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快节奏的生活步伐所带来的职场压力、生活压力使得人们处在全民焦虑的社会语境下，以舒缓的情节、温情的细节、聊天式的节目特色为特点的“慢综艺”应运而生，这不仅体现了当代人们对追名逐利的竞争感的厌倦，也体现了当下社会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憧憬。“慢综艺”是相对于竞技对抗类“快综艺”所产生的新的名词，但它并不是国内原创的一种全新的节目形式，而是最早诞生于美国的“非竞赛类真人秀”节目的一种变形和发展，“非竞赛类真人秀”内涵很广，包含社会交往、生活服务、交换体验等一系列节目类型，其典型特点就是弱化对抗和竞争，注重节目过程中嘉宾的体验和感受，代表文本也十分丰富，如《交换空间》《我们约会吧》《变形记》等节目。而“慢综艺”这个名词的出现和兴起，是伴随着2017年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的热播而逐渐走入观众眼前，随之迎来井喷阶段。从节目形式来看，“慢综艺”通过选择远离城市喧嚣的乡村，以及录制前期的大量工作，为节目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效果。在内容设计方面，剧情简单轻松，没有激烈的游戏环节，取而代之的是嘉宾之间的轻松畅谈，展现了人际交往中的温情。

大数据技术、云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智能化技术实现了对受众的平等赋权和赋能，受众的圈层化集聚形成了一种结构式和弥散式的新权力场域，正如克莱·舍基所提出的“类组织力量”，这种新权力结构打破了传统媒介的信息垄断传播范式。保罗·莱文森认为：媒介总是越来越趋向满足人的感官愉悦和传播需求，新的传播场域中，受众的情感因素获得了重新焕发的技术支撑和社会基础[1]。当前，情感化转向成为传播的主导范式之一。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观察组的病患在手术的过程中,病患治疗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手术过程中出血量更少,其阴道的血流时间也明显少于对比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的差距用统计学参数表示出来,P小于0.05,其结果具备说服力,统计两组数据列表。

1.日本智能制造系统的内涵。1989年10月，日本专家倡议在产业界和学术界联合成立IMS国际合作项目。经过多国专家的各种可行性论证和研究，为了降低进行先进制造技术研发的风险，日本于1995年提出了智能制造系统(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IMS) 。日本通产省对IMS的定义是：“IMS在整个制造过程中贯穿智能活动，并将这种知识活动与智能机器有机融合，将整个制造过程——从订货、产品设计、生产到市场销售——以柔性方式集成起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9]

一、情感传播视阈下“慢综艺”崛起的内在机理

现代社会，互联网“人人互联”的特性使得人们的情感获取越来越依靠互联网提供的虚拟情感和服务，直接经验的缺席，导致人情关系“沙漠化”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向[2]。当下的情感满足方式趋向市场化、产业化、商业化，综艺节目作为一种娱乐产业，也适应了满足受众情感需求的产业逻辑。“慢综艺”用安静代替喧嚣，用生活代替生存、用诚恳代替虚华，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紧张忙碌后的放松与闲暇需求。

(一)情感价值：关注人文情怀，符合时代主题

主要表现在节目场景的去真实化以及情节设置与理想闲暇生活背道而驰。

“慢综艺”节目的重点不在于设置游戏完成任务或是通过游戏中的笑点来突出节目效果，相反，节目十分重视“人”的主体能动性，把嘉宾之间的日常点点滴滴作为节目的核心，通过表现他们之间的情感和故事，展现“人”的价值，关注生活体验，体味人情冷暖，体现人文情怀。以《向往的生活》为例，与竞赛类快综艺节目以完成游戏任务为吸引点不同，《向往的生活》没有设置比赛任务或是明显的奖惩规则，甚至很少有充满综艺效果的刻意的游戏环节，相反，节目的重点在于蘑菇屋中四口人以及往来朋友之间的平凡生活。节目情节模式简单，即蘑菇屋中的固定嘉宾为房屋主人，每期招待不同的来访客人嘉宾，主人和客人需要通过亲自劳动，比如：插秧、捉鱼、挖笋等农活来获得一日三餐的原材料，并且通过对这些粮食的加工、贩卖来赚取生活所需的费用。

