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叙事文学主要包含古代神话传说、物语、日记、随笔、说话、近世小说等几个方面。中国的日本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在经历长久的酝酿（1979-1999年）之后，迎来了21世纪以来的崭新格局。本文拟以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和期刊论文为主要评述对象，对2000—2016年期间的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整体趋势、热点领域及现存问题进行归纳和梳理，以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起步与酝酿

在中国，日本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始于对《源氏物语》等物语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70年代末，以日本文学研究的大规模展开为背景，叙事文学研究正式起步。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源氏物语》《日本古代随笔选》等译著，成为古代叙事文学研究主要依托的平台①。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为相关研究打下了基础，固然功不可没，但以中译本为研究材料对实证、文本分析以及研究方向的制约也是无需讳言的，这一状况从9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

90年代后期，第一批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陆续回国，开始在各自的领域中展示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1999年，张龙妹（1999）在《离魂文学的中日比较》中全面使用中日文双边原典材料，成为叙事文学研究的新起点。此后，以日文原典为材料的研究逐渐增多，原典实证无形中成为日本古代文学研究的起码规范，并且带来了文本选择上的巨大解放。另一方面，从90年代后期开始，具有日本古典文学专业知识的青年研究者逐渐走向工作岗位。与此相呼应，1999年左右，古典文学研究的工具书以及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陆续启动。由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研究室编著的《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2005年）成为首部体现中国研究者视角的专业工具用书。专业基础知识的传授与普及也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铺垫了基础。此外，各种国际研讨会也都带来了大量的学术信息。

2000年之后，赴日留学、进修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不断归来，加入到研究行列中。日文出身与中文出身这两股力量相互刺激、相互启发，共同开启了日本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二、21世纪初的整体趋势

2000年以后的古代叙事文学研究，中日比较成为基调：影响关系研究显著深化、受容研究蓬勃发展、东亚视阈广泛导入、跨学科跨文化研究逐步兴起的多样化势态。

（一）影响关系研究显著深化

所谓影响关系，主要指中国典籍对日本古典文学在语言表现、结构、主题、思想、发生及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影响关系研究是中日古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21世纪初，叙事文学中的影响关系研究显著深化，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元素的大量挖掘、用以佐证的文献更为精准、视角更加多元等多个方面。张小钢（2001）《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与日本江户文学》指出江户前期以清田儋叟为代表的儒者群、后期以泷泽马琴为代表的作家群都受到金圣叹文学批评的影响。张龙妹（2003）《中日“好色”文学比较》在梳理物语文学中「色好み」语义流变的基础上，指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与《伊势物语》之间内在的影响关系②。周以量（2007）《〈八犬传〉的文章表达与中国的白话小说》指出江户“读本小说”《八犬传》中的“打扮”“当下”“登时”等词语表现受到中国《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影响。张龙妹（2007）《〈源氏物语〉〈桐壶〉卷与〈长恨歌传〉的影响关系》以出典关系为依据，着眼于《桐壶》卷乃至《源氏物语》本身的主题，认为《源氏物语》乃是作者在摄关政治下创造出来的杨贵妃故事。司志武（2010）《中日三篇“牡丹灯记”的对比分析》指出『牡丹灯籠』『吉備津の釜』在情节、人物、结构功能性人或物的设置上受到中国传奇小说《牡丹灯记》的影响。刘九令（2012）《〈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研究——“昆山一砾”和“慈膝怀虎”用典考释》以序文中的“昆山一砾”和“慈膝怀虎”为例，揭示其出典和文学意义。

