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7-8这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理应在国家软实力层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示范效应。但与中国经济发展所展现的硬实力不匹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世界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失语”现状仍未得到根本扭转。从国家软实力层面实现话语输出以解释中国的经济成就，仍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4.管理（M），是指对网络培训各个环节进行的有效组织、监督、控制和反馈，包括信息系统管理、资源管理、运营管理、教务管理、数据管理等等。管理高效到位，网络培训才能得以高质量发展。

降水第三阶段:24日14时可降水量开始逐渐回升,从20时蒲江站可降水量逐渐上升到基值以上,25日02:00—07:30的降雨对应可降水量演变曲线的上升阶段。成都站可降水量从24日19时开始已经回升到基值以上,到25日16时其可降水量急速上升了5 mm,与实况16:30—18:00的短时暴雨对应,且0.5 h降水量极大值(23.4 mm)出现在17时,可降水量局部下降以后降雨也随之结束。

一、经济学话语体系与国家软实力的相关性

(一)“软实力”概念的核心意蕴及其研究径路的专门化

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于20世纪90年代为回应其时盛行的“美国衰落”论而提出“软实力”概念，其要义在于“它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2]。奈在分析软实力的作用时指出：“一个国家达到了它想要达到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想追随它，崇尚它的价值观，学习它的榜样，渴望达到它所达到的繁荣和开放程度。[3]9”奈对“软实力”概念的分析，虽经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4]，但其核心意蕴，乃是一国所具有的一种根植于本国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等的对他国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可以使本国不借助硬实力就能让别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因此，奈的“软实力”概念可以称作“国家软实力”[5]。“软实力”概念提出以后，国内外学界对国家软实力问题的探讨日益呈现研究径路的专门化，并达致对国家软实力中的话语权问题的探讨。话语权的构成要件首在话语，随着学科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学科话语的范式问题亦被提上日程。某些学科的话语及其体系，例如经济学，进一步上升为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件。

(二)经济学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件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6]596。因此，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先在于人的头脑之中，而是人自身经济利益和矛盾的集中体现。政治经济学的演化史说明，其产生和发展从来都是与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经济利益相表里。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学阶级属性的去魅，不能遮蔽经济学本身的阶级性[7]。从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一理论基石出发，可以逻辑自洽地将理论视野延展至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表征和国家主体性[8]，代表特定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以国家经济硬实力作为支撑，通过各种途径蕴化为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件。这可以从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主导权的变迁史与近现代世界经济中心变迁史的高度融合得到确证。

② 沪江网校CCtalk产品分析——豆.https://m.douban.com/note/361818558/，第十一段“五、产品分析”

(三)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主导权以国家经济硬实力为后盾

一旦实现了“术语的革命”，“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10]32”这一点在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这一范畴上所进行的“术语的革命”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二、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上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我们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就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6]600，并就“国民财富”“价值”“生产费用”“资本”“劳动”“竞争”等范畴进行了系统地批判性研究，揭露其为“私有制”辩护的本质。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达成高度共识。他曾于1858年2月致信斐迪南．拉萨尔：“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即：“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15]531的著作。他们之所以要展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的系统批判，原因有二：

(一)“术语的革命”之方法论准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的批判

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苏星曾指出：“这些争论由于对事实缺乏研究，论据不足，也使得争论常常陷入概念和逻辑推论，长期得不到结果”，“往往是满足于把这些原理加在现实经济生活的头上。[24]”这种现象虽是教条主义，但其根源在于没有较长的经济实践作为参照，异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因世界观的唯心主义和方法论上的整体性视野缺失所造成的教条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犯了头足倒置的错误。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黑格尔“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12]38。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人们从黑格尔式的“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14]

他们虽指出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头足倒置，但并未否定其合理内核：把整个世界当作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整体的整体性视野。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2]26黑格尔的这种洞见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整体上把握联系紧密且动态发展的现象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准备，是他们能够实现“术语的革命”重要的方法论前提。这可以从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所进行的系统批判窥见一斑。

(二)“术语的革命”之理论准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的系统批判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7国家软实力的飞跃，应是题中之意。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之一，就是以经济硬实力为后盾以建构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9]，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包含新见解的“术语的革命”[10]32，这有赖于进一步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上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的逻辑进路及其方法论上的整体视野所具有的参鉴价值。