“热播节目或隐或显的社会焦虑表征，让身处现实焦虑中的观众能够很自然地与剧中的人物和情境产生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12]”“慢综艺”独特的节目形式和舒缓的节奏步伐，以及精妙的后期制作，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代入和移情，实现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缓解因社会焦虑带来的心理失衡。但“慢综艺”作为一种节目形式同样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二)情感消费：展现生活气息的真实情境，回归真人秀本质

真人秀多为满足观众窥私欲，当下真人秀节目表演痕迹过重，使得真人秀流于形式。“慢综艺”反其道而行，主要表现在节目情节设置、节目叙事、节目内容和场景的真实情境的营构。

3.调整肠道菌群。为预防大肠杆菌性下痢，可以使用活菌制剂调整仔猪肠道内的菌群。主要方法有：①乳康生，仔猪出生后每天早晚各口服1次，每头仔猪每次1片（0.5 g），连服2 d，以后每隔1周服用1次，可服用6周。②促菌生，用法同上。③调痢生，拌为稀糊状，用注射器筒注入仔猪口内，令其自行咽下，用量为500 mg/kg体重。

其次，在叙事上，“慢综艺”的节目叙事是基于生活场景展开的叙事，《向往的生活》拍摄场景从第一季的北方民房到第二季的江南水乡，观众通过场景的变化看到了南北不同的风土人情，获得全新的观看体验。生活气息往往体现在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第一季的玉米、地窖，以及具有北方特色的通过在屋外烧火给屋内的床加温，无不展现了北方特有的饮食文化和民居文化；第二季的水稻、鱼塘体现的是满满的江南柔情，黄磊在第二季节目开篇做出的第一道菜就是杭州的特色：葱包烩，小巧精致的小吃展现了中国南方的饮食习惯和特色。尽管场景在变，但生活气息未曾改变，同样不曾改变的还有节目中中国传统式的角色设定。无论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黄磊延续了一贯的好爸爸、好丈夫形象；何炅则相对要暖心和细心，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刘宪华、彭昱畅因为生活经验不足又总在节目中闯祸，却为蘑菇屋带来欢声笑语，因此充当“儿子”的角色。因此，四人的关系无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敬长辈、疼惜晚辈、兄友弟恭等情感因素。节目中主人和客人一起通过劳动获得食材，收获果实，讲述了最朴素的生活道理，即只有付出才有收获。

第三，节目内容上，慢综艺真人秀不仅仅要实现节目形式上的“慢”，而且要做到内容实质上的“慢”。《向往的生活》为了还原最真实的田园风光，为了再现更真实的生活气息，提前一年在蘑菇屋附近种下水稻和植被，并拍摄了蘑菇屋一年四季的周边景象，这使得节目在外在形式上更具真实性和生活气息。

(三)情感形式：精良的后期制作，深化节目情感

如果说节目的前期制作完成的是节目叙事的主体架构，那么后期包装则承担了主题叙事结构外的趣味和情感补充，因此，精良的包装显得格外重要[6]。“慢综艺”通过后期剪辑，将原本舒缓平和的节目步调通过镜头的切换、花字的装饰、动画的表现实现节奏上的转变，让观众的情绪随着情节的变化上下起伏，由此，“慢”综艺的节目内涵得以突显。

（1）结合紧急的事件，促使措施的优化制定。如果有明显证据证明食品风险，并且其风险与环境、动物以及人类之间存在关系，该风险的识别工作将引起更多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需要结合实际，立刻停止该产品的流通、使用和进口。

