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行为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帮助人们养成健康行为生活方式和消除危害健康行为，促进机构和社区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动是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核心任务。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提高，生活方式病、意外伤害等逐渐占据人类疾病谱和死亡谱的首要位置，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这些疾病和死亡的发生都与个体所采取的行为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行为医学的研究显示，影响人类健康的最大因素是自身可控制的健康行为，即个体行为是否健康与机体健康状态直接相关。因此，开展健康行为的研究和监测意义重大。

1 健康行为的概念界定

人的行为是人类为了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环境时所作的反应，是人体在大脑支配下任何能观察到的某一个或一个以上器官的活动，其表现是运动性的，也有思维性的，是心理现象的一种反映，并受心理现象的控制[1]。

健康行为最早由Kasl等于1966年提出，他认为健康行为是个体为了预防疾病或早期发现疾病而采取的行为[2]。Kasl提出的健康行为理论很快成为业界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研究偏好等方面，对健康行为的定义进行解读和扩展，并形成了各自的概念范畴。Rice[3]认为，健康行为是个体为了预防疾病、保持自身健康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包括改变危险生活方式、减少或消除健康危险行为、采取积极的健康行为以及遵从医生指导等行为。Duff[4]提出健康行为是由有意识的健康行为和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但有益于健康的行为组成。Pender等[5]研究后认为，健康行为是指个体为维持健康或促进健康，达到自我满足、自我实现而采取的包括健康责任、运动和锻炼、人际关系、压力应对、自我实现、营养6个方面的行为。根据对健康的影响，行为可以分为促进健康行为（也可称健康行为）和危害健康行为（或者健康危险行为）。国内学者对健康行为的定义更加偏重于使用“促进健康行为”。马骁等在《健康教育学》中指出，促进健康行为指客观上有利于自身和他人健康的行为。田向阳等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基本理论与实践》中指出，促进健康行为是指人们为了保护和促进自身及他人健康所主动采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可以发现，不论这些学者如何定义健康行为的概念或者采用哪种表述形式，都对“健康行为”的概念有以下共识：①是个体采取的对健康有益的行为；②行为包括生理行为、心理行为和社会适应行为多个方面。综上所述，健康行为是指人们为了增强体质、维持身心健康以及恢复健康而进行的各种行为活动，是保证身心健康、预防疾病的关键所在。健康行为不仅能增强体质、维持良好的心身健康，而且能预防各种行为、心理因素引起的疾病。

我在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对学生学习中的普遍难点问题做了总结，发现学生的作文学习是一个难点，而很多老师又苦于缺少有效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写作素材较少，再加上信息匮乏，因此想要写出高质量的作文非常困难。多媒体教学方式的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情况，各种多媒体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客观事物和各种学习资源呈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近距离地感知事物，接触信息资源。学生在对这些信息了解和掌握之后，完全可以将其灵活应用到自己的写作之中。

2 健康行为的基本分类与主要内容

从健康行为的定义不难看出，健康行为所覆盖的行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内容比较广泛。健康行为是指人们为了增强体质、维持身心健康以及恢复健康而进行的各种行为活动，结合Rice提出的健康行为概念中表述的内容以及 Mc Nerney等[6]关于健康行为内容的分类，健康行为可分为四大类：①基本健康行为，指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益于健康的基本行为，如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合理营养、充足睡眠、适量运动、戒除不良嗜好、安全性行为等，此外还有社会适应状态良好；②避开环境危害行为，指避免暴露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有害健康的危险因素的行为，如离开污染的环境、不接触疫水、积极应对各种紧张生活事件等；③预警行为，指对可能发生的危害健康的事件的预防性行为以及在事故发生后正确处置的行为，如驾车使用安全带，火灾、溺水、车祸等的预防以及意外事故发生后的自救与他救行为；④合理利用卫生服务行为，指有效、合理地利用现有卫生保健服务，以实现三级预防、维护自身健康的行为，包括定期体检、预防接种、患病后及时就诊、遵从医嘱、积极配合医疗护理、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积极康复等。

