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多年的奥运发展过程中，奥林匹克运动以非商业的社会形象获得了巨大的品牌效应，并凭此渡过了曾威胁其生存的重要经济危机。在以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传播与使用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通过大众媒介树立了良好公共形象，并运作奥运会这样具有巨大文化价值的公共文化产品。市场化环境下的奥林匹克运动公益化运作模式，强化了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为其商业价值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具有极其珍贵的文化附加价值。国际奥委会通过对奥运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开发获得了经济的独立，摆脱了财务上对政府的依赖，获得全球推广的巨大资金，成为国际社会中最有影响的民间国际组织。“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内容，个体对物的排他性占有即私有制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预设前提，规则合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必须在此基础上才得以诞生及演进，这是产权概念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最初解释。”[1]国内对奥运知识产权的研究大都局限于保护内容的介绍与保护手段运用上，而对奥运知识产权的根本属性没有太多涉及。梳理2008年北京夏奥会留下的奥运知识产权研究遗产，促进2022年北京冬奥会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开发，应该也是迎接北京冬奥会的重要内容。

1 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产权界定

产权界定是指依法划分财产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等权利的归属，明确各类产权主体行使权利的范围及管理权限的一种法律行为。奥运知识产权的权能归属于以国际奥委会为代表的组织体系中的非营利性组织。对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来说，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明晰公益产权性质显得尤为重要。

1.1 非营利组织的公益知识产权理念

产权(property rights)作为一揽子权利(a bundle of rights)是由(虚拟)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四项基本权能组成的权利。从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来看，政府介入因素在不断增强，其制度本身就充当了知识产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的调节器。为了满足公共需求而生产的公共产品，既包括有形的实物产品、也包括无形的公共服务，由于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性等特征，消费者并不总是显示其真实偏好，也不会按照其收益支付成本，出现所谓的“搭便车”和囚徒困境。尽管对同一公共产品，消费者所面对的消费数量一致，但他们从其中获得的满意程度会不一样，这意味着消费者可能对公共产品愿意支付的价格也会不同,当然，非营利组织也可以满足社会更为高级的公共利益要求。“一般而言，志愿事业组织提供公共物品有两类机制：一类是由自身性质决定的志愿机制；另一类是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所形成的与政府和企业组织相关的委托代理机制。”[2]由于在供给公共产品上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并非是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主体，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应当是多元的。可以说在提供公共物品时非营利组织能够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所带来的缺陷，在效率及效应上非营利组织要比营利组织、政府组织更为高效，非营利组织的存在就已经说明价值的多样性，有利于体现社会的民主自由价值。

式中 分别表示原始图像在H、S、r 和g 色彩通道的中值滤波值，w 代表目标的窗口，MoH、MoS、Mog 和Mor 为该窗口对应的均值。需要指出，对HSrg 中每一通道的图像进行中值滤波的目的在于使得被识别目标的图像特征信息更为明显。

“公益产权”的法律原理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非营利组织或提供对普通公众有益的公共物品，或以商品及服务的方式向有特殊需要的群体提供便利。“公益产权”的表述更有利于非营利组织吸引社会捐赠，因为“公益产权”这一概念不断向捐赠者表明其捐赠财产的受益者并非某个特定的组织或者个人，而将惠泽社会公众，从而使更多捐赠者愿意慷慨解囊。“‘公益产权’以简洁的表述揭示出非营利组织财产不同于营利组织财产的特性；非营利组织在使用财产时要遵守组织章程的规定和捐赠人的意愿，也就是非营利组织的财产必须用于章程规定或者捐赠者指定的公益目的。”[3]非营利组织的财产由于受到“禁止分配”原则的限制，而不得向其成员进行分配，因此不存在同时享有剩余利益索取权和控制权的“所有人”；营利组织财产的目的是为其成员谋取利益，收益及其剩余财产要根据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向其成员进行分配。

