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1971）是新考据派史家中最重视考据实践的，著述大多属于文献学和考据学领域。他很少谈理论，甚至轻视理论，1923年6月24日，他在给希望前来求学的蔡尚思写信时说：“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1]他主要结合文献学来研究传统史学，内容多属史料的搜集考订和文献整理研究。陈垣之所以能够在文献学方面取得开创性成就，与他重视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分不开的。目录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西汉刘向撰著的《别录》和其子刘歆撰写的《七略》标志着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建立。宋代和清代，中国传统目录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在清代发展到顶峰。陈垣继承了这种优良传统①，结合文献目录学研究，吸收近代目录和索引编制的方法来发展传统目录学，提出了编目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在史学实践上，他编制了大量史学目录，其中以《四库全书》的目录编制、佛教史籍目录和敦煌文献编目贡献最大。陈垣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目录体所作的继承和创新，为传统目录学的现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史学有诸多优秀遗产可以为中国现代史学加以继承发展。

一

陈垣从小就系统地学习了传统目录学知识。12岁时入闽漳会馆的学馆读书，便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大开眼界，说：“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2]可以说，是目录学引导陈垣走上了治史道路。他系统阅读《书目答问》后，又根据书中的提示来读书；次年，又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几年中，又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这样，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3]因此，陈垣后来对传统文献史料的目录及索引的编制特别重视，声称中国有丰富的史料，“而无详细的索引……我们若是肯从此努力，把我们的史料整理起来，多做机械的功夫，笨的功夫，那就可以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了。”[4]252

陈垣在其著述中对文献史料的整理多有论述，不过最为集中和系统的则是《中国史料的整理》一文。他在此文中提出了史籍整理的8种方法，并就某些方法给出了新的见解。下面概述如下：

（1）关于“笔记的整理”，强调编制唐宋以来笔记目录和索引的必要性。笔记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以小说和故事记述为主，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上都有重要价值。它成熟于唐宋，兴盛于明清。但是，缺乏整理，不便于使用。陈垣说，唐宋以来笔记虽是绝好的社会史风俗史资料，但是，一来份量多，内容复杂；二来笔记的编制除极少数每段有目录外，其余的不是完全无题目，便是有题目而无总目。因此，“要把所有的笔记，无目录的加上目录，有目录的加目，有总目的编为索引，使后来要从笔记里找寻任何材料的都可以一目了然。”[4]248

2.量化评价方式的确定。量化评审的关键是要针对不同项目，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增强评审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在依据层次分析模型设计的评价指标中，有些指标主观性强，分辨率较低，不易量化，属于定性指标，如职业道德、理论功底、实践创新能力、岗位责任、业绩贡献等指标，运用模糊数学原理进行模糊评价，进行等级量化赋分，实现二次量化。有些指标规定的比较清晰具体，标准明确，客观性与可比性强，属于定量指标，如学历、资历、计算机应用能力、外语水平、荣誉称号与技术称号、年度考核、送审论文审核答辩、发表论文专著、获奖成果与重大项目等，直接定量计分。

对于城墙，我向来没有太好的印象。总觉得它虽然坚固，却也意味着固步自封的保守；虽然高大恢宏，却难掩龟缩退守的心态。可西安的城墙，似乎改变了我的看法。

（3）关于“群书篇目汇纂”，提出目录学不仅要编书目、还要编制篇目的重要观点。陈垣说：“群书篇目汇纂是想把所有重要书籍的篇目按类编成一部总目，使人一检即知某书的内容。这一类的书中国已经有过，清代朱彝尊撰的《经义考》便是一个好例：这一部书把所有关于经义书籍的序跋统通录下，并且还注其存佚，附以诸家论断，的确是一部研究经学很好的工具书。不过其范围只限于序跋方面；若是将各书的篇目，都汇集起来，更方便了。普通所谓目录学，多只注重书目，我以为篇目也是要紧的，……若是有一部群书篇目汇纂或索引，岂不是帮助人容易明白许多吗？”[4]248

