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科技的进步，过去危害人类健康的各种传染病、严重的营养不良等在世界范围内渐趋减少或绝迹。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环境污染进一步加重，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负面影响给居民健康带来了危害。另外，社会和家庭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社会负担逐渐增加，使得行为问题以及与行为有关的躯体疾病成为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

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组织开展的有关急、慢性传染病、出生，死亡（含死因）的多项监测已经开展了10多年。通过监测发现[1]：随着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下降、儿童疾病的有效控制以及人口构成逐渐老化，慢性病、意外伤害、性传播疾病逐渐成为很多地区的主要卫生问题。有关这些疾病防治措施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针对危险因素进行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一级预防是最为经济有效的预防措施[2]。

在进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要遵循改革的紧迫性与渐进性相结合的原则；其次“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结合”[3]；最后不断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关系，实现两者平衡，遵循不断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的原则。

人的行为是人类为了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环境时所作的反应，是人体在大脑支配下，任何能观察到的某一个或一个以上器官的活动，其表现是运动性的，也有思维性的，是心理现象的一种反映，并受心理现象的控制[3]。健康行为是保证身心健康、预防疾病的关键所在，是指人们为了增强体质和维持身心健康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如充足的睡眠、平衡的营养、运动等。健康行为不仅能增强体质，维持良好的身心健康，而且能预防各种由行为、心理因素引起的疾病。

当多个地震事件的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较远时，目前检测并将多个地震相关联的日本气象厅方法效果很好。然而当它们之间发生的时间和空间非常接近时，这些方法就会显示出产生很多虚报（Sagiyaet al，2011）。经验研究表明，基于质点的方法可以成功地区分多个同时发生的地震，并能提供合理的参数估计结果。同时，如果在似然中加入P波到时，即实测与预测P波到时之间的残差，收敛速度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提高。这些结果说明，对于内陆地震，估计的参数收敛时间小于10s。而对于近海地震，估计收敛时间则在20～30s之间。至于定位误差，我们发现内陆地震小于20km，近海地震在20～80km之间。

从目前的研究看，国内外对健康行为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一种或者一类行为的调查或者干预；即使是量表，也仅仅集中在健康行为的某一方面，对于健康行为系统性、综合性作用的研究还不多，即缺乏对健康行为的全面了解和研究。同时，在行为研究过程中，对于“知易行难”的研究不够深入，没有进一步探讨行为干预过程中的强化因素或者促成因素的作用。此外，研究多使用问卷调查或者个别访谈，但知识对行为直接的影响可能往往存在对行为实际形成率的误判（例如：对于洗手行为的调查，人们往往因为知晓洗手的重要性，从而会下意识的根据需求和期望填写“有洗手行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此，应在开展健康行为监测过程中，结合使用观察法和问卷调查，这样，能够有效避免问卷调查的偏倚，同时形成较为全面的行为判断。

1 健康行为监测进展

王剑等作者通过文献综述，阐述了健康行为监测的定义，对健康行为监测的目的进行分析，回顾了行为监测系统信息的应用，对建立健康行为监测系统必要性进行论述，并据此对完善健康行为监测系统提出建议。文章列举了美国政府公布的“我的餐盘”计划的提出就是通过对健康行为进行监测得出膳食结构不合理而形成的，并提出促进水果及蔬菜消费的各项政策建议。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城市化进程使得人群营养和体力活动模式发生转变，通过综合分析跨越该区域15个国家、地区的全球学生健康调查（Global School-based Student Health Survey，GSHS）和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数据，为制定该区域国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策略和行动计划提供依据。

日本于1972年开始了对青年行为的监测，每5年进行1次；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于1991年开展了青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的项目，并于1998年完成系统建设；我国于2001年开展了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行为监测项目，曾经由世界银行资助的卫Ⅶ项目延续至今已经成为慢性病健康危险因素监测。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目前这些研究的大多数是基于健康危险因素进行的，对健康行为本身的研究也集中在使用健康生活方式量表（PLHL）或者健康测量简表（SF-36）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判断，因此，这些研究并不能包括健康行为监测的全部内容。

行为监测普遍具有难度，如果使用问卷测量行为，尽管从问卷上看是测量行为，但本质上是测量知识。因为在填写问卷时，被调查者会根据自身的知识、社会道德习惯来选择问卷选项。如果使用观察法，也因为被调查者知道自己在被观察而控制自己的被社会认为不好的行为。如果观察时，被调查者不知情，则又陷入了研究的伦理问题。

居民健康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保证。关注居民健康行为，不仅有助于促进居民有效地应对自身健康问题，也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因此，有必要针对居民健康行为，构建一套客观、科学、合理的健康行为监测指标体系，形成行之有效的监测方法，从而能客观、准确反映居民健康行为现况和发展趋势，为政府和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制订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政策、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这也必将成为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最有力的抓手。

2 健康行为监测的重要性

大数据工具带来了医学模式的改变。在公共卫生方面，主要转变在于利用大数据促进医疗决策。近期的热点集中于对健康行为的监测，即借助新技术，设计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项目，包括行动计划、快速评估方法等，并且使用互联网进行扩散以获得相关监测数据。上海目前正在将居民健康信息进行整合形成大数据，而利用手机APP、穿戴式健康监测工具等现代手段结合监测调查而开展的健康行为监测，结合上海居民健康档案大数据，可以更好地分析居民的行为同疾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健康促进政策提供依据。

本专栏中，魏晓敏等撰写的《行为监测与测量研究》全面地综述了健康行为概念的界定、健康行为基本分类和主要内容以及健康行为测量进展与特征。提出了健康行为主要内容——基本健康行为、避开环境危害行为、预警行为和利用卫生服务行为等，并认为可以通过一定健康促进工作予以改变的健康行为才更具有行为监测的意义。

