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人张惠言提出“词衰于元”之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1]），此类说法被清人普遍接受。其后，江顺诒又有“元之杂以俳优，明人决裂阡陌……词之坏于明，而实坏于元。俳优窜而大雅之正音已失，阡陌开而井田之旧迹难寻”[2]3223的观点，陈廷焯也说：“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3]卷七元代初期，由于金源区域和南宋地区南北对峙，词坛分为南北，词风受地域文化因素影响较深，其后随着南北合一，南方词风影响北方词风，文人词更加雅化，但元词缺少了宋词的深度与广度，在艺术上没有多少新的开拓，主要是承绪前代的传统，虽然在词创作上也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就，但无法与宋词相抗衡。反而是散曲创作风头正健，方兴未艾，显示出这一新的诗歌样式的生命力，涌现出大量名家名作，成就辉煌。词与曲有较深的“血缘关系”，彼此影响，呈现“词曲递变”之趋势。元代散曲后来借鉴诗词的手法与意境表现，逐渐雅化，而词反受曲的渗透，出现了“散曲化”的倾向，元词开始边缘化和案头化。因此，有“词衰于元”的说法。实则，“词衰于元”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一

1234年，元灭金统一北方。1276年，元占领南宋都城临安。1279年，南宋彻底灭亡，蒙古族统一南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在此之前长达40多年，一直是南北两个政权，文坛也分蘖南北，元代词坛以北方为主，南方词坛还是在南宋政权之下。元统一南北之后，南北文化与文学合流，南北词坛开始相互影响，元代词坛出现新的风貌。

元初北方词坛主要是继承金之余绪，对金代词历来评价并不低，清代陈廷焯曾言：“金词格律犹高，不流薄弱，虽不逮两宋，固远出元明之上。”[4]卷一一北方虽然经历了长期战乱，但因后来忽必烈重用儒士文人，在开平城继承汗位，并采用汉法建元中统，恢复经济，因此战乱并未影响北方词的发展，由金入元的遗民词人元好问、杜仁杰、杨弘道、段克己、段成己、李俊民，忽必烈藩府词人郝经、刘秉忠、许衡、杨果，其他金源词人李治、姜彧、王恽、王旭、刘敏中、张养浩、曹伯启、曹居一、白华、白朴、张弘范、卢挚、刘因等，他们仍多属苏、辛一脉，元初北方词坛创作成就和艺术成就是十分可喜的。元词由集大成沉郁雄奇而不失深婉的遗山词开端，吴梅的《词学通论》早有“大抵元词之始，实受遗山之感化”[5]267之说，其后白朴清旷放逸的天籁词直接承嗣遗山词，堪称元词北宗之典范，刘秉忠的《藏春词》“雄廓而不失之伧楚，酝藉而不流于侧媚”（王鹏运《藏春乐府跋》）[5]195，张弘范的词狂放大气而不失深情，又有蕴藉秀丽的一面，因而深得陈廷焯的赞叹：“清词丽句，不减永叔、小山诸贤。从古大英雄，必非无情者，吾于仲畴益信。”[3]卷七