3 健康行为测量研究进展与特征

3.1.3 预警行为

3.1 不同种类的健康行为研究进展

3.1.1 基本健康行为

避开环境危害行为主要指避免暴露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有害健康的危险因素的行为，如采用个人防护用品、离开污染的环境、积极应对各种紧张生活事件等。国内外避开环境危害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预防伤害的角度出发。开展伤害监测和干预目前已经成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25-27]，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为了避免伤害而开展的个体预防性措施研究也逐渐增加。有调查显示，接受过有关预防跌倒知识教育的老年人，其跌倒发生率明显降低[28]；对于雾霾期的个人防护研究显示，口罩对雾霾具有良好的防护能力，但防护能力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而逐渐下降[29]。此外，传染病流行期间减少到疫情严重地[24]、家庭应用空气净化装置净化空气等也是避免环境危害的有效行为。二是从职业危害防护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避开职业危险因素的个人行为主要包括避免接触噪音的行为、工作中避开无理取闹的人、防护电离辐射的行为、缓解工作单位对其不重视而产生不良情绪的行为、调节轮值夜班、频繁倒班导致的身体不适行为、避免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避免职业场所环境危害的行为、避免工作中不规范操作的行为以及其他避开职业危险因素的行为[30-31]。此外，避开环境危害行为还包括心理应急的行为。这方面研究多针对学生、军人等特定人群开展。根据现代应激理论，应激事件会给个体带来各种压力。国内研究发现个体在应激时采取的行为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对健康行为的强化能够有效促进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其心理应激水平[32-35]。

朱智贤和林崇德研究表明，每个心理过程或个性特征都要经过几次大的飞跃或质变，称为发展的关键期，重视关键期的教育可以让学生发展事半功倍[14]．研究发现，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是口算发展的关键期，学生在此期间口算速度发展最快．因此，这两个年龄段的教师应该重视学生口算能力的培养，创造条件，让学生的口算速度和广度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国关于旅游电子商务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还处于探索时期，对于旅游电子商务在交易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问题，如网络交易过程中对游客信息的保护、网络安全问题，都会阻碍旅游电子商务向前发展。

3.1.2 避开环境危害行为

基本健康行为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卫生和维护健康状态的行为，主要包括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合理营养、平衡膳食、适量锻炼、积极的休息与睡眠、安全性行为以及社会适应状态良好。从国内外研究进展来看，对于基本健康行为中单一类别的行为的研究较多，尤其是在合理营养、平衡膳食、个人卫生习惯以及科学运动几个方面较为集中。美国学者布莱斯勒（Breslow）等对7,000人进行的为期五年半的研究发现了 7项与人们的期望寿命和健康显著相关的简单而基本的健康行为。这些行为包括：①每日正常而规律的三餐，避免吃零食；②每天吃早餐；③每周 2～3次的适量运动；④适当的睡眠（每晚7～8h）；⑤不吸烟；⑥保持适当的体重；⑦不饮酒或少饮酒[7]。魏晟等[8]发现，饮食行为可能与营养知识水平、健康饮食意识、家庭及朋友、进餐环境、情绪和其他饮食行为（主要包括暴食、外出就餐、零食等）因素有关。他还开发了一个针对中国饮食习惯的成年人饮食评价量表。David等[9]在非洲裔美国妇女中建立了饮食模式评价量表（EBPQ），可以对低脂饮食、零食、文化相关行为、饮食计划性、情绪性饮食、饮食规律性这6个方面进行测量。非洲加纳的“国家洗手运动”等众多研究发现，洗手干预能够促进洗手状况的改善[10-14]。口腔卫生的研究[15-18]发现，通过勤刷牙能有效改善口腔卫生，降低龋齿和牙周疾病的发生率。美国运动医学会建议每个人都应每周进行 3～5次、每次20～60 min的身体活动。睡眠研究显示，科学的睡眠能够减少睡眠障碍的患病率，提高生活质量[19]。吴静[20]构建了青少年性健康行为指标监测模型并开展性健康行为早期干预，效果良好。社会交往对健康自评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较高的社会交往频率和社会交往对象中包括非亲属都将显著提高健康自评状况[21]。