“慢综艺”节目通过微博话题吸引受众参与探讨，将受众集结为一个相似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的网络族群。人类具有类本质和凝聚的本能需求，根据社群认同理论，基于“慢综艺”微博形成的“脱域”的网络趣缘社群，通过参与话题探讨、内部成员互动以及表情包传播，社群成员实现了一次联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网络狂欢，并最终实现了短暂性的自我身份的构建和情感归属。“共同体营构的集体围观的仪式感，赋予了个体自我身份的进一步认同”[9]。如《向往的生活》通过设置一些情感话题，吸引受众参与探讨，在此过程中代入自身的情感经历。不仅嘉宾在微博上发文互动，甚至节目中的动物们都纷纷开设微博，分享动物成长等背后故事，当节目中的山羊(老点)去世，微博话题“向往的生活老点走了”一度登上热搜排行。

其次，通过后期的CG动画，强化受众情感卷入。如节目中黄磊所做的土灶，由于形似龙猫，后期便P了一个龙猫在灶上。另外就是意象化手段的运用，《向往的生活》第二季第一期的嘉宾徐峥，遭到黄磊、何炅的怂恿，在节目中接受何炅的“洗头挑战”。而在这一段的剧情阐释中，后期的意象化能力非常强。把徐峥洗头舒服的感觉，具体成万物生长的画面。此外，还有刘宪华变身小提琴狂魔，也是一种感性表达意象化的案例。

第三，通过花字形式的字幕将节目中的事物拟人化。“花字”是节目后期通过各种各样的字体、颜色、动画等特效，放大节目中的细节，增添节目趣味性[7]。如在《向往的生活》中，字幕就分解释性字幕和强调性字幕。解释性字幕是对画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比如当黄磊开始做饭时，画面中就会出现以文字形式进行说明的详细步骤；再如节目中会拟人化每一个动物，从而时不时地给它们配以字幕，以强调每一个动物的性格特征。强调性字幕多是为了配合“慢综艺”的节奏表达，同时通过字幕黏连受众注意力，强化其情感卷入。

SVM3000全自动运动粘度仪（奥地利安东帕）；VX-70傅立叶红外变换光谱仪（德国布鲁克）；MPAUTO-LAB高压全自动反应釜系统（英国赫尔）；XP204电子天平（梅特勒）；G7-7CS2000拉力机（中国台湾）；850离子色谱仪（瑞士万通）；906卡式水份测定仪（瑞士万通）；71型高温高压滤失仪（青岛新领机电设备）。

(四)情感表达：借助新媒体打造虚拟社群，强化受众的情感归属

媒介技术的更新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个体舒张情绪和寻求情感归属提供了技术途径。互联网技术通过打破时空藩篱，能够将处在不同地域的社会个体在“趣缘”集结下结成想象的共同体。传统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结成的传统社区让位于互联网时代基于“趣缘”集结的虚拟社群。在基于“趣缘”结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中，人们暂时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基于兴趣导向寻求情感体验，在满足需求后，重返现实世界。鲍曼称之为“衣帽间式的共同体”[8]。

首先，通过节奏舒缓的剪辑，营造真实情境。“慢综艺”多使用长镜头纪实手法，这种形式贴近真实生活平实的状态，同时也与节目所提倡的“慢”生活相统一，因而能给观众带来表里如一的亲近感。尽管“慢综艺”整体拍摄手法和剪辑节奏是舒缓的，但并不表示节目枯燥无味，“慢综艺”先天内容趣味性的不足，导致其需要精良的后期制作来弥补。在《向往的生活》节目中，前期拍摄所形成的素材很琐碎，一方面体现在还是单个素材，素材之间没有形成连贯性和故事性，另一方面是素材内容简单，素材中大部分是嘉宾日常生活的琐事，因此后期剪辑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剪辑和后期制作，不仅可以把握节目的整体节奏，还可以制造节目的戏剧冲突，通过捕捉突发事件体现真人秀里“真”的魅力所在，推动情节发展，以增强节目的娱乐性与观赏性。

“慢综艺”是适应当下人们对慢节奏生活的内心追求而崛起的，其通过情感价值的人本主义、情感消费情境化、后期制作的情感加工，以及虚拟社群的情感表达，较好契合了受众的情感表达需求。然而，“慢综艺”也存在诸多问题，如过度依赖明星宣传，缺乏情感共鸣；“慢生活”止步于节目形式，与现实生活脱节；同质化严重，缺乏原创精神等。

