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绿色发展背景

1.1 国际背景

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引发的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各国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卡逊《寂静的春天》使得人们第一次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各国政府开始将环境保护问题纳入到经济发展中来考虑，各环保组织纷纷成立。1966年美国人鲍尔丁提出了著名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强调地球和飞船一样，拥有的资源有限，人类经济靠消耗资源运转最终会走向毁灭。为了实现永续发展，要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治理上。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体系完整、结构清晰、逻辑严密、重点突出的组织路线。组工干部要切实担负起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责任。

11月30日，由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烹饪协会承办，北京各兄弟协会、饿了么星选及有关新闻媒体协办的为期3个月的第二届中国京菜美食文化节活动落下帷幕。北京市区和郊区累计有100多个餐饮品牌、3000多家餐饮门店参加文化节。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两亿人次关注与参与，总消费收入达到61亿元，占北京市同期餐饮总收入的21%，京菜引领作用明显，中国京菜美食文化节的覆盖范围和传播力显著提升。

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被提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使人类的的发展理念实现了从传统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从单纯的环境保护理念向工业发展方式的反思。

20世纪末21世纪初，工业革命以来长期的石化能源的使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受生态问题、环境污染等危机的影响，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绿色新政等概念相继提出，并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方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7年又颁布了《京都议定书》。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8年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诣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的“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倡议。

1.2 国内背景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绿色化进程的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时，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保的法律和政策法规。

20世纪90年代，受国际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影响，我国进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阶段。1994年，中国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1996年在“九五”计划中我国首次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发展战略，将其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指导方针。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开始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

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阶段。2003年，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追求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2004年，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将其正式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在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概念。在具体行动上，我国政府相继提出了循环经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经济发展方式。2011年我国提出了绿色发展思想，并将其确立为“十二五”规划中的主题发展思想。

2 绿色发展内涵

2.1 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是绿色发展最早的说法，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图》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发展必须是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能够承受的，不会因盲目追求生产增长而造成社会分裂。联合国环境署(UNEP)对绿色经济定义为一种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降低生态稀缺性的环境经济。

使用荷兰飞利浦公司的FEI Quanta 200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秸秆炭的表面结构形貌。测试各项技术指标如下，（1）放大倍率为25~200000，分辨率为3.50 nm；（2）加速电压为0.2~300 kV；（3）样品室内径为284.0 mm，分析工作距离为 5.0 mm。利用其附带的能量色散谱仪（EDS）分析改性炭材料表面铜元素的含量。

绿色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力求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是绿色经济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式，是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手段。

绿色经济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损害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绿色经济的实现离不开科技创新的辅助，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绿色能源和再生资源，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2.2 绿色发展

3.2.2 区域和城市层面

近年来，对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主要分为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层面、区域和城市发展层面以及各行业层面。

从评价角度来看，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绿色GDP核算，世界银行组织是最早提出绿色GDP核算体系的，以此来重新界定国民财富。在绿色GDP核算体系中，比较困难和充满争议的就是对污染损失和资源耗竭损失的估计和核算。而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对我国环境经济损失进行研究计算的，虽然方法和计算结果差异性较大，但是比较具备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是构建绿色发展综合指数，以综合评价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高低。我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以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个指标作为一级指标，包含了9个二级指标和55个三级指标，对其赋予相应的权重，计算出综合指数。第三个角度是构建多指标测度体系。与综合指数不同，这类体系不需要赋予各指标权重，因此也无法从整体上综合反映绿发展的水平。其目的是根据各指标反映绿色发展的制约和促进因素，以从政策等方面进行改进。

3 绿色发展评价

3.1 绿色发展评价方法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用于对国家绿色发展进程进行评估。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最早为绿色GDP核算提供框架体系。早在1993年，联合国统计局就提出了环境经济账户(SEEA)，将资源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各国绿色GDP核算提供了理论框架。从宏观角度上，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多是从经济、环境、社会、政策等层面为子系统进行构建，以分析中国绿色发展的时序变化及空间差异等特征。在分析动态变化上，有学者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中国绿色发展机理进行研究和探讨，例如郝芳(2017)等[2]。

绿色发展是区别于传统发展的、在考虑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主要考虑以下两个要点：一是以经济和环境的统筹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二是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系统中来考虑。

对于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大多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分析的，并运用各种数理模型计算出绿色发展水平指数，根据指数来判断绿色发展水平的高低。关于绿色发展水平的计算方法，比较常用的有综合指数法、熵权TOPSIS法、层次分析法、函数模型法、聚类分析法等。而对于经济的动态发展水平测度，比较常用的方法为系统动力学仿真建模法。

