是人的生存权，吃饭第一。因此，人们无论是自食其力，或得到不同形式的救济等，都应该拥有一定数量的养命钱。这“各种人”，从政治地位上,大体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元代统治者高度垄断货币,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使作为被统治者的普通老百姓应该掌握货币的权利(力)丧失殆尽，并使其深陷在身无分文的困境而不能自拔。凡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当其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或会铤而走险，私自印制能救命的纸钞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吴莱说：“嗟哉后王弊自此，竟使匹庶据利权。剪皮凿绁(按，凿眼穿绳子)伪莫禁，执纤障簏(按，竹箱)悭称贤。”那些自诩“贤”明的“后王”一旦窃“据”纸钞制造和发行的“利权”，一切“弊(病)”便“自此(开)始” 了。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印制并发行元代纸钞是元代社会万恶之源。鉴于当时血腥的高压政策，吴莱没有直接讲元钞，而是宕开一笔讲古代“剪皮”“执纤”“障簏”等。“皮”“纤”“簏”等属于非金属，是用兽皮和植物纤维等制造的货币或货币的代用品，代指纸质的货币。这些代用货币尚“弊”病丛生，何况质量更差的纸质货币。显然，作者是在指桑骂槐,借写古代“皮”“纤”“簏”等品质之币为名以抨击当时纸钞泛滥导致社会“沉朽”腐“臭”之实。

元朝廷及其社会一切之“弊”“自”纸钞开“始”。纸钞之“弊”表现在哪里?

一是纸钞之纸的质量差，容易破烂腐败。皇帝把代表自己至高权威的印章盖在纸钞上，这个纸钞就成了皇帝及其巨大权威的象征。流通纸钞就是行使皇权。因此，作为货币载体的纸张必须坚如铜铁。但当时的纸质是不可能有铜铁之坚的。吴莱非常精要地指出,纸质之钞或在人们手中几经辗转“抚摩”就破碎腐烂了；或遇水冲洗浸泡就分解散碎“沉朽”了；或遇火烧就会化为“烟”尘了。纸之不存，“皇帝印章”将焉附？

“我观泉志颇识钱。”吴莱公开宣称，他对古钱研究甚深，“颇”有见“识”，堪为“古钱通”。他在一首诗中一口气数落了“五铢半两”“榆荚鹅眼”“大贝南金”“元珪博璧”“白水真人”“上清童子”等不同时代钱币的名称或别称，表明他对各个朝代的钱币及其价值变化等情况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在“数落”中，或用白描方式叙述了古钱币在铸造、发行、形态、质量等方面的特点；或用比喻手法表现了古钱币在流通中受人喜爱和尊重的程度；或同时或交替使用白描和比喻两种手法揭示了古钱币深刻的运行规律。

二是纸钞制造工艺简单，容易伪造。当时纸钞最核心最具权威的东西是“上面盖着(的)皇帝印章”。刻制印章及其“盖”“印”，都是比较简单的制作技术和操作程序，且无防伪技术和措施。至于纸钞上包含的其他内容如纸型、面积、花纹、边缘、文字等就更容易伪造了。在利益的驱动下，当时社会伪造成风，有民谣称:“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5] 不仅丞相等达官胥吏带头伪造，就连鸡鸣狗“盗”之徒也同流合污以印造假钞。有史料记载了当时的印钞及运输等情景：“逐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3] 大量印造却无监管，假造者趁虚而入，出现了“至元钞多伪”品的混乱现象。因朝廷内外之“人为伪尔”，搞得许多“人未识(真假)，其伪反滋多”[3] ，恶性循环。足见当时假钞泛滥之灾何其严重！

(2)为了降低有机硫对硫磺回收装置操作和尾气达标排放的影响，应优化前端工艺，控制酸气组分，降低进入燃烧炉中的杂质含量，并保持较高的燃烧炉温度，以尽可能减少有机硫的生成。

紧接着，其他四个班的同学依次追逐起来，场上气氛高涨起来，但六（6）班的参赛运动员张海涛依旧不紧不慢，被其他五个选手抛下了整整一圈。美少女啦啦队队员们看到这样的情况，都不禁冲着张海涛做鬼脸，还有人开始喝倒彩。

