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乌托邦和历史记忆

按照格非的想法，《江南三部曲》所呈现的，是“延续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描述100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社会”。从2004年的《人面桃花》到2007年的《山河如梦》，再到2011年的《春尽江南》，格非一路走来，借历经百年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剧烈变迁的三代人，讲述了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乌托邦”梦想的形成和破灭、理想的沉沦和由此而来的无尽悲剧。当作家选择以个人处境作为反映集体从理想主义向保守主义蜕变时，则在缅怀“乌托邦”氛围的同时无情地举起了“反乌托邦”的旗帜，开启了重新认识历史的闸门。

“乌托邦”梦想贯穿古今中外。在中国，从春秋时期起孔子的笔下就有了朴素的 “理想国”构想——“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为饱受战争摧残的民众勾勒出一幅理想农耕世界——“世外桃源”的蓝图；近代以来，康有为为维新变法写下的《大同书》、1902年梁启超旅日期间写下的《新中国未来记》，甚至孙中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革命主张都蕴含了对未来理想国度的憧憬。在西方的著作中，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人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美好尝试，都在为寻觅历史出路的普通民众勾画出美丽的“乌托邦”愿景。然则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起步，一种个人解读、重构历史的新潮观念打破了大一统的构建“乌托邦”社会的集中思路，开始在个人的视域中深刻解构“乌托邦”之下的狂欢，转向了冷静和抑制，因而伴随着时代而生的“乌托邦心态”也就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

卡尔曼海姆认为，社会及个人的 “乌托邦心态”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种对所在时代社会意识的超越，同时也是打破现实秩序的纽带。当这种心态产生时，人们会停下思考现有秩序出现的弊端，转而关注这种超前意识的可行性，因而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也在于对多种意识形态的选择。但由于它的过分超前，“这些观念就会只局限于涉及一个存在于历史和社会之外的世界，而且它们在那个世界中是无法影响 statusquo（现状）的。 ”［1］（P229)曾经建国后一度由于建设经验的不足导致 “革命理想主义”情怀泛滥，国家和人民陷入了对理念的狂热，根源无疑是源自一种理念号召之下的“乌托邦心态”。当经历了狂欢的人们从喧嚣中清醒过来后，反思的暗潮之中也涌动着反“乌托邦心态”的思绪，把理想拉回至现实，“向外看”成了 “向里转”，文学创作也重新拾起现实主义的风格，让作品“转向人物的内心，最终转向作者的内心”。［2］

图9a显示,在海州湾有中尺度反气旋环流,其反气旋气流维持着与海风锋锋面相交的海风。在长江口,是辐合线及辐合中心,等温线与海岸线基本平行。海风自海面登陆,在内陆数十千米处发生显著辐合。在该类海风锋过程中,海陆温差非常明显,达8 ℃以上。海上的最大风速不超过3.5 m·s-1,说明热力环流的作用占主导作用。江苏徐州和安徽北部是鞍形场,并具有变形场锋生。因此在江苏与安徽境内具有多个锋面系统,并且从东西南北方向汇集或相遇,为海风锋伴随不稳定环境以及激发强对流提供了条件。

《江南三部曲》中以一个固定的 “乌托邦”意象——花家舍，串联起了近代中国从深受兵乱痛苦到独立国家建立后，进入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人间百态。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花家舍”——这个作者虚构的如同“桃花源”一般的圣地，是三部曲中所有“乌托邦”远景的寄托之处。它从“避乱”到“集体建设”再到“娱乐场所”，一路走来，蕴含着几代人在生活观念上的显著变化。可从王观澄到郭从年再到王元庆，他们坚持的传统理想和实际生活总是背道而驰。这种“想法美好、现实残酷”的历史悖论，无意但又坚定地印证了民族的发展是必然和偶然的统一，美好的理想不一定会带来设想的结局，也有可能是长期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

