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胡卫东

金融创新与新动能成长的关系

在经济的转型升级期，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就是培育新动能，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攻坚期，转方式、调结构、培育新动力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十九大报告是强国宣言，对实现强国之梦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和十二个子目标：一个总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二个子目标包括建设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海洋强国、贸易强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力资本强国、体育强国。所谓“强”，从动力机制和产业支持体系来讲，就是形成强大的新动能、新产品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历史性跃迁。从产业上讲，我们一般把新动能理解为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等，这种“新”，实际是“全新”的概念，也就是过去没有的、新产生的，但实际上新动能像新经济（新经济体或新经济结构）一样，由旧的经济体进化升级而来，即包括全新的动能，如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也包括新技术、新模式对传统动能的改造，形成更大动力、更高水平的“更新动能”。因此，金融创新支持新动能的发展不仅是指金融创新支持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方面则是金融创新支持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改造，两者都十分重要，不能偏颇。相反，金融发展与创新仅把重点放在对新动能的支持上，而明显忽视对传统动能转换的支持，就会延缓新旧动能转换进程。

  

摄影：胡卫东

首先，新动能的成长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支持，如果没有金融发展与创新的强力支持，容易“胎死腹中”。这是由新动能的性质所决定的。新动能是新鲜事物，是发展的方向和长远动力，同时也具有高风险性。从现代的新动能看，其最大的风险就是投入高、产出的不确定性，有可能是高风险低收益，也可能是高风险高收益。其最大的利益诱惑是高收益，即低概率下的高收益，这种收益与一般传统产业的高收益不同，即如果新动能新产业发展成功会带来巨大的超额利润。但要实现高收益，必须减少或分散风险、提高成功率，而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持。如美国上世纪90年代高科技的发展，其重要支持就是美国创造了一种有效的金融资本市场，即纳斯达克市场，纳斯达克市场是一种高风险市场，其功能明显区别于常规的资本市场，通过这一市场为高风险的高新产业发展提供融资便利（易得且成本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金融模式或规则的受限。现在的众筹也是一种风投方式。风投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日益成熟，为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发展提供了持续而低廉的资金支持。因此，金融创新使创新及新动能的发展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即形成了一种内生性的创新驱动机制，这也正是我国近几年倡导创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最终目标。

其次，金融创新新动能发展，可以是需求侧，也可能是供给侧，但都是需求驱动，且因新动能的性质或特点而异。多种情况下金融创新是“因变量”，因市场或发展需要应运而生。美国自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逐步成为世界创新的中心，在整个20世纪，至少有两次金融大创新，成为当时支持新动能发展的强大保障。第一次是20年代美国的汽车革命中，金融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主要是汽车的发展及普及，在这一普及过程中，消费信贷的发展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家庭购买汽车以及许多新产品（收音机等其他电子产品）都是贷款，与我国消费信贷起于住房不同，美国的消费信贷源于新产品的家庭普及。这是金融支持新动能发展的需求侧的例子。我国金融创新支持新动能的例子也是发生在需求侧，即1998年建设银行首推住房消费信贷，当时我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着力要把住房消费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此催生了我国住房消费信贷的大发展。就美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金融创新支持新动能，主要是在供给侧，即支持企业或创新者，而不是支持消费者。这可以认为是一条规律，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创新风险越来越集中在投资或生产过程，而不在消费市场。因此，必须围绕创新过程（风险投资的过程）来给予相应的金融创新支持，这是决定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发展的关键。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在1946年1月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前后起了不少作用。比如召开系列的座谈会，参加各民主党派组织的民主晚会，团结工商界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1946年“经协”总会迁到上海。

再次，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要求金融作出重大变革，以适应需要；另一方面，新技术与金融的结合也催生了新的金融创新，使一国的金融发展能力显著提高，金融体制更加完善。最近几年我国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迅速，有力促进了我国的金融创新，特别是在金融支付方式的创新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一普惠性、低廉、快捷的支付方式创新，节约了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了消费增长，也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创新与新动能成长是相辅相成的，而且金融创新是一种既有利于新动能的成长也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金融约束

