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力量源自文化功能的扩散性，文化辐射扩散功能延伸、强化了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的实现需要借助一定的途径和手段，这种途径和手段主要通过对外传播媒介传播文化意义以实现国家利益。文化对外传播力是国家通过各种媒介将本国文化作用于国外受众以实现本国利益的能力。目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力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建设成就相较仍然是国家综合实力中的薄弱环节，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是摆在国家面前的迫切任务。

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研究综述

从汉代丝绸之路开始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传播到欧洲和西亚的不仅是中国的丝绸和陶器，更有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影响十分深远。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家领导人著作、政府文件以及文学作品，为世界了解中国以及让中国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虽然有所进展，但是实践操作仍然落后于理论分析。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电视台开办英语频道后，国家开始推行广播电视“走出去”战略，通过不同方式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促进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蓬勃发展。

全面“营改增”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以生活服务业为例 …………………… 张小媛 宾婉灵（1/06）

水利普查档案工作方法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普查工作档案管理规定》《水利档案工作规定》和水利普查工作相关规定。

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现状和原因进行了分析。李智在《对文化软权力化的一种传播学解读》中指出我国出现文化软权力低的困境主要原因是文化传播主体缺乏顶层制度设计和具体策略规划[1]。郭镇之指出中国电视因为不注重市场规律和不鼓励民间参与，加上针对华人与华语文化传播不够，导致电视行业对外传播面临困境[2]。刘锋杰在《为什么会有“文化赤字”》中指出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就是传播内容的模糊不清以及文化包装形式缺乏吸引力[3]。初广志指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不足的原因就是缺乏整合理论指导下的战略制定和战术运用，在对外传播导向、传播内容和形式、传播渠道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问题[4]。还有学者认为应该优化传播内容和传播途径，以此扩大中国文化对外影响力。包宵林提出要围绕“文化走出去”战略，建立文化立国、文化国际理念，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升为国家战略。曹胜强结合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以及世界文化强国发展特质指出综合国力与文化对外影响力成正比，让世界了解中国就必须提升中国综合国力，从而才能更好提升中国文化传播的渗透力[5]。贾春增等认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点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精华，包括历代典籍、文学艺术、器物文化等[6]。吴祚来在《文化传播与文化焦虑》中谈到：文化传播主要是价值传播而非经济实力或其他，文化价值的核心是善意、包容性、美与快乐以及受众对历史与现实的真切感受[7]。

首先，顶层设计文化对外传播体制。政府应该将扩大文化对外传播力进行全盘统筹和整体策划。我国是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势必使西方大国产生不适应感。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似乎表明，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另一个大国的衰落，因此少数国家单独或联合抵制中国崛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在此情境下，指望西方世界给中国铺就崛起的坦途大道是不可能的。政府应该将推广中国价值观作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制定相关法律和制度；政府各部门在最高层统筹策划下，协调一致，在扩大文化对外传播力行动中，保持连贯性与一致性。这方面，美国文化对外传播经验值得借鉴，对外推广美国式民主是历届美国政府国家文化战略目标。美国对外推广的核心文化内容包括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9]。美国顶层设计文化对外传播的理念、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现状审视

支盘处钢筋的制作安装，应在桩体钢筋笼吊放固定完毕进行，支盘钢筋应分设水平钢筋和斜向钢筋，且应各自按设计排放。支盘钢筋与钢筋笼主筋的连接采用绑扎连接，其搭接长度根据建筑物抗震等级、混凝土强度等级及钢筋的型号综合确定，且应符合规范要求。

(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体制改革滞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计划文化体制，这种文化体制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这种文化管理体制以高度集中为特点，以政府主导为主要运行机制，不可否认，这种文化管理体制对加强党对文化的领导、促进文化发展具有一定作用。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但集中管理的文化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较，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文化对外传播管理体制改革更是落后于时代要求。

首先，事先预防的文化传播管理体制导致对外传播话语权由主动伸张演变为被动澄清。及时、准确报道新闻事件是对传播媒体的客观要求，但是，我国媒体因应对突发事件总是显得迟疑不决，造成集体失语或报道迟缓，结果经常被国外媒体抢占先机抓住受众吸引力。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因为对外传播管理权受限所致，传播媒体慑于责任追究，一篇报道需要层层把关审批，结果延误报道新闻事件的时效性，也影响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国际声誉。2002年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的“非典”疫情报道，国内媒体反映迟缓，西方媒体抢占先机，结果谣言四起，在公众中产生巨大社会恐惧感，西方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对疫情隐而不报，中国政府形象在此类事件中严重受损。

