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公司治理内部监督实践在引入德日治理模式中监事会制度的同时，也导入了英美治理模式下的独立董事制度。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人数不应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核心职能原本是监督和咨询[1]，而近年来，一些公司逐渐将独立董事作为一种获取特殊资源的路径，其中之一便是通过聘任有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以下简称官员独董)来获取他们背后的政治资源，从而为公司经营谋求便利。2013年底，中组部颁布文件规定：现职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公司兼职；辞职或退(离)休干部三年内不得到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伴随这一“禁官令”的出台，官员独董的作用愈发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治理问题层出不穷[2]，而官员独董就是我国特定制度环境下出现的公司治理问题[3]。官员独董在学术层面涉及董事会治理和政治关联这两大热门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关于官员独董资源获取作用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多通过官员独董辞职的市场效应这种“事后”范式来研究其作用，研究的逻辑是：如果官员独董辞职带来了负面的市场效应，则认为官员独董在职期间发挥了资源获取作用。这种研究主要回答了官员独董是否发挥资源获取作用的问题，但不能得知官员独董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因此，从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贷款便利这种“事前”范式来研究官员独董资源获取作用，不仅可以回答官员独董是否发挥资源获取作用的问题，而且还能回答官员独董如何发挥资源获取作用的问题，可以为官员独董发挥资源获取作用提供直接证据。

2.1 气温变化幅度大 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4月 7 日 7∶00，最低气温过程降幅 9.9～13.9 ℃，极端最低气温达到-7～1.9℃，太白县降幅最大。由于前期宝鸡市气温普遍偏高，苹果发育期较常年提前明显，树体抗寒性降低。加之此次寒潮强度大，降温幅度普遍在10℃以上，各地苹果遭遇不同程度的冻害。

选取风筒出风口距离掘进端面5 m和10 m两种工况，分别对回风侧人行处和司机位置处高度为1.5 m的测点进行综合优化调控。出风口距端头5 m工况下调节为口径1.1 m，水平偏转10°，垂直偏转4°；出风口距端头10 m工况调节为口径0.8 m，水平偏转9°，垂直偏转3°；所得调控前后粉尘浓度实测对比结果见表6。

二、文献综述

官员独董是一类拥有政治资源的特殊独立董事，是公司建立自身政治关联的路径之一。因此有必要从政治关联量化及影响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一)政治关联量化的研究

Faccio[4]将政治关联定义为公司与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公司的董事及其他高管人员曾经或现在政府或国会的相关部门任职、公司通过为政治选举捐款进而取得政治关系等，但是政府通过持股形成的政企关系不算。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各国上市公司都存在政治捐款、高管政商身份重叠等不同程度的政治关联现象[5][6][7]。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关联在世界上许多大型和重要的经济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Agrawal and Knoeber[8]构建了政治重要性的度量方法，发现政治影响越重要、与政府合作越重要，公司中政治背景的董事比例越高；同时，由于发展中的经济体往往是“以关系为基础”而非“市场化”，政治关联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9]。对于我国而言，虽然不存在由于政治捐款引发的政治关联，但是由于企业许多业务经营依赖于和政府部门的合作或受其关系影响，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管拥有政治背景、政商身份重叠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例如Fan、Wong and Zhang[10]在一份由790家部分私有化的中国公司组成的样本中，发现近27%的公司的总经理具有政府背景。

(二)政治关联影响的研究

关于政治关联对公司微观经营的影响，国内外研究比较丰富，这些影响包括公司绩效、税收优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多个方面。

在公司绩效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指出，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存在正面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法律制度薄弱和腐败高发的国家和地区更为突出。例如Goldman、Rocholl and So[11]发现即使在美国，当董事会宣布任命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后，其公司股价会显示出积极的异常回报。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持否定意见，Fan、Wong and Zhang[10]认为总经理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在IPO后三年的盈利增长、销售增长、销售回报率变化等方面表现更差；Faccio、Masulis and McConnell[12]也指出，政治关联公司在获得政府补贴救助期间及后期比同类非政治关联公司财务表现更糟。

在税收优惠方面，Faccio[4]发现政治关联公司缴纳更低的税款；Adhikari、Derashid and Zhang[9]发现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政治关联是实际税率的重要影响因素，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比其他公司以显著更低的税率缴纳税款。而我国目前市场制度尚未健全的现状为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税负提供了空间，政治关联等非市场力量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同样可以对公司的税负产生决定性影响[13]。

两个研究团队现在都已经确定了该通道在分子通信中的作用。斯普金斯的团队在特定的癌细胞上发现了一种受体，它可以引导癌细胞到达中枢神经系统，并很有可能成为治疗目标。赫利森和她的同事们发现这些通道也有免疫功能。斯普金斯和赫利森的研究结果分别发表在7月的《自然》和8月的《自然-神经科学》上，它们为研究和治疗包括癌症、多发性硬化和阿尔茨海默氏症在内的脑部疾病开辟了道路。

在政府补贴方面，国内外学者研究均支持政治关联给公司带来更多政府补贴的观点。Bertrand、Kramarz、Schoar and Thesmar[6]指出，政治关联的商界精英通过改变其公司决策来帮助关联政治家连任或实现政治利益，而优先获得政府补贴是关联政治家给予的回报之一。Faccio、Masulis and McConnell[12]分析了35个国家的450家公司的数据，发现政治关联公司比非政治关联公司更有可能获得政府补贴。Blau、Brough and Thomas[14]发现政治关联的公司不仅更容易获得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资金，而且相比于其他公司，它们也获得了更多数量和更早的TARP支持。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都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于非政治关联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15]。

