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学习西方视为当务之急,开始大量译介外国书籍以便了解世界、获取新知。鉴于当时通晓欧美语言文字的人较少,而近邻日本 “以翻译西书为汲汲,今其国人于泰西各种学问皆贯串有得,颇得力于译出和文之书”①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21页。,因而人们便大量译介日文书籍,甚至出现了 “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②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的景象。在这一背景下,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 “日本渠道”。例如福井准造的 《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 《社会主义神髓》、村井知至的 《社会主义》等,都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发行。事实上,比上述译著出版稍早的 《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世界进步之大势》等,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功不可没。由于这类译著均以讨论世界发展大势为主,且书名中皆含有 “大势”二字,我们姑且称之为 “大势”类译著。对这类译著的考察和探究,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初传时期的全貌。

(4)在建筑物加固改造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加固的顺序，一般宜先加固梁，然后再加固墙，最后加固楼板。同时施工时要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以防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隐患。

一、“大势”类译著的基本情况

“大势”类译著重在探讨世界发展大势,兼及议论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侧重于将社会主义置于世界发展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加以考察,故其重心不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本身,而在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及目的,因而这类著作能够更直观地反映社会发展变迁和人们对待历史、现实及未来的思想态度。这类译著主要有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 《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 (吴铭译)、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的 《世界进步之大势》(曾剑夫译)等。

一位好的老师，在课堂上一定是活跃的有吸引力的，课堂的活跃气氛能让学生有更高的学习热情、增加学习效率。数学相对其他科目而言，固定公式比较多，学起来比较枯燥，因此，在课堂上尤其要注重学习气氛，通过将生活中的情景和课堂教学相结合，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魅力。而在实际生活中，也能把生活和数学联系起来，从而提高学习的兴趣。例如，在学习乘法的教学中，为了让学生能够切实的认识到乘法在生活中作用，将学校为学生组织的秋游活动引入到课堂，让学生做售票员，算算以什么方式购买门票最合适。通过乘法找出最合适的购买方式，不仅能帮助学生记住乘法规则，也为学生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创建了一个新平台。

《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中文版约4.8万字。该书是日本 《太阳》杂志为纪念博文馆创业13周年而出版的增刊,原题为 《十九世纪》,共收录了11篇文章：大隈重信的 《去来两纪日本与世界列国之关系》、加藤弘之的 《十九世纪之思想变迁》、岛田三郎的 《十九世纪之思想》、井上圆了的 《十九世纪之宗教》、井口有吾的 《十九世纪陆军之进步》、木村浩吉的 《十九世纪海军之进步》、井上哲次郎的 《十九世纪之哲学》、会我佑准的 《豫想将来世纪列国势力之消长》、田口卯吉的 《十九世纪及未来之大势》、渡边国武的 《近日社会之问题》、高山林次郎的 《十九世纪》,内容涉及国际政治、军事、思想、宗教、哲学、社会等多个领域。该书的中文版还有另外几个版本：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 《十九世纪大势略论》 (养浩斋主人译)、开明书店1902年出版的 《十九世纪世界大势论》(夏清贻译)以及 《清议报》第49－53册和 《政艺通报》1902年第18期转载的部分译文。

四是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过激主张。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导致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迅速兴起。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有的虽自称是进步思想,但却与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南辕北辙,例如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 《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所收录的高山林次郎的 《十九世纪》一文中,对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过激主张进行了批判。作者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中之最失温和者也。至其极端,即为现今主张破坏经济组织之根本者”;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 “社会改造之惟一方法,极持革命之说,彼等无论如何种类之政体,如何种类之社会,唯颠覆之一事,若无政府党、虚无党之名称,由是而起”④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49(a)－49(b)页。。在他看来,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均属过激,一旦付诸实践,则必将是极其有害的。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初期,由于各种思潮纷繁芜杂,作者能够及时敏锐地觉察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弊端并加以批判,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看到,作者的立论基础乃是建立在对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上,而不是基于对过激革命主张的纠偏,因此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却并非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情者。