由此可见，陈垣通过对传统文献史料及传统文献编目的分析，提出了改进和发展传统目录学的新见解，内容主要有3点：一是对传统文献史料要增加编目的类型，不仅要有书目，还要有篇目；对于文集，要编总目等。二是将传统目录编制与近代的索引编制相结合，或编制目录和索引。索引原称“引得”，系英文index的音义的初译，最早出现于西方。索引主要是为标明内容或文献出处提供线索，为人们准确和迅速获得资料提供指引，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20世纪20年代中国开始引入现代意义的索引。由于中国文献浩如烟海，要快捷地能够搜集、查阅和使用这些资料，编制索引等文史工具书便成为最基础性的工作。三是对明清等档案资料的整理，最终要采用编制分部、分省、分人或分事来编制总目的方法。

（4）关于“明清内阁档案资料”的整理，提出了8种方法，即：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其中，编目是最终要完成的重要工作。明清档案是指明清两代在其统治期间所形成的官方文书，主要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和地方政府档案两大类，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要包括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内务府档案、宗人府档案、国史馆档案、清宫中各处档案、清各部院衙门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明清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陈垣这里所说的明清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实际上，陈垣所说的前七种方法都是为了配合最后的编目而做的，“编目是最末一步的工作，就是把所有整理成功的档案编成几个总目，或分部，或分省，或分人，或分事，使后来检查档案的人只须将总目一查，便能依类检出。”[4]251

从上面简单的述说中，我们不难看到，人类的认知思维是经历了非常漫长岁月的“渐修”的历史过程，也就是“渐悟”的历史过程。在这种“渐修”或者“渐悟”的历史过程里，人类累积的“经验”留下各种痕迹，组成形形色色的“潜知”或“块”，储存在人类原始祖先们群体长期记忆中，形成各种“隐知”或者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无意识”之类的思想元素。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在日后被“激活”了，成为一种思维元素参与到新的思维进程中，有的内容也许永远潜伏于记忆的深处而未被“唤醒”。

二

其次，编纂中国佛教史籍目录专著。1941年9月，陈垣撰成《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关于本书编写的原因和意义，一是佛教史籍与六朝以来史事关系密切，故需要提供历史研究所必须的佛教史籍。他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此论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书中所录，“本论所及，大抵为士人所常读，考史所常用，及《四库》所录存而为世所习见之书”[7]506。二是《四库全书》中有关佛教著录和存目的书纰缪百出，易播其误于众，急需补正，以使研习佛教者得正确的入门之书。他说，《四库》著录及存目的佛教史籍，“因《四库提要》于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猝，纰缪百出，易播其误于众。如著录《宋高僧传》而不著录《梁高僧传》、《续高僧传》，犹之载《后汉书》而不载《史记》、《汉书》也。”“其弊盖由于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今特为之补正，冀初学者于此略得读佛教书之门径云尔。”[7]506此书共收佛教史籍35种。关于佛教史籍收录的范围和著录方法，陈垣说：“略依《阅藏知津》，将此土撰述中之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各类，顺撰著时代，每书条举其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版本源流、撰人略历及本书内容体制，并与史学有关诸点。初学习此，不啻得一新园地也。”[7]507陈垣在著录佛教史籍的上述内容时，还旁征博引丰富的史料，对前代各种目录学专著的失误辨证极多，如在解题中专列“《四库提要》辨误”一目，纠正《四库提要》错误共29条。[8]故此，《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具有重要的目录学价值。有学者说：“这是近代以来，第一部介绍佛教史籍的目录书。……本书史料丰富，叙述详尽，考证精辟，是了解和使用释典资料的重要参考书。”[9]

（2）关于“文集的整理”，主张传统文集的整理不仅要有篇目，还应当有总目或索引。中国传统文人重视文章的撰写和结集，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集。陈垣说，中国文集在所有书籍中占最多数，“但是中国文集虽然每篇必有目录，而常没有总目录，就是《四库全书》里的文集也全是没有总目录的。这的确是一个大缺点。……所以我以为倘若我们有了一部完整的所有文集的总目录或索引，对于我们研究学问一定大有帮助。”[4]248可见，文集虽然比笔记的目录要详尽，但是，因缺乏总目录，仍不便于现代史学研究的使用。

