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新时代的“体育强国”决不是对近代以来国人“体育强国”文化构想的断裂，而是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因此，梳理近代以来国人 “体育强国”的文化构想对于建构新时代“体育强国”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近代国人建构体育强国的文化构想缘起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

人类意识的可知性和能动性派生出了历史和文化创造的建构性。毛泽东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好。”[1]马克思也曾说过：“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2]毛泽东所说的“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和马克思所说的“观念地存在”实际上就是指“文化构想”。所谓文化构想是指人们根据已积累的有关自然、社会、思维、自身及未来发展趋势的认知，立足现有的技术水平、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主客观条件，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的实现而进行的想象。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虽然依赖于物质而存在，但是意识具有认知性和能动性。意识的认知性和能动性派生出意识的建构性。正是因为意识的认知性、能动性和建构性，意识才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不仅能够认知世界，发现真理和规律，更能够依据真理和规律建构性地改造和创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才使人类创造历史和文化的活动成为建构性的对象性活动。人们首先从需要出发，运用自己所具有的工具、力量(智力和体力的总合)，以观念的形式和物质的形式来把握和改造对象客体，并使这种力量凝聚和体现在作为活动产品的自然对象身上，从而使客体产生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意识的可知性和能动性派生出了历史和文化创造的建构性原理，为我们解读近代以来国人“体育强国”的建构提供了学理支撑和研究思路。

体育强国是国人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应对。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论及文明起源时提出“挑战与应对”理论：“用科学的语言我们可以说，外来因素的作用是为了在被侵入体的身上最有利地刺激起可能的最大的创造性变化。”[3]曾经的中国是泱泱大国、“天朝上国”，君临天下，四方来朝。而在1840年后，遭受西方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侵略，统治危机、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相继显现且不断加深，继而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困厄中不甘沉沦的国人不得不应对如此境遇，受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思想的驱使，提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目标既定，接下来就是运用经世致用思维，观照中西强弱之势差，根据已积累的有关自然、社会、思维、自身及未来发展趋势的认知，立足现有的技术水平、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主客观条件，建构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方案。近代国人建构了多种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方案：既有农本主义改革方案，如龚自珍的《农宗》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有重商主义和重工主义方案，如李鸿章等人的国家资本主义、郑观应等人以商立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张謇实业救国的重工主义；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方案等[4]，此外还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方案。“体育强国”方案也是诸多强国方案中的一种，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他们已经从认识上和行动上实实在在地建构，而且不同时期建构的内涵也不尽相同。知不足而后学，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认识到：御侮图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5]“战舰、火器、养兵和练兵之法”不如人以及中国传统军事体育的认知使他们认为，练兵自强就得学习西方的体育练兵的方法，于是他们建构了复制西方体育用于训练军队的“体育强国”方案。维新派和革命派认识到：国民是一国之基，民强则国强，种弱则国萎，“国民健康之程度，影响于国家之盛衰兴亡”“夫欲图国家之坚强，必先求国民体力之发达”[6]，于是他们建构了“尚武”鼓民力的“体育强国”方案。中华民国成立后，尽管建立了民族国家，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民族危机和国家存亡危机的挑战依旧，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依然，“体育强国”的建构亦并没有因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休止，而且如果说清末新政前“体育强国”建构中心是社会的话，那么清末新政后政府成为了“体育强国”建构中心。1914年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向北洋政府建议：“强国之道，首重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7]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代表们向政府提出了《请注重全民体育以救国难案》：“吾人此时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全民同具之希望。……故军队学校方面，固当加紧军事训练，而于社会方面，尤须颁行体育方法，重肉体之养护，施自然之训练，并谋身体与精神双方之调和发达，以养成强壮为荣文弱为耻之风尚，俾全国人民，无论男妇，一致武装起来，以与帝国主义者作长期斗争，务获最后胜利。”[8]新中国诞生后，尽管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已完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华民族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党和政府面对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挑战，1983年明确提出“体育强国”的战略构想。

4.面板脉冲响应函数。面板脉冲响应函数是指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系统PVAR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的动态响应。[17]图2表示滞后10期的3个内生变量对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面板脉冲响应函数，灰色区域为估计误差区间。因此，采用面板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人均GDP、地均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效应。

总之，我国“体育强国”的文化构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国家存亡以及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挑战而进行的探索。“体育强国”建构的目的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体育强国”的内涵随着建构中所处的条件和认知的改变而不断得以丰富。