1279年，元朝统一中国后，打破元代词坛由北宗词一统的格局，由南宋入元的词人，多承南宗余绪，南北车书混一，南北方文人交游往复，词坛风气大为改观。元初南方词人，重要的有遗民词人周密、张炎、刘辰翁、蒋捷等，其余是陶然《金元词通论》一书中所列的元初以庐陵为中心的江西词人群和杭越遗民词人群，江西词人群以以遗民自处的刘辰翁为主，其余是尹济翁、彭元逊、赵文、赵功可、刘将孙、罗椅、李珏、罗志仁、王从叔、刘贵翁、李天骥、王梦应、刘应雄、刘天迪、周孚先、曾允元、颜奎、胡幼黄、吴元可、段宏章、王炎午、刘景翔、刘应几、彭泰翁、黄水村、危复之、姜个翁、刘壎、姚云、黄子行、彭履道、杨樵云、宋远、萧烈、黎廷瑞、徐瑞、王奕等[6]336-338。杭越词人群以张炎和仇远为主，有周密、王沂孙、唐珏、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居仁、陈恕可、曹良史、赵与仁、范晞文、汪元量、董嗣杲、杨均、曾寅孙等，也称南宋遗民词人群体[6]341-344。南宗词人群人数众多，阵容壮观，作品数量也较多，他们多怀念故国，写沧桑之变，抒幽微之怀。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命集贤学士、行台侍御史行御史台事程钜夫访贤于江南，赵孟、仇远、吴澄、赵文、刘埙等南方词人入仕新朝，其后，詹玉、冯子振、蒲道源、虞集等南方词人也先后入仕。他们挟南宋雅词传统进入北方词坛，与北方的王恽、胡祗遹、魏初、卢挚、姚燧、梁曾、张之翰、刘敏中等在元大都形成北、南词风交汇合流趋势。当时的北方词坛，最有代表性的有胡祗遹、刘敏中、姚燧、刘因、卢挚、张之翰、张焚等士大夫文人词人，无论词作家数量和影响力等均不如南方词坛。刘敏中（号中庵），他的中庵词149首是比较典型的文人词，代表这一时期北宗词派最重要的成就。富有理趣的“二庵词”，即姚燧“牧庵词”和刘因“樵庵词”，他们秉承苏、辛豪放高逸之词风，很受后人推崇。刘因虽是理学家，但词作毫无道学家的迂腐之气，高古平淡，极有蕴藉，“樵庵词朴厚深醇中，有真趣洋溢，是性情语，无道学气”（王鹏运《樵庵词》）[5]173。卢挚，号疏斋，词曲兼善，诗文与刘因、姚燧齐名，其疏斋词22首有融合南北词风的迹象，既豪放粗犷，又清疏婉丽。张之翰、张焚父子都擅长词。张之翰，号西岩，累擢翰林侍讲，词存70首，继承北宗词豪迈高古之气概。其子张焚，字野夫，号古山，官至翰林，修撰《古山乐府》，存词60余首，颇有稼轩风神。从元仁宗延祐时期到元末，词坛风气嬗递，所谓“南风之熏兮”，南宗词坛“雅词”的清丽典雅逐渐占据优势，豪放粗犷的北宗词渐趋衰落。虞集词风格以雅正为特色，清丽典雅，南方词坛最为活跃的有张翥和张雨，张翥词被称为元词之冠，代表了元代雅丽清爽词风。元末词坛依然是以南方词人为主，如谢应芳、倪瓒、邵亨贞、顾瑛等，承袭“仇白”词风，以风雅为尚。

虽然文学史上多有“词衰于元”之说，如常州张惠言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2]1617江顺诒也有类似说法：“词之坏于明，而实坏于元。”[2]3223陈廷焯的说法也与此相似：

雨后荒园，群卉尽、律残无射。疏篱卜，此花能保，英英鲜质。盈把足娱陶令意，夕餐谁似三闾洁。到而今、狼籍委苍苔，无人惜。堂上客，须空白。都无语，怀畴昔。恨因循过了，重阳佳节。飒飒凉风吹汝急，汝身孤特应难立。谩临风、三嗅绕芳丛，歌还泣。[14]

至于焯水，即放到开水中烫一下就捞出来，高效且对营养成分的破坏比较小，对于很多蔬菜来说更加可行。有意思的是，如果长时间煮，则对农药的去除效率会明显下降。该综述的计算结果是平均不到20%。这有可能是经过长时间的加热后，蔬菜细胞被破坏了，到了水中的农药又可能“返回”到蔬菜中。

词在两宋达到极盛，到了元代，曲大兴，“元人工于小令套数而词学渐衰”[2]卷五。词的创作相较之下，只是继承而缺少了创新，虽然元代词作家不少，因为元代仅有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词人和作品，元词的创作成就依然十分可观，但少有如宋代那样的大家和佳作，因为元代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和两宋四百多年的历史是无法相比的，因而可以说，词在元代虽然不是发展的盛世，但也绝非已经处于萧条不振的状况了。据唐圭璋《全金元词》以及朱彝尊《词综》等总集的不完全统计，元代有200多位词人，流传于世的词作有3700余首，作为元代文学中富有特色的一面，出现了耶律楚材、元好问、廉希宪、萨都剌、李齐贤等一批少数民族词人。由此可见，元代是中国词史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人关于“词衰于元”的看法是偏颇的，元词没有衰落，而是词史正常发展的延续，正如陶然在《金元词通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元词是宋词的延续与余波，延续了它积极的一面，也延续了它不可避免的衰颓趋势，然而不能就此认为词的衰落是从元代开始的以及元代词坛只是一片衰阑景象。当然，元词与两宋词的高潮无法相比，但余波毕竟不是一潭死水，它也有涟漪和微澜，甚至在一些特定时期，还卷起了不小的波浪。以一‘衰’字来概括元词的历史地位无疑是不合理的和不全面的。”[6]100-101

