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余红兵，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国际符号学权威期刊Semiotica（SSCI、A&HCI）副主编，国际符号学期刊Chinese Semiotic Studies（ESCI）编辑部主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miotics and Visual Rhetoric副主编。2014年6月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次年获“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奖。目前主要从事符号学、语言与传播等方面的研究。现兼任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外国语言学会理事等职，同时也是多家SSCI、A&HCI英文学术期刊及国际出版社特邀评审专家。近5年在符号学领域的SSCI、SCI-E、A&HCI、CSSCI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近期，笔者很荣幸地邀请到余红兵博士与我们交流，介绍国际符号学研究的理论动态、通行方法和发表阵地，以期有助于国内同行了解符号学的最新研究动态，更好地参与国际化学术研究。

问：余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了解到您目前担任国际符号学权威期刊Semiotica（SSCI，A&HCI）副主编一职，那么，我们的访谈也就从国际期刊谈起吧。能否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本期刊的主要栏目、稿件要求和特刊设定等方面的信息，以便大家快速了解贵刊的学术面貌和学术定位？另外，除Semiotica外，还有哪些优秀的刊物是符号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不同刊物有没有其特定的用稿倾向？

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及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按α=0.05的检验水准，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答：谢谢您的邀请。Semiotica成立于1969年，至今已近半个世纪，是国际学界公认的优秀人文社科刊物。它几乎覆盖了符号学的所有分支，而且并不区分栏目。具体来说，该刊包含了符号本体研究、符号学史、广义的Syntactics-Semantics-Pragmatics、文化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符号哲学、认知符号学等，基本上涵盖了一切从“符号”视角出发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刊登的文章甚至不限学科来源，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都在上面发表过论文。

在建筑工程中应用新型的绿色节能技术不仅仅可以提升土地资源、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以降低污染，提升生产质量，这也是建筑行业今后发展的重点。在这方面，以下是对建筑项目中新绿色节能技术的以下应用的简要介绍，具体如下：

问题中所提到的“危机”其实并不是危机，反而是优势所在，是符号学天然跨学科性、跨领域性的本质使然。这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的思想家们能够从各种看似不相干的符号现象中捕捉到诸多相通之处，比如意义的生成、表征的结构、阐释的过程、认知的特征等。所用到的术语并不一定是sign或者“符号”，这也是长久的学科分立和领域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但很多术语在内涵上通常是一致的，比如sign、frame、representation、text等，都有重叠之处（Sebeok &Danesi把它们统称为model，与心理学、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吻合，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如果真要谈符号学目前存在的“问题”，这些术语之间的部分重叠倒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现象在哪一门学科当中见不到呢？自古以来的各种理论和概念的交叠置换，也是这个学科得以更新进步的前提。所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符号学发展的表现。

我们平均每年会用一期或两期来就某个学术专题做特刊（Special Issue），一般由本刊特邀的学者担任某一期的特邀编辑（Guest Editor），负责文章的征稿、录用和稿件质量的把关，编辑部在必要的时候会加以辅助。特邀编辑可以采取公开征稿和点式约稿的方式获得稿件。两种做法各有利弊，而我个人认为通过公开征稿、双盲审的方式所获得的稿件通常更为优质。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论文的质量始终是第一位的。

第三，我们并不需要去刻意强调所谓的国别特色，因为这原本就已经是自发存在的东西了。在这些年的期刊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不管是分析国内问题还是国外问题，只要是中国学者写的文章，总体上就已经呈现了所谓的“中国特色”。问题本身可以是国别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或世界性的，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将研究与国际接轨，用国际读者群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对问题进行论述。根据我们的经验，不仅是符号学国际期刊，还有很多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期刊，都非常期待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我们还未能形成强大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较为突出也令人尴尬原因是国内学者以外文呈现给世界的好作品实在太少，无法构成整体性的巨大影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在这样的时代已然不可取。如果说必须要选择出一个学术文化立场，我想应该是在“国别内涵”与“国际接受”之间形成平衡，开展“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别特色研究”吧。