首先，推进了传统《四库全书》目录学的发展。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和最全的目录著述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然而，由于四库全书的目录修于清代，受种族政治和编纂水平等原因的影响，存在诸多问题。陈垣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是与全面研读《四库全书》相伴随的，他“是系统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是四库学的奠基人”[5]他从14岁起就开始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又通读了两三遍。在北京定居后，有机会直接接触文津阁、文渊阁两部《四库全书》。从1915年10月起，陈垣开始在京师图书馆阅读和研究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前后断持读了10年，期间主持了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清点工作，因而全面认识了《四库全书》的征书、编辑、纂改和抽毁的情况，并撰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四库书目考异》和《四库全书纂修始末》等系列著述，这些著述多与目录学相关。有学者说，陈垣把四库著录的书名和撰者编制成索引，将当时流行的赵怀玉本《四库简明目录》与实际存目相考核，校出有书无目，有目无书，书名不符，卷数不对等情况，了解了《四库》收集、编纂、禁毁、抽换的变化过程，写成《四库书目考异》5卷[6]。 可见，《四库书目考异》对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的补充和修改尤巨。

根据相关部门的数据信息统计，我国的物业公司每年舞弊和财务操纵要消耗十亿人民币。可是在社会的发展中各个公司的财务结构的复杂性和商业竞争性更加深入，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国的物业公司管理舞弊行为很难被人们发现和处理，最终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隐患。一般只要有动机才会有行动，那么在物业公司中进行管理舞弊的管理层当局也是在这种动机的诱惑下才进行行动的，根据当前管理舞弊的动机分析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1］。

陈垣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传统文献史料的编目方法和意义，还继承和发展传统目录编制方法，在《四库全书》目录编制、佛教史籍目录和敦煌文献编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编写了这方面的著述，对传统目录学的现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编纂敦煌文献目录著述。1930年春，陈垣编纂完成《敦煌劫余录》。1910年(宣统二年)，清廷学部将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劫余的敦煌千佛洞残卷计8679号（中有缺号）运到北京，收藏于京师图书馆。1922年春，陈垣与俞泽箴利用3个多月时间看守这批残卷，“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重轻，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间无由窥其蕴耳”，于是，他先就所藏卷子录其副目，按部排比，“略仿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每轴著原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10]稿成，未及刊行。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属编《北平图书馆敦煌写经目录》，他整理旧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共14帙。1930年春，最终编成此书。陈寅恪赞扬此书为治敦煌学的必备工具，称敦煌文书虽然出自中国，然而中国敦煌学著作较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籍末由也。”陈援庵（垣）先生“分别部居，稽核同异，编为目录，号曰《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国人获此凭借，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究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11]。 胡适则说，在分散各地的数万卷敦煌写本中，巴黎的目录最先出，但很简略；伦敦的目录开始很早，到最近才有完成的消息，“另有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流行于世，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了。”[12]从现代两位著名史学家盛赞《敦煌劫余录》对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推崇其远在海外外敦煌目录学之上，即可充分证明陈垣此书在敦煌目录学与中国文献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总之，陈垣结合自己的文献目录学研究，在继承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目录索引的方法，提出了编目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对中国传统目录学作了现代发展，这种发展既包括理论与方法层面的，也包括实践层面的目录学著述。特别是他的三部目录学著述在各自领域都有标志性意义，《四库全书考异》对传统的《四库全书》目录学作了重要修订和推进，《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在中国佛教目录学编制作出开创性贡献，《敦煌劫余录》使中国的敦煌文献编目开始超越海外汉学。他对传统目录体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继承和发展，说明传统史书体裁有其独特魅力和现代价值，使中国现代史学得以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关于目录和索引的区别。有学者说：“在本质上索引和目录同样都是用来揭示和检索文献的。但两者的不同在于，书目多是以一个完整的出版单元作为揭示和检索对象；而索引则是以一个完整出版单元中的个别事项和内容（即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揭示和检索对象。索引对文献的揭示比书目更加深入、具体。”（廉慧.历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165.）

参考文献：

[1]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55.

[2]陈垣.谈淡我的一些读书经验[J].中国青年,1961(16).

[3]陈智超.史学家陈垣传略[J].晋阳学刊,1980(2).

[4]陈垣.中国史料的整理[M]∥吴泽.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52。

[5]陈垣.陈垣四库学论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编者前言1.

[6]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M]∥白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136.

[7]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节录[M]∥吴泽.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506.

[8]张荣芳,曾庆瑛.陈垣[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110.

[9]刘乃和,周少川,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下册[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477.

[10]陈垣.敦煌劫余录：序[M]∥吴泽.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89。

[1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6-237.

[12]胡适.敦煌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M]∥胡适.胡适全集:第1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