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进程主要是从两个地域开始的：一个是通商口岸；另一个是矿山。由于矿山大都地域偏僻，环境、交通、民风远不如城市开放、规范，在工业化进程中阻力远大于城市。大冶铁矿地处鄂东南群山之中，历史上虽有过零星开采，但自明朝以后沉寂了数百年，直到张之洞督鄂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开采。该地区的第一批矿业工人脱胎于农业，植根于本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这一特殊群体，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以最近颇有影响的美国学者裴宜理的新作《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为例。这本书剖析了安源煤矿工人运动中那些被人忽视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认为中共领导的首次矿工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李立山、刘少奇、毛泽东等中共精英人物对工人自发的求生存意识的发掘、教育以及有效的组织，中共革命理想与工人现实生存要求达到了一致[1]。无疑,安源的成功在当时具有示范作用，然而中共领导的其他矿山工人运动是否只是安源模式的简单复制？同属汉冶萍公司的大冶铁厂(含矿山和钢厂两部分)的工人运动其内生的逻辑与爆发的诱因与安源的似乎相似，但是其速度和规模却是大相径庭。地域、行业差异以及精英人物的特性带来工人运动的不同样貌。本文着意解读这一地区的矿工运动由原始的劳资冲突发展到后来的工人运动的原因和背景，以丰富该问题的研究。

一、早期工人及工人罢工

1890年，张之洞开采大冶铁矿。最初的开采和建设遭到当地保守势力的阻挠，为了减轻阻力，他不得不采取两项迎合措施，即重用矿绅和活用农民。重用矿绅就是聘请一些有名望和势力的地方绅士，参与征地、拆迁、建厂等多项工作，协调与乡民、官府的关系。矿山投产后，由矿绅出面，聘请并管理非技术工人，这些矿绅就成为夫头——负责承包矿山的劳务工程。活用农民主要是在一些非技术工作岗位大量延用本地乡民，而且允许乡民农闲上工、农忙请假，虽然工资不高，但农民不离开土地，不失为一种农业之外的补充。这样一种用工模式，惠及地方乡绅和农民，很快使这些外来者得以立足，矿石开采也日渐扩大。

高校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补充，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具备多种形式,成为素质发展、创新意识培养和实践能力提升的重要载体，正是由于第二课堂教学的灵活性和新颖性,使其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

诚如裴宜理所言，在近代工业企业中，工人带有强烈的地缘关系色彩[1]。只是在大冶铁矿矿区，这种地缘关系简单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工匠为外地人，非技术工人为本地人。这些本地人多以宗族为单位，由本族有名望的绅士或山主出任矿绅。矿绅垄断了本地劳动力市场，获得与资方对话的权力；如果资方私自请外地工人，则矿绅和农民就会横生事端，资方对此也有所顾忌，“欲召集外处工人以承乏之，恐此间民情妒忌，不难酿出争端”[2]。据史料记载，矿绅姜达泉介绍人进矿务工,矿方不答应,结果矿方从外省招来的工人在矿上没人能干长的，最后矿方只好向姜达泉道歉[3-4]。资方也乐得将非技术工人交给夫头管理，省去不少麻烦。大冶铁矿从1895—1937年间，来自本地农民的工人数量一直占据优势。如表1所示，1919、1920、1933年这3年大冶铁矿的职工人数年均3 000人左右，但职员(固定工指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人数分别为181人、162人、135人，占比仅为6%、5.4%、4.4%，其余90%则是以农民为主的非技术工人——临时工[5]101。

 

表1 大冶铁矿工人人数变化(1894—1935年)

  

年份冶矿人数象矿人数总人数说明18941500～17001500～1700估计19042800～3000估计191020002000估计191930003000固定工181人192030004603460固定工162人19293262～3382常工1059人19301000～1200>4000估计19313248～3368常工1094人19322809冶矿采矿、运务、工务三股人数19333035～31953521～3681固定工135人19342863常工1128人19353130