此外，国内目前还有《语言与符号》《语言与符号学研究》《符号与传媒》等刊物，以中文、英文或双语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上这些刊物，加上国内出版的不少与符号研究相关的书籍、论文集等，共同搭建起了中国符号学研究者展示成果的良好平台。

答：这说的应该是Achim Eschbach & Walter Koch在1987年出版的A Plea for Cultural Semiotics。我本人开始接触符号学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感受，觉得符号学有一种“学科危机”。常有人提及符号学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Semiotics）指的大概就是这种感受。深入研习符号学之后，我发现这其实是对符号学的误读（有趣的是，误读本身也是符号学的一个研究课题）。

答：我个人认为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并不冲突，二者也不应该是相悖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融合。国际化和本土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发性的过程，而且相互映照和促进。刻意局限于任何一方恐怕都不是明智之举。我国的符号研究传统确实自古有之，而且不少人都认同先秦诸子涉及符号现象的思考。作为中国学者，要在国际符号学研究的领域作出贡献，当然可以利用自身文化传统中的相关要素，这的确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与此同时，也需要看清楚一个事实：人类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上述的符号研究传统。符号使用是普遍的人类行为，而且由于人类自身“元认知”能力的存在，对符号使用本身的兴趣和思考也普遍可见于不同的文化社群。

国际符号学研究对具有国别特色的研究是欢迎的，然而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国别特色不等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国别研究并不容易、甚至很难获得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共鸣。这不仅表现在研究内容方面，也特别明显地反映在表述方式上。外文写作，比如英文论文，与汉语论文的创作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接受稿件的时候，发现不少中国学者的论文有着明显的现代“八股”痕迹，套话、空话、大话连篇，首轮筛选和盲审都无法通过。要知道，多数国际期刊的读者群分布在世界不同地区，并不限于中国，而且读者对文章内容的批判性要比在国内高得多。

第二，做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与复兴我国古代传统并不对等。一些学者在认识上有个误区，这是一种典型的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认为做中国特色就是要复古。事实上，我们每时每刻都生存在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大文化符号域（mega-semiosphere）之中，它本身就包含着传统演变而留下来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因素以及外来的文化影响。

问：20世纪，德国符号学家艾施巴赫就曾提出了“符号学危机”的呼吁，原因是从研究对象而言，符号本身的无所不包模糊了本学科研究的焦点。中国符号学界认为主要有四大理论流派：瑞士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派、美国皮尔斯为代表的哲学符号学派、德国卡希尔文化符号学派以及俄国巴赫金为代表的语言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不断衍生新概念和术语，很难让初学者对符号学形成一个整体印象。您认为，现在符号学研究是否走出了这个危机？我们研究符号学应该怎样看待这四个流派之间的划分与互动？

从国际发行的英文刊物角度来看，目前符号学的发表阵地还是很多的。除了Semiotica之外，较为知名的国际英文刊物还有Chinese Semiotic Studies、Sign System Studie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Biosemiotics、Social Semiotics等。每家国际刊物都有自己的特定视角，对稿件的要求也不一样。这些在各自的官方网站都有明确说明。比如，与Semiotica一样，南京师范大学的国际英文符号学期刊Chinese Semiotic Studies也是由德国De Gruyter出版社出版。该刊目前由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前任院长张杰教授担任编委会主任。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王永祥教授担任刊物主编，我担任编辑部主任。该刊早在创刊时就已有明确的任务和导向：既为中国的符号学相关研究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平台，也为中外符号学的平等互动提供一个共同的话语空间。

北京市朝阳社区学院以老年群体需求为导向，紧紧围绕“服务提供主体、运行机制、服务资源、服务内容、服务对象”五个核心要素构建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学校推进、民众参与”的多元协作式社区老年教育服务模式，形成工作合力，解决了老年教育机制不畅，聚合力不强，资源重复建设、缺少整合规范，教育形式单一等问题。朝阳区社区老年教育工作获得了蓬勃发展，形成了具有“朝阳特色”的社区老年教育经验。