2.2有利于培养“双师型”教师 教师从事临床护理工作,为学校护理教育与临床护理实践无缝对接提供了基础,也是评价高职院校护理教学质量的标准之一。对于教师自身来说教学实践和临床实践的结合,不仅使自己具备“双师”素质,更为成为专家型、创新型的教学名师探索路径[5]。

2.4.3煮天麻将锅里的水烧开，将洗好的天麻倒入锅中，煮至天麻刚透亮无白心为宜，捞起，大天麻(1～2厘米)煮15分钟，小天麻煮8～10分钟。

二

我们知道，元词的衰微，是诸多条件共同促成的。

（一）形成元词已“衰”论的一个原因在于元代词人的划分上

虽然其中有些明显的误断早已纠正，但至今有很多仍沿旧说，如以上所提到的南宋入元，重要的遗民词人刘辰翁、王沂孙、张炎、蒋捷、仇远无疑是元代文人。刘辰翁（1233—1297）乃宋元之际著名的诗学批评大家、词人，尤其是宋亡之后隐居不仕，一般按照易代之际人物断限之惯例，视为宋遗民而不是元人，但刘辰翁入元之后生活了近二十年，是元初江西词人群的代表人物，刘辰翁也应算是元代词人。王沂孙（1233—1293），宋亡后隐居遁世一段时日，因生活衣食无着，入元后为谋生计，曾出仕为庆元路学正，从出仕元廷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是元代的词人。张炎（1248—1320？），27岁入元，他在元朝生活了四十多年，曾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应召赴大都缮写金子藏经，其后有出仕之举，只不过求仕未成而南归。从这一点上来看，他无疑应该算是元朝人。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为“宋末四大家”的蒋捷，生卒年不详，宋亡后他隐居不仕，不过，他的大半生也都是在元朝度过。仇远（1247—1326），在元朝生活二十多年，入元之后基本是隐居江湖，常常与周密、张炎、方凤、谢翱、戴表元等诗词唱和，以表达对南宋的怀想，但在元大德五年（1301），仇远出任镇江学正，大德九年（1305）又迁溧阳州学教授，做了元朝的官如何还算是宋人？正是由于元朝乃少数民族蒙古族所建立的，受民族观念的遮蔽及历来“华夷之辨”这种文化遮蔽的影响，宋元之际很多作家在时代断限时被归为宋人，自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将元末明初大量元遗民归为明人。元人而入《明史·文苑传》者尚多，其中就包括以上所说杨维桢、钱惟善、戴良、王逢、丁鹤年等著名元遗民。如元代著名诗人杨维桢，72岁元亡，入明三年（洪武三年）去世，且曾赋《老客妇谣》以守节之嫠妇自喻，表达拒不仕明之意，说“岂有八十老妇人，就木不远而再理嫁者耶”（朱存理《珊瑚木难》），不料，杨维桢竟入《明史·文苑传》。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指出元代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7]他还列举了仗节死义者的名单：余阙、泰不华、李齐、李黼、郭嘉、王士元、赵琏、孙撝、周镗、聂炳、刘耕孙、丑闾、彭庭坚、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迈里古思，为元朝殉难死义者却多是以儒术教育出来的进士，其中多汉族文人。除以上所列诸人外，元遗民较著名者有张昱、李存、徐舫、何景福、杨恒、杨引、吴海、蔡英子、叶颙、舒、王翰、倪瓒、李祁、顾德辉、郭钰、朱希晦等人。宗国倾覆之后，避世归隐、闲居养志，这些元遗民很多被当作明代文人。刘基和高启等主要创作活动也在元朝，也无一例外被划分到了明代。因此，很多本应是元代的词人被视为宋代、金代或者明代词人，自然导致人们对元代词人群体实力和成果认识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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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词已经失去了发展的文化环境