古典的家庭秩序中不能一日无“父”，所以激进的革命者，“蜩蛄会”的代表，也是母亲的秘密情人——张季元在陆侃出走后填补了这个空白，其实行了“代父”的职责。他认为这个平静的地方是个实现革命理想的试验田，虽然他的到来、他的职责并不清晰。在普济的任务也不甚了了，但这个人为秀米打开了另一扇关乎理想的思想闸门，推动她的思想彻底转变。这一转变，即为接受现代社会的“乌托邦”构想。不过格非也指出这种文化心态在理想之下对人性的扼杀。“蜩蛄会”激进的“十杀”政策、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陆秀米对母亲、儿子的冷漠、不闻不问，对官军围剿普济，“小东西”的死，这些需要她承担的责任，她却一一逃避。革命“乌托邦”理想面纱下的暴力与无情不仅抹煞了人性的温情，也给予她沉重的打击。无论是古典理想还是革命，愿景都没有在她见证下获得成功。当年尼姑韩六在花家舍作出的预言——“这花家舍要是落到我的手里，保管叫它诸事停当，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国”，既给了她尝试的野心，又无情地葬送了她的青春。当她的努力不断遭到打击，只是走上覆辙时，那种悲怆的失落和历史的宿命也就为她的悲剧做出了明确的见证。

所以小说最后附着的长诗《睡莲》，可以看作是书中的谭端午对于二十年前的理想的怀念和对逝人的感伤。他为意识形态和理想纠结下的悲剧做出了自己的判别。他们这种曾经带有浪漫气息的人物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失去存在的意味，继而泯灭理想、回归世俗，从力图“不平凡”转向“平凡”。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作者对物质消解理想的忧虑投射到当下生活里，是否就是对理性精神缺失的担忧？显然，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格非或者书中人物，内心深处既要坚持启蒙，又在思考传统文化力量，甚至还在批判世俗文化。他们站在 “新理想主义”的立场上明显地以一种“文化守望者”自居，“实际上回归于‘独善其身’的传统”［5］。虽然这种批判未必是拯救人类思想困境的良药，但至少我们看到了作家敢于思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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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桃花》的篇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朝诗人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此诗既有对爱情失意的怅惘，也内含仕途坎坷的不满。格非在梳理从“古典乌托邦”到“革命理想乌托邦”时未尝没有对理想的失望和思考。陆侃在普济时曾经构想建成一条风雨长廊，让百姓免遭风雨侵袭。这在他人看来近乎疯狂的举动，却在花家舍这里成为现实。“她看到的这座长廊四通八达，像疏松的蛛网一样与家家户户的院落相连。”［3］(141)王观澄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这里建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却不曾想被一群各自为政的土匪乱了部署，他们借这个表面光鲜的岛屿开始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权力争斗。花家舍从实景到理念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仅靠礼仪的约束和理想的支持无法换来其他土匪的潜心向善，他们蠢蠢欲动。“王观澄一心想在花家舍造一座人人称羡的世外桃源,可最后只落得一个授人以利斧，惨遭横祸的结局，还连带着花家舍一起遭殃。 ”［3］（P151）个人的行善得不到部众们的响应，一个原本美好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之地在土匪们的相互猜忌中化为废墟。陆秀米被土匪掳上岛来，惨遭凌辱。在见证了花家舍的衰败后，她毅然放弃了这条曾让他父亲梦寐以求的乌托邦之路，转而向着另一个激进的目标——革命走去。