三是纸币流通数量庞巨，难于管理，容易助长官吏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管理货币就是执行皇权。因此，管理货币的各级官吏必须坚持贯彻执行朝廷的货币法律和在管理中保持自身廉洁两条原则。

货币法律主要包括打击印造假钞、监督货币发行数量和流通渠道等。

1230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ansrectal ultrasound-guided puncture and cathetering drainage in treatment of high-position perianal abscess

朝廷虽发出了“处死”“伪造钞者”的敕令，但难以贯彻执行。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吏的价值取向是“升官发财”，其私欲有如难填之深壑，见钱就蠢蠢欲动，竞相钩爪锯牙地中饱私囊。他们脑子里灌满了钱(泉)水，对朝廷的法令多置若罔闻，敢于以身试法。他们为了“裹可尽”“世间万物”之“利”，或千方百计地“潜交鬼神”，或秘密或公开地勾结“伪造钞者”以受贿，更有甚者，赤膊上阵肆无忌惮地亲手伪造以“著论”。

纸钞泛滥，钱币被禁是元代社会货币流通领域的严峻现实。吴莱是反现实主义者，力主禁止易于泛滥成灾的纸钞流通，积极提倡重新使用已久经考验的钱币。如何达到此目的？他认为任何顽强存在的现实都有其历史渊源和发展逻辑。“历山铸金”为“钱品”的历“史”非常悠久，悠久得以致没有(“靡”)文字记(“纪”)录；无论发生多少次残酷的摧毁，钱币总能用自己强大的存在逻辑而死里逃生并起伏曲折地前进。钱币具有的如此强烈的生命力，是不容轻易被否定的。吴莱认为,历史的问题要从历史发展的本身寻找答案；要说明钱币的不可否认，只能从钱币的历史渊源和发展逻辑中寻找依据，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和逻辑辩证关系修正现实的错误。

“著论”不是空洞的虚名。它是牢牢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要有充实的货币才“著论”得起来。没有货币做基础，腔调再高的“著论”也只能是干打雷,一句空话。因此，官吏们千方百计地巧用各种办法以夯实“著论”的坚实经济基础。其首要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拼命聚敛钱财。或撑起保护伞保护“造假钞”者以“坐与饕浊收馋涎”，收受肮脏的贿赂；或“偏炉盗铸多烟延(这句借指私自制造印钞纸张)”以直接“造假钞”而大肆牟取暴利；或利用工作之便敲诈勒索。官吏们唯钞是图，忘乎所以，管理机构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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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制造假钞的原材料来源容易。以金属为币的历史非常悠久，司马迁说虞夏之金币分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7]。姑且不论这个“金”是不是现代意义的金子，但可以肯定，它起码属于铜一类的贵重金属。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个体要冶炼这种贵重金属是非常困难的，要用这种金属制造假币就更困难了。“汉官”“晋士”们为了谋取利益便绞尽脑汁用皮、纤、簏等制造纸质货币或货币代用品。从获取原材料的角度来说，得到这些东西比冶炼金属容易多了。从汉代蔡伦(约公元61-121年)造纸到元代，已经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历史，造纸技术得到了较大提高和较广泛的普及，这就给伪造纸钞提供了非常充足的材料来源。由于伪造纸钞比较容易，一本万利，因此，不仅“丞相”“强盗”们互相勾结造假钞，而且某些持“尺布斗粟”的“农夫红女”即“匹庶”们也纷纷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去“剪皮”“执纤”“障簏”以伪造纸币(或货币代用品)。