词是配乐歌唱的，是在“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8]歌酒狎妓之风中，文人们应歌伎之需而创作的，“酒筵歌席莫辞频”（晏殊《洗溪沙》），通过歌伎们新鲜动人的歌喉和优美的音乐而流传。自北、南宋之交时开始，词与乐便出现了逐步分离的倾向，词本身也愈益雅化，越发脱离了民间新声更富于自由变化的趋势，词体失去了音乐基础，只能走向成熟和定型，逐渐成为纯粹的抒情诗体。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散曲出现了。散曲是元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与诗词等抒情文学的蕴藉含蓄不同，它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但又不乏文采，是一种极具生命力并且取得了很高文学史成就的诗歌样式。周德卿《中原音韵》概括其特点为“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文而不迂，俗非卑俗，不同于街巷俚歌，常常熔铸诗词语入曲，通俗中又不乏辞采。元曲流行非常广泛，可以说上自宫廷教坊，下至市井民间，只不过元代之市井坊间传唱最广的更为通俗、更新鲜活泼。元夏庭芝《青楼集》所记皆当时名伎，如梁园秀、珠帘秀、赵真真、杨玉娥、小娥秀、李心心、杨奈儿、秦玉莲、秦小莲、司燕奴、南春宴、天然秀、国玉第、李芝秀等著名女乐，均以擅长小唱、杂剧、诸宫调著称。元代不论是教坊行院还是秦楼楚馆，最为流行的皆是曲乐而不是词乐，曲代替词是文体发展的必然，自然文人与歌伎的交往活动中，曲亦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三）从文体发展角度来看，是一种自然规律

张翥蜕岩词以其蕴含的士大夫情结而代表元词最高成就。即便对元词颇有微词的陈廷焯也赞赏道：“余雅不喜元词，以为倚声衰于元也。所爱者惟赵松雪、虞伯生、张仲举三家。”[2]并对赵孟、虞集、张翥赞赏有加。四库馆臣评价为“有南宋旧格”，对南宋姜张一派的继承，而实则蜕岩词在南宋词的基础上吸收北派词风，不仅有继承而且有创新。张翥乃元末诗词大家，字仲举，号蜕庵居士，晋宁襄陵人，虽为北人，但大半生在江南度过，有《蜕庵集》和《蜕岩词》传世。张翥汲取南北词风之长，避免曲化而保持词体本色，词作清婉流丽，律协可歌，以雅正为风。郑文焯说：“元人词亡虑数十家……惟虞集《鸣鹤遗音》、张翥《蜕岩词》最称雅正。”[2]4336清人吴衡照对张翥词兼容南宋诸家词之风格气韵有过论述：