三部曲故事呈现的是一种家族性叙事立场，围绕着“普济”这个平凡又普通的江南小镇展开，以贯彻传统“乌托邦”思想的封建小官吏陆侃为起点，以进入新世纪却钻入诗歌、埋首故纸堆的谭端午为终结，把家族人物的兴衰放在了历史背景下，借助一种“思想”作为统领全篇的线索。《人面桃花》讲述了传统乌托邦和现代革命意识下的乌托邦的交错冲突；《山河入梦》把乌托邦和红色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融合、矛盾和妥协放在人物的爱恨冲突中进行阐释；《春尽江南》则是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物质消费、精神依托观念重构乌托邦思想，甚至将其内核肢解得体无完肤，最终彻底击碎了美好理想，用现代性无情地打破了历史记忆中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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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曾说自己是一个宿命论者。宿命论给人的思绪，就在于知道生命的结局而无从抗争，面对已知的未来会有深刻的绝望感伴随终生，也会在世间万物中随时寻找有关宿命的印记，并且拿来印证人生的起伏。知道生命的结局就好比把自己归结到一条没有起点和终点的“莫比乌斯带”上，把家族性的历史变迁用冷酷的现实笔法皈依到不可知论上，让人的历程变得徒劳。“格非在《人面桃花》中正好揭示了古典与现代两种乌托邦冲动的悖谬性，这是一种历史的两难，如同二律背反，无法摆脱，散发出历史的宿命气息。”［2］而到了《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中，曾经氛围浓厚的古典气息被和平时期的革命意识话语、现代物质生活消费观念所取代，乌托邦情结成为了维系人生理想和脱身于污浊社会的最好精神载体。无论是谭功达还是谭端午，前者如果还有些对理想的执着和至死不渝，后者则彻底放弃理想，选择依托历史文献做一种无望的逃避，选择做一个类似陶渊明的 “隐士”。而在他人的眼中，这意味着懦弱和逃避。就在这样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架构中，个人开始了衰变。时代在前进，而个人选择了“退化”，这不失为一种悲哀。

在《山河如梦》里，“乌托邦心态”在意识形态、政治口号的影响下开始了新一次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愈加紧密。毕竟历数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七年岁月，除了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外，文学创作也借着政治的东风出现了一批宣传新型社会制度的作品。诚然，追根溯源，这些作品背后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影子。“十七年文学”中对于社会建设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社会主义被描绘成欣欣向荣，繁花似锦，人民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整个彰显着无限光明的前景。然而，由于缺乏建设经验，曾经在建国初期过于乐观地抬高了生产力水平和人民接受程度，在“社会主义理想”的号召下进行了一系列不切合实际的政治、生产运动——在生产力还不适应当时生产关系的情形下，“大跃进”、“人民公社”接踵而来，除了造成重大损失外还使得人民建设新型国家制度的信念发生了混乱。这种“理想”何尝不是一种在现代意识形态观念影响下的 “乌托邦心态”？“在某个既定情况下表现为乌托邦的东西，以及表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由人们针对其运用这种标准的现实所达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所决定的。 ”［1］（P233）当然，社会需要理想，但理想若是过分超前，则给现实带来的只有悲剧和反思。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当代文坛中既有浩然这样沿着符合当时情景要求的 “乌托邦心态”之路写出《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理想作品”，也有二十一世纪初循着现实主义道路，在 “乌托邦”背景下毫不留情地进行反“乌托邦心态”创作的阎连科，其在《坚硬如水》中用狂欢戏谑的手法解构人民的“革命理想”。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创作道路，二者非此即彼。可在《山河如梦》中，我们发现格非聪明地避开了“二选其一”的窘迫，将这种表层的控诉一再压深，更加内敛，将反思推至人心，虽然不可避免地还是要讲述悲剧故事，但没有表面的张扬，而是作为冷静的旁观者让人物表达内心深处的痛苦。