诚然，大量伪钞流入市场，如同向本来就充斥污泥浊水的流通渠道灌注了更多更脏的污泥浊水。货币流通浊浪滔天，秩序大乱，造成了社会更严重的“弊”病。

“臭街富贵仍开邺。”“邺”，既指曹操所建的都城，代指商品流通发达的城市；又通“业”，表示商品——货币交换之“业”非常繁荣。“要在百货得懋迁”，懋，通“茂”；迁，提升，向上发展,就要官商勾结,增加货币流通数量。伪造纸钞可以极大地增加纸钞流通的数量。伪造钞币之利如同洪水汹汹而来，是最好获利的生意。在政府官吏的保护和参与下，伪造纸钞者既“富”且“贵”，十分显耀。买卖伪钞的肮脏交易充斥“街”衢，冲天之“臭”气弥漫市场，乃至整个社会。流通领域乌烟瘴气，病“弊”丛生。吴莱在分析其产生原因后认为，造成社会丛生“弊”病的根本责任不在“匹庶”违法伪造，而在朝廷货币政策太专横霸道了，太专利了。“国储何当调度足，民食矧是盖盐先。”朝廷在推行垄断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把一切权利(力)都归于皇帝及其朝廷，“国储”非常充“足”，可以任意“调度”使用享受，而“匹庶”则一无所有，无法生存。就连 “民食”“盖”“先”的生活必需品“盐”也不能得到保证。他们为了死里求生，或铤而走险，冒着“处死”的危险而“伪造钞”。这就是吴莱所揭露的皇朝政策的恶果:“竟使匹庶据(争取)利权”。

当最高统治者用其货币政策掀起丑恶的滚滚钱(泉)潮，并将人们席卷其中时，这个社会就腐败不堪、臭不可闻了。吴莱无法“隐居”，也无法“闭门研经”了，他对最高统治者导演的用纸钞“代替铸币通行于全国”的恶作剧忍无可忍了。为了维护货币运行的客观规律，他义不容辞勇敢地站出来猛烈抨击元皇帝及其朝廷强霸推行的滥发纸钞的错误货币政策。

二、强烈呼吁重新使用元珪博璧同瑛鲜的金属货币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material supply, total output and sales situation of Chinese surfactant industry in 2017 4 1

(2)祥子昏昏沉沉的睡了两昼夜，虎妞着了慌。到娘娘庙，她求了个神方：一点香灰之外，还有两三味草药。给他灌下去，他的确睁开眼看了看，可是待了一会儿又睡着了，嘴里唧唧咕咕的不晓得说了些什么。虎妞这才想起去请大夫。扎了两针，服了剂药，他清醒过来，一睁眼便问：“还下雨吗？(老舍《骆驼祥子》)

历史上，某个政府常按主观意志或扶持或打击某种货币形态，但其行为往往被人否定，被历史淘汰。例如，“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分铢，文曰‘大钱五十’。”[3]又如，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旧钱之)十”[3]。这两种按最高统治者主观意志改铸的钱币均因其太大太重等弊病而“商贾不通”，民间不用，于是很快呜呼短命，在钱币史上贻为草莽从事的笑柄。

统治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常交替或同时使用“扶持”或“打击”某种货币的两种手段。元朝廷为了“扶持”纸钞，便严厉“打击”还在顽强地广泛流通的钱币。他们在用“处死”“拒用纸币者”的残酷刑法而推行纸钞时，也用同样严厉的刑法摧毁与其相对立的金属钱币。他们害怕民众造反，不仅禁止民间收藏兵器等金属器具，还禁止民间收藏钱币。他们害怕民间熔化钱币铸造兵器等，因而对收藏钱币者或抄其“家资为之一空”[2]，或“捉拿断罪”[2]。元朝廷经过几十年的残酷摧毁，使社会“古今钱品不一传”，使整个流通市场没有“一”种金属钱币流“传”了，各种钱币都销形匿迹了。

“历山铸金史靡纪，泉府职币开其前。”是何时开始铸造金属货币的，历“史”上没(“靡”)有具体“纪”载，但“开”设管理货币的“职”能机构如“设轻重九府”[7]则在管子“其前”就有了，历史悠久。前已述，司马迁推算，上古时期就出现了三种不同档次的金属货币。金属货币在千百年的演变中，逐渐取代属于自然物的贝币而成为了“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成为了“某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产品”[4]，在它的身上有机蕴含着决定其价值的人的劳动及其劳动时间。钱币质地坚固，在它身上蕴含的价值不容易消失，具有使用的长久性和适合长期在人们手中辗转“抚摩”的流通性，是受人喜持乐用之宝物。