此外，李铭敬自2000年以来先后发表《日本及敦煌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一书的考察》（2003）、《日本知恩院藏〈冥报记〉古写本的传承与著录考略——兼谈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杨守敬旧持本》（2006）、《日本说话文学中中国古典作品接受研究所存问题刍议——以〈日本灵异记〉和〈今昔物语集〉为例》（2009）、《唐代〈金刚经〉灵验故事与日本平安时代佛教说话文学的交涉关系考略》（2012）等系列论文。有别于说话文学研究中常见的出典研究，李铭敬以散佚在日本的中国古代文献为基础资料，从“说话集”生成的角度，系统地论证了日本古代佛教说话集在中国佛教说话集直接影响下的生成过程，从而修正、更新了关于日本说话文学形成史的既有认识。其研究在文献比勘和文本细读的有机结合上，为学界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二）受容研究蓬勃发展

“受容”本是日语词汇，意为“接纳、接受”。受容研究侧重考察日本文学在接受中国典籍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化用、翻译、翻案等手段，形成日本文学独有的特色。尽管影响关系研究和受容研究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宜简单切割，不过相对而言，前者重视日本文学里的中国因素，后者关心中国因素在日本的演变而非对中国的模仿，其落脚点在于改造。从叙事文学研究发展的脉络来看，关注日本古典文学对中国典籍的模仿、借鉴是中国学界历来的传统，受容研究则是新世纪初出现的新趋势。

进入2000年以后，受容研究涌现出一大批成果，其中马骏（2012）《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就是一部聚焦变异的代表性著作。总体而言，该书是关于日本古代汉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但同时也包含了对《古事记》《风土记》《日本灵异记》等叙事文学作品中“和习”表达的考究。“和习”的概念发端于日本江户时代，由于中国文学始终被视为衡量日本汉诗文的唯一标准，因此如何评价“和习”现象，一直令日本学界十分纠结。马骏的研究通过系统论证以上古经文和传世文献为载体的中国文学在日本文学的本土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质，从而充分肯定了“和习”在反映上代文学的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上的正面意义和价值。

21世纪初，受容研究的意识和方法渗入到叙事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展现出蓬勃的生机。通过下面对东亚视阈研究、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以及热点领域的评述可以看到，其中有众多的成果都属于或者包含受容研究，它们积极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三）东亚视阈广泛导入

东亚视阈概念主张在东亚汉字文化圈这一场域中把握古代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学文化交流和互动关系，意在摆脱过往研究中以影响国为中心的单一思维模式，进而实现文化互读和异文化理解，探索文化传播发生变异的原因和内在规律。马骏（2012）《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是首部关于东亚比较文学的教材。该书分“东亚文化：汉文、儒释道与东亚文学”“东亚文学内部的比较研究”两个部分，综合阐述东亚文学的宏观构成和微观特征，对东亚视阈概念的导入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上述马骏《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也将“东亚视阈”作为其重要的研究方法。2010年前后，东亚视阈概念进入到日本古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单篇论文方面，如张龙妹（2009）《〈 剪灯新话〉在东亚各国的不同接受——以“冥婚”为例》以“冥婚”为例，探讨越南、朝鲜半岛、日本在接受《剪灯新话》时表现出来的不同个性，同时揭示了日本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接受汉文化这一特殊的接受途径在浅井了意《伽婢子》中的体现，以及在上田秋成《雨月物语》中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学特色。李宇玲（2011）《从异域之眼看唐代传奇——以〈任氏怨歌行〉为引子》提出从东亚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去审视唐代传奇与日本古代物语文学之间的关系。蒋云斗（2013）《〈伽婢子〉中佛教主题的深化》指出浅井了意在翻案的过程中并未完全接受中、朝（朝鲜半岛）原典中所体现的对儒、释、道三教的态度，而是将原典中的相关儒教、道教因素大量进行了“佛教化”，以实现突出《伽婢子》中佛教主题的目的。李铭敬（2015）《〈法华经〉灵验记中的女性信仰故事及其在东亚的传播》探讨六朝至唐宋《法华经》中关于女性《法华经》信者的描写与叙述，进而考察了这些女性信仰故事在东亚的传播。刘九令（2016）《〈日本灵异记〉中的神仙道教残影》考察了《日本灵异记》对东亚文化中神仙道教元素的沿袭与变异。