命运坎坷，感情之路也难以走上顺途。谭功达和姚佩佩之间的理想爱情在全书“宿命论”的氛围下自然难以成就。无论是白小娴还是张金芳，他们背后代表的世俗倾向和利益纠葛是横亘在理想情怀中的致命要素，如此交往没有爱情做铺垫，只有赤裸的欲望和情绪的宣泄。谭功达追求的是物质上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的绝对放松，姚佩佩更青睐个人的自由、独立理想的实现，而反感一切形式的拘束（包括政治氛围和日常生活）。殊途同归，二人遵从个性需要选择了几乎相同的道路，姚佩佩因仰慕、崇拜而生发爱情，她的一再暗示都无法得到谭功达的回应。“与其说姚佩佩的情感倾诉是一种爱情表达,还不说是一种精神追随更为妥当。姚佩佩对自由和信念的执著以及对谭功达的一往情深，正是谭功达面向乌托邦之路的一种化身或者一种另外的体现。同时它还昭示了姚佩佩命中注定的失败和谭功达失败的某种必然性。”［9］当谭功达和姚佩佩阴阳相隔，感情的连接才得到了最终的慰藉，“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当终篇《春尽江南》出版时，我们看到曾使得两代人不断追求的“乌托邦”愿景，在物质利益喧嚣尘上的当下社会消逝得无影无踪；曾经的“花家舍”变成了纸醉金迷的“销金窟”，几乎是肆意放纵的代名词，这无疑宣告了理想主义的破灭。富含嘲讽意味的是，谭端午同母异父的兄长王元庆——辛苦修建的精神病院反而成为了乌托邦思想最好的承载场所，“躲进小楼成一统，哪管春夏与秋冬”。就连张金芳都看出来了，谭功达的理想没有遗传给谭端午，反而嫁接到了和他毫无关系的王元庆身上。后来的“呼啸山庄”和“荼靡花事”也做不到像“花家舍”那样纯粹，而是在现实的包围下世俗地存在；曾经的李秀蓉浪漫而诗性，后来的庞家玉势利又尖刻，无利不图，对可操纵范围内的事物（儿子、房产、手中案子）都尽可能地掌握主导的话语权；谭端午则更早地从诗人的热度中退却，从工作时的不顺心到家庭生活中的忍让，理想情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几乎消失殆尽。这样的蜕变历程也在印证着曼海姆的分析：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这样，在经过长期曲折的，但亦是史诗般的发展之后，在意识的最高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同时乌托邦已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 ［1］（P268）

添加剂法是在软土地基中加入一些物质，增强地基的抗压强度。软土地基承载力较小，需在软土中添加一些硬性物质以提高地基的抗压能力。常用的添加剂为水泥。垫层换算法适用于软土地基浅层处理。在软土地基中填充材料，提高地基中坚硬物质的含量。通常用泥土碎石等材料进行填充，利用垫层换填法包括手工作业与机器辅助两种方式。先将软基中的泥土抽取出来，再用碎石等材料进行填充。在具体施工中，当填埋深度达1m后，需在上层加设土工布，防止路基形变。此处理技术能有效增加路基的承载力，解决地基冻胀对路基的影响。

二、乌托邦情结和人物境遇

“乌托邦”意识贯穿了三部曲的始终，在这样充满阴郁、感伤氛围的场域里，它不仅关注人物命运，也决定了环境的变化，它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在理想的温情背后埋藏着狰狞、冷酷的一面。当虚幻理想和激进的意识形态结合时，就会产生制造灾难的空间。上世纪西方不少作家在二战后已经开始反思，譬如哈耶克、扎米亚京、奥威尔、赫胥黎；反“乌托邦”的作品——《1984》《动物庄园》《我们》《美丽新世界》等相继对这种美好理念下的残酷做出了强烈批判，否定了它的反人道倾向和集权特征。依靠着虚幻、飘渺的理想从上至下号召，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可谓是农民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将西方宗教教义和古代大同思想杂糅而成的虚幻乌托邦理念在中国印证了其庞大威力，虽然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但战争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它无形中将这种思想的破坏性做出了示范，“巨宫广厦延烧略尽，兵焚之后，户口陵替，疮庚满目。”［6］它虚构的天国愿景在民众“集体无意识”的盲目尊奉和湘军的攻势下被迅速粉碎，不过，类似太平天国这种理想主义尝试在中国历史上出镜寥寥。而《江南三部曲》中，除了《人面桃花》因背景限定外，花家舍这个“理想”之地只经历了一次兵祸，之后便再也没有过流血牺牲，而作为亲历者之一的陆秀米便是在这次战乱后改变了自己的理想，亦或影响了她这个家族的后续走向。