2 近代以来国人建构“体育强国”作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社会动员方式

2.1.2 质谱条件 离子源：Turbo VTM离子源；电离模式：电喷雾离子化（ESI－）；气帘气体积流量：30 L/min；喷雾电压：－4 500 V；雾化气体积流量：50 L/min；加热辅助气体积流量：50 L/min；扫描方式：质谱多反应监测（MRM）；离子化温度：550℃。优化的条件参数见表2，提取离子流图见图1。

由上观之，体育的竞争力以及在体育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体现。因此，我国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征程中建构体育为强国的基础、内容和标志。

（一）在中学地理课堂教学中，更应该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知识。寻找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案例，把身边的实例融入到地理课堂,让教与学跳出教本,走到现实生活中,使地理课堂大起来，让地理知识从学生的生活中走来，再有目的地将地理问题提炼出来，让地理知识返回到学生的实际学习生活当中，让学生感受生活化的地理，采用地理的眼光看待周围的生活，增强了学生生活中的地理意识，更加有利于发掘每个学生自主学习地理知识的潜能，正真的提高学生学习地理积极性的活力。

3 近代以来国人建构“体育强国”作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基础、内容和标志

“体育强国”的复合功效是指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等相互融合，通过结构互构、作用力互透、功能互助，发生增补效应、乘积效应、整体效应、诱导效应和共振效应等，以增强国家的活力、竞争力和实力。国家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等构成的整体系统，不同系统既独立又相互联系和支持其他系统共同维系国家整体性的存在和运行。虽说体育是整个国家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系统，然而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等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增强国家活力和实力既需要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等系统各自发挥独特功能，更需要各系统形成复合功效，产生复合效应。

有人会问，中国在近代以前也曾是世界强国，除了在早期实施寓兵于民和“六艺”教育外，汉以后却长期重文轻武，为何？原因是多方面的。梁启超在《论尚武》一文中重点给出了四点说明：一是大一统的“国势”所致；二是后世儒生篡改、曲解孔子的本意所致；三是封建统治者压制所致；四是社会习俗感染所致[21]。正因为长期重文轻武，以至于进入近代，国门被迫打开，在与西方的接触中，国人被西方称之为“东亚病夫”。“东亚病夫”不仅指称国人体质弱不禁风、精神萎靡，更有民族素质低下、国力贫弱的含义。国人认识到体育是强国的基础、内容和标志是在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和“德智体”三育并重思想被引进之后，严复说：“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22]经维新派的引介和鼓吹，国人认识到：“今之觇国势者，定一国之盛衰，不定于版图之大小与人口之多寡，而定于国民身体之强弱……总而言之，人民者，国家之基础也；身体者，又人生之基础也。身体强则人民强，人民强而国家自无不强。”[23]于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极力倡导尚武精神，兴起学校体育，建立体育社团，推动体育社会化发展。民初政府认为，我国“非铲除文弱之积习，不足以拯危亡，而跻强盛。”[24]因而颁布和实施《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法》，改革体育学制，举办全国运动会，参加和主办远东运动会。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兴运动为锻炼国民体魄，以达成强种救国重要工作之一，实应极力提倡，普遍发展。”[25]因而视发展体育为政府职能，颁布和修订《国民体育法》，制定和完善各项体育制度，为发展体育提供法律和制度支撑；召开全国教育和体育会议，讨论和设计发展体育的措施与对策；建立全国体育行政管理机构和体育督学系统，设立体育委员会，实施《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加强体育管理，规范体育发展；组织召开全国运动会，派团参加奥运会等等，视“国际间的比赛，我国家荣辱之所关……”[26]。新中国建立后，体育更被党和政府视为重要工作，是国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彰显国家综合国力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为此，毛泽东1952年6月10日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邓小平提出体育要“从娃娃抓起”。江泽民1997年题词：“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2013年指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和任务。”“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一方面将体育纳入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之中，如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推广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达成的目标，也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容。并且将“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全方位地协调发展，增强人民体质，造就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以及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体育向世界传达中国精神，树立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形象，展示国家综合实力，如中国成功举办了亚运会、奥运会，正在筹办冬奥会，这些大型赛事的举办彰显了我们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再如中国参加国际体育赛事，争金夺银本身就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同时在赛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也体现了中国精神。