在银行贷款方面，Boubakri、Cosset and Saffar[16]对来自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关联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政治关联公司通过与政客的联系更容易获得信贷和绩效收益。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较多，罗党论和刘璐[17]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在相同情况下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王伟和彭鹏[18]以我国民营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可以获得更高数额的银行贷款。

除此之外，在减轻信息披露压力方面，Chaney、Faccio and Parsley[19]认为政治关联公司较少需要提高信息质量以应对市场压力。还有学者关注政治关联对宏观经济的影响，Fisman[5]指出，在印尼，政治关联成为政府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Faccio、Masulis and McConnell[12]指出政治关联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和投资决策；Butler、Fauver and Mortal[20]发现地方政府腐败和政治关联增加了信贷风险和承销费用，进而影响当地金融市场运行。

(三)文献综述小结

综上所述，政治关联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政治关联主要是通过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管人员的政治背景来进行量化。而政治关联影响的研究已开始从公司绩效层面深入到具体的影响路径，目前关注比较多的是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三个路径。上述两方面研究多关注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政治背景，而针对作为董事会重要成员的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研究并不多见。但已有学者开始关注独立董事的资源获取作用，例如，Agrawal and Knoeber[8]对有政治或政府方面工作经验的独立董事进行分析，认为这些董事通过提供建议和洞察政府的运作发挥其政治作用，甚至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魏刚、肖泽忠、Travlos和邹宏[21]研究发现有政府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经营业绩越好。郑路航[22]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程度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是一种有利于增加公司价值和提升公司业绩的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而郝云宏、甘甜和林仙云[23]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所拥有的政治背景会给公司短期绩效带来显著的消极影响，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反而会给公司增添更多的社会责任造成的。在2014年初官员独董辞职潮出现后，还有学者关注其辞职行为所带来的市场效应，例如邓晓飞、辛宇和滕飞[24]通过考察官员独董辞职的市场反应来检验公司丧失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发现对非国有公司的股价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冲击。类似地，叶青、赵良玉和刘思辰[25]研究了官员独董辞职潮的市场反应，认为官员独董的价值主要来自于官员身份所带来的资源获取和寻租功能，而不是更好的监督和咨询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文献多是从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度对财务绩效(侧重在职时)和市场绩效(侧重辞职后)的影响角度展开，均属于间接研究范畴，并没有打开官员独董作用的“黑箱”。实际上，已有学者开始探索官员独董作用路径，例如，谢志明和易玄[26]分别选取公司银行贷款额度和会计信息质量作为资源支持和监督职能的代理变量研究官员独董的影响，发现官员独董的资源支持职能较为明显，监督职能有限。因此，在这些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制度背景，探讨官员独董的资源获取作用，进一步研究银行贷款、关注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两类资源获取路径，可以为研究官员独董发挥作用提供更为全面的直接证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第三，银行贷款。参考已有文献，从银行贷款额度、贷款期限和贷款成本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贷款额度主要衡量公司贷款中总的贷款量，参照张敦力和李四海[39]的定义，将贷款额度定义为总贷款(包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占总负债的比例；贷款期限主要衡量取得的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的比例，参照余明桂和潘红波[36]的设计，将贷款期限定义为长期贷款(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贷款成本用于衡量取得贷款的利率成本，将贷款成本定义为利息支出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一)官员独董与税收优惠

税收作为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很早便作为财务研究的重要方向。在1963年修正的MM理论中，学者们就肯定了税负在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官员独董可以被视为公司主动降低税率、建立政治关联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已有研究表明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比其他公司缴纳显著较低的税率[4][9]。值得注意的是，Kim and Zhang[27]的研究中比较明确地指出了政治关联对公司税收可能的影响路径，认为这与政治关联公司拥有“较低的税收执法成本、关于税法及其执行变化更好的信息来源、较低的提高资本市场透明度的压力以及政治关联面临更大的冒险倾向”等因素密切相关。

课堂是小学教学的主要场所，教学的主要载体是教材。但是如果仅仅在课堂中用教材死板地教学，可能反而会压制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深入掌握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在对话的过程中，教师要勇于开拓思路和创新方法，用新的教学方法创造出理想的语文学习情境，在适当的情境中，学生更愿意主动和教师沟通并积极感受学习过程和反思学习中遇到的难题。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在教学情境中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也会更加顺畅自然。

在我国，研究官员独董对税务的影响可从“政治成本”与“政治收益”两方面权衡思考。一方面，拥有官员独董的公司面临较严格的政府监控，可能增加公司税负；另一方面，官员独董可以辅助筹划税负，争取税收优惠，降低实际税率。因此，官员独董对税负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而具体影响的结果则又与公司所处的环境、自身产权性质、经营状况等存在密切联系。我国市场制度还不够健全，这为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税负提供了空间。而官员独董等非市场力量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同样可以对公司的税负产生决定性影响。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据了解，目前“粮食银行”有五大运作模式：以物换物的“广饶模式”、银企合作的“龙江模式”、三业融合的“太仓模式”、政府背书的“凤台模式”、中粮的“粮食银行+”模式。单单是中粮的“粮食银行+”模式，2017年就涉地面积40万公顷，惠及约41万户农民，带动农民增收5949万元。“广饶模式”“龙江模式”“太仓模式”“凤台模式”的推陈出新，不仅丰富了“粮食银行”的业务内涵，也给予了“粮食银行”更多的发展可能。“粮食银行”的出现，对于减少粮食资源损失、提高农民粮食消费质量、改善农民生活、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H1：官员独董可以为公司带来税收优惠，即存在官员独董的公司在同等条件下的实际税率更低。