一方面，在信息社会环境下，乡建不可能是封闭化进行的，多元化的乡建主体，有利于加强城乡文化交流，促进城乡资本流动，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多机遇。而另一方面，不同的主体在投入乡建过程中追求的目标、实践的方式、产生的效果均不相同，对乡村的发展构成不同影响。当前乡建的主体可分为5类：政府、企业、社会团体、设计师个人、村民。

问：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符号学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迷思。有学者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名实之争”“白马非马”等符号学传统，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上的贡献应该体现在复兴我国古代哲学传统上，做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您认为国际符号学研究更欢迎国别特色，还是国际标准？我们该如何择选、平衡这一学术文化立场？

以无类胡萝卜素添加的饲料为对照组（CD组），在此基础上分别添加80 mg/kg的虾青素（帝斯曼，荷兰）和黄体素（广州智特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分别命名为AST80和X80饲料组。饲料配方及营养水平见表1。

首先需要指出，“符号无所不包”并非是符号学经典理论家们的论述，在Peirce、Saussure、Morris、Welby、Sebeok、Deely、Eco、赵元任等学者的学说著作里都找不到这样不严谨的绝对论断。即便是要强调符号活动的普遍性，他们的说法也是有前提限定的。比如，有人认为“Everything can be a sign”是Peirce的论断，这反映的是符号的一个表征本质，但相关的原文表述是“We think only in signs”和“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赵元任当年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样样事物固然可以当符号，但未必就是符号”。相关度更高的是Eco的一个论断：“Semiotics is concerned with everything that can be taken as a sign”，但这只是说“可以被当作符号的一切事物”，而不是“一切都是符号”或“符号就是一切”。“符号无所不包”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是符号学初学者容易产生和讹传的一种误读。

投稿只要涉及上述范围，就符合了初步的主题要求。另外，我个人建议投稿人首先将文章按照刊物规定的格式进行调整。一般情况下，稿件正文部分宜长不宜短，万字以上为佳，我们时常发表篇幅长达数十页的高质量论文。

符号学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工具，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横贯性视角，在众多符号系统之间联系比较，涉及领域广阔，比如语言文字、社会制度、仪式、宗教、表情、文学等各种看似松散不相关的人类表意行为。这何尝不是对学科长期分立所导致的诸多问题的弥补呢？

初学者在接触到符号学的时候，常常无从下手。其实，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稍有历史的学科中都存在。此外，可读的符号学相关文献实在太多。对于符号学入门者来说，一般的做法无非是从primer级别的读物开始。可以先读一些简单易懂的资料，在符号研究史、重要理论家、关键概念、初步应用等方面形成轮廓式理解，比如Daniel Chandler的Semiotics：The Basics（建议阅读最近出版的第三版，内容较之前版本有很大更新）等入门读物。轮廓形成之后，需要阅读Basics of Semiotics（Deely，2018）、Sign：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Sebeok，2001）、The Sign and Its Masters（Sebeok，1989）、A Theory of Semiotics（Eco，1976）、《语言的符号性》（丁尔苏，2000）、Parallels，Interactions，and Illuminations：Traversing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Signs（丁尔苏，2010/2016）、《符号与意义》（丁尔苏，2012）、《符号学原理与推演》（赵毅衡，2016）等著作。这样下来，会形成较好的符号学基础知识框架。

萍萍抬起脸来看看我，她的脸上已经有泪水了，可是更多的还是惊魂未定的神色，似乎她也没有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这时卫生间的门砰地打开了，林孟从里面出来时像是换了一个人，他撤完尿以后就平静下来了，他对我说：“你坐下。”

问：第四个问题是关于研究方法，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理论流派密切相关。您认为国际上有哪些通行的符号学研究方法？不同流派之间的研究方法是否也有不同呢？

答：目前的国际符号学研究有很多方法，既有理论的也有实证的，包含了文献研究、理论构建、数据统计分析、科学实验、实地考察研究等。现代符号学名下的部门划分以及它们的跨学科借鉴融合，是其研究方法变得多样的两个直接导因。我觉得这是好事。学科间的借鉴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换代是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表现。到目前为止，我们有普通符号学、生物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社会符号学、认知符号学、传播符号学、广告符号学、动物符号学、植物符号学等众多分支，虽然专业细分的程度加深了，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共通的连接，即对符号活动的关注，同时解释力也得以提升。