1.2 民间组织公益知识产权模式

萌芽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都是在现代体育尚处于业余阶段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的体育组织一般都有结构松散、运作机制非市场、组织成分不规范、组织行为多基于道德而非法治、非专业的业余人士操控运作等基本特点。民间组织经常被视为是独立在国家和市场外的第三域。不过，这种独立并不是隔绝与对抗，多元合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关键，从现代社会的治理格局来看，民间组织的作用不再局限于拾遗补缺，在与政府与企业部门的合作中，承担了政府与企业所不能或不愿承担的大量工作，其作用越来越特殊和重要，甚至成为社会创新的主力。如果说在最低的公共准则基础上成员的意见还比较容易保持一致，但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却是相反的情况，它是一个建立在最高公共准则上的理想。不过，只要人们合作起来开展有意义的行动，就会产生一定的关系与秩序，浮现出特定的结构，进而可能形成组织或联盟。网状结构是组织或群体的核心概念之一，指自由联系形成的循环沟通模式，以区别于传统组织的等级制度。“这种网络是开放的，即所谓按照‘分布式的行政控制’而构建的‘无界网络’，以区别于传统的受中央控制的‘有界网络’”。[4]这种网络模式强调互动、流变与过程，它完全不同于传统如阶层组织一样的社会实体，再加上就如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不仅包括具有能动性的人的因素，而且还包括如技术装备的非人因素，因此赋予了该网络模式一定的持久性。

作为有200多个成员的国际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能够实现自己独立经营、能够顺畅保障组织各种公益性经营活动，这与其众多的制度设计分不开，“逆向代表制”是这种制度设计的代表。“逆向代表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形式，即最先建立国际性的组织机构，该机构通过认可国内组织加盟的形式组成国际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国内组织被视为非政府组织在该国的代表。其核心内容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不由各国家和地区委派，而由国家奥委会自己选任；委员是国际奥委会在各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而不是他们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其职责是忠诚于奥林匹克运动这种独特的组织制度。” [15]国际奥委会通过“逆向代表制”遴选委员，这使国际奥委会在基本制度设计上与大多数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性的官方组织存在着根本区别，这最大程度确保了国际奥委会在领导奥林匹克运动中的独立性。

1.3 市场机制下奥林知识产权“公益产权”属性

奥运知识产权的各项权能都具有公益性特征，这决定了它的产权模式具有公益性。与能够通过市场供求机制调节达到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私人产品相比，公共产品如只通过市场生产就不能满足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使增加任何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样就有消费者不愿花任何代价而选择搭便车，使得私人生产厂商得不到相应费用补偿而不愿提供公共产品，所以通过市场机制往往使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而且产量必然不足，导致出现市场失灵，社会福利最大化难以实现。在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看来，虽然公共产品有时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但公共产品更适合由公共部门提供，因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商看来，公共部门比私人部门效率更高。这也就是说，如果不让私人供给并不意味着供给量等于零，但如果依赖社会道德机制而不是市场竞争机制，其供给与生产效率必然低下。美国学者罗宾·鲍德威与大卫·威迪逊指出私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也会存在失灵的现象，这为以诱导市场更有效运作的配置其他直接资源的辅助机制(如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纠正手段干预价格机制(如通过税收或补贴)提供了理由，所以“市场失灵”的存在无疑成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决定因素，从中可以找到现代奥林匹克发展中市场化改革的理由。