注：常工系冶矿工人，不包括象矿。

1935年，有人将大冶铁矿的3 130名工人分为7种3等：特等工人指管护工人和职员使用役，大约370人。此类人因与职员(一般是管理和技术人员，属于公司高层，如矿冶专家王宠佑、周开基等，大多是国外留学生和高级工程师)接近，多是他们的秘书和帮手，身价较高；中等工人指机力工人(司机)和修理人员，约470人。这些人多是来自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的工匠，拥有技术，工作较为轻松；下等工人包括掘矿、运土、推吨工人，大约1 960人[6]12。下等工人大多是来自附近农村的农民，他们一般被当地有名望的矿绅招募与管理[7]。这几类人员的收入差别巨大。1917年，汉冶萍公司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达83倍；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也在6倍左右。西方报纸称：“机匠每月薪工自十元至八十元，折中而算，每日约合六角。小工每日仅须二百文，合之美金仅一角。”[5]284

大部分农民被迫接受低工资，除了因为劳务工的非技术因素、市场供大于求外，还因为可以不离开土地就能赚取额外的费用，而且来去自由，想干就多干，不想干就少干，夫头和矿方最初都不会干涉。

一般农民想加入或长期保住这份工作，必须讨好夫头，或给夫头送礼,或在夫头的田地无偿劳动。夫头承包矿山劳务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一是不允许外地人士介入本地工程,再则就是阻止工人直接与矿局联系。厂方配合这种控制，雇佣工人“需要工人请铺保或由工人互相出具连环保结”[5]284。夫头手中的介绍变成了控制权。“夫头家若有红白喜事,工人也要送礼。夫头有土地,每年插田割谷,工人都要无偿去帮工。”[6]457夫头“利用矿局歇工要扣伙食的规定,有时故意叫工人多歇几个班……,使工人干着同样的活,却被扣除一份伙食钱”[8]1512。

1923年1月，刚刚成立才3个月的大冶铁矿工人俱乐部着手领导工人罢工，时值工人因工资微薄，物价高涨，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大冶铁矿运务股向矿方提出要求援汉阳铁厂例，发大礼拜工资(即每月大礼拜休息，工资照发，如上班，发双工资)。但是他们的正当要求遭到矿局运务股股长周楚生的强行压制，愤怒的情绪在工人之中蔓延。1月13日，大冶铁矿下陆机修厂各处墙壁上突然贴满了“打倒走狗吉林牛(周楚生吉林人)”“坚持斗争到底”“不增加工资决不复工”的标语。中午12点，一辆贴有“罢工”字样的火车头从车库开进车站，机长机器房的工人熊少平拉响汽笛，机厂工人马上停下机器，丢下手里的工作，举着写有“罢工”字样的三角旗，从机器间、火车站、材料房冲出来，高喊着：“罢工了！”工人们像潮水般向俱乐部涌去，同时铁路上的运输车辆全部停止开动，紧接着得道湾的采矿工人也罢工了[14]239-240。

园林取名为“寓”，本有“寓意则灵”，也蕴涵寄居、寄托之意。《寓山注》总名曰“注”，既隐含山水园林经典化、文本化的概念，诠释寓园的品质；又有“解释”之义，即说明各景点命名的来由、依据，并记录祁彪佳对寓园的认知与实践。在《寓山注》中，《序记》阐发园之沿革、开园总纲、营造原则，其后49记则叙述园林布局、观赏景象等。49个景点多为祁氏亲自命名，其立意高远，独抒性灵，情趣横生。

二、王宠佑的改革

一方面，他以抗匪防盗为名增派巡警，委任曾在广东办巡警多年的沈成章为巡务长，并拨开办费银5 000两、毛瑟枪80支、子弹5 000颗。理由是：“大冶地本荒僻，铁山至石灰窑，路长60华里，中间得道湾、下陆等处，散居办事员不少，寥寥50巡丁，殊不足恃，而况手无寸铁，岂肯与持械盗匪性命相搏，……”[9]有了武力作保证，王宠佑又千方百计寻求官府的支持，由官府出面逮捕罢工的积极分子多人，其中夫头陆垂富死于大冶县监狱中。这次罢工无疾而终[10]。有关资料显示，矿方为了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答应提供地方政府自治经费和办警察的要求，每年为此支付大约4 000两银子[6]457。从此以后，大冶铁矿劳资纠纷结束了以前谈判解决的模式，厂方多以武力平息，官府则从法律层面定性，工人彻底失语。大冶工矿区1890—1921年间工人罢工情况如表2所示。

将所有策略线性排列，表示策略位于an之前.由式(25)、 (26) 可知H(P)是关于时间t的非减函数，H(P)在f(P)=0处取得极值点，即常微分方程式(22)的稳定点，更新过程{P(t),t≥0}的纳什均衡点.令H(P)=gn(P)，为用户使用混合策略的目标函数值之和，则有：