二、情感传播视阈下“慢综艺”的发展症结

正因为金兰重地，一定也是日军拼死夺取的战略要地，所以，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意图是，死守金兰，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有效滞敌，同时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大量消耗敌人的粮食弹药，为衢州保卫战赢得重要时间和空间……

(一)“慢生活”流于形式，尚未触及人的本真需求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形容“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的过程。”[3]在这种焦虑的生活之下，人们希望放缓视觉和心理的节奏。莱文森将媒介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前媒介时代，虽然没有媒介给人类带来的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但是人类却能享受一个平衡的传播环境；大众媒介诞生后，媒介极大延伸了人们的视觉、听觉，极大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传播环境平衡性的打破，媒介沉浸带来“单向度的人”“沙发土豆”“容器人”等悲观论调；最后，新媒体技术在不断满足受众人性化需求的同时，还致力于复归传播世界中的自然性要素。喻国明教授也指出，判断一项传播技术或一种传播形态是否有未来，是否有市场的价值和前景，在我看来，应该按照“以人为本”来加以衡量[4]。因此，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综艺节目形态，慢综艺的兴起在于使得人们内心的本真与质朴的需求得以复归。

首先，节目场景设置去真实化。根据保罗·莱文森媒介进化理论，从媒介与自然关系的传播效果来看，媒介进化趋向不断消弭时空障碍，再现真实世界的水平不断提高，更适应人类感官生理特征[10]。然而，“慢综艺”节目所表现出来的生活与现实生活并不相符，比如《三个院子》，节目内容就是嘉宾之间的往来迎送，共享生活。因此，在这一个虚拟的真实生活中，嘉宾既不需要维护院落的环境，也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对于嘉宾而言，在这样的环境中并不存在不得不做的事情，只有聊天和临时起意的小表演的生活状态反映在节目中，就使节目过于平淡和空洞，呈现出无所事事之感。止于形式的“慢”，让节目中的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其次，节目情节设置与理想的闲暇生活背道而驰。除了这种“慢”到骨子里的“慢综艺”之外，还有一种与之相反的节目规则设计：做不完的农活和一日三餐、无法满足日常开销的经费、一拨又一拨接连不断的客人以及无法为生活提供便利的设施，这些刻意安排的不便使得嘉宾们只能为了生存从早到晚忙碌不停，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慢”生活变得遥不可及。如《向往的生活》中，一大片水稻田要靠四个从未干过农活的嘉宾完成，以做饭款待客人为看点的节目却没有做饭设施，灶台要靠自制搭建，接连不断的客人让主人没有喘息的时候。在这种节目形式下，“慢生活”变成了一种噱头，停不下来的工作与人们归隐田园的希望相去甚远。

(二)过度以明星作为宣传点，难以激起受众情感共鸣

尽管所有“慢综艺”在节目开播之前都强调节目的重点内容在“慢”上，但我们不难发现，前期宣传的侧重点还是在参与节目的明星身上，无论是明星的感情生活、电视作品等等都会在电视或网络上大幅宣传，为节目的开播造势。“慢综艺”节目提倡的是一种轻松舒缓的生活意境，希望通过这种“慢生活”与观众达到情感上的共鸣，但现实是节目所希冀的情感共鸣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节目仍需要依赖明星自带的流量。因此，“慢综艺”所提倡的舒缓随意的节目内涵与其实际做法是存在矛盾的，换言之，“慢综艺”体现了当代人对“慢”的追求，但是综艺本身并不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慢综艺真人秀“慢不下来”的现状。如《亲爱的客栈》在节目开播之前，网络上掀起了讨论嘉宾陈翔的情感问题的热潮，此外，节目每一期所请来的飞行嘉宾都是自带热点的“流量”明星，总是能在节目预告之后，就引发讨论，热度不减直到下集正片播出。这些真人秀节目以明星为主体的宣传超过了节目本身内容的宣传，观众对节目的讨论和关注也多集中在明星身上而非节目内容所重点刻画的慢生活，可以说是明星造就了“慢综艺”的成功，而非节目内容本身的成功。