三是指出了贫富悬殊是催生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因。最早把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日本的加藤弘之,在讨论贫富悬殊的问题时指出：“盖文明进步之世,则贫富之悬隔愈殊,此盖于事实上决之,决不容以相掩。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岁月递嬗,遂于十九世纪之下半期,成一大现象。……问题之由来,虽亦因袭于先数世纪以前,然其得真盛壮之势力,则在第十九世纪之下半期焉。”①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5(a)页。但物极必反,到19世纪下半期,恰是因为西方社会贫富悬殊已发展到极点,“故所谓社会主义者,至十九世纪之下半期,其势力之发达,日增月盛,如蓬蓬釜上之汽矣”②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5(a)页。。《社会主义概评》一书的作者岛田三郎,在 《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所收录的 《十九世纪之思想》一文中认为,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催生了人类皆平等的思想理念,从这一思想理念中又进一步衍生出了社会主义思想：“增殖之富资,亦谋分配之良法。种种希望,由此而生。主国际学者,视人类皆平等,大唱人情主义以裁决战事焉。理想之程度日高,而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同爱主义,皆十九世纪末期之思想。”③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8(a)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必然产物,是解决分配不公、消除社会动荡、实现人类平等的进步思想,且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越严重,社会主义思想就越 “如蓬蓬釜上之汽”迅猛发展。

二、社会主义思想在 “大势”类译著中的呈现

无论如何,“大势”类译著作为清末中国人了解西方、观察时代、增益新知的窗口和媒介,仍有着重要的传播史价值和思想史意义。对此,正如蔡元培在为 《世界进步之大势》所写的 “序”中说的：“日本大哲以平民主义之眼光,看破欧美十九世纪为过渡时代,而其胚胎在前世纪,其希望又非后世纪不能达之。……德国主义,经济压制,皆不过过渡时代之一波折,而不必为其所眩,是诚思想界之斗极也。曾子剑夫译以行世,文笔犀利,无愧信达,其于吾国思想界必大有影响无疑焉。”⑤ 曾剑夫译：《世界进步之大势》,文明书局1903年版,第1页。陈国镛在其翻译的 《十九世纪欧洲文明进化论》的 “叙例”中也说过：“近见吾国人读西书谈西事者日多,懼其眩惑于欧洲文明,心醉之一迷而不返。偶阅日本民友社所著平民丛书有题曰 《十九世纪之大势》者,以一小册子纵论百年来之欧洲,言婉而意微,心平而理直,读而爱之,更欲与吾同胞共读之。”⑥ 陈国镛译：《十九世纪欧洲文明进化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1页。可见,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充分注意到该类著作重在分析现象、阐发规律的特点。事实上,“大势”类译著的价值和意义还远不止如此,在笔者看来,它们的传播史价值和思想史意义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在 《世界进步之大势》中,作者描述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情况：“几百万之劳动者不能出黑烟而呼吸新鲜之空气,几百万之贫民不能守父母之国而渡航于海外,奚得安享汽车汽船之用?……制衣服者号寒,贩食物者啼饥。”作者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导致的却是 “劳动之供远超于求,劳动者之于佣主,宛然臣之于君……殖产发达之利益尽为资本家之所占。生产之分配不平均与物质之进步如影随形,始终不可离者也”① 曾剑夫译：《世界进步之大势》,文明书局1903年版,第45－46页。。对于这种社会异化现象,虽然作者只是进行了简单列举和揭露,未从更深层面分析其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及消灭途径,但却已经认识到 “颂扬十九世纪之物质进步为功德者,亦知生产何如消费,而使之分配于社会各部乎,是社会休戚之所关也。若使富者益富、奢者益奢,则其结果社会之不平均必加甚,是非文明之进步,而退步也”② 曾剑夫译：《世界进步之大势》,文明书局1903年版,第45页。。作者认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乃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这一认识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值得肯定。

2014年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深化水利改革的起始之年，是全面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关键之年。从2014年起，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工作进入验收总结阶段，因此做好下一阶段试点工作十分重要。