金元之际的词人元好问，其《遗山乐府》现存词370余首，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金元两代均无人能与之匹敌，即使置身两宋词坛，也是当之无愧一流词人。陈廷焯《云韶集》云：“遗山乐府为金词之冠，足以平睨贺、周，俯视百代。遗山词以旷逸之才，驭奔腾之气，使才而不矜才，行气而不使气，骨韵铮铮，精金百炼，别于清真、白石外，自成大家。”[10]金元词中首屈一指的自然是元好问。遗山词题材广泛，咏物怀古、交游酬唱、赞美山水、感时伤世、纪事言情等内容均有涉及，唐圭璋、钟振振《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前言》说：“与元代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相对应，元人笔下的好词，大都集中在隐逸、山水、怀古这三大部类。元代的著名词家，鲜有不同时或分别在这三大部类中搴旗拔垒、登坛拜将的。”[11]元词的这三大部类题材在《遗山乐府》中就已经存在。遗山词风格独具，以大家风范融贯苏、辛词之雄奇豪放并兼容秦、周、姜、史之婉约。“乐府始于汉，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为主，秦、晃、贺、晏虽得其体，然哇淫靡曼之声胜。东坡、稼轩矫之以雄辞英气，天下之趣向始明。近时元遗山，每游戏于此，掇古诗之精英，备诸家之体制，而以林下风度消融其膏粉之气。”（王博文《天籁集序》）[12]元好问善于融合各种词风，是中国词史上独树一帜的词人。元好问是鲜卑族人，生长于北方，少数民族质朴刚健的性格以及北方慷慨雄健的地域风格使他的词慷慨豪健而疏宕洒脱，又不失蕴藉婉约、婀娜秀润，“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矣”[13]。由于元好问在金末元初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声望，他集大成的遗山词直接影响了元初北方词坛。元初北方词人白朴（《天籁集》）、王恽（《秋涧乐府》）、刘敏中（《中庵乐府》）、刘因（《樵庵词》）、刘秉忠（《藏春乐府》）、魏初、郝经等的词风均受元好问影响，尤其是白朴词，无论内容和风格，均有遗山词之风韵，正如吴梅在《词学通论》中说：“大抵元词之始，实受遗山之感化。”元好问奠定了元代前期词人沉郁苍凉、雄奇豪迈、爽朗清刚的风格，吟咏荆棘铜驼之慨、离黍麦秀之悲的基调。北宗词学苏、辛的路子实以元好问开启，与元代南方词人崇尚周、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构成了整个元代初期词坛南北不同风格。白朴，字仁甫，号兰谷，有词集《天籁集》传世。白朴的天籁词是遗山词的直接承嗣，传承了北宗体派，是北宗大家，《天籁词》承嗣苏、辛、元之风格而又独具个性，有南宗词的清雅。清人朱彝尊在《天籁集跋》中说：“兰谷词源出苏、辛，而绝无叫嚣之气，自是名家。”《四库全书总目》称：“朴词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惜以制曲掩其词名。”白朴也是转益多师，不拘一格，其词刚柔兼济，豪婉并备，虽不及元词之沉雄，但也豪健放逸，有清隽萧然之风，婉约放逸之格。天籁词语言风格明净率真，用典颇多，并善于凝练前人诗句入词，但皆为常见和易懂者，风格近于曲。

每一种文体都有发展繁荣和兴盛期，两宋是词的鼎盛期，词至元代，已然不能与两宋相比。北宗派上承金词，追模苏、辛；南宗派继承南宋雅词。更多的说法是元词艺术上继承多而创新少，元词的开拓空间已十分有限。但实际上从元代词坛发展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元代词坛有当之无愧的大家，如近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说：“我国南宋时，北方先后为金元所据，作者习染词风，词亦多可观。”“金元先后占据北方，词受两宋影响，亦多可观，如元好问、张翥，其最著者。”[9]1

由图3可知，焦亚硫酸钠对抑制大豆制品褐变效果显著。总体趋势为：随着焦亚硫酸钠含量的增加，抑制褐变效果越加明显，但在其添加量为0.03%时，评分略微有所下降。这是因为焦亚硫酸钠能抑制葡萄糖等还原糖生成5-羟基糠醛，从而阻止美拉德反应的发生[9]。故综合考虑国家食品添加剂添加标准及抑制褐变效果，添加量在0.02%最合适[10]。

张仲举词出南宋，而兼诸公之长。如《题梅花卷子》云：“墨池雪岭三生梦，唤起缟衣仙子。仍独自。伴瘦影、黄昏和月窥窗纸。”绝似石帚。《西湖泛舟》云：“藕花深、雨凉翡翠，菰蒲软、风弄蜻蜓。”绝似梅溪。《玉簪》云：“琢就瑶笄，光映鬓云斜矗。”绝似梦窗。《西江客舍闻梅花吹香满床》云：“一树瑶花可怜影。低映。怕月明照见，青禽相并。”绝似碧山。《蓼花》云：“船窗雨后，数枝低入，香零粉碎。”绝似玉田。[2]2436

优水优用，优化调用各类水源［8］，实现环境良性循环，形成分质分管道供水系统。可考虑三级引用水的标准，即优质水（能够直接饮用，大肠杆菌等主要水质指标为零）、普通水（能够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以及洗涤水（可用以满足基本的冲刷、洗菜功能）［3］，分别铺设两条管线，做到优质水和洗涤水分开输送。

张翥词兼取各家之长，清雅婉约雅正，抒情色彩浓郁，情感丰富，如四库馆臣所评：“其词乃婉丽风流，有南宋旧格。”他善于以北宗词豪放刚劲的特色，融合南北词风，抒写士大夫情怀，刘熙载《词概》中阐述了这一点：“张仲举词，大抵导源白石，时或以辛稼轩寄之。”[2]3697