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且“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对于那种缺乏整体视野而对经济范畴进行单个研究的范式，马克思批判道：“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19]马克思以一种整体性的视野思考“剩余价值”范畴“同经济范畴的总体系之间的任何生动的联系，”[20]使这一范畴成为“一把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钥匙’”[21]。在《资本论》的话语体系中，对资本概念的界定、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概念的厘清、对工资本质的说明、对资本积累问题的历史洞见、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论证、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无不贯穿“剩余价值”范畴这一红线。核心范畴的建构及其对范畴群的统领和贯穿作用，是马克思“术语的革命”最为重要的理论品质。

第二，这些范畴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整体视野。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通常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10]33，无法从整体上进行思考，得出科学结论。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严重错误，就在于他们不能跳出“利润”“地租”这两个经济范畴的束缚，没有将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10]33。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剩余价值”的问题，但无法提炼“剩余价值”这一范畴，无法实现“术语的革命”。

得益于承继自黑格尔概念辩证法所具有的整体视野，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跳出既有经济范畴的束缚，克服教条主义，又能从整体上通过批判性建构，提出“剩余价值”等系列范畴，将“术语的革命”之逻辑进路推进到经济学范畴的话语自建构层面，开启了资本论“崭新的因素”。

(三)“术语的革命”之话语自建构：对“剩余价值”范畴的科学规定

按奈的“软实力”理论，“硬实力和软实力相互作用和加强”[3]10。因此，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主导权往往以国家经济硬实力作为后盾。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在西欧一些国家得到了大发展。这些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殖民掠夺，攫取了大量的货币财富，使欧洲各商业大国成为庞大的世界贸易中心。适应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出现了把货币看作主要乃至唯一财富形式、把货币等同于资本、把对货币和财富关系的探讨作为话语体系建构核心的重商主义思潮，并蕴化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各商业大国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件；英国产业革命的兴起，使经济学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重点从流通转向生产，形成了以英国经济硬实力为后盾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苏联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不仅给其带来强大的硬实力，而且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对当时世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极大提升了苏联的国家软实力；苏联解体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巨大挫折，即使资本主义面临各种发展上的危机，即使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但由于世界经济重心仍为资本主义强国所占据，西方经济学在微观、宏观方面日益体系化，最终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遭遇被边缘化危机，在中国甚至一度面临“失语”“失踪”“失声”的尴尬境地。

“剩余价值”一词在德文中为“mehrwert”，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最先出现“mehrwert”一词的是其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在该文中，“mehrwert”一词一共出现4次[17]，对应的中译文为“额外价值”[6]166-171。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使用“mehrwert”一词，主要是为了揭露莱茵省议会立法者意图通过立法以从贫民身上获得超出被盗窃林木价值的不法症候。“mehrwert”一词具有两层含义：第一，超出被盗窃林木价值的罚款和特别补偿，其表征的话语范式是法哲学的；第二，被林木所有者占有的利息或者说收入，其表征的话语范式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时候的马克思还不能实现对“mehrwert”的“术语的革命”，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才第一次将其术语化，用以概括其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剩余价值[6]1019。

在该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利息本身已经以资本作为剩余价值来自生产为前提，因为利息本身只是这种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18]”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深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去思考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并将利息看作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与其在《莱茵报》时期将利息或者收入概括为“mehrwert”具有了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这表明马克思已经跳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公式对其思想的束缚，实现了其所言的“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15]250，从而标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在术语上的重大革命。

第一，用这些经济范畴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会走向教条主义。他们在《神圣家族》中对“批判所做的批判”进行批判时指出：批判者仅仅是“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这种教条主义离开公式就寸步难行”[16]。从反对教条主义的立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必然要对时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进行系统批判。

三、从国家软实力与“术语的革命”双重视域审视新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建构史

政府作为退役安置工作的主导者，克服安置难关，树立积极的安置态度；在实施政策过程中，结合当地资源，在大政方针下寻求合适的安置方式方法；关于职业转换培训工作,相关部门可以把重心放在研究制定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大纲，确定培训教材，规范课程设置，完善培训体系。在培训前对运动员进行系统的职业规划和评估，明确培训目标。并做好监督管理的职能，以检验运动员的培训效果，从而提高运动员的就业能力，提高退役运动员的就业率[38，39]。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推进，中国开始扭转近代以来对西方学术话语的纯粹移植进程。其在经济学上的表现，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学话语的自建构尝试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的初步完成。

(一)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的“话语源”、话语范式与话语自建构尝试

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的话语源主要有二：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述；二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呈现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双范式”交缠。“前者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把握和阐释；后者侧重于概念的演绎和推理，特别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定义、观点上的争论。”[22]19二者或同向以达成话语共识，均认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生产关系论；或相向而产生话语分歧，例如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理解上，前者认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公共必要价值”论，后者同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23]。