二是以阶级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在 《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所收录的渡边国武的 《近日社会之问题》一文中写道：“世界大势,几为劳动社会与资本社会分占之。……富者益富,贫者益贫,遂成不公平之社会。”③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26(b)页。这里明确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 “劳动社会”和 “资本社会”两大阶级,并指出了劳动、贫穷同资本、富裕的尖锐对立,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使 “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因而是 “不公平之社会”的结论。该书所收录的加藤弘之的《十九世纪之思想变迁》一文,同样通过对英国穷人居住之所竟不如贵族之犬的真实记述和对比,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与对立：“忽睹门闬崇宏,建筑壮大者,是必贵族之邸宅也。携手下车,共入巡览,不禁哑然,非盖其邸宅,乃饲畜猎犬之所。猎犬数百头,游卧其中,鳞鳞长廊,即为犬之小屋。览毕而出,则见其近傍贫民之居住,尚劣于畜犬之屋数百十等。更行数百步,始至贵族之邸宅焉,其崇宏壮丽,更不待言。”对此,作者感慨地评论道：“贵族之邸宅,如何崇丽,固不足惊,而至于畜犬之所,优于人类之居住至数百等,何胜浩叹!呜呼,贫富之差别,至于如斯!”④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5(b)页。在 《世界进步之大势》一书中,作者更是明确指出：“阶级制度之社会,如梯然。对上层为奴隶,对下层为主人……阶级制度之社会之要素,不在人而在地位,无地位则虽有才干亦无所发挥。”⑤ 曾剑夫译：《世界进步之大势》,文明书局1903年版,第49页。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并不取决于他的品德和能力,而是取决于他的出身,这必然导致出身贫贱者即便才能过人也无法施展本领的结局,而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显而易见,19世纪末的日本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阶级分化和对立是阻碍社会公平与进步的重要因素,他们开始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进而探索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的途径。这无疑是很进步的。

在此需要一提的是,虽然这两部译著各个版本的译者不同,所译自的日文原著也不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这些译者都与南洋公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的译者吴铭和 《世界进步之大势》的译者曾剑夫,都曾在南洋公学求学。南洋公学是盛宣怀于1896年12月创办的新式学堂,它除了招收师范生和大、中、小学生外,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立专门机构——译书院——来编译外国图书。南洋公学组织翻译的外国图书最初主要是“军事诸书”,后来扩展至 “东西洋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教育、商业、史地等”①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页。。因此,《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和 《世界进步之大势》这两部既具有政治性又兼有军事、经济、社会科学等内容的著作,很快被南洋公学组织翻译出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世界进步之大势》中文版约3万字。该书是日本民友社出版的 “平民丛书”第一本,原题为 《十九世纪之大势》,梳理了18和19世纪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给人类思想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行了详细探讨。该书共包括20章：十九世纪前纪、十八世纪之地位、革命界时代、殖产界之革命、思想界之革命、道德的革命、佛国 (即法国,下同)革命之大破裂、十九世纪、十九世纪物质进步、物质进步与文明、英国物质之进步、物质进步与思想界、物质进步之功德如何、物质进步与贫富之悬隔、十九世纪文明之前途、佛国革命之影响、平民的大势、政治上平民主义、佛国革命之反动、希望之时代。该书的中文版也有另外两个版本：一是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 《十九世纪欧洲文明进化论》(陈国镛译),二是 《浙江潮》1903年第3、第6和第7期连载的 《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大陆之民译)。

19世纪晚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不断扩大,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思潮流派也在暗潮涌动,而在东方的日本,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了解还处于只鳞片羽的感性认知阶段。因此,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才会把社会主义作为救治资本主义积弊的工具或方案来看待。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社会主义的这种工具意义上的理解,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初期乃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深入,人们会逐渐校正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日益走向对社会主义的准确把握。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大势”类译著作为从宏大视角回顾历史、总结当下、展望未来的著作,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统一主题,因而其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是比较零散的,且有时在不同篇章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立场和态度,这是很正常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便那些对社会主义思想持批评立场的作品,同样也有其传播史价值,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批判文章充当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传播的第一批使者。”⑤ 卢坦：《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

三、对社会主义的工具主义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反对

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初始传播阶段的出版物,“大势”类译著在揭露资本主义积弊的同时宣扬了社会主义思想,其历史贡献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当然,这类译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突出表现在工具主义地理解和看待社会主义上。

在 《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和 《世界进步之大势》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探讨主要出现在 “社会问题”和 “劳动问题”部分;在关于 “思想”和 “哲学”的篇章中,两书共列举了18至19世纪近百位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然而其中没有一位是社会主义思想家。由此可以看出,两书作者并未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思想理论,而仅仅将其视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方案和手段而已。这一方面表明,日本知识分子已注意到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实践特性,并从工具意义上认可其先进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表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过于狭隘,从而把具有多种流派和不同目标诉求的社会主义思潮简单地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手段。