吴莱说：“五铢半两日以变，榆荚鹅眼争相缘。”“一朝变通别改币，余尽沉朽徒埋船。”货币的形态等常因政权的更迭和统治者的需要而“日以”发生改“变”。虽然政府有权根据需要而分“别改(变货)币”的形状设计、重量大小、材料种类等，但这种“别改币”应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不能违背其“币”固有的特殊规律和独具的个性而频繁地“日以变”，更不准许对它“争相缘”。《说文》谓“缘”为衣纯，即丝衣[8]。《辞源》谓“缘”为 “衣边”也 [9]。综合二解，“缘”为丝衣之周边。丝衣之周边是可以随心随身随形随性而曲折变化的。一般古钱币有“乾坤之象”，是天圆地方的缩影，神圣不可侵犯。谁要是侵犯它，谁就是触犯天地神明，谁就会遭到报应，“余尽沉朽徒埋船”，彻底失败。

相形之下，元朝廷不遗余力推行的纸钞则失去了钱币的坚固耐用等特性，它容易破碎消亡而贬值得不值一文。统治者“贵钞贱钱”的政策造成了社会流通领域的极大混乱。其实这是他们设置的一个大陷阱:故意搅浑流通领域的水,趁机“浑”水摸鱼，从中牟取巨利。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相互对立又互相依靠的面组成的统一体。一“面”强势就会迫使另一“面”转化为弱势，从而造成严重两极分化，形成富贫天壤的巨大悬殊。统治者要使自己富得脂肪流油，就必须把被他们统治的黎民推坠到涂炭之中，使其身无分文，无以聊生，痛苦至极。如此，他们才能昂然地伫立于世。

吴莱陈述钱币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比较纸钞与钱币的优劣程度，旨在说明金属货币久经历史的考验，能履行货币所有的职能，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从而呼吁元朝廷顺从天意，遵循规律，革除纸钞，重新使用钱币。

三、充分肯定有幸久贮的古钱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著”，彰显也；“论”，《文心雕龙·论说》曰：“以论为名”，谓之“立名”[6] 。吴莱血淋淋地指出：“汉官受一洁簠簋，晋士挂百酣桮栳。”簠簋，古代用青銅制造的盛稻梁黍稷的祭祀器皿。桮栳，古代屈木制成的用油漆加工的祭祀杯盘。簠簋桮栳均指祭祀器具。元代那些“汉官”“晋士”们一边道貌岸然地端着“簠簋”“桮栳”祭祀，一边却在心里盘算如何大打出手，大捞钱财。他们疯狂烂“酣(醉)”地伪造纸钞, 却又竭力打扮成“洁”身自好的样子以欺人视听，从而窃据社会高位以谋得公众的赞“论”。

古“钱”通“泉”。以“泉(水)”代 “钱”，更深刻地揭示了货币所具有的流通的本质特性。上“白”与下“水”组成的“泉”字，代表着水，是流通性的最一般表现形式。把这个最一般的表现形式落实在“真人”头上，揭示了“泉”(“钱”)与人的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肯定了它所具有的真实可靠性和使用的凭证性。

1.古钱币曾经是当时人喜持乐用的，且是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实物

“嗯，可以的。”只能吃替代品的时候，大家便面面相觑，勉强同意。将“宽以待人”落实的我与家人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钱是应人类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因而对人类有很强的依赖性和感恩情。“白水真人笑有识，上清童子猜非仙”是之谓也。

4.允许外商在区内投资兴建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通项目，从获利年度起，对其所得税实行前5年免征，后5年减半征收。