民族国家将国家的民族性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有机统一起来使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与此同时，体育的强国功能的发现和认同也使得中国政府建构了体育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内在一致性。经过维新派、革命派以及五四新文化人的体育启蒙，伴随着体育由军队到学校再到社会的社会化开展，体育的强国功能不断被国人发现和认同，中国政府通过制度化建构，运用体育作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社会动员方式。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倡导尚武的军国民主义，“奏请特颁谕旨，宣布军国民主义；高等小学及与之同等以上之学堂，一律注重兵式体操；各学堂均应励行关于军国民主义之训练，并设运动部，以教员之长于体育者为部长，监督学生之运动。”[15]“中国如采取此义，极力行之，日月渐染，习与性成，我三代以前人尽知兵之义，庶几可复乎？”[16]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行为于军国民主义旗帜下，从而达到维护清政府统治的目的。北洋政府宣称：“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所以，北洋政府提倡尚武强国，“卫身卫国，罔不本乎尚武。”[17]南京国民政府宣传说：“竖尽古今，横绝大宙，未有国民疲弱萎靡，而其文化能发扬昌大，其民族能独立自存者也。”因此，“无论是学校是各种团体，尤其是各乡村，一定要把体育这一件事，认定是救己救人救国救世的唯一道路，尽力提倡。然后中华民国，才能建设得起，中华民族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18]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体育来动员和整合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形成了“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基本任务，以“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基本方针的体育发展思路[19]，动员和整合全国人民巩固新政权和全面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通过宣扬中华体育精神，来凝聚力量、振奋人心、激励精神、团结奋斗，共同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努力奋斗。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国崛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全国人民凝神聚力攻坚克难。恰在此时，中国女排1981—1986年连续五次获得重要国际比赛的冠军，作为党和国家喉舌的《人民日报》及时发出“向女排姑娘学习，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扬女排精神，振兴中华”的号召。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女排时，号召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女排精神。国家体委1983年在《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体育强国”战略构想无疑具有社会动员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得以验证，他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20]

4 近代以来国人建构“体育强国”复合功效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

国家大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林林总总，但是体育是基础，是其他事业的支撑。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看，健康的身体是个人存在和幸福生活的基础，即使依靠药物等手段也可以维持健康身体，但是仍然离不开体育运动，因此若要增强体质，获得健康的身体，非体育不可。就民族生存、国家发展和社会运行而言，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一国立足于世的前提条件，而且人口质量是一国能否成为强国的基础、支撑和标志。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尽管众多，但体质却是衡量人口的首要的也是关键的指标。正因为体育是增强国民体质不可或缺的手段，所以现代民族国家非常重视发展体育增强国民体质，尤其是我国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征程中更需要建构体育为强国的基础、内容和标志。

社会动员是指动员中心为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采取一定的方式影响或改变社会成员价值取向、态度和期望，使社会成员达成一定的价值认同与思想共识，引导和组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社会动员的主要任务是激发各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调动自身资源、形成尽可能广泛的社会联合，协调一致、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社会运行目标一旦确立之后，所有的社会运行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都将围绕社会运行目标而被建立起来，为实现社会运行目标服务[9]。近代以降，国人确立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使命，那么围绕这个目标就必须建构社会整合机制，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服务。而要进行社会整合首先得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使国人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这样才能产生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合力和动力。若要进行社会动员，社会整合中心得根据现有条件或创造条件寻找社会动员的资源和方式。体育之所以在近代以来被国人建构为强国的社会动员方式，是因为体育是一种不依附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宗教而独立存在的社会文化形态，然而体育又与社会生活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体育具有诸如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优越感、促进国家政治团结和统一、增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等等的社会功能。中日甲午战争前，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运用自古以来的儒家倡导的“夷夏之辨”的文化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动员的思想资源，认为：“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知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党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10]他们呼吁并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以体育来练兵的方法，作为“御侮图强”的路径，体育在文化民族主义旗帜和种族民族主义旗帜下成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社会动员方式。但是以“夷夏大防”生发出来的排外主义缺乏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主权意识和各民族国家平等竞争的思想，因而难以看清西方侵略的实质，无法进行反抗西方侵略所需要的广泛的民众动员，再加之自西汉以来的“耻武”思想的抵触，因此，“体育强国”的社会动员效果只能说在中国社会泛起了些许波澜。中日甲午战争后，现代民族主义随着梁启超的介绍而传入我国。现代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为了保证个人和民族的自由，民族应该享有主权，民族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应该一致，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11]。民族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被大肆宣传，中国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作为思想资源而逐渐融入到现代民族主义之中，民族国家意识在中国被建构，与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产生共鸣与共振，成为中国社会动员和整合的思想资源，再加之国人对“耻武”思想的批判和“德、智、体”三育并重思想的引进和提倡，“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12]体育被国人建构为强国的社会动员和整合的方式，综合性期刊国内如《大公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顺天时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广益丛报》等，国外留学生办的刊物如《浙江潮》、《江苏》、《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等，专业性体育期刊如《体育界》、《体育周报》、《体育杂志》等，登载体育信息，介绍体育知识，载文反对重文轻武，极力鼓吹尚武精神，宣传和倡导尚武强国，尚武可以强身强种，尚武可以治国人“奴性”和“怯懦”之病，尚武可以转变社会风气，尚武可以重铸国魂，“今为之救其弊，令其转弱而为强，在彼文学士，能自振奋，人改其初心。何难鼓舞群众乎，况运动会激励，其神速妙于无言，志气因而发扬，谁能强为之抑制，则所以矫文弱之矢者，运动其至要矣。”[13]总之，“尚武精神为立国第一基础”[14]。