近几十年来，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改革出现的主流理论，其中以新公共管理影响最大。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公有部门可采用被私营部门成功运用的管理方法，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政府的绝对垄断，通过鼓励服务行业领域的私人投资与经营，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实现缓解政府财政困难的目的。萨马兰奇在长达21年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内，通过许多措施实现组织的自我转型：一是在1981年取得了法人资格，结束了国际奥委会在长达87年的法律真空状态，这使得国际奥委会能够以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各种活动和事务。二是第一次设立了专职主席，并建立了专业的行政与管理团队。这就为国际奥委会的日常运行提供了保障。三是职业化转型，国际奥委会走出业余主义的禁区，这使得奥运会成为世界上运动竞技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为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可能。奥运组织的变革以及奥林匹克全球化发展，深刻地影响到奥运知识产权的发展。奥运知识产权的公共性与垄断性的矛盾冲突，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公共组织的管理模式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无关系。原来比较保守的组织管理模式逐渐转向更灵活，以市场为基础的企业管理方式，这种新“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国际思潮更强调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组织管理中的应用。伴随着这种管理方式的变化，体育赛事组织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重大调整。这种模式也更适合体育赛事产品的商品化、运动员的职业化、资源运作的全球化新趋势。伴随竞技体育从业余娱乐转为职业化产业的特征，国际体育组织在业余时代所形成的业余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体育赛事的组织管理，以市场机制来运作大规模的体育赛事及其相关的各种文化附加值，毫无疑问需要更专门的知识、技能与方式。

2 奥运知识产权的公共性表现

现代奥运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为近代社会的缩影。单就奥运本身来说，它从偏重精英的运动转向了公共运动，从体育竞技变成了资本狂欢，从囿于一隅走向展示国家实力与形象的舞台。

2.1 市场机制下公益性产权有限商业开发模式

1.2.1 原位杂交检测miR-454-3p在组织中的表达水平miR-454-3p探针由上海吉玛制药技术有限公司构建。石蜡切片经干燥、二甲苯脱蜡、酒精复水，DEPC处理的PBS孵育后。再用DEPC处理的含100 mmol/L甘氨酸PBS、0.3%Triton X-100 PBS、PBS逐级漂洗。切片沥干后用杂交缓冲液漂洗，并沿组织周边擦干，每张切片滴加30 μL探针杂交液（内含5～10 ng非同位素标记cRNA探针）。置42℃湿盒内过夜。SSC振荡漂洗、NTE缓冲液漂洗。杂交后显色。显色后冲洗，封片。阳性细胞数：阳性细胞≤10%、≤30%、≤70%和＞70%分别计1、2、3和4分。

尽管奥林匹克组织是一个为了实现奥林匹克人文价值而存在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不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组织，但从职业化的角度来看，国际奥委会是当今世界最为职业化的组织之一。这种公益性社会组织在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也开始了自己的组织转型。市场机制在公共部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及实践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事实上，奥运会本身就是按照商业化的模式来组织和运作的。奥林匹克文化传播是有成本的，个人捐赠和政府资助都是曾经被使用过的模式，但效率都没有达到最优。由于资金实力会影响、限制传播效果，个人利益与政治团体的利益也会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干扰，如果这样的话，国际奥委会就会丧失其独立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奥林匹克文化传播效益的最大化问题就是国际奥委会财务如何保持独立的问题，国际奥委会是否有能力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提供持续与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其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国际奥委会通过经营自有资产来获得足够的经济实力，奥林匹克文化的品牌是国际奥委会最大的自有资产，其重要的物化形式就是奥运会。”[7]“奥运会作为这一产业的文化精品，第一次有了可以依靠其自身力量从市场中获得足够经济资源的可能。以奥运会及奥林匹克标志营销为基础，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立起市场导向的运作方式。”[8]

对于国际奥委会在法律上的地位，国内外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国际奥委会是一个不享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国际组织；有的认为它是一个享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非政府组织，是一个享有国际人格的非政府组织或一个承担国际法义务但不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民间组织；有的还认为它将来会成为拥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非政府组织。虽然对国际奥委会是否算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法律主体地位认识不一，但从它在国际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国际奥委会可以被认为具有国际法的主体资格，不但具有国际人格而且还享有国际法人地位。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和非营利的法人组织。作为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国际奥委会拥有奥林匹克的知识产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或者集体的知识产权，这集中表现在其权利来源的特殊性。根据国际组织间的国际法主体资格“缔约国授权论”理论，国际奥委会是依据各成员国共同协商，通过组织宪章而设立的国际组织。因此，从主体资格上讲，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并非来自组织本身，而是由各个主权国家间的法律文件而形成的《奥林匹克宪章》来确立的。“各国在加入国际奥委会签署《奥林匹克宪章》之时，必须首先明确承认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的主体权利。”[13]