(二)官员独董与政府补贴

在实际税率的分组统计中，无官员独董组的实际税率均值为23.5%，有官员独董组的实际税率均值为19.3%，可以看出有官员独董组的实际税率低于无官员独董组约四个百分点，t检验说明两组的结果差异较为显著，有官员独董组的实际税率确实显著低于无官员独董组。

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官员独董对公司获得政府补贴作用的发挥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方面，地方政府，特别是法律、市场等不完善地区的政府在决定政府补贴发放的对象时，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公司具有的政治关联可能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反馈，被认为是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更好的暗示，因此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另一方面，这些地区落后的制度，为政府腐败、公司寻租创造了环境，而政府补贴是一种相对更为直接和有效地对公司进行干预的方式。官员独董的政治关联是一种特殊的重要资源，政府补贴的获得可能是企业资源论和寻租的综合结果。我国的经济制度使得企业与政府存在不可避免的联系，企业聘任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能带来更多的福利，而政府补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2：官员独董可以帮助公司获得政府补贴，即存在官员独董的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

(三)官员独董与银行贷款

相比于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虽然银行贷款不直接来自于政府部门，但是目前关于政治关联与公司债务融资的研究却更加丰富。官员独董过去的职业经历作为一种资源，有利于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更加便利地获得银行贷款。

关于官员独董对银行贷款的影响，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一方面，政治关联对公司信用水平具有一定的代替作用，可以降低银行对公司信用水平的要求。另一方面，具有不同背景的独立董事对风险的态度具有较大差异，如具有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对收入管理更为敏感，而具有中间代理人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事件风险更为敏感。从这个角度讲，政治背景独立董事由于有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相关工作经验，风险意识相对较强，因此，具有一定的动机通过帮助公司获得银行贷款以避免现金流断裂的风险。由此可以看出，官员独董在缓解信息不对称、释放正面信号方面对公司获得银行贷款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Boubakri、Cosset and Saffar[30]通过“长期事件研究法”对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与融资决策进行了研究，发现建立政治关联后的公司显著增加了负债水平，并且政治关联越密切，两者的相关性越高。Faccio[4][31]利用来自多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同样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杠杆水平。政治关联与公司负债水平的相关性暗示了政治关联有可能为公司以银行贷款为主的债务融资提供便利。

综上来看，官员独董确实从信号释放等角度更加有利于帮助公司获得银行贷款，具体来看，主要包括贷款额度、贷款期限和贷款成本三个维度。

1.官员独董与贷款额度

银行贷款额度是衡量公司银行贷款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大部分研究都肯定了官员独董所代表的政治关联对公司取得银行贷款的促进作用[18]。Khwaja and Mian[32]研究发现巴基斯坦的政治关联公司在政府控股银行的借款额度是普通公司的两倍多。Claessens、Feijen and Laeven[33]以及Yeh、Shu and Chiu[34]分别利用巴西和台湾地区选举的数据进行事件研究，发现每次选举后，对当选政党进行了政治捐款或者与当选党派存在关联的公司均显著增加了银行贷款水平。

从拥有的官员独董人数来看，相当一部分公司拥有一人以上官员独董，占有官员独董公司数的45.37%，说明这些公司在已经拥有一位官员独董的情况下，仍旧寻求更多的官员独董。从年度变化上可以明显看出，虽然拥有官员独董的公司数量有小幅波动，但公司拥有的官员独董人数呈现出总体上增长的趋势，特别是拥有两位或三位官员独董的公司数量在逐年增加，这些变化趋势更加说明了公司日益重视这些具有特殊背景资源的独立董事。

H3-1：官员独董可以帮助公司增加银行贷款额度，即存在官员独董的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

2.官员独董与贷款期限

在贷款期限维度，余明桂和潘红波[35]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公司获得的贷款期限更长，长期债务的比例显著高于非政治关联公司，并且长期银行贷款是政治关联对公司提供融资便利的主要手段。另外，随着政治关联程度的提高，政治关联对民营公司获得长期贷款的效应更显著[16][36]。李健和陈传明[37]的研究也肯定了政治关联对债务期限的正向作用，他们还发现相对于国企，民营公司的政治关联性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更大。

相比于短期贷款，长期贷款具有稳定性好、成本低的特点，既有利于减轻公司的财务负担，降低融资成本，也有利于公司增强自身的财务安全，降低财务风险，避免出现现金流断裂等情况。因此，在相同的条件下，多数公司倾向于获得期限更长的借款。由于长期借款往往数额较大，所以银行方面相应的审核会更加严格。鉴于上述关于银行贷款和银行贷款额度的分析，官员独董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正面形象，成为银行与公司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桥梁，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2：官员独董可以帮助公司增加银行贷款期限，即存在官员独董的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获得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