陆秀米从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转变为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既与晚清混乱局势带来的思想纷争相关，也与受到陆侃和张季元的影响有关。“父亲的下楼和出走代表的是曾经主宰着世道人心的传统权威的失势和倒塌，张季元的到来则代表着这种新的时代英雄和精神信仰的出场。”［7］在陆秀米从青涩转向成熟的过程中，这些主要的男性角色一再在她身边扮演着“引路者”。小说对这个人物内心、生理的转变描绘得十分细致，也多次使用隐喻的意象予以说明。比如，在陆侃出走普济后，留下了秀米对理想的茫然，虽然她耳濡目染父亲念念不忘的乌托邦理想，也知道父亲是想把普济改造为类似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桃花源，可是如何实现，却没有人给出明确的答案，就连父亲也莫名发疯，一走了之。这一走印证了陆侃在实现理想和发现现实复杂（缺失理想的土壤）之间的矛盾心理，他无法在二者之间找到完美的契合点。这一难题也就留给了后来的革命者张季元，但在革命者的眼中，他们不需要那种温和的古典改良建议，而是通过流血牺牲建立另一种理想化的秩序。这种现代进程的乌托邦既需要理想的信徒，也需要冷酷的手段。这对陆秀米的青春期成长无疑是一针催化剂，她既看到了张季元和母亲地下恋人的关系，也感受到张季元对自己的暧昧暗示，她有好奇不安、激动忐忑，也有期许和盼望。对蜩蛄会的血腥命令从震惊反感到最后的领导实行，虽然经历了“花家舍”的动乱让她的思想出现改观（无意中借助外在因素促使其成长），但也给了她追求纯粹自由的理想空间。只是当理想被现实击碎后，她转而封闭内心，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在一遍遍的回溯中迷失了自己。

作为“家族小说”的发展，《山河如梦》中谭功达把那种从血脉里延续的理想主义情怀投入到他的悲剧人生中。虽与其生母从未谋面，但他雄心勃勃的事业心和当初陆秀米的革命理想如出一辙，“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渊源与心理基因的力量是巨大而潜在的,尤其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家族伦理浸染,它好似一张无形的网,在人少之时就悄悄撒下并反复缝连成牢不可解的‘结’。”［8］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获得新生并开启了建设的规划，但作为一县之长，谭功达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悲情英雄心态，坚持的“乌托邦理想”在生产建设上屡遭打击：他规划的普济水库、发电站、风雨长廊等无法得到众人理解，手下的钱大钧、白庭禹等实用主义者处处对他的理想掣肘，明里暗里针锋相对。看似美好的理想因超越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水平而无法实现，理想主义的悲情也在此被浓墨重彩地渲染。虽然他的入狱和包庇姚佩佩谋杀金玉有关，但他实际上是一步步走进了自己构陷的迷局中，正像他的人生历程，生于监狱，最后的归宿也是监狱。他在理想的号召下度过了宿命的一生。

2004年，宁波大学和宁波市妇联共同创办宁波大学女子学院，依托宁大成人教育学院。宁波大学女子学院的成立填补了宁波市妇女教育培训基地的空白。女子学院是为提升妇女学历和技能、更新知识提供专门的学习场所［1］。十几年来，学院开展母亲素养工程系统培训，培训妇联系统干部及女干部、母婴护理人员、育婴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养老护理人员、国家心理咨询师等女性120万人次。

格非把 《山河如梦》的时间定在了建国后的50、60年代，这也就是常说的“十七年”时期。正如之前所言，这是一个交织着红色理想和处处勾勒“乌托邦”蓝图的时期，主人公谭功达也不可避免地在宏大氛围的影响下开始他的历程。作为一县之长，他把梅城作为理想的试验田，甚至是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来自陆侃、陆秀米的影响，“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4］（P61)他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桃花源”的设想，雄心勃勃地想改造现实。然而似乎是太过沉溺美好的幻境，谭功达并未意识到现实和理想的龃龉，手下官员或明或暗的反对都无法阻挡他的决心。直到水库决口，他被无情地撤职。即便如此，他还没有从“乌托邦理想”的梦中醒来，仍然沉溺于乌托邦的愿景中。书中除了有个人理想的梦境外，在集体层面上的“乌托邦”氛围并未消逝。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来到“花家舍”——这个曾经包含了士大夫精神的古典知识分子情怀的“理想地”，现已成为了“花家舍人民公社”，表面上的祥和下其实人人自危，神秘组织101始终监控着人们的行动。这里所有的人毫无秘密可言，领导者郭从年的神秘出入、举动和最终的告诫击垮了他的最后一丝信念，破灭了他的所有理想，他真正地重蹈其母覆辙。一语成箴，他没有摆脱失败的结局。