近代以来，随着对体育功能价值不断发现和重新认识，国人亦逐渐认识到体育对增强国家的活力、竞争力和实力的重要性，因此，不断建构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等的融合，产生复合效应，追求国家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洋务派认识到：“西方之所以‘船坚炮利’，科技先进也；西方军队战斗力之所以强大，体育助其训练也。”[27]因而洋务派复制西方体育强军以求国家自强；维新派在制度变革中发现了人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中的关键作用，从中西跨文化比较中认识到体育育人和强种的重要性，“外国教育中必有体操，所以强其体魄，壮其胆气。养成不畏敌，不慑雷霆之志。然后内之以靖国难，外之以拒强敌，驰骋于炮光爆毁、肉震血气之际而不惧。”[28]“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29]因此国人除以体育练兵外，还使体育走进了学校，推向了社会。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兴起使体育复合功效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走得更深更远：一方面使得体育的健身、养生、娱乐、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被国人不断发现和重新认识，更加重视体育发展，推动了体育现代化；另一方面使得体育与人的社会化、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嵌入不断深入，复合功效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领域越来越宽、作用力越来越深，并且成为国人的共识而视为公理。蔡元培认为体育不仅可以“强其体魄，壮其胆气”，而且增智力、养道德，“今经科学发现，人之智慧学术，皆由从这脑质运用之力而出，故脑力盛则智力高，身体弱则脑力衰，新教育之所以注重体操运动，实基于此。”[30]“苟欲实践道德，宣力国家，以尽人生之天职，其必自体育始矣。”[31]南京国民政府则认为实施国民体育可以“(一)供给国民机体充分平均教育之机会。(二)训练国民随机运用身体以适应环境之能力。(三)培养国民合作团结勇敢御侮之精神。(四)养成国民侠义勇敢刻苦耐劳之风尚，以发扬民族之精神。(五)养成国民以运动及游戏为娱乐之习惯。”[32]所以“发展体育之目的，固在增进民族之体力，尤须以锻炼强健之精神，养成规律之习惯为主要任务。”[33]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在继承近代“体育强国”复合功效认知的基础上，一方面全方位地发展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推动体育现代化与社会化；另一方面在注重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适应的同时，不断深化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融合，提升“体育强国”的复合功效。如1954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的指示》中指出，体育是改善人民健康和“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34]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指出：体育“关系到人民的健康、民族的强盛和国家的荣誉，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发展国际交往与加强同世界人民的团结和友谊，加强国防力量，都有重大的作用。”[35]2002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强调了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体育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体育事业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作为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不仅可以增强人民体质，也有助于培养人们勇敢顽强的性格、超越自我的品质、迎接挑战的意志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协作精神和公平观念；体育是促进友谊、增强团结的重要手段；当今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明显加快，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则提出了体育“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总而言之，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视体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发挥体育强国的复合效应，来增强人民体质和幸福感，激发国家的活力和竞争力，推动工业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彰显文化软实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因为此，习近平说：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总之，近代以来，随着国人对体育价值功能的不断发现和重新认识，国人不断建构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复合，体育的复合功效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中越来越得以彰显，《人民日报》在《十八大以来中国体育发展成就综述》一文中说到：“体育的内涵和外延从未如此丰富，当体育开始与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融合而发挥多重复合功效，当健康中国、全民健康成为体育强音，体育强国梦正在汇入中国梦的时代洪流中。”[36]

结束语

“体育强国”是近代以来国人缘起于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文化建构，以此来进行社会动员，增强人民体质，体现民族和国家实力与精神面貌，发挥体育复合功效。文明传承的不间断性造就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文化的开创性造就了中华文化与时俱进。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进入新阶段。体育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服务必然被国人赋予新功能和新内涵。新时代“体育强国”的内涵不仅要体现时代性，也应有历史的传承性。

在树林掩映下的吊脚楼，上演了土家传统的婚嫁仪式，土家歌声的萦绕回响，游客的参与互动，虽然这些程序化的表演俗套，但将土家民俗文化的浪漫情韵与现代的游览文化有机结合，还是挺受游客们的欢迎。——《长江四日(二)——秀美的西陵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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