3.官员独董与贷款成本

政治关联公司获取的银行贷款便利不仅是贷款额度的增加，在贷款成本上也可以获得一定的优势。王俊秋和倪春晖[38]指出，银行的贷款成本取决于公司的偿债能力和盈利水平，但是政治资源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起到替代作用，成为民营公司的隐性担保，从而削弱其他要素在决定贷款成本中的作用；并且，往往其他指标越差的公司其政治关联对降低贷款成本的作用越明显。

柳传志有一种称为“复盘”的学习方式：一件事情，不论失败或成功，重新演练一遍。大到战略，小到具体问题，原来的目标是什么，当时怎么做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做完再回过头看，是否正确，边界条件是否有变化。这也是一种反思方法。复盘的步骤：回顾目标——结果对比——叙述过程——目我剖析——众人设问——总结规律——案例佐证——复盘归档。

按：“椿”字，涵芬楼、三家本原作“樁”。“椿”字形近误录。“樁管”谓储存保管。宋司马光《乞罢免彼钱依旧差役札子》：“所有助役钱，令逐州樁管。”宋苏轼《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于江淮近便丰熟，州军、差官置场和籴白米五十万石，严赐指挥，须管数足，仍搬运至真、扬州樁管。”

银行贷款成本作为公司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的降低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负债成本，进而降低加权资本成本，最终提升公司价值，因此追求更低成本的银行贷款往往是公司的努力目标。而银行的成本决定往往与其对贷款公司风险的评估相关，正如前述所言，官员独董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可以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与信用水平起到一定的代替作用，向银行释放积极的正面信号，增强公司的信用水平，有利于公司获得更低利率的银行贷款。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3-3：官员独董可以帮助公司降低银行贷款成本，即存在官员独董的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获得利率更低的银行贷款。

金玉其中：我觉得，即使是新零售我们也得保持差异化，不同类型的物流服务提供商将具备鲜明的角色及价值定位。供应链整合商在供应链环节中将以“计划者”及“整合者”的定位为核心，在全局上整体提升供应链的协同效应及释放规模效应。运力提供商将回归“运输专家”的角色定位，力求在提升物流交付时效、稳定性的同时，有效降低运输成本。而基础设施提供商则进一步体现“赋能专家”的角色定位，通过最优的仓网布点及柔性、敏捷的物流科技研发提升各节点的运营效率。不同的角色定位对三类物流服务提供商的核心能力提出差异化的构建要求，中国物流企业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需要根据自身定位，有针对性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样本方面，选取“禁官令”出台前四年，即2010年至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主板上市的非ST公司作为研究最初的样本源，并按照2012年中国证监会最新行业分类方法，从18个不同行业(金融业除外)按20%的比例采用Excel随机码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450家公司，且剔除上市时间少于两年的不稳定样本、在研究期间任何一年出现过被ST的公司样本、在研究期间任何一年数据残缺的公司样本以及个别数据差异值较大的公司样本。根据以上筛选原则，最终确定127家公司为研究样本，总计508个样本点。

在数据来源方面，从CSMAR和CCER数据库直接获取或经过计算获得研究所需财务数据。对于独立董事官员背景的数据，首先将CSMAR公司治理数据库中独立董事背景介绍的数据进行下载整理，然后按照对官员独董的定义进行手工分类；而对其中不能从资料中直接判断是否为官员独董的，则以“独立董事姓名”“独立董事姓名+人民代表大会”“独立董事姓名+政协会议”“独立董事姓名+独立董事”为关键词通过网络进行搜索，并对搜索内容的前20条网页进行逐一核对，进而对其是否是官员独董做出判断。由于许多独立董事的信息存在不对称性，对官员独董的判断必须严谨，所以，当采用以上方法均无法得出某独立董事具有官员背景时，则将其判断为非官员独董。

(二)变量设计

根据前述研究假设，参考文献综述中已有的研究，设计了实证研究所用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作用研究用变量类别具体测度变量名称具体测度变量代码具体测度变量说明被解释变量税收优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实际税率政府补贴力度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成本ETRSUBLoanLBDCGC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政府补贴附注总贷款/总负债长期贷款/贷款总额利息支出/贷款总额解释变量官员独董有无官员独董官员独董比例GOV1GOV2官员背景独董人数/独立董事总数官员背景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控制变量公司治理控制变量(CG)公司财务控制变量(Com)其他类型控制变量税收优惠控制变量政府补贴控制变量银行贷款控制变量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资产规模财务杠杆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市场化水平行业年份区域环境存货密集度雇员规模资本密集度利息保障倍数INDTOPBoardSizeLEVGrowthROAMIIndustryYearAreaInvIntEmployeeCapIntIP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人数总资产(取自然对数)总负债/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年增长率净利润/总资产采用樊纲等《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市场分配经济资源比重”根据行业门类,构造共17个哑变量2010年-2013年根据税收政策,分为5个区域存货/总资产每百万元主营业务收入雇员人数固定资产/总资产息税前利润/财务费用

1.被解释变量设计

被解释变量共有三类：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

第一，税收优惠。实际上地方政府真正能够掌控的数额较大的税收类型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所得税的实际税率更能体现出政治关联对公司税负的影响。因此，使用实际税率作为税收优惠程度的衡量标准，具体计算可定义为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的比值。

第二，政府补贴。参照余明桂、回雅甫和潘红波[14]的研究，选取利润表附注中营业外收入项目下的“政府补贴”作为政府补贴力度的参考值。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选取当前在政治关联领域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进行研究，从理论上分析官员独董与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的关系，有必要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