2.2 跨文化传播中的体育公共性交流

(2) 崩塌发生机制。陡崖上部坡体沿临空面方向在长期卸荷和重力作用下向临空面发生倾倒，形成弯曲-拉裂式倾倒危岩体。整个陡崖在岩体片理面、多种结构面组合切割和差异风化的作用下形成多处腔径为7.7 m×3.5 m×4.3 m～18.4 m×5.1 m×4.1 m凹槽。为坠落式、滑移式崩塌提供了良好的地质环境。根据调查，该陡崖每年雨季都会发生落石现象，落石粒径多主要集中在0.5 m～1.0 m，最大直径可达3 m～5 m，大部分掉落于陡崖坡脚宽约10 m～30 m的范围内。

在现代大众媒体的作用下，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内容，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体育赛会，奥运会代表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鲜明的象征、浓郁艺术及丰富内涵都体现了奥林匹克文化的特征。奥林匹克精神被视为体育的核心，是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部分，是通过一切体育现象与体育生活展现出来的特殊文化现象。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需要一个互动平台，在当前环境下，奥运会仍是体育文化交融的最佳平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折射出不同文明相互了解、交流、融合、进步的过程，没有取代只有互补。体育文化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世界上普及程度最高的一种文化形态，体育文化具有普世性文化的重要内涵。“它体现了娱乐和游戏的魅力，符合人性的基本需求；体育活动彰显了浓郁的竞争精神，符合时代的特点；体育文化本身具有通约性，它是一种体能符号，通过非语言、文字的方式加以传播，使不同人群直接理解其中的意义，并可直接给予回应，达到互动效果，实现有效交流的目的。”[10]

按照文化传播的规律，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速度与水平要取决于其他文化形态与它的碰撞、交流与融合程度。假如它能获得更丰富的文化资源，那它的发展就会更加迅速和健康。奥林匹克最初的成功就在于它拆除了欧洲大陆的体操派与英国竞技运动派之间的门户。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性只有通过文化的多样性才有可能达到。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的发展不应当视为一种单一文化简单的空间扩张，它是一个多种文化互动过程。多样化的体育形态，可以适合多样化的社会群体，可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从而大大扩充体育人口。从严格意义上说，所有的体育活动都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组成部分，奥林匹克运动是对大众而言的，其目标不仅仅是让少数人去争取金牌，而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让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们都能参与体育锻炼。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种以体育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全球化活动，它充分体现了全球化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从空间上讲是指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性问题；从时间上讲是指其持久性问题。

2.3 工业化社会的新公共组织管理模式

“国际奥委会刚建立时只是一个完全贵族化的私人俱乐部，而在成立之初的国际奥委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由少量精英组成的核心。他们用贵族化的或者说前工业化时代方式管理着工业化时代的国际体育。”[11]现在国际奥委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超级规模的组织，尽管没有营利的需要，但在其内部治理中，必须借助来自企业领域的成功管理方法与手段，如理事会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绩效评估制度、独立签约人制度以及激励机制等，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国际奥委会组织的内部治理，才能保证这个超规模组织系统正常运转。“于是自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体育组织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管理方面实施公共组织的企业化管理。由原有的业余社团型向现代企业的公司型转化。”[12]为了解决奥林匹克组织内部管理与体育社会发展实践之间的冲突，从20世纪后期开始，国际奥委会及其他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就自发开始组织转型。奥林匹克组织自建立以来就不断调整，特别是自国际奥委会创立至20世纪70年代，国际奥委会的管理模式是封闭式的，与外部环境接触的机会很少。如果说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时候，顾拜旦设立的这种精英化管理模式，还能确保国际奥委会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存，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这种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和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发展需要，国际奥委会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管理模式，在适当保留成立之初的外壳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采用了工业化社会的管理模式。1981年西班牙银行家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面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困境，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奥运组织的企业化转型得以实现。