应酬交往性唱酬的词作在元词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刘敏中、王恽、王鹗、姚燧、卢挚、程钜夫、虞集、赵孟、许有壬、欧阳玄等馆阁大臣多词坛名家，他们多用词应酬赠答。深受元世祖忽必烈器重的程钜夫，身处集贤院、翰林国史院等清要机构十余年，名重一时，与当时馆阁名臣及大都南北文人多有诗词往来。他的词可以算是馆阁文臣词的代表，如其词《玉楼春·咏梅》：

（四）元词更体现“以诗为词”，常作为文人抒情言志与社会交际的工具

虽然宋词在题材内容的开掘上已经相当丰富了，从最初酒席歌筵上侑觞佐欢的小唱，经过苏轼、辛弃疾引诗法入词，抒写士大夫文人情怀，周、秦、姜、史等则走向婉约秀雅一派。闲云野鹤的清雅也好，清高疏旷的洒脱也好，深窅幽微的细腻也好，但还是给元词留下许多可深入开掘的空间。到元代，词体愈加显示出作为文人抒情言志与社会交际工具的强大功能，词基本上已经是文人抒情言志的工具，和诗一样在雅集题咏酬唱赠答中广泛地应用于文人日常交际，词的内容也更加广泛，而把侑觞佐欢的歌唱功能留给了大众化通俗化的元曲。元词沿着苏、辛“以诗为词”一路，不再闺音弥漫，为士大夫文人抒情言志进一步诗化，或抒隐逸情怀，或咏山水之乐，或发怀古之思，或写日常琐事，或应酬交往性唱酬，也用来投谒、贺寿、赠答。如元代存词最多的词人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今河南省卫辉市）人，《全金元词》共收录其词244首，其词是元代非常有代表性的士大夫文人词。他对大元帝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基本生活在中原，长期活动在燕赵、晋陕、齐鲁一带，词风也是典型的北宗词，不仅气势雄浑，悲壮慷慨，而且也有清疏朗健、超逸洒脱的一面。他的词题材广泛，举凡游历、题画、赠伎、隐逸、赠答均有所涉及，在元代士大夫文人词中很有代表性，足可见元词风貌。

元词中很多抒写隐逸情怀，诸如金遗民词人段克己、段成己兄弟避乱于龙门山，多有一些追念亡金、感慨乱世、向往隐逸的词作。如段克己《满江红》：

词莫盛于两宋，至有明一代而风雅扫地矣。然明词之失，谁作之俑？论古者不得不归咎于元代。作者如程钜夫、赵子昂辈，犹是宋音；后则渐尚新艳，风格不逮；虞伯生一代作手，惜所作寥寥，不足振弊；张仲举出，直追南宋，远祖清真，取法白石，为一代之冠。[4]卷一二

借菊花来象征、隐喻生活志趣，对故国的眷念，今昔之感，人生之叹一时都出现在作品中。又如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刘秉忠，身居高位，为忽必烈谋划军政机要二十多年，但淡于功名利禄，他的词作常有隐逸之思，所体现的是士大夫萧散淡泊与老成达观的心理特质。如李昌集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中论刘秉忠词：“观秉忠词，多‘言志’之作，个中‘山林’之志又为最常见主题，语言刚劲雅致，实为一种‘诗化’之词，是承宋代苏辛一路的金词的余响。”[15]如其《木兰花慢》词：

因此，元词的创作并不衰弱，有继承也有创新，仍然是富于活力的，而且元代词坛不乏大家。

综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指对于道路自觉和道路创新的自信，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不动摇并最终实现发展目标的自信心。正确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特征，是坚定道路自信的动力之源。自觉坚持科学道路，就要坚决反对走上“老路”与“邪路”。