此外，上文提到明星通过参加“慢综艺”真人秀，获得繁忙工作之外的片刻闲暇，不仅展现了不一样的明星本人，还能让观众从节目中获得平静。但值得注意的是，“慢综艺”由于过度强调明星的宣传作用，而容易使明星和观众陷入“交易式怪圈”[5]，作为普通的观众，观看“慢综艺”真人秀节目可以说是对田园生活的一种追寻，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放松，他们便只能跟着节目的步伐去幽静的江南水乡生活、去云南的湖中小岛经营客栈等等，但节目总有结束的一天，他们对于田园生活的追寻也随之结束，日常生活的高压紧张仍在继续。因此，“慢综艺”一开始所提倡的“慢生活”的生活态度，只存在于观众观看别人体验的慢生活当中，节目结束后便不再存在，观众并没有从节目中得到获得感。

(三)节目同质化严重，情感诉求点单一

自2017年国内首档“慢综艺”《向往的生活》开播，获得不俗的收视和话题，之后，各个卫视和视频网站借着“慢综艺”热播这股东风，相继推出了几档风格类似的“慢综艺”节目，仓促上马的节目出现同质化现象，造成审美疲劳。比如，现在在国内流行的几档“慢综艺”主题都局限于民宿题材，节目内容都是接待客人，彼此聊天。《亲爱的客栈》《三个院子》《青春旅行社》等等都积聚在周末播出，导致收视的冲突与观众的分流。一般而言，掀起热潮的第一个节目的边际效益往往最大，随后跟风出现的节目的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11]。市场一旦饱和，观众的选择就会过多，不仅观看兴趣降低，而且分摊到每个节目的收视率就会降低。

缺陷的触发因素指使得潜在缺陷显露出来成为一个可见故障所需要的环境和操作。即通过这个条件和操作，可以重现这个缺陷。触发因素属性与软件的生命周期相联系，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方法用于发现缺陷，与之相应就有不同的触发因素。在系统维护阶段的触发因素如表1所示。

此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国内“慢综艺”原创性不强，这也是最为网友所诟病的。国内的“慢综艺”节目大都与国外综艺节目雷同，相似的节目内容和人员设定，冠以新的节目名称，在国内以新的节目播出。比如，《向往的生活》借鉴韩国的《一日三餐》，《亲爱的客栈》借鉴韩国的《孝利家的名宿》，这些靠拿来主义获得的节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原创节目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比如，《向往的生活》与《一日三餐》无论是节目的整体架构还是周边环境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都十分吻合。两档节目都是嘉宾在田园生活中通过劳动来获得最简单的满足，由此体现“生活本不需要复杂、一日三餐就很美好”的节目理念，邀请明星来做客、吃饭、聊天的节目内容，甚至节目中的动物设计都有相似处。

原创性不强、同质化严重的“慢综艺”节目，尽管在开播之初受到追捧，但照如今的形式来看，未投入大量情感制作，未与国内文化背景融合的慢综艺正在走下坡路。

三、“慢综艺”症结的对治策略

此外，节目中的人物关系设置体现了温情的人文情怀，如朋友关系、母子关系、师生关系，在《向往的生活》中，固定嘉宾黄磊和何炅是一对多年的老友，做客嘉宾李诞和池子、任泉和李冰冰、谢娜和赵丽颖都是相识多年的老友，宋丹丹和巴图是母子，黄磊与海清、李解、杨东是师生关系。节目中，嘉宾用劳动、聊天等普通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展现了他们真实生活中的思想观念、态度和情感，展现了人物更丰富的侧面，在窥视明星之间融洽关系的同时，体验到了温情的人文关怀。《向往的生活》节目中的人文情怀不单单只体现在嘉宾之间的交流上，同时也体现在嘉宾与当地村民之间的交往中，《向往的生活》节目并不是关着门只表现蘑菇屋里的生活和故事，嘉宾们总是会到当地普通农民家中做客，到菜市场与菜农还价买菜，一来一往之间就把中国人邻里和睦的相处之道展现得淋漓尽致。节目正是通过这些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点点滴滴和相处中的故事展现美好的田园生活，让繁忙的现代都市人寻求到安宁的慰藉。