2.解释变量设计

对于独立董事是否有官员背景主要参考国内外对政治关联或政治背景的相关定义。Faccio[31]将政治关联定义为总经理本人及其亲属好友曾在政府或军队等相关部门任职；Claessens、Feijen and Laeven[33]以及Yeh、Shu and Chiu[34]将为政治大选进行捐款视为政治关联。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将重点放在董事长和董事长是否曾在政府机关任职上[40]。结合国内外学者的定义，对官员独董作如下定义：曾在县、市、省及中央政府部门任职且为非研究员类的独立董事；曾经或现在各级人大或政协的组织部门任职的独立董事；在各行业协会担任重要职务或部门领导的独立董事。如果公司存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独立董事具有上述情形中的一种，则认为该公司独立董事具有官员背景。有官员独董则指标取值为1，否则为0。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利用官员独董比例即官员独董人数占独立董事总人数的比例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进行检验。

3.控制变量设计

控制变量主要分为两大类：通用控制变量和各路径单独的控制变量。通用控制变量包括公司治理变量(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公司财务指标(资产规模、财务杠杆、成长能力和盈利能力)、市场化水平、行业和年份。其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通用控制变量中导入了已有研究公认的、对被解释变量具有较大影响的市场化水平[39][41]，利用针对性较强的樊纲等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第一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第一小项“市场分配经济资源比重”作为衡量公司所在地市场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此外，各路径单独控制变量还包括以下几项：

1.基于税收优惠路径的回归结果

第二，存货密集度。存货密集度是存货与总资产的比值，用于衡量总资产中存货的比重，借鉴冯延超[43]的结论，将存货密集度作为税收优惠路径特有的控制变量。

第三，雇员规模。雇员规模用以衡量公司解决社会就业的能力，是政府补贴路径的特有控制变量。雇员规模的定义为每百万元主营业务收入所雇佣的员工数量，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公司在相同主营业务收入的水平上制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减轻了更大的就业负担，同等条件下越容易获得政府补贴。

第四，资本密集度。资本密集度是银行贷款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定义为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所谓高速公路的养护工作就是要抢在高速公路的桥梁没有出现问题或者刚刚出现问题的时候进行及时修补，在执行养护操作时，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养护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就要求养护工作相关人员要具备足够的责任感和专业度，这样才能为高速公路的桥梁养护更好地进行服务。

第五，利息保障倍数。利息保障倍数也是银行贷款模型中用到的控制变量，指息税前利润与财务费用的比重。利息保障倍数和资本密集度这两个指标在银行贷款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被认为是衡量公司财产安全程度、利息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

(三)模型设计

基于研究假设及相关类型变量设计，分别构建官员独董与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之间关系的研究模型，并采用平衡面板计量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模型如式(1)至式(5)所示，这五个模型分别用来检验假设H1、H2、H3-1、H3-2和H3-3。

ETRit=α+β1GOV1it+β2CGit+β3Comit+β4MIit+β5-8Areait+β9InvIntit+β10-26Industryit+εit

(1)

雕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是相伴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鹳鱼石斧图》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传统绘画的发端与雕塑（刻）艺术存在的姻缘关系。这是一件陶瓷与装饰绘画相结合的作品，史家和学界都一致认为依附于其表面的绘画作品在绘制手法上与之后的中国画艺术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因此，被认定为是中国画的“鼻祖开篇”。

(2)

Loanit=α+β1GOV1it+β2CGit+β3Comit+β4MIit+β5IPit+β6CapIntit+β7-23Industryit+εit

(3)

LBDit=α+β1GOV1it+β2CGit+β3Comit+β4MIit+β5IPit+β6CapIntit+β7-23Industryit+εit

(4)

CGCit=α+β1GOV1it+β2CGit+β3Comit+β4MIit+β5IPit+β6CapIntit+β7-23Industryit+εit

(5)

其中，CG是对公司治理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独立董事比例(IND)、股权集中度(TOP)和董事会规模(Board)；Com代表公司财务指标相关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资产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成长能力(Growth)和盈利能力(ROA)。

五、描述性统计与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和均值t检验

1.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展示了研究样本在2010年至2013年中官员独董的描述性特征。根据表2的统计结果，每年都有至少60%的公司拥有至少一名官员独董，这与汪弘和罗党论[44]研究创业板公司发现46.9%的公司拥有政治背景独立董事的统计结果相呼应，说明官员独董曾经在我国公司中普遍存在。

LW16-40.5型断路器主要特点，同其它的断路器相比，LW16-40.5型断路器具有更好的开断性能，同时断路器采用的是气压灭弧，因此燃烧时间极短，断路器的寿命得到了有效的延长。断路器在额定电压下不间断的开断25千安20次，可不用更换断路器内部的六氟化硫，也不用对其进行检修。此外断路器的绝缘处理更加可靠，气压在处于零压情况下断路器可承受40kV长达13分钟以上；总之其具有合闸力强，可靠性高，同时能够经受频繁的操作、结构小、结构简单、使用寿命长等优势。

目前，我国信用评级等制度不够完善，官员独董可以向外释放信号，增强公司的正面信息，弥补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同时，从银行的角度看，与这些拥有官员独董的公司合作，为他们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也可以帮助自身加强政治关联，建立起相关资源优势。这些都为银行给拥有官员独董的公司提供更高额度的贷款提供了可能。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表2 官员独董描述性统计

  