产权有完整的体系结构，它涵盖了两种产权模式：一种是单一所有权模式；另一种是受到限制的所有权与从中分解出来的权利与约束并存的模式。需求弹性也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买方的收入。收入高的能接受的价格就越高，弹性就低；二是消费者的偏好。“买方偏好是对商品不同程度喜好，喜好程度越高，对价格就越不敏感，能接受的价格就越高，弹性就越低。”[6]在大多数情况下，纯私人产品由私人部门供给，纯公共产品由公共部门供给，而对于准公共产品来说，单独实行政府部门供给与私人部门供给都不是最理想的供给模式。从体育产业投资的发展来看，世界各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主要有以市场作为导向、政府为导向、政府扶持为导向及综合型的四种类型。四种类型各有特点与优势，采用什么样的投资模式主要由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决定。因为奥运规模与影响等原因，任何一届奥运会要想获得成功，肯定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根据支持程度、作用方式与影响效果的差异，政府参与奥运会举办的过程有不同特点与模式，不同利益驱使使得不同部门向奥运会投资，完全公共融资意味着由公共部门，包括主办国政府、省及市政府出资的模式；完全私有融资表示奥运会的资金完全由私有机构提供。尽管奥林匹克可分为官方主办的政府组织管理模式、私人举办的市场组织管理模式以及政府与市场共同举办的混合组织管理模式，但即便是私人投资模式也难以改变奥运产权模式的公益性特征。

3 奥运知识产权的公共性成因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奥林匹克运动以一种至高无上的信念将人们集聚在一起，沟通不同的文化形态，形成奥林匹克一体文化，成为当今世界具有巨大能量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态。国际奥委会一直被视为体育领域的“联合国组织”或“世界政府”，在这一有着独立秩序的领域，国际奥委会掌握着极大的权力。

示踪剂通常情况选取与工作介质互溶的NaCl或KCl[6]，本次模拟采用NaCl作为示踪剂，其相关属性如表1所示。

3.1 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公益主体

任何一种组织模式都有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关键问题是奥委会要把握好奥运会商业开发的“度”，以免对奥运本质的冲击。政府包办和私人市场运作奥运会的两种组织模式各有利弊，单纯一种力量不足以提供高效优质的现代奥运产品。“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使得政治与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市场会出现失灵，这促使凯恩斯主义的迅速流行，西方福利国家得以确立与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福利国家的体系已经相当成熟，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已经建立起广泛合作关系。[9]实践证明，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双翼，这种模式正在被更多的奥运会举办国家和城市运用。政府在奥运会的组织和筹办过程中的作用是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都替代不了的，这也是赛事的准公共产品性质所决定的。政府是奥运会的承办主体，组委会是部分任务的承担者，这就是奥运赛事这一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的主导性体现。政府的参与不仅只承担像场馆建设这样的基础任务，还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等。政府举办奥运赛事的主导性、市场运作的必要性、动员全社会的广泛性，是奥运成功举办的重要因素。在政府与市场混合的模式中，政府作为赛事的主导者，在赛事全过程中承担管理与协调的作用，这是成功奥运会中政府重要角色的功能定位。不管私人在奥运会投资中扮演什么角色，不会改变奥运知识产权的公益性特征。

根据组织传播学原理，任何组织或联盟的建构都需要参与者有意识地持续自发性参与，如果没有这种自发性的建构，组织或联盟就难以形成，更谈不上持续。从行动的角度来看，要想合作更为持久，行动更加有效，组织与联盟作用就不可忽视。公益传播的社会背景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语境，其传播主体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共同构成多维的价值体系。在拉图尔看来，由于组织与群体在不断调整与形成的过程中，人类应该用网络而不是固定结构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不应该把社会看作一个实体，社会应该是一个由各种异质性行动者构成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行动者不只是人类，而且还有科学技术等非人类因素。任何事物只要它能够制造差别，从而导致事物的状态发生变化，它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行动者。在这里，之所以强调非人类行动者的重要性，是因为这种行动者加入了不同时间与地域的人类行动与制度规范，使得行动者网络的互动行为不再局限于此时与当下，使行动者网络具备宏观行动者(组织、群体、社会)的特性。“作为一种人类活动产生的非人类行动者，通常凝结了一定制度和行为，当它加入到某一网络时，就把以往的制度与行为嵌入进来，使得这一网络超越了当下的情境具有了一定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从传播的观念来看，这种非人类行动者也属于一种媒介。”[14]在这里，之所以强调公益传播的组织特点，是因为在奥运知识产权的开发与使用中，国际奥委会的公益传播主体的组织作用不可忽视。