矿方与地方势力和工人三方互相牵制的格局一直持续到1914年，该年欧战爆发，也是汉冶萍公司经营前景最好的一年，各方对产量提高要求迫切。矿业学博士王宠佑就任大冶铁矿矿长——这是大冶铁矿建矿以来学历最高的专家型矿长。王宠佑是广东东莞人，生于香港，1899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工业大学，1903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矿业学、地质学硕士学位，后来又留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他就任后目标只有一个——即在现有条件下获得矿方主导地位，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增加矿石产量。1915年，时值大冶铁矿得道湾采矿处的采矿工人反对经理王观英无理克扣工价，夫头陆垂富带领矿夫暴动，“毁屋伤人，又蜂涌至铁山推翻矿车，相率罢工”[6]445。这是大冶铁矿建矿以来的第三次罢工。虽然此次罢工的主要原因是王观英的作法的确恶劣，但是王宠佑还是一改以前的软弱做法。他认为，“一座大型的用机器开采的矿山，采用封建把头管理这种落后的方式，是不能发展生产的，必须改变”[5]302-303。

 

表2 大冶工矿区1890—1921年间工人罢工情况

  

罢工时间罢工企业罢工领导者罢工原因结果1897大冶铁矿工头潘岱工价太低矿价由220文增加到330文1912大冶铁矿火车工匠增加工资被弹压1915大冶铁矿陆垂富、潘本谱矿局无理克扣工价和罚款逮捕中积极分子多人，陆垂富死于狱中1916华记水泥厂自发索薪罢工仅3小时，7人被抓后开除1918大冶铁矿下陆机修厂自发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按普工、技工、临时工分别增加了200～400钱工资1920大冶铁矿和大冶铁厂自发反对乘车上下班收钱厂方取消了收费规定1920富源煤矿自发增加工资被瓦解1921大冶钢铁厂谢开文、袁宝臣等起卸工人要求抬高运价被镇压1916—1921华记水泥厂反对洋匠的暴虐撤换了几名洋匠

资料来源：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辑的《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第302-303页；黄石市总工会工运史编辑室编辑的《黄石工运史(1890—1949)》。

另一方面，他主张破除本地农民对非技术工作的垄断，实行全日制工作。由于当地人关系紧密，经常以罢工相要挟，对生产管理极为不利，王宠佑派人分赴冀、鲁、豫等地招募工人来矿。1915年仅得道湾一地，就招募1 000多名外地工人[6]457。外地工人吃住都在矿上，全日制出勤，谓为“常工”。常工虽不是固定工，但相比以前的“半农半工”，他们没有夫头的领导，没有本地工人的属性——听从夫头胜过矿方，明显便于厂方管理。工人对工作的依赖和对厂方的依赖加深了，使得以前互利、互不统属的劳资关系逐渐转变为以厂方意向为主的资方市场。后来很多本地农民也脱离农业加入到常工队伍当中，常工人数逐年上升。1929年3 262～3 382名工人当中，常工就有1 059人，达到了32%；1933年达到了38.9%。这些常工的存在与夫头领导的本地农民工形成竞争关系，夫头对劳务的垄断被打破，其与矿方谈判的话语权亦被削弱。

致函将罢工责任归咎运务股股长周楚生：“下陆工人处此困迫之下，不得已而向厂中要求足备生存之工资，稍具仁心者当无不慷慨而允许也！乃归属运务股周楚生徒逞意气，不顾营业前途利害，施其阴谋，上下蒙蔽，不但不允工人之请求，反横加压迫，致激成罢工之举。”[5]307舆论将工人置于受害者的地位，这种有效的呼吁，赢得了全国各地劳工组织的声援。京汉铁路总工会通电全国：“……我们工人，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自是正当举动，……凡我工界同胞，均应起为后援，以尽我工界同胞一体互相帮助之责。”[14]243