不同符号学流派确实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举两个自己比较熟悉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Kalevi Kull等著名符号学者带领的新塔尔图学派。在秉承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新塔尔图学派与欧美生物符号学研究相互借鉴融合，开辟了新的文化符号学研究，加入了生物学、生理学等方面的实证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符号学博士生和硕士生，研究成果丰厚。第二个例子是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这里有我国最早建立的国际符号学研究团队，而且在世界符号学界已经形成实质性的国际影响，在亚洲、欧洲、北美、南美以及澳洲的符号学研究界均有良好的声誉。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影响，研究方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南师大符号学团队历经十余年的国际化发展，形成了理论与实证并重、人文与科学相辅、研究与教学互促的特色格局。既有重要符号理论家研究，又有部门符号学研究，几乎涵盖了现代主流符号学的所有领域，尤其在语言、神经认知、文学、翻译、中外文化与文明史等综合性符号学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国外符号学界研究Sebeok的大有人在，比如John Deely、Paul Cobley、Susan Petrilli、Augusto Ponzio、Myrdene Anderson、Kalevi Kull等，呈现出一个学派的气象。但与其说Sebeok总体符号学是一个公开的学派，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学研究的大趋势，它囊括了符号学研究的各种范式，也指出了多个未来发展方向。

答：Thomas Sebeok的符号学是我个人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小方面，是我在博士论文选题时定下的一个深入研究符号学的突破口。事实证明这个突破口选得很对。Sebeok是现代国际符号学发展的里程碑式人物，他的学术视野宽广，眼光敏锐独到，活动组织能力极强，在西方符号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他与Umberto Eco可谓西方符号学双璧。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余博士本人的研究领域。据我们所知，您对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颇有研究，这个学派主要继承了哪些符号学研究的优秀历史传统，又对符号学有哪些主要贡献？

从学理上看，他的符号学体系继承了Peirce-Morris一脉的符号哲学传统，也就是John Deely和Susan Petrilli等人常说的“大传统”（索绪尔符号学被称为“小传统”），这样就能追溯到更早期的优秀符号学传统，如Poinsot、Kant、Locke、Augustine等。在继承传统的同时，Sebeok又进行了重大的开拓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创了符号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使其涵盖了生物学、认知科学、语言学、民俗学、传播学、哲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现在西方世界的符号学研究呈现多学科融合、跨学科合作的局面，可以说正是Sebeok开启了先河。

Sebeok对现代符号学的贡献是巨大的，说他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完全不为过。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国际符号学之所以能有辉煌的过去以及今天的规模，都离不开Sebeok的努力，这在国际符号学界是公认的。Chomsky有一次在给我的邮件中就明确表示Sebeok的符号学思想很重要。Sebeok去世之后，在西方举行的几乎每一个符号学会议都有对其进行纪念的环节。比如，在去年举行的国际符号学协会第13届世界符号学大会上，就有专门的圆桌环节来纪念Sebeok。会议期间，每位参会者都要在自己的胸牌上写“最喜爱的符号学家”，国际符号学协会现任主席Paul Cobley教授在自己的胸牌上写的就是“Thomas Sebeok”。Sebeok的学术思想涉及领域广泛且深入，颇为不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把握住了他的符号学思想，就等于是抓住了现代西方符号学的真正脉络与核心。

非常感谢余红兵博士从一个符号学国际期刊主编和研究者的视角与我们探讨和分享符号学的阵地、学派和方法。本次访谈圆满结束。

参考文献：

［1］Deely John. Basics of Semiotics ［M］. 8th expanded ed.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8.

［2］Ding Ersu. Parallels， Interactions， and Illuminations: Traversing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the Sign ［M］.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0/2016.

［3］Eco U. A Theory of Semiotic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4］Sebeok T. The Sign and Its Masters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5］Sebeok T. 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6］丁尔苏. 语言的符号性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7］丁尔苏. 符号与意义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8］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