五是展望了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前景。在 《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中,有作者认为19世纪后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日增月盛,如蓬蓬釜上之汽”“忽大奔流,茫茫泱泱,势不可遏”⑤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5(a)页。。无独有偶,在 《世界进步之大势》中,作者也对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的产生和发展给予了肯定：“社会平等主义至十九世纪大发其广辉也”,乃 “实蓄于历史上最古最强最不可抵抗之大势”⑥ 曾剑夫译：《世界进步之大势》,文明书局1903年版,第49页。。人们之所以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并抱有信心,主要是因为看到了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空前广泛的阶级基础,对此,高山林次郎在 《十九世纪》一文中进行了阐述：“社会主义者,于劳动问题最有密接之关系者也,而扶持是主义之最有力者,多在于劳动者之间也。”①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49(b)页。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劳动阶级之所以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的原因：“劳动社会之生活状态,与百年前相比较,决非退步。唯当今世纪,平权平等之理渐明,彼等自觉自己之地位,与之相殊,是其所以不平也。”②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49(b)－50(a)页。也就是说,尽管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相较于百年前有了显著改观,但他们现在已摆脱了蒙昧状态,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因而再也不可能被剥削者、压迫者欺骗和愚弄了。因此他指出：“故今日之劳动者,宛然社会主义无尽藏之预备兵也。”③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50(a)页。因为有了广大劳动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在未来的发展必定具有广阔前景,正如岛田三郎所言：“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同爱主义,皆十九世纪末期之思想,所以支配二十世纪者,此思想之显象。”④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8(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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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两部 “大势”类译著来看,对社会主义抱有乐观和期待之情者固然有之,但怀有抵触心理乃至持反对态度者也大有人在。比如,渡边国武在 《近日社会之问题》一文中就对社会主义啧有烦言：“重课富者,以供社会之用,以助财产平等之倾向,以抑止社会各人之勤勉贮蓄,则人之富者,皆有夺其财产之嫌,则必无肯劳动者,更何望社会之进步。是彼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最弊之策。……社会主义收夺富者财产以应用之事,必不行也。”①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27(a)－ (b)页。他还把社会主义视为 “社会党共产党之谬误理想”,认为 “设救贫院,立贫民学校,制限劳动时间,备公众之欢游场等,皆为必要之事”,而这些措施相较于社会主义理想要 “高出数等”②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27(a)页。。高山林次郎同样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劳动社会之生活状态,与百年前相比较,决非退步。唯当今世纪,平权平等之理渐明,彼等自觉自己之地位,与之相殊,是其所以不平也。”③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49(b)－50(a)页。在他看来,作为 “社会主义无尽藏之预备兵”的劳动阶级的觉醒,并非是因为其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是受到 “平权平等”之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那么,统治者就应该采取必要措施避免他们继续误入歧途,就应该积极地 “与社会主义相战”,首先是 “与劳动者以安住之地位”④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50(a)页。,也就是通过经济利诱来分化瓦解劳动阶级的联合行动。由此可见,渡边国武和高山林次郎实际上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强烈敌意,害怕为数众多的劳动者受社会主义思想的 “蛊惑”而进行抗争,从而打乱 “平和之秩序”,导致社会动荡,所以他们极力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以便把社会主义运动扼杀在摇篮之中。这种观点充分反映了其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和反动政治立场。

四、“大势”类译著的传播史价值和思想史意义

“大势”类译著既以观察、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为主旨,那么,对于19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自然也就成为其所探讨的重要内容。通观 《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和 《世界进步之大势》这两部著作不难发现,当时日本的知识界人士也在围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一系列话题进行热烈讨论。以现在的眼光看,虽然书中内容难免带有简单直观、线性思维、主观臆测等特点,但也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早期传播阶段的真实面貌。具体说来,这两部作品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和阶级对立的揭露批判入手,阐述了以下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