夫头为了完成厂方的任务，对工人的盘剥就日渐加重。矿局以每吨矿石若干文钱付给夫头作为包价,其他一切不管。夫头克扣一部分之后,再以更少的价格付给工人[5]302。“按时按量完成承包,厂方给奖,归工头所得。不能按时完成定额就罚款，由工人承担。”[8]1512工人的压力骤增，很多农民工不得不放弃农活，拼命干活，才能保住工资和工作，以前那种松散的半农半工的雇佣关系逐渐消失，现代意义上的工人群体由此出现。他们依靠工作养家糊口，工人对工厂的依赖性增强，平衡的劳资关系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而且工人的抗争日渐稀少，因为没有筹码的谈判意味着没有胜利的希望，而暴力反抗又多被暴力镇压，到1920年以前，工人基本处于失语地位。厂方因此大受裨益。大冶铁矿代经理王勋颇为欣喜地说：“如某月份提高产量5 000吨，则奖金只200两(以每吨按4分7厘计，也不过235两)，但公司获利则在8 000两之谱。”[12]大冶铁矿1915年产矿石能力由30万吨提高到了60万吨，创造了历史纪录[12]。

三、政党组织与工人运动

到20世纪20年代，大冶地区形成了以大冶铁矿为中心的铁厂、水泥厂、电厂、煤矿等5大厂矿工矿区，最高峰时产业工人达13 000多人，被誉为“东方匹斯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劳工运动专家林育英化名“李福生”，以翻砂工的身份来到黄石港[12]，借住在工人林家庆的宿舍里。林育英创办了一个学习小组，以为工人提供识字指导和免费的革命刊物为名，进行革命宣传。他推荐工人阅读《新青年》《工人周刊》《武汉星期评论》等进步刊物，授课传播革命理论，通过揭露资本家与工人的不平等现象来激励工人的反抗，告诉工人们：“我们工人的生活太苦了，……而资本家不劳动都吃鱼肉，住高楼。这个不公平的世道得变一变。”“矿是我们工人开的，铁是我们工人炼的，这世界是我们劳动创造的，……我们才是最高贵的人，我们应做国家的主人。”“德国出了个马克思，讲了工人阶级要革命斗争的道理：俄国出了个列宁，带领工人阶级搞了个‘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工农翻身作了主人。”[5]306“只要挺起腰杆，团结起来，就能推翻旧世界，铲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①但是，理论的宏大不能代表现实的可能性，大部分工人都持观望态度，加之林育英大约几个月后就离开了大冶，组织的筹建由基层党员来展开。

单独一股工人很难长期支撑罢工，此时，中共组织的动员能力和协调作战能力得以展现。1月15日，大冶铁厂工人在徐姓首领的领导下驶火车拖载八、九十工人不服指挥，驰赴下陆支援[14]242。1月16日，汉冶萍总工会发表宣言：“我们罢工，就是我们作战。……我们是送武器来的，已经预备三年的战品，与资本主义鏖战。我们的战品是什么东西？就是钱、银、粮、米。使我们痛苦的工友，不致冻饿，永久停亦无妨害。(这些)实在下陆一部分战不胜资本，我们安源路矿，汉阳铁厂，新厂、轮驳，一齐作战起来，定以美好效果，方始罢休”[14]241，接着中共组织的各种援助接连而至：大冶铁厂工会先后两次组织约200人(一次70～80人；一次100余人)，前往下陆送慰劳品、银钱、食物等；而华记水泥厂则省吃俭用捐了一板车港饼和一板车铜钱来慰问。劳资双方相持到30日，又有200余工人坐火车来到石灰窑，气势汹汹，要求借公司摇车去罢工地——下陆[13]72-73。31日管事黄锡庚汇报道：“百余名麋集公事房前面，声言矿局不以摇车相假，请有厂借用火车，以便送工会派来之代表前往下陆。……斯时火车已由工人自由开出，人众言宠，乏术弹压，颇近罢工之状态”[14]242，而汉冶萍总工会则与公司高层交涉并辅以全国舆论宣传，施加压力。他们在报纸上公开致函:“大冶下陆铁矿工友，为维持生活，要求增加最低工资，被贵属运务股长周楚生横加压迫……试问今日生活程度如此其高，此区区工资果足以供一人之饮食费乎？……为保持公司之营业，减少工人之痛苦，务宜早撤之造祸之元恶而允许工人一切请求。”②