3.2 组织成员的“逆向代表制”公共体系

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得以发展，最主要的是该组织的公益性特征模式。在国际政治和体育经济发展中，国际奥委会不断调整组织管理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促进自身革新。由于奥林匹克的发展规模和影响日益增大，奥林匹克组织管理也日益规范。“在体育营销上进行了大胆改革，国际奥委会开发了出售电视版权与品牌营销等独特与有效的奥林匹克营销模式，使得国际奥委会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通过国际奥委会为中心把全球体育组织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张覆盖五大洲的体育网络。”[5]虽然政府可以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供给成本困难，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也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存在“政府失灵”现象。公共产品是由政府供给、还是私人供给，或者政府与市场混合供给，采取何种供给模式供给，都应根据技术和制度的变化，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佳的供给模式。

《奥林匹克宪章》对国际奥委会委员选拔有明确规定。国际奥委会委员选自社会每一个行业，从政府首脑到企业家、律师，再到体育管理者和奥运会冠军。在组织上，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被称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三大支柱，后两者必须首先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才能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从性质上讲，国际奥委会每一个委员是国际奥委会派驻他自己国家的大使，而不是他的国家在国际奥委会的大使。1908年，《国际奥委会的地位》正式颁布，国际奥委会强调：“参加国在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应被本国体育组织、协会视为国际奥委会的代表，因而不能接受上述组织、协会给予的可疑款项，以免影响其投票的独立性。”[16]虽然经过多次修改，现行的《奥林匹克宪章》依旧保持着这样的规定。顾拜旦提到的“自我补充”的原则与“逆向代表制”是国际奥委会最重要的组织原则，用意都是保护国际奥委会的独立和稳定。这一制度使国际奥委会可以不受其他因素干预，能够根据自身的发展要求，利用奥林匹克的知识产权特性，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确保其公益性免受伤害。

3.3 大众文化产品的公共性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体现的是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体现的是工业文明时期的文化特性。从现代奥运的兴起来看，科技带动下的生产力提高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三大变革，为现代奥林匹克扫清了思想障碍，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实践则为其奠定了现实基础。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现代奥运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文化产品。奥林匹克运动成了一种大众文化的狂欢，每一次奥运会都是大众文化的庆典。“在世界文化史上，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以来最为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之一。大众文化依托大众传播媒介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动摇了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几千年来高高在上的地位。”[17]从现代奥林匹克发展看，商业化使得奥运传播获得巨大经济支持；科技让奥运传播获得巨大的托升力；而文化真正让奥运传播成为具有独特内容的传播载体。“现代奥运会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科技、经济、思想等其他社会文化的支撑，正是借助于它们的力量，现代奥运会才逐步走向繁荣。”[18]根据体育媒介理论，奥运自身便是一个巨大的传播载体。奥运不但处在媒介包围之中，而且还以媒介的方式存在着，在传播领域应用奥运媒介，通过规范化的媒介经营操作，可实现奥运传播的最佳效果。通过这种媒介的作用，奥运传播成了一种公共性大众文化产品。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现代通信与大众传媒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它们所塑造的拟态世界里，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其营销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性化的需要显示出其在市场营销中的巨大作用，以公益性为基础的奥林匹克运动商业价值被很多急需开拓全球市场的企业所认识。萨马兰奇及时把握了时代提供的这一机遇，在奥运这一项被人们视为公益事业的领域，成功地引进市场机制，开创了体育领域公益事业市场运作的先河。布坎南在萨缪尔森等人的研究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俱乐部产品理论，他提出在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有一种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它或者是一种扩大了受益范围的私人产品，或者是一种限定了受益范围的纯公共产品。在现代奥林匹克最初的几十年，奥运会举办所需要的费用主要是依靠慈善性捐赠和政府行政性拨款，但引入市场化手段后，奥林匹克发展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就变为自我的商业性开发，奥林匹克运作模式呈现出独特的商业化特征。