项目人数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公司中是否有官员独董有73827979无54454848合计127127127127公司中官员独董人数4人45323人91010112人151925271人454741380人54454848合计118133133133

2.被解释和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研究的主要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如表3所示。被解释变量方面，实际税率的均值为0.214，最大值为0.456，最小值为0.005，说明样本公司的平均实际税率在21.4%左右，最大实际税率和最小税率相差45.1%，但是标准差为0.092，相对较小，说明样本公司实际税率虽然个别极端值差距较为明显，但是总体的分布较为集中；政府补贴力度的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3.581、5.357和0，标准差为0.789，表明样本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差距较大；样本公司银行贷款的平均额度为42.9%，虽有个别极端值出现，但总体分布较为集中，表明样本公司的融资来源较为广泛，银行贷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长期贷款率平均值为42.9%，说明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的分布较为平均，相对来说短期借款占比略高，而从最大值最小值的极端现象来看，存在部分公司完全依赖长期借款或完全依赖短期借款的现象，显然这些公司存在财务政策过度保守或过度激进的情况；贷款成本的平均值为11.0%，这大致符合目前我国公司银行贷款的基本情况，虽然个别极端样本贷款成本高达68.3%，但是从0.106的标准差来看，样本整体分布较为集中，高成本样本值为个别极端值。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不再逐一分析。

 

表3 被解释和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ETR0.2140.0920.0050.456SUB3.5810.7890.0005.357Loan0.4290.2130.0220.980LBD0.3860.3420.0001.000CGC0.1100.1060.0010.683IND0.3750.0620.3100.514TOP35.96014.73011.85174.300Board9.0002.0475.00017.000Size9.6090.5398.59011.130LEV0.5350.1600.1450.887Growth0.2590.527-0.3854.095ROA0.0500.0400.0010.215InvInt0.1690.2250.0000.786Employee1.4501.1580.0276.861IP55.4007.97032.100132.500CapInt0.2330.1670.0010.688

3.被解释变量分组t检验

对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实际税率、政府补贴力度以及银行贷款方面的相关变量以有无官员独董为标准进行分组整理，分别比较每个被解释变量有官员独董组和无官员独董组的均值和标准差，并且对结果进行均值差异的t检验，以此初步检验官员独董是否可以显著影响公司的这些指标，结果如表4所示。

政府补贴是指公司从地方或上级政府获得的、具有无偿性的资产，以货币性资产为主，也包括非货币性资产，但是不包括政府作为股东对公司投入的资本。已有研究表明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同类非政治关联公司显著更有可能获得政府补贴[12][13]。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地方经济的发展不仅会影响当地的就业和财政收入，同时也会影响未来资源获取能力。因此，地方经济的发展关乎当地政府的现在与未来，而政府补贴是政府对经济和企业发展进行影响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政府补贴行为较为普遍，而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于非关联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28][29]。

赵小甲：俺爹真是厉害，愣是把钱大老爷差来的衙役憋了回去。爹你不知道钱大老爷的厉害，俺可是知道他的厉害。东关油坊里小奎对着他的轿子吐了一口唾沫，就被两个衙役用铁链子锁走了……不过俺也看出来了，爹不是个善茬子。俺爹不是豆腐爹，俺爹是个金刚爹。俺爹在京城里见过大世面，砍下的人头用车载用船装。俺爹和钱大老爷较起劲来，就好比是一场龙虎斗，看看你们谁能斗过谁吧。[16](P65)

政府补贴力度分组结果则更为清晰，可以看到，无官员独董组的政府补贴力度指标均值为2.46，而有官员独董组的指标均值则高达4.28，比无官员独董组高出约74%，两组的t检验结果，说明两组差异非常显著，即有官员独董的公司明显比无官员独董的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

银行贷款方面的三个被解释变量的结果则略微复杂些。贷款额度在无官员独董组的均值为0.442，而有官员独董组的均值却更低，为0.420，两者的差异绝对值较小，t检验后的结果，也说明两者间差异不显著，与前述假设不符，这可能是由于官员独董可以为公司提供更多融资方式选择，而不仅仅局限于银行贷款，对此将在后文实证回归部分进一步研究。贷款期限组的结果显示，无官员独董组的长期借款比例为34.6%，而有官员独董组的长期借款比例高达41.8%，多出约七个百分点，但两者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有关银行贷款成本的结果与贷款期限组的结果类似，无官员独董组的贷款成本均值为12.2%，有官员独董组的贷款成本均值为9.7%，虽然在数值上有官员独董组的公司样本可以较为明显地获得更低成本的银行贷款，但是t检验结果说明两者的差异性仍旧不够显著。针对以上关于银行贷款的三个被解释变量的分组t检验不理想的情况，初步分析可能是由于银行贷款的影响因素较多，应该组合考虑其他方面的控制变量的影响，不能仅依靠有无官员独董进行分组讨论，因此，后文将对此展开更加深入的分析。

SUBit=α+β1GOV1it+β2CGit+β3Comit+β4MIit+β5Employeeit+β6Industryit+εit

 

表4 分组统计与均值差异t检验结果

  

变量分类样本数平均值标准差t值ETR01950.2350.12913130.1930.133t=1.297(0.132)SUB01952.4603.57013134.2809.590t=-2.536(0.011)Loan01950.4420.20813130.4200.216t=0.826(0.409)LBD01950.3460.35013130.4180.336t=-1.037(0.300)CGC01950.1220.25213130.0970.170t=1.001(0.371)