其次，信息来源单一，公众无法比较甄别，导致对外传播话语缺乏公信力。由于对外传媒管理体制的差异，我国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官方媒体，这些年来，虽然我国自媒体等非官方媒体迅速发展，但还是无法取代官方媒体地位。我国媒体人甚至有意无意显示代表官方，媒体声音类似于政府发言人发声，以此体现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媒体信息源单一确实有利于掌控国内话语权，但对国外受众却无法取得与国内受众同等效果。国外受众受“新闻自由”价值观影响，更多倾向于接收非官方媒体信息，对于受政府资助的官方媒体信息往往持怀疑态度。所以，我国媒体虽然传播基础条件不错，但是在国外受众中影响力很小，甚至不及法国、意大利等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我国媒体无法成为政府的挡风墙、缓冲地，失去了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

再次，面对西方责难不必避谈政治制度。研究发现，西方媒体善于利用政治制度做文章，即使是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这种促进文化交流的文化体育活动也被西方拿来抹黑，企图将北京奥运会政治化。对此，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避而不谈或讳莫如深，而是“向全球媒体推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对民主、人权的理解与主张，特别是实践”[10]。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为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样板，在西方国家经济社会逐渐困难之际，中国经验也应值得他们学习。面对进步成就，中国理应提出自己的理念主张，这不光是中国的事情，恐怕还是世界应该慎重考虑的事情。当然，在对外传播中，要研究和借鉴西方媒体政治传播的策略和技巧，以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方式，解释和传播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提高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和技巧，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

(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内容单一，缺乏吸引力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首先，传播报道关注视域狭窄。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媒体关注面比较狭窄，除少数大国外，我国传媒报道大多关注中国所处区域环境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除此外的报道量非常少。研究发现，西方有影响力的传媒在报道国际关系时关注点相对分散，内容重在当地国新闻事件，极少将当地国新闻事件与本国牵扯上联系。这种报道方式看似与政治无关，实则因媒体对事件的选择性，隐含的政治倾向不言而喻。相较而言，中国文化对外传媒报道信息量少、可看度低，自然吸引力差，扩大对外宣传的影响功能难以发挥。

其次，对外文化传播报道过于集中“高层政治”。在对外传媒报道的内容上，我国传媒往往局限于高层政治人物工作行踪及讲话发言，这种报道方式有利于突出政治人物勤政为民并激励民众以凝聚人心。这也是中国文化传播力在国内影响力巨大的原因。相较于国内报道，国外受众更倾向于草根民生，传媒报道的着眼点更多的是生活小场景小细节。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化媒体传播的概念本身就十分陌生模糊，怎能期望他们对中国领导人及中国政府大政方针政策予以高度关注。以报道中国环境保护的成就为例，是连篇累牍报道中国领导人发表的相关环境保护的讲话，中国如何制定环保法律法规效果好；还是报道鄱阳湖水位升高，鄱阳湖成为候鸟天堂的效果好，哪种新闻报道内容更有人情味、更能吸引国外受众？

(三)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方式公式化

其次，制定科学合理的文化对外传播策略。文化传播效果好坏与传播策略紧密相关。文化传播硬件设施可以在较短时间换代升级，但文化传播影响力的提高则需要研究适应文化传播规律才能实现。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对外影响力，我们应该制定与国家整体战略相关的文化对外传播策略，以期营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这就需要在国家形象定位上形成中国特色。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社会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国家形象不可能照搬西方，但也不能与世界主流国家形象对立或背离。在对外传播中既要表达中国寻求国家民主文明、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良好愿望，也要传递中国发展不是其他国家发展的威胁和障碍而是促进世界整体发展的积极因素，以及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客观现实。

文化对外传播内容丰富有深度是扩大影响吸引受众的基本条件。我国媒体在文化对外传播方面却不具备这些条件，在扩大国家影响力方面做得相当不够。

首先，国外语境公式化表达造成传播效果不佳。将国内报道中经常出现的政治术语照搬到对外传播中，国外受众容易产生排斥心理；权威媒体习惯于“要怎样”“不要怎样”“必须”等言语表达，给人造成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之感。国外受众在接收中国传媒信息时感觉传播者与接受者地位不平等，官腔式的言说方式不利于文化对外传播力的提高。

其次，习惯于将人事类型化。国内传播将人事类型化有其必然性，干部与群众、工人与农民、党内与党外等类型化的表达方式，国内受众尚可接受，国外受众则不可理解，这种将官分等级、人分类型的思维与西方受众平等思维相抵触。以此类型化方式传播表达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雨水抽取采用全机铸造不锈钢潜水泵,电压380 V,功率4 kW,流量为60 m3/h,标准扬程12 m,出口直径100 mm,质量58 kg.