把“白水真人”作为古钱币别称的始作俑者是王莽。据传，王莽十分嫉恶汉朝刘姓皇帝，从而嫉恨由“卯、金、刀(刂)”组成的繁体“劉(现简化为‘刘’)”字。他认为，刘姓天下用的货币“钱(錢)”是由“金”“戈”“戈”组成的，此三者都是杀人武器。“刘(劉)”氏拥有皇权，掌握“钱(錢)”财，二者互相勾结，配合使用，杀气腾腾。王莽称帝后，害怕“刘(劉)”氏用“钱(錢)”报复他，便改“钱(錢)”字为“泉”，称“钱(錢)币”为“货泉”。

“上清童子”典出唐谷神子《博异志·岑文本》。自称“上清童子”者“参见”岑文本，谈论许久后“出门而忽不见”。岑文本“知是异人”，命人挖掘附近古墓而得“古钱一枚”，“悟‘上清童子’是铜名元宝，钱之文也”[10]。据此，明李时珍谓“昔有钱精，自称‘上清童子’”[11]。后人遂以“上清童子”为钱的别名。

马尔库塞虽然承认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的重要区别，但同时也肯定了哲学向社会学转向这一事实，只不过这种转向与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是根本不同的。马尔库塞认为，理性主义由哲学的思辨转向社会的革命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

“白水真人”和“上清童子”的曲折故事从多角度多方面深刻反映了钱与世人互为依存，不可或缺的密切关系。

元钞是在元朝政府严厉打击和残酷摧毁金属货币(钱)的基础上而强力推行开来的一种币材质量差的纸币。

“钱”象征着财富， 涉及每个人的利益，与人生死攸关。关怀人为人服务是其存在的前提、基础、价值和意义。因此无论是“白水真人”，还是“上清童子”，都与人息息相通，命运相连。钱是可以交换一切等价商品的特殊商品，只有人用其交换，使其流通,它才能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就是毫无灵机的死物。从这个意义上看，“钱”要发挥其职能作用就必须巴结人，依附人，使人青睐，使人产生只有“执我之手，抱我始终”才能“官尊名显”[12]的亲密感和获得感。人们青睐钱，就会对钱发表各种评论，芸芸众议，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但钱长存于世，有坚强的独立性格，不为世论所左右。对各种议论，自有个人见解。于是它或亲热地赞“笑”某种人对其“有(深刻的见)识”，或善意批评某种人指其为“仙”的“猜”测脱离实际不靠谱，没有抓住其“利世用”的本质特征，并表明自己并“非”神秘不可“猜”测的“仙”类，而是紧贴人的生活并为人须臾不可或缺的实用之物。用李汝珍《镜花缘》的话说，“钱为世人养命之源。”[13]

“农夫红女实不易，尺布斗粟储为洲。”《尔雅·释水》：“洲”，“水中可居”之陆地。《释名》：“洲”，“聚也。”[14]。综其二解，布粟等囤积得像水中之陆地。此二句揭示了劳动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农夫红女”们用其艰苦“不易”的劳动获取了一定数量的产品“尺布斗粟”，再用其产品去换取价值相等的特殊商品即货币，并把它“储”藏起来，以备后用。后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个过程揭示得更为深刻、明晰：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体现的是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4]。“农夫红女”们把其“劳动消耗”转化为货币的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是人类过去劳动的结晶的道理，而且说明普通老百姓等用“不易”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创造了货币。因此，货币应该归劳动者所有，应该为劳动者服务。其若是，古钱币在特定时期所起的养人命的作用非凡，所作的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巨大。

2.古钱币曾经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国储何当调度足，民食矧(按，况且)是盖盐先。”垄断能够代表社会财富的货币是统治者的本性，是其永无止境的欲望，也是其实行统治的主要内容和手段。他们或知道，“垄断”与“分散”是相反相成的，“垄断”需要一定的“分散”才能保持平衡，维持稳定。因此只有拿出“垄断”中一定数量的货币去关顾“农夫红女”们的生活，使其“民”能够最“先”得到像“盐”一类最基本的“食”用生活资料，使其有条件安居稳定下来，方能巩固“垄断”的货币在“国储”库中安隐地储藏起来，从而随心所欲地“调度”使用。他们总结历来统治者的经验教训，相信这样一个道理：“民食”有“盐”粮，社会不动荡；“国储”货币多，皇权能紧握。

