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学雷锋活动”历史变迁的话语研究》（赵芃，2017；以下简称“该著作”或“这部著作”）是纳入“南开话语研究”系列丛书出版的第11部著作。这部著作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对“学雷锋活动”50年的历史进行话语解读，探究其既具有不同时代烙印又经久不衰的话语动因，在有关“学雷锋活动”众多学术研究中体现出独特的学术视角，也在国内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开创了话语史研究的先河。正如这本书观察的语料所示，50年前学雷锋是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而50年后的学雷锋则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正能量”。半个世纪的历史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学雷锋活动”也经历了不同的主题，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雷锋的精神已深深扎根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学雷锋活动”轰轰烈烈地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如此既有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又延续不断的“学雷锋活动”无疑是话语研究的丰富素材，而这部著作对这一段历史的话语解读无疑是一次出彩的批评话语分析实践。

下面先介绍该著作的主要内容，之后再简要评述其在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方面的启示。

一、著作的主要内容

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内容在其《引言》中概括为两点：（1）对《人民日报》1963年到2012年50年间八则有关学雷锋的社论或评论进行分析，重点考察构建雷锋形象和“学雷锋活动”的话语策略，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构建雷锋的不同形象和“学雷锋活动”使用的不同话语策略；（2）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50年间发表的关于“学雷锋活动”的讲话在互文性、使文本化、互语性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考察这些社论和讲话将“学雷锋活动”从一个历史时期植入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话语特点（第3页）。这些研究内容在第1章论述“学雷锋活动”的历史背景和相关研究的同时，被明确为三个研究问题：（1）在“学雷锋活动”中雷锋的形象是通过何种话语策略构建的？（2）是什么话语在指引或约束“学雷锋活动”的话语建构过程？（3）导致“学雷锋活动”话语意义既变化又延续的动因是什么（第15～16页）？这些研究问题通过综合运用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话语－历史”方法（见Reisigl & Wodak，2009），对八篇《人民日报》社论或评论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目录见第38～39页）以及领导人题词、雷锋日记、领导人著作、重要会议文件等语料进行抽丝剥茧式的语言学分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学雷锋活动”50年经久不衰且各具时代特征的话语动因。

以前护栏立柱施工是要求从两构造物向中间进行放样，在中间采用异形板进行连接；有的从一头一直放到下一构造物结束。这样不免在最后有异形板，有的不同形式的板之间连接采用异形板连接，容易形成多块不同的异形板，异形板的增加就是立柱、防阻块、螺丝等配件的增加，往往我们按设计长度施工后材料不够或材料不配套，进行重新订购增加的材料，延误工期，人员、机械闲置误工。

该研究所涉及的重要概念，如“元话语”“再情景化”和“话语策略”，在第2章《概念梳理与研究设计》中有所交代。关于“元话语”，该著作的作者曾做过独到的解读（如赵芃、田海龙，2013），而这部著作对元话语的解读更加清晰和具体。说其清晰，是因为元话语在这里不是那种描述和评价其他话语的“元符号话语”（metasemiotic discourse）（Zhang，2018：33），而是参考福柯对控制话语秩序的“内部规则”的阐释，认为话语以直接引语、间接引语或自由间接引语等文本形式内嵌于派生话语之中，且不停地被派生话语所重述和评论（第22页）。这里，“再情景化过程”（话语主体把元话语/话语从旧情景中提取出来，并把元话语/话语转移到新情景的一种话语实践）被突出出来。这一过程不仅需要话语策略的参与，还需要通过互文性、互语性、再情景化等话语手段把话语变成文本进行提取，更需要通过由各种语体之间以及各种风格之间的相互杂糅确立的话语秩序给予这种提取和转移行为以权威力量，这样不仅产生了新的情景，也产生了新的意义。说其具体，是因为元话语被明确地表明、体现在“领袖话语”之中，也体现在领导人题词、雷锋日记、领导人著作、重要会议文件等语体之中。元话语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话语，而是体现在具有权威的人或机构所使用的语言之中。在第2章中，“话语策略”也作为重要的概念被详细阐释（第30～35页）。这些都为具体语料的分析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和学理基础，保证了研究发现的可靠性。例如，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语料中运用的话语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不同时期雷锋的不同形象，进而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学雷锋活动”的不同历史特征（第3章）。而分析“领袖话语”作为“元话语”在“再情景化”过程中实现的机构性权威的延续，可以发现“学雷锋活动”50年经久不衰的原因（第4章）。