注：括号中数值为两个分组均值相等的概率。

(二)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之前首先使用Stata14.0软件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中国古典艺术批评常以诗品、画品、书品名之，“品”这个词非常独特，由三个“口”构成，最关联于“口”，亦即味觉。我们的诸种感官，视觉最清晰，关联于人的理性，触觉次之，相对要模糊一些;最微妙的，当属味觉，这种感官体验完全无法量化，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如烹饪，火候不能过，也不能不及，美味到甜还是辣、咸还是淡等，完全无法分析，但入口即感明，所以说烹饪的分寸感，和我们艺术创作的分寸感是一样的。中国艺术最讲“品”和“味”，所以相对世界上其他艺术来说，是最细腻最微妙的艺术，中国古典艺术批评因而也体现出最“微妙”的分寸感，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别:

第一，区域环境。区域环境为税收优惠路径特有的控制变量，我国各省市区享受的税收政策存在较大差异，参照王延明[42]的设计，按照公司注册地所在城市的税收政策的不同，将样本分为五个区域，即东部地区(京、津、辽、冀、鲁、苏、浙、闽、粤)、中部地区(黑、吉、晋、豫、鄂、湘、赣、皖)、西部地区(陕、甘、宁、青、新、川、云、贵、藏、桂、内、渝)、经济特区(珠海、深圳、厦门、汕头和海南)和上海，并构建相应的四个哑变量。

表5第二列展示了模型1官员独董与实际税率的面板回归结果。具体来看，有无官员独董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拥有官员独董的样本公司相比于没有官员独董公司样本可以降低2.5%。根据回归结果，样本公司的实际税率与是否存在官员独董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拥有官员独董可以显著降低公司的实际税率，为公司节约成本。

显然，我国税收很大一部分权力由地方政府控制，虽然有国家统一的税率标准，但是具体税收政策千差万别，政治关联等非市场力量作为社会资源同样可以对公司的税负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为公司通过官员独董谋求特殊税收优惠、降低实际税率提供了可行性空间。另外，从信号传递角度看，有官员独董的公司在面对市场时，可以承受一定程度上因税收部分披露不全面而带来的压力，这更为其提供了可操作性空间。

 

表5 官员独董资源获取作用实证结果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1模型3-2模型3-3Cons0.1803.7401.121 -0.854 0.329 GOV1-0.025 1.720 -0.001-0.012-0.018 IND-0.127 -1.600 -0.0810.1850.279 TOP0.0060.051 0.0000.0000.000Board0.002-0.575 -0.004-0.0040.004Size-0.013 1.550 -0.076 0.102 -0.037 LEV0.092 -1.5900.466 -0.002-0.180 Growth0.002-0.6210.0100.025 0.015ROA-1.065 -2.580.185-0.108-0.182MI0.0010.118-0.004 -0.0020.002InvInt-0.007Area控制Employee-0.397CapInt0.094 0.119 -0.025 IP0.006 0.0000.002Industry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Year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R-squared0.38090.2150.2250.2190.190F值116.9467.1371.9067.8065.82

注：表格中、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2.基于政府补贴路径的回归结果

表5第三列展示了模型2官员独董与政府补贴的回归分析结果。具体来看，有无官员独董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官员独董与公司获得政府补贴存在正相关性，拥有官员独董的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从估计值来看，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有官员独董的公司可以比没有官员独董的公司多获得1.72个单位的政府补贴。

分析其原因，相较于探讨的另外两个方面，政府补贴是政府影响公司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直接将公司扭亏为盈。这样的结果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导致：一方面，能够聘任官员独董的公司往往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对地方经济及形象提升的影响较高，地方政府有通过政府补贴对其提供支持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政府补贴的发放中人为操作性强，官员独董为公司在谋求政府补贴时提供了资源竞争优势，相同情况下更有机会获得政府补贴。

3.基于银行贷款路径的回归结果

表5最后三列展示了模型3-1、模型3-2和模型3-3，即官员独董与银行贷款的回归分析结果。

第一，官员独董与贷款额度。模型3-1反映了官员独董与贷款额度的回归结果，在前文独立性分组t检验中，发现有无官员独董两个分组的贷款额度差别不大，有官员独董分组的贷款额度均值比无官员独董分组的贷款额度均值低0.022个单位值，并且t检验的结果为两者存在较高概率的无差别性。在模型3-1的结果中，有无官员独董变量的回归系数仅为-0.001，且t检验结果不具有显著性，可以认为试验样本中官员独董对公司获得银行贷款额度上不存在影响，这再次印证了前述结论。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官员独董可以为公司提供更多融资渠道的选择，而不仅仅局限于银行贷款。

第二，官员独董与贷款期限。模型3-2反映了官员独董与贷款期限的回归结果。在前文独立性分组t检验中，发现有无官员独董两个分组的贷款期限存在较大差异，有官员独董比没有官员独董的公司样本在银行贷款期限维度平均高7个百分点，但模型3-2中有无官员独董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12，而且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官员独董与公司银行贷款期限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官员独董在帮助公司获取长期银行贷款维度的作用有限。