再次，集中式正面报道在国外受众中效果不佳。在国内传播方式中，我们习惯于集中、系列报道来突出某一主题或某一事件，以达到塑造典型形象的目的。这种传播方式在国内主题报道中效果还算可以，而搬到世界范围则不可取，即国内感兴趣的主题在国外则不一定。在国内宣传中，我们习惯于正面报道，那是因为新闻舆论本身就是宏观政治的一部分，而在国外媒体中则更多报道负面作用的新闻，突出传媒监督政治的功能。因此，一味正面宣传会引起国外受众对报道真实性的怀疑，这种方式在对外传播中不一定能够起到良好效果，甚至可能引起受众反感。

三、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提升路径

为了使国际社会更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让中华文化得到更多认同，从而消除来自外部世界的傲慢与偏见，形成对我国社会发展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针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从顶层设计文化传播体制、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对外传播方式等三个方面制定科学系统的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发展路径。

(一)顶层设计文化传播体制，制定科学合理的文化对外传播策略

文化传播是国家主导下的传播，政府掌控对外传播，在西方国家也不例外，顶层设计文化对外传播机制无疑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建立何种传播机制以形成良好的文化对外传播能力，政府应该根据国家需要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综上，学者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研究颇多，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政策层面或者意识形态层面，且相关研究普遍存在不太成熟的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是传播学本就起源于西方，中国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毕竟时间不长，实践操作自然没有西方国家成熟，加上培养专业化的对外传播队伍需要时间，所以，中国文化“走出去”还任重道远。

从传播基础条件、国内外传播能力以及传媒经济所占经济比重等因素分析，我们发现，世界主要国家文化传播实力相对加权指数，中国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相当于美国文化传播实力的47.46%。但是，中国文化传播实力主要集中于传播基础条件和国内传播能力两方面，而对外传播能力、传媒经济所占经济比重则相对微弱，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仅相当于美国的14.43%[8]。可以说中国既是一个传媒大国，又是一个传媒弱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严重制约了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系统分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现状，发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在传播体制、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三个方面不同程度存在问题。

HUANG Peng, KANG Jian, LIU Shuang, et al. Study on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of rubidium from cesium raffinate by using t-BAMBP[J].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2018(6):51-54.

正如说话中听者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说话方式，文化对外传播犹如人说话，良好的传播表达方式是增强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又一重要条件。我们在文化对外传播表达方式上存在诸多缺陷。

归一化处理后，C1、C2、C3、C5的各权重值为：ω11=0.109，ω12=0.413，ω13=0.283，ω15=0.196.

(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文化符号

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进步，主要表征是其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力度。生命力顽强的国家或民族文化主要表现在文化时间的持久性和文化空间的广延性上。中国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决不能放弃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强大的根本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长期历时性演进中经过历代人民群众和思想家的概括提炼，逐渐发展成为高水平的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世界文化的一般共性，更具有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质。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生命力。除因相对隔绝的大陆性地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形成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等外因外，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主要来自内因，即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多样性的生机力、统一性的同化力、包容性的融合力、伦理性的亲和力以及变易性的创造力[11]。这些内因才是中华文化历久弥坚的真正原因。第二，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中华文化在发展进程中较早形成独特体系，我们的祖先以方块汉字为载体，创造了自己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形成华夏民族独有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在吸收外来文化时主动影响、改造外来文化，同时又不失本民族文化基本特质。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持久的精神激励性。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为国民普遍心理，规范、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这些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是焕发国民为国家统一、民族振兴而努力的精神源泉，具有激发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强大功能。