马克思、恩格斯要实现经济范畴在“术语上的革命”，首先要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范畴观进行清算。黑格尔把“一切事物抽象为逻辑范畴、把各式各样的运动抽象为范畴的逻辑运动”[11]，这些范畴的本质“在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经在某个地方神秘地存在了”[12]157。基于这样一种范畴观，黑格尔把一切都归结为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从而赋予范畴以第一性的意义，而物质世界则成为第一性的范畴外化和异化的结果。黑格尔将这一原则称作辩证法，其核心在于：“概念是从它本身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纯粹是概念规定内在的前进运动和产物。”[13]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推进，以1959年中国经济学界就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问题的大讨论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自建构尝试的大幕正式拉开。这场讨论的结果，是学界提出“避免脱离实际的抽象推论”、重点思考“如何运用经济范畴”这一重要理论问题[25]。这表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铺展，中国经济学人已经意识到要立足于本土经济实践和社会经济关系，对既有经济范畴予以科学审视，“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22]23囿于苏联强大的经济硬实力和苏联模式的惯性，这种自建构尝试，并未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术语的革命”。加之西方的话语封锁，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难以蕴化为国家软实力，实现话语输出。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与国家软实力上的非对称性

改革开放后，与中国经济硬实力的迅速提升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话语建构上初步实现了“术语的革命”。其起点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认为它“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26]遵循这一初稿的思路，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更具有“术语的革命”意义的范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开启的“术语的革命”，接续至标识我国发展新历史方位的新时代，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囊括“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改革”“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代表的具有“术语的革命”意义的术语群。

实现“术语的革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表现出作为国家软实力构成要件的错位，甚至出现“话语贫困”[27]。原因有二：

第一，国内方面，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一些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予以剥离，出现“中国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深化，西方经济学的适用性也就越来越大”的错误思潮[28]。其反映在经济学界的学术研究上，有两个表现：一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经历的话语权弱化问题[29]；二是在承认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套用西方经济学话语范式对之予以分析却不得真章的尴尬处境[30]。为此，中国经济学界甚至爆发了“新马派”和“新自由主义”间的话语权争夺战[31]。这表明，中国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相互作用和加强”的良性互动有待加强。

深入调研，破解群众增收难题。围绕增加群众收入，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和机关负责同志多次到村实地调研，通过集中座谈、个别交流、现场察看等方式，详细了解村级基本情况，与村民一起寻找脱贫致富新路子，重点在果品更新换代、农业新技术推广、农业项目发展和土地整合规模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可行性论证，为下一步村级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针对农闲时段村里闲散劳动力较多、没有额外收入的情况，常委会机关组织村民成立了莱源修缮队，通过承揽路面施工工程增加群众收入，完成了村集体年度增收3万元的计划。

第二，国际方面，进行着“术语的革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下难以响亮发声。首先，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社会，往往以生长于西方社会的经济学话语范式来解读中国经济奇迹，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崩溃论”；其次，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社会带着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经济奇迹予以有色解读。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和产权保护体系，也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不具备经济崛起的国家制度基础，在理论上不具有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呈现“制度悖论”[32]；亦有学者从中国民主问题的视角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民主前景，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依赖于中国共产党，没有民主诉求[33]。这些观点以西方的话语范式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难免滑入了教条主义泥潭。再次，中国学者在国际人文社科类期刊上的发声仍面临严峻障碍。“西方主导期刊的意识形态定位，难免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差异甚至对立，”甚至出现个别学者为了迎合西方的话语范式，出现“立场缺失或错位”[34]。

边坡稳定性评价和治理涉及到水利水电工程、铁道工程等诸多工程领域，边坡失稳形成滑坡、崩塌及地裂缝等地质灾害，轻则增加投资、延长工期，重则摧毁建筑物、造成人员伤亡，能否正确评价其稳定性常常是此类工程成败的关键，也是确保工程安全和降低建设费用的重要环节。

资料主要以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提供的1951～2016年新疆地区12个代表站的逐月降水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区域降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提供的1999～2016年新疆地区水资源总量统计数据。

四、结语

自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有关“软实力”问题的研究路径日益专门化，加之经济学本身的特殊性，一个国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必然以国家经济硬实力作为后盾而蕴化为国家软实力。但实现了“术语的革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家经济硬实力强势崛起的事实面前却出现了软实力层面的话语弱势。为此，应当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经济范畴“术语的革命”之基本逻辑进路，不仅要对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展开系统的批判性研究，响亮发声，回应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误读，更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历史契机，立足于本土经济实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具有整体方法论的宏大叙事为思考着力点，打造带有中国印记的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推进具有人类整体视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上的革命”，引领国内、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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