具体来讲，第3章《“学雷锋活动”话语实践的意义变迁》，对《人民日报》八则社论（评论）中使用的提名策略、述谓策略和论辩策略进行了翔实的分析。例如，通过对提名策略的分析可以看出“雷锋”在每一篇社论或评论中都有着不同的话语构建形象，这些话语形象经历了两种变化，一是从英雄到平民，二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再如，通过对述谓策略的分析可以看出“雷锋”和“雷锋精神”在这50年间发生的变化：“雷锋”从具有精神、物质和道德三方面属性的主体，变为具有道德和物质类属性的主体，被抽象化后最终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主体。从论辩策略上看，所收集的语料都使用了以“定义”“益处”“无效”“危险或威胁”以及“历史”等为论题的惯用语句。所谓惯用语句（topos），是对一些论题进行逻辑判断和推理，并体现为由前提和结论组成的句式（赵芃，2015）。在这部著作中，惯用语句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日报》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文章中的运用，在逻辑推理上确立了各个历史时期“学雷锋活动”的正当性，这些论题所涉及的惯用语句内容的变化，也导致了不同历史时期“学雷锋活动”的特定内容和历史特征，构成“学雷锋活动”50年延续历程中的历史片段。

第6章《研究结论》对该著作的主要发现进行总结，指出通过对所搜集语料进行的互文关系分析、使文本化分析和互语性分析，发现指引和约束“学雷锋话语”话语建构过程的话语系统是“领袖话语”，而不同历史阶段的“领袖话语”之间的再情景化则构成了“学雷锋话语”意义嬗变的原因，使得这段可以被称之为“学雷锋史”的话语历史具有了各时期既具历史特点但又延续不断的特征。

一方面，生活化的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把课堂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更多地要依靠自己在课堂学习中的主动探索和学习，学生在课堂上扮演的不再是一个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灌输的角色。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能够有效地释放出来，学习的动力更加充足，进而促使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考，从而更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

第4章，《“领袖话语”与“学雷锋活动”话语实践的形成》，对“领袖话语”作为“元话语”的“再情景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通过对八则社论（评论）的显性互文关系的分析，发现“领袖话语”对于“学雷锋话语”具有控制和引导作用。其次，通过对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进行分析，发现“学雷锋话语”以《人民日报》社论（评论）为文本体现形式，通过“使文本化”这一手段对“领袖话语”进行重新书写改造，在这个“再情景化”过程中，附于“领袖话语”这一元话语上面的领袖权威性也随之被转移至“学雷锋话语”中；而作为元话语的“领袖话语”也不仅是一种话语，更是“学雷锋话语”得以建构的根本。除此之外，这一章还通过对领导人题词、雷锋日记、领导人著作、重要会议文件等语体的分析，发现虽然“学雷锋话语”的内容随着50年来社会历史情景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但是由于使用这些语体的行为者多为党和国家的领袖，这些语体所起到的作用都是自上而下的引导和号召广大群众参与“学雷锋活动”，因此由各种语体相互杂糅形成的话语秩序是相对稳定的，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学雷锋话语”因此得以稳定延续。

1.种好水草是养殖成功的关键。一方面，水草是澳洲淡水龙虾的喜食的饲料，种植水草可以节省饲料费；另一方面，澳洲淡水龙虾好斗，种植水草可以提供隐蔽场所，减少蜕壳期间的残杀。另外，水草吸收氮磷作用强，对保持优良的水质效果好。但是，水草过密也会带来夜间耗氧过多的问题。一般不超过50%的水草覆盖率为好。应成行种植，保证水流通畅和龙虾通行空间。

第3章和第4章分别回答了该著作的前两个研究问题。在接下来的第5章《“学雷锋活动”话语意义的历史嬗变》中，通过回答第三个研究问题，作者将研究的发现推进到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章的讨论首先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例如，这一章包括两个内容：第1小节讨论社会历史情景构建下的“学雷锋话语”，第2小节讨论“领袖话语”构建下的社会历史情景。前一小节讨论的重点是不同社会历史情景对形成不同内容的“学雷锋话语”的影响，说明社会历史情景对话语特征的决定性影响作用，体现出“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后一小节将讨论的重点转到“领袖话语”对社会历史情景的构建上面，通过讨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叙述，提出“学雷锋话语”是“学雷锋活动”的话语表征，并认为“领袖话语”建构的具体历史情景影响“学雷锋活动”的开展，使“学雷锋活动”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同时，由于这些体现在话语层面的“领袖话语”贯穿于“学雷锋活动”历史变迁之中，又使得“学雷锋活动”通过其“元话语”性质的机构权威与效力得以延续。

这里可以举一个以“定义”为论题的惯用语句的例子，阐释作者如何分析“雷锋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定义。在1963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中，雷锋的崇高共产主义精神被定义为“表现在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奋不顾身和忘我劳动的无产阶级高贵品质……”（第84页）；在2012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评论中，“雷锋精神”被定义为“凝结着天下为公、扶危济贫、自强不息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第88页）。在这两则跨越50年的对“雷锋精神”的定义中，体现小句“关系过程”（Halliday，1994）的动词“表现在”和“凝结着”起到了动词“是”的作用，将“雷锋精神”体现为不同的语言含义。但是，“定义”话语策略的惯用语句并没有变化，都是“既然……，那么……”，具体为：“既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应该提倡的，那么，因为雷锋精神具有这些品质和美德，雷锋精神就是应该被提倡、被学习、被弘扬的”（《人民日报》，1963年）；“既然天下为公、扶危济贫、自强不息的传统是应该提倡的，那么，因为雷锋精神具有这些品质和美德，雷锋精神就是应该被提倡、被学习、被弘扬的”（2012年）。可见，尽管1963年和2012年雷锋精神被定义为不同的内容，但是，在“既然……，那么……”这个惯用语句的作用下，1963年和2012年都收到了“雷锋精神应该被提倡、被学习、被弘扬”的效果。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实例，我们可以窥见作者对“学雷锋活动”50年延续历程所作的话语分析，感叹其分析之细腻，信服其分析之结论。