（四）跨学科跨文化研究逐步兴起

与东亚视阈的导入相联动，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也在逐步兴起，成为新世纪初叙事文学研究的一大态势。丁莉（2016）《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关注平安朝物语文学中与中国有关的描写和叙述，阐释平安时代日本知识阶层对中国文化接受的特点。该书视野宏大、文本丰富，有着突出的跨领域、跨学科、跨文化特点。首先，“中国叙述”作为全书的关键词包含了中国形象、中国元素、中国题材三个层面的意思，具体从“唐土”“唐物”“中国故事”三个不同的角度展开考察分析。其次，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共涉及到七部作品，其中既包括了常规意义上的平安朝物语作品，还有原本属于中世“说话文学”的《今昔物语集》，以及镰仓时期的说话物语集《唐物语》。再者，全书的立足点是古代“和文学”，但同时涉及到“平安朝日本人赴唐”、古代东亚的人员交流、物品贸易等历史背景，以及音乐、绘画、服饰、室内装饰等“唐文化”元素。与此相呼应，作者在贯穿原典实证方法的基础之上，将形象学、文化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张哲俊（2002）《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深入阐述中国古代戏剧悲剧母题与日本谣曲之间的内在关联。张哲俊（2005）《中国题材的日本谣曲》系统考证谣曲的题材来源和变异。此外，周以量（2009）《东亚语境中的中日近世文学》以日本近世文学的特征为坐标，结合历史、思想史以及汉学方面的论述，从市民文化和都市文化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近世文学的起始时间和特征。周以量（2016）《浮世绘中的中国人物形象：以樊哙为例》考察解析浮世绘中汉代名将樊哙的形象，结合《春月物语》等作品中的相关叙述，阐释了中国历史人物题材入画的文化背景。周菲菲（2015）《论〈宇津保物语〉中的西域意象——以〈宇津保物语·俊荫卷〉中的琴为中心》分析作者对丝绸之路乃至大陆文化的基本认知，从而侧面佐证了丝绸之路文化在日本的传承情况。郭雪妮（2015）《古代日本绘卷上的长安景观——〈吉备大臣入唐绘卷〉的发现与研究》在绘画和文学的接合点上考察古代日本的中国形象、长安景观及其文化意义③。这些成果构成了叙事文学研究中跨学科跨文化的亮点。

三、热点领域

在上述发展趋势中，佛教与文学、女性文学、战争和文学、志怪传奇、近世文学等，成为新世纪初叙事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领域。另外，以上热点呈现出交织融合的面貌，应视为研究深化的表现。

（一）佛教与文学

由于中世说话和近世传奇小说是佛教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佛教与文学关联的探讨在这两个板块尤为突出，特别是中世说话研究发挥了引领的作用。除上述李铭敬、蒋云斗的相关研究外，又如林岚（2001）《〈日本灵异记〉中骷髅诵经故事的源流及特色》探讨骷髅诵经故事与中国同类故事的关联性，并指出其超越单纯“述异”成为佛教文学的特色。高阳（2011）《『今昔物语集』及日本中世的孔子故事——礼赞与讽刺之间》指出『今昔物语集』中的孔子像存在礼赞与讽刺的二元冲突，而其后日本中世纪典籍中的孔子像则成为佛教菩萨的化身，从而化解了日本孔子说话中自身的矛盾与冲突。同时指出，这一文学现象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儒教、道教）乃至日本的本土文化（神道教）从对立、并存到融合的发展轨迹之反映陆晚霞（2012a）④。《禅宗典籍对日本佛教说话集〈沙石集〉的影响》考察《沙石集》在吸收中国禅宗典籍上的具体样态，指出它在接受儒释道融合思想上面反映出来的重层性、间接性特征。陆晚霞（2012b）《无住〈沙石集〉里的唐宋文人和典故——日本佛教说话文学对内典的利用》考察《沙石集》对唐宋文人以及若干非佛教典故的援用，揭示了内典在其吸收继承先行文学过程中的重要媒介作用⑤。李铭敬（2013）《玄奘西行故事在日本说话文学中的征引与传承》对日本说话文学中所收录的玄奘西行故事的征引、叙述和传承等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并概括了这些故事被征引与传承流变的特征。蒋云斗（2016）《〈伽婢子〉中浅井了意佛教思想初探》关注《伽婢子》中所体现的浅井了意的佛教思想，着重探讨了浅井了意的“念佛”观与“因果报应论”在《伽婢子》中的体现。此外，赵俊槐（2014）《〈宇津保物语〉对“孝思想”的接受》认为《宇津保物语》由于受中国典籍和汉译佛教典籍的影响，“琴”被赋予“孝”的内涵，然而也表现出对“孝”的独特理解。寇淑婷（2016）《碰撞、变异与融合：论日本文学中的“泰山府君”》分析“泰山府君”形象在日本文学中发生“神佛合体”的变异过程。