首先，在节目情节设置上，多采用“观察”法，栏目组鲜少介入情节走向，在某一真实环境中，让嘉宾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制作团队只是承担记录的功能。在这一情境下，许多嘉宾不得不面对他们所不擅长的工作，如做饭、插秧等，在明星面对农活不知所措之时，观众经历了一个审美“期待遇挫”的过程，偏离原有习惯后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模型，这本来就是一个审美升华的过程[5]。明星所不被公众熟知的一面展现在镜头前，发生偏移的明星形象不仅吸引了受众，同时也使人物更加丰富真实。

首先，情感价值的人本主义应该成为“慢综艺”节目的核心。当下随着情感化传播成为一种主流范式，传播游戏理论被重新认识和阐释，相较于主流信息传播范式的功利性目的，传播游戏理论认为传播是一种主观性游戏，强调非功利色彩和个体情感的真实表征。此外，人们针对某项新闻或节目在头脑中形成的自我会话、自我争辩、自我反思、自我开释以及与节目或故事中人物之间的“想象性会话”……凡此种种，皆是“游戏”[13]。因此，“慢综艺”在追求节目情感表达的同时，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能够给人带来自我反思和自我开释，激发受众关注和反思当下的生活状态，并进一步检视自身的行为，实现电视节目的现实行动价值。“互动仪式是一个连续的实践链条，具有时间的连续性，上一次的情感互动结果成为下一次情感互动的契机，影响着下一次互动的对象和情景。”[14]

具体而言，“慢综艺”在节目内容上需要舍弃一味追求“慢”的错误观念，以现实生活为依据，通过刻画真实生活中不被人注意的细节来展现自然、温情的生活情趣，聊天式的“慢综艺”不意味着节目趋于平淡，创作者要善于发现节目中发人深省之处，以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引导观众，为观众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温馨之处提供指导；另外，节目也应充分挖掘人文自然中的特色部分，以细致、生动的表现手法，满足大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人生启迪与思考。

其次，“慢综艺”应该摒弃纯粹感官式的情感需求满足，而应通过嘉宾的选择和叙事情节致力于真情实感的情境营造。商业化产制的综艺节目始终难以逃脱资本快速变现的本质要求，在受众对快综艺审美疲劳的当下，利用受众嗜新症(neophilia)偏好的“慢综艺”无疑得到了观众的青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好奇心是个易耗品，在互联网的迭代思维下，娱乐节目形式花样迭出，当粉丝对慢综艺产生审美疲劳后，就会转而寻求新的能够刺激感官的替代品。

因此，慢综艺应该致力于摒弃商业化的情感满足，将节目的重心由过度的商业化包装转向纯粹的情感需求满足。如多展现普通人的生活以及明星镜头之外的生活，挖掘日常生活的精彩之处，提炼出慢生活中所蕴含的态度和立场，只有人物鲜活，才能让观众对其产生认同，才能谈得上对节目产生心理黏性和收视忠诚度[15]。

根据参考文献，患者留置尿管拔除前干扰膀胱收缩导致拔管后排尿困难的影响因素复杂，需要确认患者拔管后膀胱功能恢复情况，临床多通过间歇夹闭导管训练膀胱功能判断膀胱功能是否恢复良好，但目前尚无明确的医学循证。

第三，节目创造者要有创新性思维，根据国内本土文化创新节目模式，丰富节目内容，提高节目趣味性，增强受众黏性。现如今，不仅创造者需要提高创新性和原创力，对于节目观看者来说，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对知识产权的认同，他们越来越重视他们所收看的节目是否为原创，抄袭严重的作品往往被他们嗤之以鼻，并在网络上给予不好的评价，往往这种评价总能壮大，形成一种声势，长此以往，对“慢综艺”势必是一种打击。因此，综艺节目创造者要结合本土文化，创造出有文化特色的新作品，以创新性的节目内容展现国人精神面貌，进而满足受众对作品原创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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