3.2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用

被称为国内研究绿色发展第一人的胡鞍钢在《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一书中认为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道路，以合理消费、低消耗、低排放、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主要特征，以绿色创新为基本途径，以积累绿色财富和增加人类绿色福利为根本目标，以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为根本宗旨的发展观[1]。

3.2.1 宏观层面

随着绿色经济的发展，绿色指标也成为研究热点，各国及相关国际机构纷纷尝试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框架。综合来看，绿色发展评价体系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构建。一方面，主要从投入、生产和消费整个经济生命周期入手提高经济系统绿色发展。另一方面，主要以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构建绿色发展评价系统，更为全面。

其实有关许春花的信息，还是镇上那家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告诉我的。我在柳江古镇采风的时候，就一直住在悦来客栈里。

绿色发展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 2002 年提出的。其本质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2010中国科学发展报告》中将绿色发展定义为“生态健康、经济绿化、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四者的有机统一。

对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来说，城市层面的应用较为广泛，指标计算方法应用较多的是熵权TOPSIS法等。欧阳志云等以环境治理投资、废弃物综合利用、城市绿化等7个方面的具体指标构建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286个地市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并对各指标绿色发展水平达标情况进行了分析[3]。另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开展，我国从东部率先发展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统筹发展、科学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被提出，因此资源型城市转型以谋求绿色发展也成为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除此之外，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区域化发展明显，如珠三角、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以及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等。区域的协同发展以及绿色水平的提高对我国绿色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李华旭等以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中的三个一级指标构建了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各指数进行评价和排序，筛选出了关键影响因素，其中，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绿色发展水平的显著正向因素[4]。郭兆晖等以低碳竞争力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与沿线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较大[5]。

3.2.3 行业层面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行业层面的应用集中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各行业中，计算方法大都也采用层次分析法、熵权TOPSIS法等常规方法。由于行业的差异性特征，各行业在评价指标体系中选择的指标差别较大，行业特征明显，例如制造业从经营管理、产品技术和节能环保等角度构建指标体系，而交通运输业则从设计、规划、施工、运营等角度选择指标。另外，近年来我国产业园区建设发展迅速，园区绿色发展受到关注。李向东等以江苏省国家级创新园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江苏创新型园区绿色发展评价的四级指标体系，结果显示，绿色生产、创新投入和创新主体是江苏创新型园区绿色发展的关键要素[6]。

4 结论

随着人类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发展绿色经济、谋求绿色发展是各国的大势所趋。目前国内外对于绿色发展评价的研究已经有相对完善的评价体系，对于评价指数的计算也有比较成熟和多样的方法。应用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分析，一方面能够进行绿色发展水平的定位及未来预测，另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制约和促进的关键指标和影响因素，从而指导政策、经济的调整。

佛山地铁3号线镇安站主体围护结构设计合理性分析………………………………………………………… 付叶能（9-8）

在我国倡导建设美丽中国、环保力度加大的大背景下，如何将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到更为广泛的行业尤其是石油化工等重污染行业中是未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如何科学准确运用绿色发展评价的结果帮助我们进行政策及产业调整还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也”是上古汉语中常见的句中、句末语气词，表示事实的静态，不着眼于时间因素。[4]198-200多见于《诗经》、《左传》、《论语》及战国以后典籍。[5]337“也”在上博楚简中使用频率最高，且语法功能比较完备，多用于句子末尾。根据其他材料，我们认为，“也”作为语气词在战国时期得到蓬勃发展，是古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气词之一。上博楚简三篇中“也”出现了183次。主要用法有：

目前国内外对PUE指标还没有统一的分级标准，国内电网企业在运行的数据中心PUE值基本在2～3之间[8]，国内较为节能新建数据中心一般在1.6～1.8，而国外最先进的绿色数据中心PUE值甚至在1.2以下，但采用了多种极端的节能手段，在国内电网企业中未必适合。通过能效测量、计算与统计，可有效地衡量电网企业数据中心的能源成本，指导数据中心的能效管理，优化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根据目前国内数据中心的一般情况，若统计出PUE值大于2.0，则属于偏高水平，有较大的优化空间[9]，从而可使用多种方法改进数据中心的能效水平，如：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国创新绿色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郝芳,王雪华,孔丘逸.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中国绿色增长评价模型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9-45.

[3]欧阳志云,赵娟娟,桂振华,等.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5):11-15.

[4]李华旭,孔凡斌,陈胜东.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沿江 11 省(市)2010-2014 年的相关统计数据[J].湖北社会科学,2017，(8):68-76.

[5]郭兆晖,马玉琪,范超.“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评价[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9):25-31.

[6]李向东,李夏玲.绿色发展视角下江苏创新型园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6，(5):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