其中，DOL是指经营杠杆系数，ΔEBIT是指息税前利润变动额，EBIT是指变动前息税前利润，ΔQ是指销售量的变动额，Q是指变动前的销售量。

随着研究深入，研究者们开发了用于测量健康行为的量表。Walker等[22]编制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PHLPⅡ）用来评估人们采取健康促进行为的频率，并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包括自我实现、健康责任、运动和锻炼、营养、人际支持、压力管理6个维度，共52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0～4级评分法（0表示从来没有，4表示都是如此）。量表总分208分，得分愈高，表示其生活方式水平愈好。李艳阳[23]编制了健康行为量表，包括参与活动、心理应激、生活习惯 3个维度，共38个题目，每题采用5级评分（从“无”到“经常”分别评为1～5分）。从总体上看，这些量表的内容已经基本覆盖所有的基本健康行为内容。目前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条（2015版）》[24]已包括了大多基本健康行为，因此，目前开展的素养监测和健康行为方式量表测量，基本可以反映基本健康行为的水平。

自健康行为概念提出后，健康行为的研究伴随其不断开展。随着医学模式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型，健康行为研究的内容和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健康行为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其中定量研究较多。研究设计包括横断面研究和前瞻性研究，以横断面研究居多。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特定目标人群，如大学生、妇女、儿童、老年人等。随着研究的不断丰富与深入，研究覆盖的人群越来越广泛，研究者也逐渐开始从单一健康行为的研究转向多种健康行为的联合监测，如已经开展了近十年的健康素养监测。

从方法上看，对于避开环境危害行为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监测。从2005年起，国内逐渐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伤害监测点，形成了监测系统，并不断完善数据质量[36]。通过伤害监测数据分析，提出了预防伤害发生的各种干预策略和建议，推进了健康行为的形成。职业人群的工作场所往往有各种职业危害防护制度和预警系统，一般会通过制度处理、操作规程监测、职业危害监测等来监测避开职业危害的行为[37-39]。

通过搜索旅游地信息可以较快地得到反馈结果，省事且高效。所以，在以往的发展中，人们将注意力都放在了网络搜索上，忽视了论坛、问答社区等渠道的发展。

综上，有关预警行为的研究往往通过比较“采取相关健康行为”与“不采取相关健康行为”对健康影响的实际后果来说明预警行为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从而为倡导健康行为、降低健康影响提供依据[50-52]。在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提出了要开展行为干预、增加对危险因素的抵抗力、加强处理伤害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加强急救和康复能力的干预策略。

3.1.4 合理利用卫生服务行为

预警行为即对可能发生的危害自身健康的事件的预防性行为以及在事故发生后自救和他救的行为，如火灾、溺水、车祸等的预防以及意外事故发生后的自救和他救行为。预警行为在伤害监测的研究中最为多见。在交通安全预警方面，上海长宁区的一项调查显示：0～6岁儿童乘车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仅占 44.1%，远远低于美国的76%[40]。2009年的重庆社区人群健康行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重庆社区人群中仅有4.6%的人上公共汽车后不主动拉好扶手，但乘车不系安全带的高达51.4%[41]。宁波的1项小学生道路行为调查显示：5.8%的小学生经常不遵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过马路，7.1%的小学生经常过马路时不走人行横道[42]。这些数据说明交通预警行为的缺乏。有研究显示：通过宣传交通法规、开展针对性的道路安全教育，有助于交通相关健康行为的改善[43-45]。有关溺水、跌落及其他意外伤害的预警行为研究多集中在儿童青少年人群中[46-48]，研究显示此类人群往往较少注意玩耍的周围环境、损伤后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可能与儿童青少年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自我保护意识较弱有关。此外，文献检索发现，关于犬咬伤后的健康行为研究不少，人们被犬类咬伤后普遍会采取接种疫苗的行为，但是有 44.09%的人不清楚接种过一次疫苗后再被动物咬伤后是否还可免疫[49]。