当进入《春尽江南》时，我们看到的是理想主义的消亡殆尽，盛行于一时的乌托邦理想无可奈何地让位于《山河入梦》中抬头的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曾经满怀诗人气息的李秀蓉改头换面，变成了世俗拜金的知名律师庞家玉。按照评论家孟繁华的说法，小说中的庞家玉是现实中每个人力图达到的目标，“家玉就是我们自己或将来的自己，她心性如此要强，生命如此脆弱，她如此辛苦而又不快乐，是许多人感同身受的。”［10］她用尽全力让自己保持显赫的地位，但社会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唐宁湾的房子如果不是依靠黑社会势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收回，这件事让她从律师的角度出发都感到无助；虽然她竭力维持家庭秩序，对其他三人颐指气使，始终处理不好家庭内部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她外出偷情，既构建又毁灭伦理；而她的幡然醒悟也是到了生命行将就木时，才在和谭端午的通信中吐露真情，“我已竭尽全力，但还是失败了，我出了局，但没想到这么快。 ”［11］(P343）在她的话语里，透露出对生命的绝望和对宿命论的认可，只有依靠这种不切实际的醒悟，对自己短暂的一生做出了总结，方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庞家玉内心另一面无疑就是谭端午的生存境遇。诗人谭端午则依旧秉持着文人气息，专心致志地读《新五代史》，埋首故纸堆中，对外界不闻不问，好像有庞家玉在外呼风唤雨就已足够。懦弱的谭端午解决不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面对实用主义时节节败退。这一切指向了知识分子所憧憬的“乌托邦理想”消逝及个人情怀的弱势，无论是现代还是当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多数以“失败者”的形象面人，而且描写颇为成功。像魏连殳、汪文暄、余永泽，亦或是章永璘、杨科、陆焉识，以他们的异化昭示理想的失败，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屈服甚至蜕变。谭端午作为全书最后一位见证乌托邦理想从兴盛到衰亡的主人公，也在面临决断，但既没有参与理想构建的勇气，又不肯完全脱离虚无世界，放下身份投入世俗生活中。他们在二者之间动摇，被动地接受到来的事实。《春尽江南》凸显出强烈的现实观感，像谭端午一样的只能被社会边缘化，但他似乎从未表现出个人的焦虑，传统知识分子“处江湖之远”的忧世情怀并未影响到这个熟读经典的旧派文人。他的蜕变也不是个例。虽然格非在第三部中并没有就乌托邦理想这个含义继续深入分析，而是用来自生活、且为人熟知的案例对人物进行了消解，“桃花源的幻灭问题也是表明格非对超越现实方案的怀疑。”［12］随着人物的心理变化，将这种曾经寄予了几代人的理想无情地粉碎，未尝不是一种对现实的反讽。

三、“桃花源”后何处去

格非早期的作品，无论是《迷舟》《褐色鸟群》还是《边缘》，我们看到的是他有意脱离主流叙事，打破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结构，加入较多的感官决断，勾连现实和梦境，掺入非理性因素和偶然性的片段，甚至难以明确区分逻辑结构。而对历史的叙述也不再强调所谓的宏大视角，将事情的起因缘由纳入“宿命论”的视角，为个人化的历史阐释提供了正当的理由。诚然，我们比较容易地判断出这是师承博尔赫斯的结果，也是“先锋小说”风靡一时凸显的特性。他对一处处记忆碎片的精心雕琢“组成了”情节，或者刻意留白，模糊“文学真实”和“现实真实”的界线，在真实和梦境中交错前行。“格非把关于形而上的时间、实在、幻想、现实、永恒、重现等的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与重复性的叙述结构结合在一起。 ”［13］(P95)他要说明的，是将“存在与虚无”的经典哲学命题归因于人的意识奥秘发展，在发展中用各种“荒诞”证明“存在”的必要，但故事的细节几近真实可考，意识在诸多碎片中来回穿插，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既是叙述者又是参与者，在虚实间徘徊，意识和身体处在相互疏离的状态中，让生活变得飘渺不定。