新生儿暖箱又称婴儿培养箱，是一个空气经过净化、温湿度适宜、类似母体子宫优良环境的育儿箱，临床主要用于早产儿和病弱儿的培养成长。其环境温度由控温仪自动控制，使患儿体温保持稳定，提高未成熟儿的成活率，有利于高危新生儿的成长发育。

4 结束语

就如已故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言，体育尽管没有精英文化独特的疏离感，但显示出大众文化的亲和力。体育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独特形式，体现出人类的社会文化需求。无论是作为健身娱乐还是作为赛事观赏，体育都表现了人类对新生活方式与新生活哲学的追求。作为一种生活哲学的奥林匹克文化，借助体育这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具有鲜明社会公益性和巨大市场开发潜力的国际性赛事活动。从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传播的管理来看，因为受到各种限制，奥运传播资源是有限的，但事实上奥运传播涉及奥林匹克运动所有方面，奥运传播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无限性的。奥林匹克文化资源的存在形式是以精神形态为主，以物质形态为辅，它的公益性决定了它的社会价值，也正是这种公益性的特征和四年一度的稀缺性，决定了它的商业价值。相对于社会的需求来说，奥运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其稀缺性，它使得奥林匹克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奥运资源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同时又具有无限性，其作为精神产品能在任何条件下满足任何人的精神需要。”[19]

高中生物涉及生命体内部结构以及化学作用等知识，内容比较复杂，加上生物知识本身比较枯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要围绕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合理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为学生提供全新的生物知识学习方法，为学生直观呈现高中生物教学内容，拉近学生与生物知识之间的距离，从而提升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这样不但可以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而且让学生真切体会到生命的神奇，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对生物知识的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 刘伟，李风圣.产权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08.

[2] 席恒.利益、权利与责任：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35.

[3] 金锦萍.寻求特权还是平等：非营利组织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J].中国非营利评论，2008(1)：6.

[4] 谢静.公益传播中的共意动员与联盟构建——民间组织的合作领域生产[J].开放时代，2012(12)：118.

[5] 任海.奥林匹克改革与国际奥委会的组织转型[J].体育文化导刊，2007(12)：41.

[6] 陈曙，黄鹏.世界杯转播权的幕后新闻[J].沪港经济，2002(2)：51.

[7] 李佳宝，孙葆丽. 青奥会与奥运会遗产之比较[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2)：47-52.

[8] 任海.论国际奥委会的改革[J].体育科学，2008，28(7)：22.

[9] 耿长娟.萨拉蒙对非营利组织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启示[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3(4)：35.

[10] 庹继光.奥林匹克传播论[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205.

[11] 赵德勋，何振梁.基—萨改革国际奥委会管理模式的实质[J].体育与科学，2008，29(2)：21.

[12] 任海.论国际奥委会的改革[J].体育科学，2008，28(7)：23.

[13] 冯玉军，黎晓园.奥林匹克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初探[J].法学论坛，2007，22(4)：40.

[14] 谢静.公益传播中的共意动员与联盟构建——民间组织的合作领域生产[J].开放时代，2012(12)：123.

[15] 庹继光.奥林匹克传播论[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74.

[16] 李辉.新世纪国际奥委会法律地位的改变[J].体育与科学，2002，23(6)：17.

[17] 王家宏.文化视野下的奥林匹克[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35.

[18] 王凯，陈明令. 体育新闻传播的特征、人才能力要求与体育新闻传播教育供给侧改革[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2)：7-13.

[19] 雷选沛.北京奥运经济运营与管理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