但是，随着矿山开采对产量的要求，农民那种亦农亦工的身份很难满足矿方的需要。1915年，大冶铁矿矿长杨华燕要求针对这种用工制度的诟病予以整肃。他指出，首先，农民不能保证全日制的工作，影响生产；其次，农民工作是“拿补贴”，没有责任感。“且该处向有一种恶习惯，一遇微雨与夫适好收成之矿，稍获工资辄行停工”[8]1512。再次，夫头经常调动工人干私事，影响矿方生产[5]302-303。而且夫头利用对非技术工人的劳务垄断，经常不按规律采矿，“动辄以停工相要挟”[6]453，更有甚者，以罢工强迫矿方屈服。如，1897年大冶铁矿第一次罢工，就是为提高工价，夫头潘岱煽动下属劳工停工，致使全部停产，矿方不得不将工价由220文提高到330文[8]1512。

×Ffriit×I(Ffriit≤ρ)+a5Epuit×Irrit×Ffriit×I(Ffriit>ρ)+AZ+it

显然这是一次精心组织的罢工，口号、行动、配合都井然有序，是长期酝酿的结果。罢工的同时，大冶特支积极联络周边大冶铁厂、华记水泥厂等工会立刻支援，并上报汉冶萍总工会寻求全国支援[14]242。

在以往的劳资冲突中，矿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两种：如果罢工人少，以武力压制；如果罢工人多，就长期停工并停发工资，工人往往经不起这种长期消耗而妥协，最终不了了之。当时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刚刚结束，由于警察在罢工中动用武力，遭到了举国舆论讨伐；此次罢工人数众多，矿方不敢轻易动武，于是就用拖延消耗的办法。大冶铁矿矿长季厚堃、周渤颐1月23日给经理函云：“本月13日下陆一部分工匠自行罢工，当饬将机厂、车棚、煤院、料栈一律封锁……并断绝上下交通……如能就范，即令开工，如若再坚执非达到条件目的不可，惟有全矿暂停，一律遣散，再行重组。”[14]240

最初中共组织只有党员3人，就是林育英的同乡林庆生和工友仇国升、刘敢生，后于1922年3月建立了当地第一个中共组织——大冶铁厂党小组，仇国升任组长；同时，华记水泥厂、下陆机修厂、富源煤矿、富华煤矿等党小组相继建立，5月，在此基础上大冶工矿区特支成立，但是这些党小组人数大多只有2～3人；总人数也只有大约10余人[13]72-73。新生的中共组织非常清楚，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只有破除以前工人只要抗议就会遭到来自厂方的更大报复的魔咒，带领工人取得罢工成功，才能得到工人的真心拥护。

为了约束夫头、提高产量，王宠佑推出另一项“溢额提奖”制度。即每个月以冶矿开采最高采额为这个月的最低定额，超过这个定额每吨给予奖银四分七厘，而达不到定额就要受罚[6]453。该项制度对夫头的产量进行了硬性规定，完不成就受罚。如野鸡坪夫头潘长发签订的甘结为：“按照前定包价,每月出矿五千方车。自包定之后,不得短少，如本月雨雪较多，则少出之数归下月补足，如两月不能补足定额,愿罚矿价二成,至四个月不能补足,即行撤退。”[10]夫头对此强烈不满，上告公司，“王宠佑有书泽无经验，切中病根。其大谬处在招用地痞为夫头，致旧工头人人寒心，出数锐减”[11]。但无济于事。虽然王宠佑第二年离开了大冶铁矿，该项措施却被继任者保留了下来。

汉冶萍总工会还派代表到大冶警告矿方：“如再愆延不决，各处工会势将采取一致行动。”[14]244又过了10余天，到了2月，矿方感觉到拖延战略难以奏效，而且事件持续发酵，难以控制，决定妥协。1923年2月7日，在大冶知事张翊六的主持下，湖北督军派来的第四旅军队刘营副、商连长及汉冶萍公司代表余江涛、下陆工人俱乐部代表唐芳和章海波、汉阳钢铁厂工会代表马冬阳议定六条解决办法：“工资：6 000文者每月加6成；6 000～10 000文每月加3成；10 000文以上每月加3成；15元以下每月加2成；15～25元每日加4分；25元以上每日加3分。还有教育、假期、学徒工资，停工期限内以18天发薪，并不得因此次停工开除工人。”[13]74-75这是自1915年以来，工人第一次在劳资斗争中获胜，其鼓舞作用不言而喻，改变这种格局的就是外来的中共组织。矿方也将此次罢工归咎于外部力量的干预。2月10日大冶铁矿矿长季厚堃、周渤颐坦言：“此次工潮纯受外界影响，一则洋价飞涨，生计日艰，一则不逞之徒利用时机到处煽动。下陆工人本属少数，外来代表均以冶厂为集中，谋为秘谲，其意叵测，若任其蔓延，不早解散，将来患在肘腋，防不胜防。”①