（一）金融过度偏重于房地产投资，造成对新动能发展的支持不足

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动能，不仅要有宽松的宏观发展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新动能（特别是创新活动）的收益率，使创新者愿意投资、加大投资，从发展新动能中获得高额回报。这里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发挥资本市场的平台或杠杆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指出高科技革命发生在美国而不是日本、欧洲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创新版市场——纳斯达克发挥着关键作用。创新的成果通过资本市场的溢价而实现，资本投资者和实业投资者都得到了高额回报，即使这是一个泡沫化的过程，但却是技术型泡沫，而不是纯粹的资产型泡沫，因而可形成一种较良性的发展机制。直接融资占比高、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创新驱动力便强；相反，间接融资比重高、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创新驱动力则相对不足。而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严重不充分，不仅直接融资比重偏低，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没有活力，长期受熊市的困扰，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大大影响了资本市场的重要功能：提供大量的廉价资本，并使其成为鼓励新产业发展和产业、企业的资产重组的关键平台，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最需要资本市场为其提供资金和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重大转换器”作用的时候，资本市场严重滞后、效率低下，正在对新动能与传统动能升级更新形成严重“路障”。

（二）金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是直接融资比重偏低，制约了新动能的成长

2002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金融严重偏向于房地产的问题。特别是在2007年、2009～2011年间，我国许多商业银行贷款新增量的一半以上都投入到房地产上。这一情况在2013年以来也没有大的改观。甚至可以说，不管是在流动性过剩的年份（资金明显宽松的环境中），还是在流动性紧张的年份（资金相对紧张的环境中），我国金融资金都存在极为明显的房地产偏好。2013年，我国投资的流动性过剩额为45318．4亿元，过剩率为10．4%。在大行业中，除房地产外，没有一个行业的流动性过剩率超过10%。该年房地产资金过剩率为33．0%。2016年是资金相对紧张的一年，总的流动性过剩率仅为1．8%，其中大部分行业都是负值，而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过剩率却仍保持在30%左右的高位。由于总体资金比较紧张，但房地产的资金偏好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行业的资金就必然要实行不同程度的收缩来满足房地产的高资金偏好需要，因而出现了较为典型的“脱实向虚”倾向。正是由于我国资金过度偏好于房地产，才导致支持新动能的资金不足，特别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严重不足，从而抑制了传统动能“更新”的步伐；相对于传统动能“更新”，新兴产业动能(全新动能)的资金供给还算比较充足，这也是近几年来我国新经济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房地产泡沫化，导致培育新动能的金融支持不足，阻碍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有效推进。

（三）金融创新能力与监管能力均显不足，对新动能扩大形成一定的障碍

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金融资金大量的体内循环，必然导致资金的浪费和增加融资成本，结果使传统产业升级成本大幅上升，导致传统动能“更新”过程滞后。这也正是金融市场发展不统一、不发达、不规范的结果。如果金融市场发展充分有序，就会形成均衡的利率水平，其差异也是由市场形成的，即信用等级不同而形成的利率差、融资成本差。我国的企业融资成本差异较大，并不主要由信用等级决定，这就导致了金融环境的不公平。要消除这种体内循环，一般的加强监管仅是治标，治本的办法还是要深化金融市场改革。

（四）金融的体内循环问题严重，削弱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特别是提高了传统产业升级的成本