合理利用卫生服务行为指有效、合理地利用现有卫生保健服务，以实现三级预防、维护自身健康的行为，包括定期体检、预防接种、患病后及时就诊、遵从医嘱、配合治疗、积极康复等。每个时期、每个国家的居民，由于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其卫生服务的需求与利用行为也不同[53]。我国城市居民选择就医的流向主要集中在省市级医院，以市级医院为主，仅有 16.6%选择的是基层医疗机构[54]。国内居民就诊机构的流向与WHO“居民80%以上的健康问题可以在社区中得到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社区卫生服务”[55]存在明显不同，而且受到认知、性别、文化、经济收入、保险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同时影响了居民的遵医行为[56]。居民的日常保健行为包括定期体检、接种、服用保健品、使用日常保健工具等。定期体检和开展预防接种已经成为预防疾病、早期发现疾病、改善健康状态的有效手段，已经越来越多地被采纳和接受。一类疫苗接种率已经接近 100%，有支付能力的家庭也开始选择接种二类疫苗[57]。美国癌症研究协会调查发现，43%的美国人服用多种维生素，其中最为畅销的有维生素C（17%）、维生素E（15.7%）和大蒜素（8.7%）；国内服用保健品的比例也在增加，武汉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服用维生素的人数占学生总人数的 22.0%，服用补药、中药或保健品的占21.2%[58]。

从方法上看，合理利用卫生服务行为的研究方法差异较大。尽管评价合理利用卫生服务行为的最佳方法是对居民长期进行监测，但开展难度较大，并且国内外对于合理利用卫生服务行为尚无统一的评价量表。在我国，就医行为的研究往往在五年进行一次的卫生服务调查中进行；遵医行为的方法则是使用自我测评法、药片计数法、血药浓度监测法、无威胁性的随访支持等进行。而对科学就医行为的研究分析则多采用自行设计问卷的形式，如南京市居民科学就医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59]调查。

3.2 健康行为测量研究的特征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发现：4类健康行为中的绝大多数健康行为具有较好的可干预性，干预后的效果具有较好的社会性和实践性。这些行为的干预效果往往呈现先快后慢的特点，这一结果与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基本相符[60]。近年来，有学者将“遗忘曲线”用在健康教育实践中，结果进一步证明：在行为干预过程中，适时对行为加以强化，形成的行为更加牢固。从干预手段上看，行为干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较为公认的是教育。同时，研究显示，低年龄段的教育效果优于高年龄段，混合教育模式效果（视听教混合）优于单一教育模式。

4 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对策

从目前的研究看，国内外对健康行为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一种或者一类行为的调查或者干预，即使是量表，也仅仅集中在健康行为的某一方面，对于健康行为系统性、综合性作用的研究还不多，即缺乏对健康行为的全面了解和研究。同时，在行为研究过程中，对于“知易行难”的研究不够深入，并没有进一步探讨行为干预过程中的强化因素或者促成因素的作用。此外，研究多使用问卷调查或者个别访谈，但知识对行为直接的影响可能往往存在对行为实际形成率的误判（例如：对于洗手行为的调查，人们往往因为知晓洗手重要性，从而会下意识的根据需求和期望填写“有洗手行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此，应在开展健康行为监测过程中使用观察法并结合问卷开展，这样，能够有效避免问卷调查的偏倚，同时形成较为全面的行为判断。

会上，著名白酒专家高景炎宣读了产品鉴评结果，举行了颁奖仪式。江苏省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孙林对峰会进行了小结并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圆满结束。

综上所述，由于健康行为具有较好的可观察性和可干预性，且行为干预具有较好的社会性和实践性，因此，应该开展行为监测和行为干预，促进健康行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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