首先,凸显了反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理念,对清末的中国人具有重要思想启蒙意义。法国大革命是 “大势”类译著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对于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政治民主、社会公平、人人平等的思想理念,这类作品都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肯定,将其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比如在 《希望之时代》一文中,作者指出：“佛国革命渡人于政治自由、社会平等之海,彼岸可即,亦将来之希望,此希望付之二十世纪而已。”① 曾剑夫译：《世界进步之大势》,文明书局1903年版,第55页。有的作品还在论及法国大革命时由个案推及一般,总结了法国革命之于世界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意义,如 《十九世纪世界大势论》一文认为：“若论一时之效,则革命甚非好事。坏教育、坏宗教,立博爱之旗以恣虐杀,天下更有何事可比此恐怖时代之惨烈乎?然此仅一时之弊耳。齑粉旧政之残骸,而自由平等之大义明于天下,功勋所及,千秋万岁,凛乎不可拔矣。”② 夏清贻译：《十九世纪世界大势论》,开明书店1902年版,第11页。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理念的推崇,在清末的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此时中国革命的潮流已经萌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者正为推翻满清统治奔走呼号,“大势”类译著中所宣扬的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理念无疑为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参照,对他们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自由民主共和国具有启发意义。

图中Rk和Xk分别表示等值内电阻及内电抗；PakQak和Pdk分别表示交流有功、交流无功和直流有功；Vak和θak分别表示交流侧的电压幅值和相位；Vck和θck分别表示等值内电势的幅值和相位；Vdk表示直流侧电压幅值。潮流方程如下：

一是旅游电商观念薄弱。农民对于旅游电子商务这个新生事物认识不够，缺乏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人才匮乏。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经营者大多是当地村民，开展旅游服务和营销推广的业务能力较低。因此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成为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

其次,“大势”类译著中 “世事变迁—思想变革”的叙事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唯物主义观点。虽然我们很难说作品中所体现的这种唯物主义态度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直接联系,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唯物主义思想的勃兴依然有着重要意义。马君武曾援引西方思想家关于唯物论何以有功于法国大革命的论述指出：在缺少唯物论指导的情况下,人们易被宗教等 “迂说”蒙蔽,致使 “智识常昏而不明,社会腐败而不知改,同胞困苦而不知救,贸贸然苟活于世界而不能为一豪举,不能尽一义务”,而借助于唯物论则能 “破宗教之迂说,除愚朦之习见,而后见理既真,卓然独行。流万人之血而不顾、犯一世之怒而不恤,惟知有真理真福,而不知其他”③ 马君武：《唯物论二巨子 (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载 《大陆报》1903年第2期。。在这里,马君武表面上是在谈论法国大革命,其实乃暗喻中国革命。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君武便明确指出：“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④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 (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载 《译书汇编》1903年第11期。也就是说,欲救中国必先革新思想,欲革新思想必有赖于发扬唯物论的思想观点。从 “大势”类译著的叙事模式来看,它们同样也会对在中国传播唯物主义观念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客观反映了清末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尚不明晰的认知。《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的译者吴铭,在书中一些地方加了按语或注解,以便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比如在法王路易十四的遗言 “自朕之后,其惟洪水”句下所加的注解中写道：“其意以为子孙万世当为帝王,非地球再遇洪水,永罔废替。即秦始皇一世二世万万世之意也。”⑤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31(b)页。再如,在 “盖科学虽为哲学之进步,究竟不过移一无学而为余无学”句下,他所加的注解是：“一无学者,犹言专一于一种无实际之学问;余无学者,犹言各种无实际之学问。”⑥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51(b)页。在 “盖文明进步之世,则贫富之悬隔愈殊”句下,他更是郑重地说明：“文明进步之世,则一团体中文野之程度,必有等差,既有等差,则贫富之势必悬隔,此亦势也。”⑦ 吴铭译：《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5(a)页。然而,对于书中多次出现的 “社会主义”等概念,译者却未置一词,不仅如此,对于人们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观点,译者也均未表达个人的意见。凡此种种,都表明译者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尚缺乏了解和明晰认识,对于他们而言,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一种舶来的新概念,他们只是作为译介者向读者转达这些思想,而并不具备任何鉴别和评判的能力。尽管如此,《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和 《世界进步之大势》这两部译著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初始传播仍然功不可没,因为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中国才需要考虑的事情,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行资本主义发展。直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论证中国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入批判之后① 参见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和陈独秀 《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陈独秀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才真正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传播的新高潮。

总之,“大势”类译著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历史和现状的介绍,使当时的中国人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了解,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也认识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从而为后来的思想变革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书中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对社会主义的宣扬和认可,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使时人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认知。尽管书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人的认知水平来看,无论何种社会主义主张都对中国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具有启迪意义,都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认识中国的新窗口。从社会主义传播史的角度看,《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和 《世界进步之大势》可以说是最早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往人们在探讨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初始传播时,却往往忽略了这类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