量取30 mL酒于分液漏斗中，加入纯净水降度至5%vol，加入适量NaCl饱和。再加入50 mL CH2Cl2，振荡萃取20 min，收集有机相；重复以上步骤1次，合并有机相，无水Na2SO4干燥，温和氮气吹扫浓缩至0.5 mL。

三、简评

通读该著作可以发现，经久不衰且具有不同历史特征的“学雷锋活动”始终是该书作者的社会关切。然而，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该著作的研究重心和考察的切入点始终保持在“学雷锋活动”的话语层面，通过考察建构雷锋形象的话语策略以及“领袖话语”的再情景化等问题，来解读“学雷锋活动”50年发展变化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这部解读“学雷锋活动”历史变迁的著作无疑是从事话语研究的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

除此之外，作者提出半个世纪的“学雷锋活动”就是一部“学雷锋”话语史的论点，指出不同的客观历史情景间的差异赋予了“学雷锋话语”的多元历史意义，而具有元话语特征的“领袖话语”的再情景化过程赋予了“学雷锋话语”的共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对“学雷锋”话语史的研究，较其他一些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历史的著作（如：杨念群，2006；但昭彬，2008），更为细腻地考察了话语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这种话语间的相互作用对历史发展变化的促进作用，因而也更具（批评）话语研究的特征（田海龙，2016）。

关于该书对批评话语研究的启示，有两点必须提及。第一点涉及选题的确定。从该著作的《引言》中可以看到，作者选择这一研究课题是始于2013年3月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50周年之际。当时，有报道称发扬雷锋精神就是弘扬“正能量”。正是“正能量”这个词与“雷锋精神”之间的指引关系引发了作者的深度思考（第3页），以至于在探索以往的“雷锋”和现在的“雷锋”有什么不同这样的问题中发展出颇具特色的“学雷锋活动”的话语解读。这或许对从事话语研究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有所启发，那就是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寻找研究课题，从自己的社会关切中开始话语研究。

该著作对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提供的另一个启示在于它对历史变革中话语间相互作用的考察。这一启示之所以需要在此强调，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的一些批评话语分析案例过多地注重文本与文本之间表达方式的比较。这种“比较式”的研究可以发现文本间静态的异同，但是却忽视了话语间动态的、实时变化的相互作用。批评话语分析并非止步于对单篇文本的分析，而是要分析多个话语和语体，以期发现它们超越文本并体现于文本之间的互文联系（Fairclough，2006：10）。在这方面，我国学者有进一步的思考。例如，田海龙（2017）在考察话语间动态联系时指出，话语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纵横交错的话语实践网络，而其动态特征则体现在话语间彼此再情景化的过程之中。与这种纵向和横向纬度的话语互动不同，《“学雷锋活动”历史变迁的话语研究》中考察的话语互动是一种历史的纬度，而对话语间这种历史维度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与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部著作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对西尔弗斯坦和厄本（Silverstein & Urban，1996）所谈“话语自然史”的研究，与对纵横两个纬度的话语相互作用研究一起，勾勒出话语间相互作用的立体画卷。北京大学姜望琪教授在介绍这部专著时说它“具有开创性”，是“一种标杆性尝试”（见该书封四），或许也发现批评话语分析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始。

参考文献：

［1］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6.

［2］Halliday M A K.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Edward Arnold，1994.

［3］Reisigl M & Wodak R.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aoch（DHA）［C］//Wodak R &Meyer M.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 Sage， 2009 ： 87～121.

［4］Silverstein M & Urban G. Natural History of Discourse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5］Zhang Q.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Undoing Commonness through Cosmopolitan Mandari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6］但昭彬. 话语与权力——中国近现代教育宗旨的话语分析［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

［7］田海龙.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2）：1～9.

［8］田海龙. 社会实践网络与再情景化的纵横纬度——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课题及解决方案［J］. 外语教学， 2017（6）：7～11.

［9］杨念群. 再造“病人” ——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0］赵芃. 学雷锋活动中的修辞——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论辩策略研究［J］. 当代修辞学，2015（4）：41～46.

［11］赵芃. “学雷锋活动”历史变迁的话语研究（“南开话语研究”系列丛书之11）［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

［12］赵芃，田海龙. 再情景化新解——元话语视角［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