新金融与新经济、新动能的发展需要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金融发展缺乏内生性。新金融的发展多是来自非金融业的渗入，而不是现有金融体系的积极“反应”。即我国新金融是外生的，但发展动力很足，主要是不少非金融企业或个人想分垄断性金融业的“大蛋糕”。以互联网金融为例，普遍开花，竞争十分激烈，从而使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非常迅速，但由于准入范围或操作空间受限（传统主力金融起支配地位），也多是“小打小闹”，形成不了气候。我国的新技术公司不少已做大做强，但新金融企业却很少有做大做强的。另一方面，对新金融发展的监管理念和方式均较为落后，制约了新金融的发展。新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如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完全不同于银行的发展，银行贷款必须要有担保，要有抵押品，但是互联网金融利用大数据，通过金融中介的信息服务，能够解决原来银行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对中小创新型企业作用很大。但由于我国的非金融企业介入新金融，主要目标是“抢金融垄断蛋糕”，且又在业务开展上受到各种管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乱象，形成较大的金融风险，需要规范和加强监管。但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理念和手段都较为落后，往往采取传统的“禁或堵”的方式，而不善于用新的方式（用大数据监管），容易出现“一管就死”的情况，或使原本较为宽松的新金融发展环境变得异常紧张。

金融创新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建议

（一）在金融货币调控政策上，加强对资金流向的监控，坚决抑制社会资金过度向房地产流动的趋势，巩固“脱虚向实”的势头

一是对房地产市场的金融调控，不能再次出现“半途而废”的情况，要坚持到底，保持定力。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完善来讲，现在急需房地产长效机制来打破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二是金融调控和监管部门，要持续坚定地抑制住房投机性需求，落实中央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战略定位，实施严格的、稳定的、差异化的金融政策。鼓励买一套住房，对一套住房要长期采取支持性政策，而对二套及以上住房要采取高首付、高利率政策。消费信贷政策不能时而过紧，时而又过松，对此有必要进行清理、规范。三是加强对房地产信贷总闸门的控制，抑制贷款资金和总资金流过度向房地产流动，将房地产资金的过剩率控制在20%以内（房地产投资的到位资金不能超过投资额的20%）。

通常意义上，因为快速发展的技术和全新的发展模式等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的诸多企业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都不断朝着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而随着全世界的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与完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更加关注智能化，这对于我国的电力行业的现实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智能变电站系统的整体发展趋于稳定化。与此同时，应用智能变电站顺控操作逻辑编制也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个智能变电站系统的完善和正常运行环节都提升了效率，并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促进相关的企业能够在竞争压力巨大的环境中实现更加顺利的发展。

（二）加快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结构，显著降低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本

资本市场是金融借贷市场的升级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上层市场组织，建立高效发达的资本市场是降低新旧动能转换成本的关键。必须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高层化和培育新动能中（特别是在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上）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是：尽快完善退市机制，在中小板和创业板推行退市机制；放松准入（实施注册制），改前置监管为市场过程监管；要从源头上加强市场过程监管，而不是事后“被动监管”。另外，还可以考虑整合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等，建立类似于纳斯达克式的中国科技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多渠道就业创业”[1]。近年来，“社会创业”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潮流，在创造就业岗位、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国高校也开始将社会创业教育作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切入点，鼓励青年学生站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接受社会创业教育，锤炼社会创业能力。这不仅是新时代落实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高等教育提质增效发展的应然选择。有鉴于此，厘清高校创业教育理念偏差，从由针对部分学生的精英式创客教育转向致力于面向全体学生，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素养的创新型人才为旨归的“社会创业”教育显得尤为必要。

（三）提高金融创新和服务能力，为培育新动能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提高金融创新和服务能力的重要抓手是深化改革、完善监管机制。一是鼓励金融机构间的利率竞争，建立公平竞争的利率形成机制。二是加大放松金融业的准入限制力度，对银行金融和非银行金融都应逐步地放松管制，金融业只有在这样的压力下才能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性，特别是才能提高金融服务新旧动能转换的主动性，使金融创新成为“常态”。三是整治金融过度投机风气，主要方式是“疏堵结合”，不能一堵了之。四是优化新金融发展环境、完善监管机制，促进新金融模式持续健康发展，为新产业革命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