“汉官受一洁簠簋，晋士挂百酣桮栳。”皇权是靠大大小小的“汉官”“晋士”们支撑的。要他们起鼎力支撑的作用，就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物质待遇。他们能从皇帝垄断的“国储”货币中分到一杯“羹”，得到一定的享“受”，便会弹冠相庆，洗“洁簠簋(按，祭祀和盛食的器皿)”以虔诚祭拜，举杯(“桮”)敲盘(“栳”)而“酣”饮暴食，尽情表达对维护皇朝统治的最大忠诚。“汉官”“晋士”竭诚效忠，对皇权的巩固大有裨益。

“吾知圣人利世用，要在百货得懋(按，懋通茂，繁茂)迁(按，变迁，引申为交换)。”钱币是皇帝权利(力)的象征。但钱币却是人为制造的一种没有灵动性的死板工具，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没有主动发挥作用的能力。只有皇帝给它创造有“利世用”的机会，让它从严密封闭的“国储”死库中流通出来，让它“在百货(交换中)得懋迁”，它才有机会发挥职能作用，才有可能通过交换商品而增值，才能显示其内蕴的巨大潜力。如此，它维护统治者权利(力)的工具作用就能得以充分发挥。吴莱认为，历代王朝利用钱币巩固政权，而元皇却禁其不用，岂不是悬梁自缢？这种警示，对元皇有如雷轰顶的效应。

3.古钱币作为价值符号综合凝聚了当时不朽的文化

虽然古钱币对历代皇权、对民生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残酷的现实是，到了元代，它们都被纸钞这种新的货币形态取代了，都被扫出了流通市场而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5]。面对这种历史的悲哀，深究古钱币的吴莱感到了极大的痛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友人毗陵承氏家发现了收藏的古钱币，一时间喜出望外，即兴作诗，并用“古钱勿用幸久贮”等诗句表达了自己无法抑制的兴奋之情，表彰了友人“好古”“收拾”珍藏古钱币的可贵精神。

“承君好古此收拾，宝玩有若辐埒然。”友人“收拾”的“宝玩(按，这里特指古钱币)”具有极高的价值，像车轮“辐”辏一样(“埒然”)四射着艺术的光芒，展示着灿烂的文化。

某种形态的货币是“执行(其‘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的)职能”的一种“符号”[4]。符号属于文化的范畴，是货币文化所含具体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货币符号高度凝集和深刻蕴含的内容包括相应时代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教育、宗教、民俗等多种因素。这多种因素不是原生状态的，而是经过流通这个巨大熔炉熔冶、提炼、化合、铸造而成的一种能够交换一切商品的等价物即特殊商品。这种代表特殊商品的符号本质就是“执行”货币“职能”。这个特殊“符号”既是商品交换的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既具有交换商品的使用价值，又具有文物、文献的研究价值。某些古钱币实属难得的宝贝，或越古越宝贝。就“宝贝”的词义而言，是古时“宝”和“贝”两种不同形态的货币组成的联合词组。由此可见，“宝贝”一词的本义是货币。但因当时人们生活贫困，文化素质低，一些散落在他们手中的古钱币的价值被阉割被埋没了，出现了“古货难卖”的愚昧市场和“空精甄”的悲凉景象。