此次罢工改变了以往劳资冲突中，工人的孤立、弱势地位，中共基层党组织将企业内部工人团结成一个利益整体，互相支援，统一行动，并且短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支持，这种声势和力量资方难以招架，如大冶铁矿矿长季厚堃在事后电报中所言：“此次工潮，含有别种作用，不仅为增加工资，意在各处响应，以助声援，政府如不加抑制，将来蔓延全国，祸更烈矣。”③中共由此获得工人的认可，1923年5月，大冶铁厂党支部、华记水泥厂党支部成立，此时已经分别发展到了10人和8人。到1926年11月，大冶特支大约有了20多名党员。北伐战争前夕，大冶特支党员人数约150名，已拥有了200人的正式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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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移民安置监测。监测结果表明：6个移民安置点规划建设总规模为3415.76亩，实际建设规模为4100.40亩，超规划建设684.64亩；规划人均建设用地面积84.36 m2，超出规划要求的人均建设面积4.36 m2。2017年实际监测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01.26 m2，相比于水区淹没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08.97 m2，移民集中安置点人均建设用地减少了7.71 m2，新建设的城镇移民安置点比淹没前的居住建设更能体现出合理用地与集约节约用地。

本文通过对东北及西南地区7个省市2015～2016年296个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分析，在控制了年份及行业变量后，逐一检验了研发支出资本化与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四、结语

大冶铁矿的劳资冲突由个别到整体，反映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关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逐步恶化的过程。资方粗暴使用武力压制劳工的诉求，短时间似乎很有效果；劳方虽偶有反抗，作用寥寥。但是中国共产党将零星、个别的工人诉求予以整合，将分散、孤立的工人反抗组织化，使得工人在劳资对话中获得了话语权，中共组织也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土壤，使工人单纯的经济诉求逐渐转向政治抗争，这也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入。中共领导的大冶工矿区早期工人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速度较快，从成立组织到罢工大约只有几个月时间，其教育、组织工人有限，发动罢工时党员不足10人，可以说是用罢工来推动党组织的发展。罢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来源于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声援，属于催生型，这与安源罢工的内生型不同。这种催生型运动带来的后果就是很多工人不理解罢工的真正意义，简单为经济利益而战，相机而动，应时而退，缺乏长久斗争的决心和动力。1927年，当革命出现挫折后，虽然有个别人参加南昌起义，但在大部分时间内是偃旗息鼓的；而安源路矿工人则在随后的北伐战争、秋收起义中能够再次发轫。再则，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经过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等共产党精英的长期酝酿与组织，他们的智慧和感召力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大冶铁矿的工人运动除了林育英短暂的发动之外，大部分都是由基层党员活动和组织的，规模与深度都有限。大冶工矿区的工人运动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工运高潮的一部分，与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这些时代巨澜相比，只是一朵浪花，但是它原生态地展现出工人的生存逻辑与政党政治蓝图结合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近代工运的动因。

注 释

① 参见《中共大冶县地方组织初稿》，武钢大冶铁矿档案室，1986年。

② 参见《晨报》1923年1月23日版。

③ 参见《李实有关大冶革命回忆录》，武钢大冶铁矿档案室，1959年5月13-31日口述记录。

参 考 文 献

[1] 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M].阎小骏,译.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

[2] 王铭鼎.从汉冶萍煤铁公司大冶采矿处工人生活状况谈到社会卫生学[J].校声,1935(3):4-5.

[3] 姜迎春.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的社会流动——以大冶铁矿为个案(1890—1937)[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10-115.

[4] 陈文敏.大冶铁矿工人群体研究(1890—1949年)[D].武汉:湖北大学,2013.

[5] 武钢大冶铁矿志办公室.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M].武汉:武钢大冶铁矿志办公室,1986:284.

[6] 湖北省档案馆.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

[7] 马源.张之洞与大冶铁矿的早期开采[J].湖北文史资料,1992,39(2):143.

[8] 黄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黄石市志[Z].北京:中华书局,200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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