到了《江南三部曲》，格非的语言风格一如既往地典雅细腻，明显地受到古典文化的影响，意境内蕴深厚，情节波折神秘，似能看到对从东晋流传至今的《桃花源记》的无限向往憧憬。“桃花源”对应了“花家舍”，曾经“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现在已然成为“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春阳召我以烟景，秋霜遗我以菊蟹”，一派安乐祥和的美景。但桃花源留给武陵人的是“遂迷，不复得路，后遂无问津者”，花家舍在战火之后化为废墟，“行将颓圮的房屋一座连着一座，似乎随时都会坍塌下来”［3］（P320），这个现实中的“桃花源”曾经多次在政治家笔下被勾勒出丰富蓝图，但也多次在作家笔下迎来了破灭，无疑宣告了一种社会理想的失败。

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愿景在《人面桃花》中见证了土匪的相互倾轧；在《山河入梦》中见证了制度的残酷；在《春尽江南》中见证了现代人的纸醉金迷，但古典文学中留给读者品味的“遗憾之美”到了格非笔下，依旧没有逝去它的魅力。格非带有浓厚书卷气息的描写，如同在观赏传统意境的山水画时体会感伤迷离的境地，也使得文本更具有古典魅力。“格非在叙事上的一个变化就是越来越日常化，语调平和，不计较生活的琐碎和庸常，即使在过于夸张时，也是非常低调的。”［14］“乌托邦”和“桃花源”本就相得益彰，从瓦釜、金蝉、花，到紫云英、雨雪，再到招隐寺、长廊。三部曲中的诸多意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典故，作者在讲故事的同时提供了亦真亦幻的资料作为阅读支撑，比如普济县志、“蜩蛄会”（清末民初会党团体组织、规则制度的集合）。三部曲的故事虽然没有相似性，可在意象的选择上却坚持着自由但延续的原则；三部曲的时代各异，人物处事、历史境遇都在变化，相对每一部续作，陆秀米、张季元都是后人谭功达、姚佩佩、谭端午在生活中无法参照但又在潜意识中逐一模仿的“他者”，“乌托邦”是愿景，也是毕生的追求。这种延续诚然对作者的要求甚高，特别是浓缩社会发展的剪影至百十余万字的篇幅中更为不易。优秀的小说不是无土之木，无水之源，能够让一个接近虚构的故事成为日常生活的借鉴，这就考验了作者的才华。而作品中除了“乌托邦”外，若隐若现的“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却正像卡林内斯库所言，在面对无限重复的前景和“乌托邦厌倦”时逡巡不前。无论是“乌托邦”还是“桃花源”，它们给予我们保持对未来憧憬的冲动，但基于差异概念的 “反传统之传统”形成的 “现代性”，又让人更加保守审慎，所以在矛盾对立之下，作品所能达到的现代性着实有限，“而且必定会维护它试图否定的过去，反对它试图宣扬的未来概念”。 ［15］（P70)以此为契机也让我们远离了流于表面的道德评价，进入深刻的对人生、社会“内真实”的探求维度。而文学创作所给予个人的除了孜孜不倦追求梦想的动力，也提供了“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的深层思考。

四、结语

从《江南三部曲》和2016年的《望春风》里，不难发现格非正在为构建本土化的“乌托邦”语境而做出努力。作者通过“悲剧”——这种始终给予人痛苦和反思的艺术表现，将民族家国重构和繁华社会下的个人解构有机地整合，让谭功达、谭端午、庞家玉等人从现实的“梦”中觉醒。正如尼采所言，为了从梦境中解脱，“既需要振奋人心的幻觉，也需要充满快乐的外观，我们……必定会觉得它是真正的非存在”。 ［16］(P14)格非却使用仇杀、专政、利益、情欲等现代词汇粉碎了古典梦幻的江南美景，“上帝已死”，面对“理想”和“现实”这对无法调和的矛盾，所有的精神追求在个人的私欲面前已无可能，人的物化、世俗影响着社会的未来走向，消解 “乌托邦”意味着个人对自我探索精神的否定，个人可以预见到生命的结局，永远活在宿命的阴影下。格非以三部曲的篇幅拷问了上述现实的残酷，在“不无失望”的语境里制造了种种悲剧性的人物，借此呼唤完整的人性回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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