（二）女性文学

[26] 司志武.2010.中日三篇“牡丹灯记”的对比分析[J].日语学习与研究 , (3)：115-122.

（三）战争和文学

战争和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世军记物语。其中，军记文学与三国故事的关系是最大的讨论焦点。田中尚子（2005）《〈太平记〉与〈三国演义〉的比较——论张飞的艺术形象》认为《太平记》在人物描写方法上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太平记》中的定型化言语表现又影响到了日本近世翻译成日文的《通俗三国志》⑥。张哲俊（2010）《〈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考察》认为《太平记》中大量使用三国故事说明中世时期三国故事已经较为流行，这是《三国演义》产生普遍影响的准备。张真（2014）《〈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来源再考察》指出《太平记》与唐代佛教著述中的三国故事之间存在独特的相似之处，由此推论二者间的源自关系。

分享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期，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颠覆，对于整个社会经济而言有着深刻意义，未来发展需要有效的引导和支持。

此外，杨夫高（2012）《〈平家物语〉的构想——历史叙述与前兆事件》指出，《平家物语》的各个版本虽然同样叙述了源平合战，但由于其形成时期和各个版本侧重的主题构思不同，因此其叙事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邱鸣（2005）《中日古典小说虚构的异同——中日军记小说中应验描写比较》考察中日军记小说中应验描写的差异，并指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古典小说中存在“圆形框架”，而日本古典小说的叙事结构基于“真”与“情”的悲剧意识。邱鸣（2009）《论〈史记〉对日本军记文学之影响——以“太平記”研究为中心》论证了军记文学对《史记》“纪传体”的传承⑦。

关于中国文学故事在军记物语中的变异是另一个焦点。张静宇（2011）《影响与变异的典型——考察〈太平记〉中的李杨故事》对比中国文学和《太平记》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分析李杨故事对军记物语的影响及其变异。薛英杰（2012）《从中国谋士到日本武士——论日本中世文学中张良形象的变异》考查谋士张良的形象在日本中世文学中发生的变异，并认为这种变异与圯上受书故事在日本的流布密切相关。张文静（2014）《〈平家物语〉中的苏武故事考论》从史料运用和日本的文学传承等方面，考察分析《平家物语》对中国历史故事进行借用或改编、分解的特点。

注释：

① 见《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三章。（王向远.2016.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M].重庆：重庆出版社.）

[33] 张龙妹.2003.中日“好色”文学比较[J].日语学习与研究,(2)：63-67.