其次，文化对外传播要弘扬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文化具有那么多的精神特质，五千年来生生不息且到如今依旧生机盎然。因此，在对外传播中我们应该坚定民族文化自信，提炼民族文化符号，扩大民族文化影响。第一，文化对外传播多创造“文化接近”机会。“文化接近”是指受众在本国、本区域和国际层面游移过程中对某种文化具有的亲近感。“文化接近”的国家间关系往往会多几分理解少几分敌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经得到一部分民族或国家的认同，甚至被吸纳到其他民族文化之中，中华文化至今在东亚、东南亚地区仍具有较强影响力，这就很好解释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在东亚、东南亚地区比较容易引起理解的原因。第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价值，争取更广泛的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文化价值观、民生理念、民本思想以及“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等已经在国际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并逐渐取得世界范围共识。特别是西方世界在发展步入困境之际，中华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越来越显示其无与伦比的价值。文化对外传播应该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传递给世界，以取得共识与理解，降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

(三)创新文化对外传播方式，塑造良好国家文化形象

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对内容起反作用，良好的形式对内容起促进作用。毋庸置疑传播内容在提升文化对外传播力中的关键作用，但是也不能否认独到、恰当的传播方式对提升文化对外传播能力的促进作用。

首先，创新对外文化传播包装方式。传统传播条件下，传播形式作用相对较小，《三国演义》之所以流传千古是因为其内容的魅力，无论是纸质图书还是说书艺人的说唱，抑或当前的影视作品，受众喜闻乐见的是《三国演义》的精华内容，而不是某种形式。然而，时下媒体同质化现象给传播提出了难题，在信息源相当的情境下如何提高传播力，怎样让受众欣然接受，因此，创新文化对外传播包装形式显得尤为重要。文化对外传播包装即是在不改变信息内容的前提下，对信息进行深化、细化，佐以新的观察视角，赋予内容以新的形式，使受众接收到的信息较原始信息更新颖、更全面、更客观。若能根据个性化的策划方案赋予信息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就能够极大深化主题，受众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就如同喝茶，偏远农村地区火塘烧开水可以泡茶喝，城市居民热水壶烧开水也可以泡茶喝，在装饰典雅的茶楼里身着汉服的女子筛茶同样也是喝茶。同样是喝茶，方式不同就会喝出不同的味道。

其次，营造文化对外传播的语言和人才环境。语言是传播的介质，语言的影响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之所以随着文化产品畅销全世界，除了美国强大的国力外，还有重要的原因就是英语语言的优势。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也都通过各种方式推进本国语言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汉语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在国际文化交往中使用还非常有限。随着中国国力提升，汉语热也开始升温。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长远规划提高汉语国际声誉，主要措施就是实现中文信息全球性传播，扩大中文国际频道影响力。培养汉语师资以满足汉语热日渐升温的需求，并创造条件吸引外国学生来华留学，以期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中华文化要在世界传播还需要优秀的人才队伍，为此要造就大量既熟悉国外文化动向又通晓对外传播专业知识，既通晓中华文化又掌握国际关系和新闻学知识的专业人才，形成一支高素质的文化对外传播队伍。

最后，在涉外活动中塑造良好国家文化形象。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涉外活动自然会遇到各种麻烦，在坚持自己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的同时，我们要积极争取友善的舆论环境，提高中华文化亲和力和影响力。对待价值观的冲突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我们首先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积极推进文明对话，突出中国在坚持自己价值观念和信仰的同时也正在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坚持自己价值观念的同时，尊重对方价值标准，避免用我们的标准衡量和评判对方，在跨文化交流中相互理解、求同存异。针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负面传播，我们既要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消极影响，也要改进策略逐渐压缩“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对不利中国形象的报道，可以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通过开展文化交流增信释疑，着眼长远的文化接近。

参 考 文 献

[1] 李智.对文化软权力化的一种传播学解读[J].新闻传播研究,2008(3):13-14.

[2] 郭镇之.对外传播与中国电视[J].现代传播，2011(9):127-129.

[3] 刘锋杰.为什么会有“文化赤字”[J].粤海风,2010(2):74-76.

[4] 初广志.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整合营销传播的视角[J].现代传播，2011(4):101-106.

[5] 尹音娜.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效果评估[D].南宁:广西大学,2017.

[6] 贾春增,邓瑞全.传承与辐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0:101.

[7] 吴祚来.对外传播与文化焦虑[J].对外传播,2009(9):14-15.

[8] 俞思念,魏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12.

[9] 程工,等.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5.

[10] 李希光,周庆安.软力量与全球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35.

[11] 王文章.中国先进文化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