第三，官员独董与贷款成本。模型3-3反映了官员独董与贷款成本的回归结果。相较于银行贷款的另外两个指标的回归结果，模型3-3银行贷款成本的回归结果与假设以及前述均值差异分组t检验的结果存在较高的吻合性。有无官员独董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18，且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官员独董与贷款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存在官员独董的公司，其贷款成本相较于没有官员独董的公司低1.8%左右，这个结果与均值差异t检验的结果较为一致。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相较于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的回归结果，银行贷款方面的回归结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其中，官员独董与贷款额度和贷款期限的回归结果都不具有显著性，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官员独董，公司的资产规模、固定资产比值、资产负债率等这些指标在银行决定是否给公司发放贷款、是否发放长期贷款时起到更加显著并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官员独董对公司融资方面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例如可能为公司提供更多非银行贷款类的融资选择等，因此官员独董对银行贷款额度以及贷款期限方面的影响还存有争议。而与前两个维度相比较，银行贷款成本的结论则较为明朗，有官员独董的公司显著拥有更低成本的银行贷款，并且在均值为11%的样本公司银行成本中，官员独董可以降低约1.8个百分点，即成本较同类公司低16%左右，结果较为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新的方法刻画官员独董。前述实证过程使用的是虚拟变量方法，而稳健性检验部分则改为使用连续比例变量——官员独董比例(GOV2)来表示，即官员独董人数占独立董事总人数的比例，用其替换原模型1、模型2、模型3-1、模型3-2和模型3-3中的GOV1，生成模型4、模型5、模型6-1、模型6-2和模型6-3，具体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显然，税收优惠方面的结果与原模型回归结果略有不同，官员独董比例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04，数值上显著减小，但仍具有显著性，说明官员独董的比例增加对实际税率起到降低的作用。

政府补贴方面的回归结果与原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官员独董比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其值是2.54，说明官员独董比例对政府补贴具有显著正面影响，拥有官员独董可以帮助公司获得更多额度的政府补贴，同时官员独董数量的增多可以进一步增加获得政府补贴的额度。

银行贷款方面的回归结果与前文模型回归结果近似。注意到在模型6-1中官员独董比例变量的回归系数变成了正值，说明官员独董对贷款额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该回归结果仍旧不显著，不具可信性。同样模型6-2中官员独董比例变量系数不显著。模型6-3表示官员独董比例与贷款成本的回归结果，其回归系数为-0.026，且结果显著。这进一步肯定了官员独董对降低贷款成本的显著作用，并且暗示随着官员独董人数的增加，该成本降低程度进一步提升。

表6 官员独董资源获取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模型4模型5模型6-1模型6-2模型6-3Cons0.1803.1401.129 -0.850 0.326GOV2-0.004 2.540 0.017-0.018-0.026 IND-0.112-14.700 -0.0920.1750.280 TOP0.0000.0480.0000.0000.000Board0.002-0.535 -0.005-0.0040.004Size-0.0141.600 -0.077 0.102 -0.036 LEV0.094 -1.7700.467 0.000-0.178 Growth0.003-0.5990.0100.025 0.014ROA-1.053 -2.4200.195-0.105-0.187MI0.0010.118-0.004 -0.0020.002InvInt-0.003Area控制Emp-0.418CapInt0.0890.1190.127 IP0.001 0.0000.000Industry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Year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R-squared0.12290.1140.1180.0130.052F值115.4844.4572.0467.8521.12

注：表格中、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综上所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实证部分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通过从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三个路径实证分析官员独董对公司微观层面资源获取的作用得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官员独董能够降低公司的实际税率，为公司带来了税收优惠；官员独董能够增加公司的政府补贴，为公司带来营业外收入；官员独董能够降低公司的贷款成本。官员独董确实在公司经营中发挥了包括降低实际税率、增加政府补贴、降低银行贷款成本等在内的诸多作用，这些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独立董事的监督和咨询的基本职能范畴，说明拥有官员独董的公司存在通过政治寻租、政治资源等获取不正当收益的可能行为。官员独董的这些影响，虽然对公司来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但是从整体的社会效应看，正如Faccio[4][31]研究得出的结论，这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低效率分配，使得原本按照社会发展要求本不应获得这些利得的公司从那些本应获得的公司手中夺走了资源，这从社会宏观层面看是对社会资源分配和投资决策的扭曲，不利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研究启示

研究结论为官员独董发挥资源获取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给出了三个具体路径，有效补充和扩展了对政治关联和独立董事的相关研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可从治理环境和治理机制两个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首先，在改善治理环境时，一方面政府机构应该积极为公司发展提供相关服务和后勤支持，做到“亲”；另一方面应该厘清政府机构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做到关系清白，政商分离，做到“清”。不以“亲”而忘“清”，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发展整体社会经济，提振信心。其次，在改善治理环境的同时，也要加强作为外部治理重要环节的监管机制建设，一方面，既要继续对官员背景人士出任独立董事进行严格限制和监督，防止公司利用他们的政治资源和政府机构建立不正当政商关系，谋求私利；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官员独董带来的影响进行反思，公司中其他与公司利益关联更加密切人士的政治关联是否也存在政治寻租现象，同时对董事长或总经理等高管存在政治背景的公司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实现公司治理从行政型向经济型的转型[45]。最后，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关注高校独董、退休企业家独董等不同类别独立董事的影响，进一步贯彻分类治理的理念，为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提供更为具体有效的参考。

无疑，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研究没有进行全样本的实证检验；并且仅对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这三个官员独董发挥资源获取作用的路径进行了研究，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官员独董发挥资源获取作用的其他路径，以更好地丰富现有研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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