③ 郭雪妮.2016.从《松浦宫物语》中的长安地名看《长恨歌》的影响[J].中国比较文学, (1)：97-103；郭雪妮.2016.帝京欲望与帝国恐惧——日本古代文学中的长安书写[J].东北亚外语研究, (1)：22-28。以上两篇论文也都是关于长安都市景观的系列论文。

④ 相关研究还有：吴素兰 刘嘉韵.2015.日本中世说话文学中的孔子形象——以《十训抄》《宇治拾遗物语》为例[J].东南学术,(4)：159-165。

⑤ 相关研究还有：孙彬.2015.白居易对《沙石集》的影响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4)：4-7。

⑥ 相关研究还有：李芳.2006.论《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中武人群像的民族特征[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68-72。

⑦ 此外还有：日下力. 2005.《平家物语》的历史意蕴[J].日本研究,(2)：64-68；林岚. 2005.《平家物语》的唯美情趣[J].日本研究,(2)：69-72；金文京. 2009.军记物语和中国文学[J].日语学习与研究 , (2)：58-64 等论文。

参考文献：

电子探针对磷灰石分析结果：w(P2O5)41.94%，w(CaO)53.94%，其他杂质元素含量甚微，几乎不含Ce和Y。磷灰石单矿物化学分析结果：w(F)0.31%，w(C)10.16%[7]。

[37] 张龙妹.2015.紫式部的“日记歌”和她的求道心[J].日语学习与研究 , (2)：36-43.

[2] 陈燕.2009.藤原道纲母之梦信仰再考[J].日语学习与研究,(5)：91-96.

老年痴呆亦称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精神衰退性疾病。目前,该疾病病因尚未明了,且临床上尚难治愈,因此,及早进行有效护理干预对老年痴呆的康复起到积极的意义。相关研究显示,有效的护理干预可恢复老年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提升其自理能力[6-7]。

[3] 陈燕.2015.中日古代女性的文学书写与佛教——以朱淑真与藤原道纲母为例[J].日语学习与研究, (2)：27-35.

[4] 丁莉.2016.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 高阳.2011.《今昔物语集》及日本中世的孔子故事——礼赞与讽刺之间[J].日语学习与研究, (2)： 51-58.

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顶层设计与实施中的疑难问题探讨.........................................................................郑友德 王活涛 01.03

[6] 郭雪妮.2015.古代日本绘卷上的长安景观——《吉备大臣入唐绘卷》的发现与研究[J].人文杂志,(11)： 93-101.

[7] 蒋云斗.2013.《伽婢子》中佛教主题的深化[J].现代语文, (11)：54-57.

[8] 蒋云斗.2016.《伽婢子》中浅井了意佛教思想初探[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 151-155.

[9] 寇淑婷.2016.碰撞、变异与融合：论日本文学中的“泰山府君”[J].东北亚外语研究, (3)： 74-79.

[10] 李铭敬.2003.日本及敦煌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一书的考察[J].文学遗产 , (2)： 62-68.

[11] 李铭敬.2006.日本知恩院藏《冥报记》古写本的传承与著录考略——兼谈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杨守敬旧持本[J].文献, (2)：171-181.

[12] 李铭敬.2009.日本说话文学中中国古典作品接受研究所存问题刍议——以《日本灵异记》和《今昔物语集》为例[J].日语学习与研究 , (2)： 44-50.

[13] 李铭敬.2012.唐代《金刚经》灵验故事与日本平安时代佛教说话文学的交涉关系考略[J].日语学习与研究, (3)： 107-115.

结合本文结果数据可知,行综合护理干预的接种质量评分(86.25±2.17)分、儿童依从性评分(83.65±2.19)分、家长护理满意度评分(85.63±1.18)分、家长接种知识掌握度评分(87.36±4.06)分均显著优于参照组,P<0.05。

[14] 李铭敬.2013.玄奘西行故事在日本说话文学中的征引与传承[J].日语学习与研究, (5)： 26-34.

[15] 李铭敬.2015.《法华经》灵验记中的女性信仰故事及其在东亚的传播[J].日语学习与研究, (2)： 11-19.

[16] 李宇玲.2011.从异域之眼看唐代传奇——以《任氏怨歌行》为引子[A].刘晓芳.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7] 林岚.2001.《日本灵异记》中骷髅诵经故事的源流及特色[J].日本学论坛 , (1)： 19-22.