“空精甄”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社会缺乏进行“精”确“甄”别鉴定的行家里手。没有行家里手的“精甄”，一些价值很高的古钱币就会被视为破铜烂铁而“难卖”出。二层是虽然经过“精甄”，但市场萧条，依然无人问津。无人购买收藏，只能“空”费了心思。吴莱仰天长叹：古钱币“时能抚摩”，多具有天圆地方的外在形式，深蕴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但“却”无人赏识，或把它投入到了污“秽”的痴“梦”“臭街”中，让它与“饕(按，贪婪)浊”者即堆积锈迹斑斑的破铜烂铁和“臭街”混“浊”水沟中的孑孓一起吸“收馋涎”，接受世人唾骂鄙弃的飞沫。古钱币是古代特定时期文化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钱币如此被人糟蹋了，凝聚其里的古代灿烂文化何以存在？是可忍孰不可忍！吴莱没有在感叹中消极沉沦，笔锋一转，大加赞叹古钱币巨大的包容性和对人强烈的刺激性。“世间万物裹可尽”讲的是“包容性”。钱币是在流通这个巨大蒸馏器中结晶各种商品个性而形成的特殊的等价商品，尽管在它身上已经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变成的，但它可以交换一切等价商品，可以把 “世间万物裹可尽”。人们掌握了钱币便可以获得“世间”等价的任何商品。人的生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有了可以交换“世间”一切等价商品的货币，就可以交换生活需要的“世间”一切商品，生活就有可靠的物质保证。生活有了可靠的物质保证，人的心情就愉快了。“床脚一笼踏欲癫”，“脚”下“踏”着一“笼”，一“笼”可以交换一切等价商品的货币，欣喜若“癫”。

(2)当m=1时,G ～=S3或G为2n(2n-1)阶Frobenius群,其中Sylow 2-子群正规,2n-1为素数.

“承君好古此收拾”，吴莱极力褒奖友人收藏古钱币以保存古代文化的磊落行为，赞其思想进入到了神仙般的境界：“试看营室巢星处，何似扬州骑鹤年。”

前一句讲友人“收拾”的古钱币数量之多。他的“营室”里储藏的古钱币像众“星”簇聚“巢”中，闪闪发光。后句典出南朝梁国人殷芸(公元471-529年)的随笔《小说》中：“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钱币，下同)，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16] “兼”做官、“多资财”“骑鹤”而升天遨游等“三者”是人之至欲。扬州在唐代就成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有天下“扬一”的谚语[17]。许多诗人不厌其烦地吟唱“骑鹤”或其演绎的佳句，如孟浩然欣然“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18]。“上扬州”和“下扬州”，只改一字，视角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视而“上”虽然高邈旷远，但多少有些“曲高和寡”之嫌。视而“下”，行人黑压压一片，如潮汹涌，憧憬着“腰缠十万贯”而“骑(仙)鹤”的情景。或无条件者，则就地取材,用坐船乘车等多种形式代替“骑鹤”而从四面八方飞翔奔赴扬州大饱眼福，尽情欢乐，具有参入的广泛性。吴莱也向往之至：眼前“何”时能出现类“似扬州骑鹤年”那样繁华的光景？这里的“腰缠十万贯”句，更勾起了吴莱思古之幽情，是其“卒章显志”的浓重之笔。

汤显祖的五部戏曲作品都由他以前的小说脱胎而来，推衍改编而成。《紫箫记》《紫钗记》本于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牡丹亭》根据明人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改编，并与唐人温庭筠的《华州参军》等小说有着渊源关系；《南柯记》《邯郸记》则分别本于唐人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和沈既济的《枕中记》。

“骑鹤”文化丰厚深邃，把“骑鹤”与“腰缠万贯(钱币)”密切联系在一起，加重了显扬古钱币及其文化的浓厚色彩。针对元代纸钞泛滥、社会凋敝、哀鸿一片的凄凉悲切景象，吴莱通过作诗表达了他要求找回被无辜扼杀了的钱币及其文化以重新启用钱币的强烈愿望，从而再现了当年人们“腰缠十万贯”熙然而乐地“骑鹤下扬州”的繁荣胜景，并从而弘扬了古钱币蕴含的优秀文化和重大价值。

【注 释】

① 文中凡未作注的所有诗句均引自吴莱.渊颖吴先生集·诗(12)[M].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吴 莱.渊颖吴先生集·诗(12)[M].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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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子奇.草木子(卷之四上·谈薮篇)[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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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汝珍.镜花缘[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14]张玉书，陈廷敬.康熙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5]沈端民，李汝珍.揭示”钱为世人养命之源“的思想[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7(3)：22-30.

[16]伍宗文.实用成语大词典[M].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99.

[17]洪 迈.容斋随笔·唐扬州之盛[M].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18]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李白诗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