梁园赋客情无奈，嚼到梅花和蜡爱。偏怜初日透宫黄，怕染春风成野黛。 游蜂怪底随飞盖，捡得繁枝偿酒债。玉堂开卷已春残，红紫纷纷都异态。[9]794

词风雍容娴雅，有富贵气但以寻常语出之，以自然生活化的笔调写馆阁生活，显得含蓄温婉。

虞集，元代诗文大家，元中期文坛盟主，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虽然虞集存词不多，近人朱孝臧《彊村丛书》曾辑校《道园乐府》一卷，并云：“道园乐府无专集，散见《学古录》及《遗稿》，合钞抄之，得十有八首（实为十七首）。原附《鸣鹤余音》，乃道园与全真冯尊师所作《苏武慢》《无俗念》诸词，共有三十首。”加上唐圭璋先生《全金元词》又补入《一剪梅·惜花》一首，数量不算多，且题材亦不广，大体为次韵、题画、赠伎、隐逸之作。但是，他以儒雅风韵和含蓄深婉的情趣依然奠定了他元代词史地位，陈廷焯非常赞赏他的词作，“虞道园词笔颇健，似出仲举之右。然所作寥寥，规模未定，不能接武南宋诸家，惟‘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二语，却有自然风韵”[2]。虞集的传世词作很少，甚至无专门词集行世。如其为世人激赏堪为元词压卷之作的名篇《风入松·寄柯敬仲》：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语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金字泥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9]864

结合实际来看，基于需求的酒店管理系统内容框架设置，必须从顾客角度出发，从其到店、入住、退房等全过程所需经历环节进行实时分析，以此设置专业、合理、到位的服务需求方案。体现在酒店管理系统上时，即对前台管理系统、消费管理系统、收银管理系统、客房服务系统设置来体现，使其做成一套完整的酒店管理系统框架，明确其个分项功能，使酒店顾客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到闲人闲处，更何必，问穷通。但遣兴哦诗，洗心观易，散步携筇。浮云不堪攀慕，看长空、淡淡没孤鸿。今古渔樵话里，江山水墨图中。千年事业一朝空。春梦晓闻钟。得史笔标名，云台画像，多少成功。归来富春山下，笑狂奴、何事傲三公。尘事休随夜雨，扁舟好待秋风。[16]

全篇都是感慨功名富贵不过是眼前浮云，功业和留名青史对他来说并无多少意义，他所向往的就是以安闲心态度过闲静生活，山水、林泉、茅舍、田园才是自由生活的乐土，不如归去，任一叶扁舟逍遥于江湖。“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而此曲遂遍满海内矣”[17]，作为赠友之作，有富丽雍容的馆阁风味，词采华美，情致深婉细腻。上阕追忆了对好友柯九思（字敬仲）的情谊，回忆在馆阁中与柯九思鉴书赏画、赓诗唱和的生活；下阕转到江南，以杏花、春雨寄予对朋友深切的思念，有哀怨，有感慨，有清幽的景色。虞集的词，风格多样，有的典雅富丽，有的情韵悠长，有的豪放洒脱，可以说是典型的文人士大夫之词。

另外元词“以诗为词”一路，也体现在元词善于融化唐人诗歌方面。据赵永源考：“杜甫在他们词作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其中李俊明的《庄靖先生乐府》凡16次、段克己的《遯庵乐府》凡16次、段成己的《菊轩乐府》凡12次、刘秉忠的《藏春乐府》凡18次、白朴的《天籁集》凡15次、王恽的《秋涧乐府》凡80次、刘敏中的《中庵乐府》凡26次、刘因的《樵庵词》凡6次。其次是白居易，金元词人亦好之，其中尤以段克己、段成己兄弟最为突出，白居易诗在段克己词作中出现的频率为17次，段成己为15次。此外，在刘秉忠、白朴、王恽、刘敏中、刘因的词集中，白居易诗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仅次于杜甫。”[18]

总之，元代词坛可以说不乏佳作，也有自己的特色，之所以形成元词已“衰”之论，跟后世词评家多关注婉约词风有关，尤其是在两宋词坛的光环笼罩之下，有此说也是难免的。用近代词学家王易《词曲史》的说法来结束本文非常恰当：“元之词未衰，而渐即于衰者，以作者之心力无形而分其大半于曲也；而所以不终归于衰者，词之本体特精，而用各有宜也。且词曲之称，其始未尝有划然之界也。”元词是中国词史发展中重要一环，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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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63.

[13]刘熙载.艺概：第4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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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482.

[16]刘秉忠.藏春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卷五.

[17]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9：159.

[18]赵永源.金元词人融化唐诗风尚论略[J].江海学刊，2010，17（2）：186-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