[18] 刘九令.2012.《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研究——“昆山一砾”和“慈膝怀虎”用典考释[J].日语学习与研究, (4)：66-72.

[19] 刘九令.2016.《日本灵异记》中的神仙道教残影[J].唐山学院学报 , (5)：78-82.

[20] 陆晚霞.2012a.禅宗典籍对日本佛教说话集《沙石集》的影响[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44-51.

[21] 陆晚霞.2012b.无住《沙石集》里的唐宋文人和典故——日本佛教说话文学对内典的利用[J].日语学习与研究, (5)：111-116.

[35] 张龙妹.2009.《 剪灯新话》在东亚各国的不同接受——以“冥婚”为例[J].日语学习与研究, (2)：65-71.

[23] 邱鸣.2005.中日古典小说虚构的异同——中日军记小说中应验描写比较[J].日语学习与研究, (2)：55-58.

以RNA含量最高的a型单倍体为出发菌株进行ARTP诱变，致死率和诱变处理时间关系如图 4。选择诱变效应最强即致死率90%～95%的55 s进行反复诱变[23]，最终得到一株RNA含量比原始出发菌株Y17高39%突变菌株Y17aM3（如图5）。将Y17aM3在糖蜜培养基中培养，从第6 h开始每隔2 h取一次样，得到Y17aM3生长及产RNA曲线如图6。由图6可知，发酵培养至12 h之前，酵母生长和RNA含量都随着培养时间增加而增加；12～18 h酵母生长处于稳定期，而RNA含量在18 h时最高；18 h之后，酵母生长处于衰亡期，RNA含量随着培养时间增加而降低。

[24] 邱鸣.2009.论《史记》对日本军记文学之影响——以“太平記”研究为中心[J].日语学习与研究, (4)：41-44.

[25] 石井公成 霍君.2012.大乘佛典中女性反驳男性的故事——对日本女性文学的影响[J].日语学习与研究, (5)：20-26.

对佛教与文学关联的探讨同时也是女性文学研究的焦点。平安朝女性文学的繁荣虽然是日本古代叙事文学研究中广为人知的事实，然而一直缺乏专业领域的系统探讨。相关成果主要有：陈燕（2009）《藤原道纲母之梦信仰再考》重新审视《蜻蛉日记》中的梦信仰，认为道纲母对于梦的看法是当时佛教信仰的影响波及梦信仰的一种体现。石井公成和霍君（2012）《大乘佛典中女性反驳男性的故事——对日本女性文学的影响》围绕大乘佛典中女性驳倒男性的故事，探讨大乘佛教的成因与此类故事的关联，并分析了此类故事在日本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接受及其特点。张龙妹（2012）《平安物语文学中的古琴》指出，古琴在中国是与帝王治国、君子修身密切相关的乐器，由遣唐使传到日本后，也是作为礼乐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古琴的琴技失传以后，反而出现了把古琴视作贵族女性修养的传说。该论文通过对平安物语文学的考察，探讨了这种传说产生的渊源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张龙妹（2015）《紫式部的“日记歌”和她的求道心》以紫式部日记歌中的两首释教歌为切入点，指出紫式部虽然心系佛门，却没有留下众多与佛教相关和歌的原因，以此揭示散文与韵文在表达内容上的差异，阐述了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散文文学繁荣的缘由。陈燕（2015）《中日古代女性的文学书写与佛教——以朱淑真与藤原道纲母为例》比较考察中日古代女性文学的书写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背景和原因。总体说来，上述研究关注平安朝女性文学中有关佛教思考的内容，认为对于佛教信仰的深切思考使得这些出自女性之手的文学作品具有了独特的思想性。此外，孙佩霞（2009）《关于中日古典女性文学研究的省思——从紫式部文学谈起》从“创造”的角度把握古典女性文学的创作动机、主题及其现实意义。