行为监测（Behavioral surveillance surveys,BSS）是以人群作为监测对象，确定监测指标，对目标人群的行为进行长期地、周期性地观察和记录，描述行为的变化趋势，分析影响因素，预测行为发展方向。行为与健康是互相影响的，行为监测信息起着警示人们坚持健康行为或者改变不健康行为的作用；它可以说明行为的流行情况、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帮助确定必须坚持（或改变）的具体行为，发现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的行为，从而指导制定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规划；可以提示行为的变化趋势，用于评估、修订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规划；此外，行为监测信息有助于解释与行为相关的健康状况变化[10]。

3 健康行为监测难点

健康行为监测是指为了掌握市民的健康行为现状，以抽样调查的方式，按照健康行为监测的指标，在一定范围内对市民统一进行测试并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根据健康行为的定义，健康行为一般包括基本健康行为、预警行为、保健行为、避开环境危害行为以及戒除不良嗜好行为五类。因此，顾名思义，健康行为监测就是对这些行为进行监测，发现居民健康行为的趋势特点，从而有针对性地向市民提出健康行为建议，向政府、立法机构建议采取合适的健康促进措施，趋利避害，促进市民的健康。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各国非常重视对居民行为的研究。美国加利福尼亚人类人口研究室通过研究，指出“从不吸烟、有规律的体力活动、晚上睡眠7～8小时、保持正常体重、适度饮酒、吃早餐、两餐间少吃零食”是7种健康保护行为。根据Pender等的研究[4]，健康的生活方式行为由两个部分组成：健康保护行为和健康促进行为，其中保护行为与降低危险因素和预防疾病相关，而健康促进行为则是一种更积极主动地提高个人健康水平的方法。许多研究[5-9]关注特定人群的健康促进行为的测量，如青少年、妇女、乡村居民、老人等。这些研究表明：健康行为的正确评估将有助于促进健康生活。

在玉米种植的过程中，病虫害的防治对于玉米的产量和品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而在我国山区种植玉米的过程中，很多农户对于玉米病虫害防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病虫害防治的重视程度不足，这使得病虫害难以得到科学有效的控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平时较少接触科学的种植技术，也没有形成病虫害防治意识。另外，由于我国山区的经济发展与城市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使得农户在进行种植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资金限制而无法进行充分的病虫害防治，更多情况下只能根据经验来使用一些农药，不仅会产生一定的污染，同时也难以保证病虫害防治的效果。

表10显示，虽然回归模型显著(p=0.000<0.01)，但是系数b2，b3相应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185，0.344，它们均大于0.05，这两个变量在模型中不是重要变量，因此要删除X2和X3再进行回归.操作步骤就是在上面的计算程序第(3)步中，只将X1、X4送入<自变量>小框中.然后计算，结果见12，表13.

专栏有3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健康行为监测问卷的制定。首先，胡亚飞等基于健康行为的生态学模式理论，利用文献分析法初步构建居民健康行为监测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两轮Delphi专家咨询和多次专题会议讨论确定了健康行为监测三级指标体系。确定的上海市民健康行为监测指标体系共包含基本健康行为、预警行为、卫生服务利用行为和避开环境危害行为4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和62个三级指标。随后，吴贞颐等发表了项目组通过预调查，并于1周后在各区按10%比例抽取部分问卷进行重测信度。经两轮预调查，进行了重测信度，并结合现场调查反馈及重测信度的结果，同时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对问卷进行了语义调整及观察方式的修改。最后，刘惠琳等参考WHO及国内外有关健康行为的研究，并以健康生活方式量表、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等为基础，通过文献回顾、专家会议和小组讨论的方法完成问卷设计和评估。最终建立了健康行为调查问卷的概念框架，包括基本健康行为、预警行为、卫生服务利用行为和避开环境危害行为4个维度，以及基本卫生习惯、饮食习惯、运动和睡眠习惯、心理健康行为等14项子维度；发展出测量条目56项，并最后形成61道问题。

4 健康行为监测实践

健康行为监测最终是要为提高民众的健康服务的。胡亚飞等的《2008－2017年上海市居民健康行为变化趋势分析》，利用2008—2017年上海市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提取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和健康技能两个部分中涉及健康行为的考察条目，并对其进行Cochran-Armitage趋势分析，发现在依年份考察的共计58个健康行为条目中，仅紧急医疗救助打“120”电话、每天吃盐不超过6克、接种狂犬病疫苗、预防血吸虫病、看懂药盒上“OCT”的含义、会测量体温、糖尿病信息真实性的判断、会促进心理健康9个健康行为的变化可以认为依年份存在线性增长趋势，并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应在对健康行为分类的基础上，研究、建立系统性、持续性的干预工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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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涛, 李立明, 吴明, 等. 高血压社区综合防治的成本效果分析[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01, 9(4):173-175.

[3] 魏金恺, 栗克淸, 高顺卿, 等. 现代儿童心理行为疾病[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2:2.

[4] Pender N J, Murdaugh C L, Parsons M A. Health promotion in nursing practice[M]. 5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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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ullen C, Walker S N, Fiandt K. Determinants of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behaviors in rural older women[J].Fam Community Health, 2001, 24(2):49-72.

[10]Amon J, Brown T, Hoglei J, et al. Behavioral surveillance surveys (BSS): Guidelines for repeated behavioral surveys in populations at risk of HIV(R/OL). (2000). [2018-02-18]. http://www.portal.pmnch.org/hiv/strategic/en/bss_fhi 200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