发病规律：玉米矮花叶病可以汁液摩擦接种。主要由蚜虫传播，蚜虫除传播病毒外，对玉米的危害亦很严重。蚜虫刺吸的同时吐出一种唾液，影响生长和扬花授粉，造成空苞和秃顶。玉米粗缩病毒主要由灰飞虱传播，为持久性传毒。该病毒可在灰飞虱的若虫体内越冬，也可以在冬前受侵染的小麦苗中越冬。

[27] 孙佩霞.2009.关于中日古典女性文学研究的省思——从紫式部文学谈起[J].日语学习与研究, (3)：79-85.

2) 间歇采样重复转发干扰的采样周期Ts取值灵活，不同取值可产生不同干扰效果，因此可适用于任何线性调频体制脉压雷达；

[28] 田中尚子.2005.《太平记》与《三国演义》的比较——论张飞的艺术形象[J]日本研究, (2)：79-82.

[29] 薛英杰.2012.从中国谋士到日本武士——论日本中世文学中张良形象的变异[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4)：1-6.

[30] 杨夫高.2012.《平家物语》的构想——历史叙述与前兆事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31] 张静宇.2011.影响与变异的典型——考察《太平记》中的李杨故事[J].新余学院学报, (6)：33-36.

在同轨双车运行模式下，同一巷道上两台堆垛机同时工作，为保证效率最优，货物需在货架中左右均衡分布，货物出/入库应交由用时最短的堆垛机，则货位[i,j,k]中货物的最短出库时间为

[32] 张龙妹.1999.离魂文学的中日比较[J].日语学习与研究, (2)：52-58.

由于在办厂之初，所生产的产品就是主要以出口代工为主，因此鄌郚镇发展至今，80%的产品依然以外销为主，只有不到20%的产品在国内销售。

② 相关研究还有：张哲俊.2007.《源氏物语》与中日好色观的价值转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26-31。

[34] 张龙妹.2007.《源氏物语》《桐壶》卷与《长恨歌传》的影响关系[J].日语学习与研究, (4)：65-69.

[22] 马骏.2012.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6] 张龙妹.2012.平安物语文学中的古琴[J].日语学习与研究,(6)：1-6.

[1] 北京市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2005.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2 乌柳为当地土著种，种源丰富，适应性强。经过深栽，在不同的立地条件，其当年成活率均在85%以上，翌年保存率80%以上。年均生长高度为60cm，分枝数10～25个，生长旺盛。

[38] 张文静.2014.《平家物语》中的苏武故事考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3)：165-176.

[39] 张小钢.2001.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与日本江户文学[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11-17.

[40] 张哲俊.2002.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某保障性住宅小区C14#楼由某国有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建筑面积为4157m2，L=58.72m，W=11.3m结构型式为框架结构，半地下一层，上部六层。

[41] 张哲俊.2005.中国题材的日本谣曲[M].兰州：宁夏人民出版社.

[42] 张哲俊.2010.《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考察[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35-40.

[43] 张真.2014.《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来源再考察[J].明情小说研究 , (2)：162-173.

[44] 赵俊槐.2014.《宇津保物语》对“孝思想”的接受[J].日语学习与研究 , (1)：119-127.

[45] 周菲菲.2015.论《宇津保物语》中的西域意象——以《宇津保物语·俊荫卷》中的琴为中心[J].日语教学与日本研究,年刊：96-107

[46] 周以量.2007.《八犬传》的文章表达与中国的白话小说[J].日语学习与研究, (2)：72-79.

[47] 周以量.2009.东亚语境中的中日近世文学[J].日语学习与研究,(2)：72-80.

[48] 周以量.2016.浮世绘中的中国人物形象：以樊哙为例[J].日语学习与研究 , (5)：7-16.

Research on Measurement and Calculation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Data Centers Power Effectiveness LI Zhuohui(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