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敛之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还是名重一时的教育家，所以有关英敛之的研究一向为新闻史、宗教史和教育史等诸多学科所重视。然而因史料不足，对他的早期经历鲜有深入探讨。故而对于英敛之这位一代报人是如何走上办报道路的，学界目前尚无清晰认识。本文试以1891年至1898年间英敛之发表在《益闻录》上的诗文作品为主要线索，对他在这段时期的职业活动作一初步考察。

一、 英敛之设馆西堂考

英敛之自十六七岁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并一直坚持不辍，可惜的是在庚子之乱中其1899年之前的日记手稿几乎被焚于兵火。因此有关他的早期经历，学者们就不得不依赖英氏后来追记的只言片语，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例如，著名天主教史专家方豪在《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一文中提到英敛之光绪二十五年(1895年)八月初一日记记载：“忆昔馆西堂时，月得修金，几于尽作邮费。”[1]西堂位于北京市西直门内大街南侧，始建于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是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之一。“昔馆西堂”一语表明英敛之曾经在这里教过书。由于方豪先生并不清楚英敛之到底何时在西堂工作的，因而勉强将之系于1895年。而杜新艳则根据英敛之在《曾侯日记书后》中“自二十二岁信奉教”的自述，推测他大约在1888年—1889年入教，并据此认为英敛之“馆西堂”可能在1889年左右[2]。以上二说，均勉为其难，难以采信；且二者时间相距甚远，令人无所适从。

虽然史料不全，但也并非无迹可寻。徐致远1929年发表的《英敛之先生行迹》对英氏信教经过就有相当详细的叙述：“里人有德津者，日相过从，乃介于之耶稣教，观其书，察其礼，有意焉。德又介之于天主教，觉尤胜。乃往西堂，时教士为法人艾公年二十三，受洗礼，欲修道，以年长不果。后入南堂大学，名虽大学实浅。因之教中人不悦学，慨然慕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李(之藻)之流风，乃商艾公设学校培植后进。即任西堂教授。”[3]徐致远所述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其一，英敛之在1889年接受洗礼后曾进入南堂大学读书，这在其他相关论著中几乎没有人提到过，值得特别注意。我们在1891年《益闻录》第1073期上找到英敛之的一首《留别同学诸友》，诗的最后四句是：“萍踪此心将他托，两地暌违无萧索。果尔海内存知己，自然比邻天涯作。”[4]将两则材料互相比对印证，可以认为《留别同学诸友》很有可能作于英敛之从南堂大学毕业之际。

其二，英敛之在与法国传教士艾公商议之后设立学校，担任西堂教授，这与其日记中“昔馆西堂”的说法完全吻合。此外，吴杰民1930年的《英敛之先生学案》也提道：“继入南堂大学；所谓大学者亦不过一通常学社而已。先生伤教中人之轻学也，遂商诸西堂艾公，设学校以裁成后生。艾公系法人，先生求道三年，所从而问道者也。以先生主学校讲席。”[5]“求道三年”似指1888年至1891年，时英敛之从22岁长到24岁。“主学校讲席”既为商诸西堂艾公的结果，授课地点也应在西堂。

梳理英敛之发表在《益闻录》上的诗文作品，发现其中有多篇落款注明作于西堂，与此同时他在这一时期写了多首描述学龄儿童的诗词，且以“先生”自居，进一步佐证了英敛之设馆西堂的经历。

英敛之注明作于北京西堂的作品计有：(1)《有疑》(后附《有悟》《前意未尽，再成一律》)，载于《益闻录》1892年第1186期，表示“自从打破疑团后，圣域贤关可漫寻”；(2)《送张君寅章归保阳》，载于《益闻录》1893年第1235期，英敛之表示与张寅章相识三载，经常联床夜话，或为南堂大学同窗学友；(3)《偶成·调寄解佩令》，载于《益闻录》1893年第1242期，感叹“廿七年，忽忽成虚度”；(4)《初使泰西记辩》，载于《益闻录》1893年第1242期，认为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对信教人士多有诋毁之词，极力辩解。以上四首诗文，除《偶成·调寄解佩令》抒发身世之感外，其余三首均与信教有关，与西堂作为天主教堂的功能相符。

英敛之关于学龄儿童的诗词作品共有七首。按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第一首《奉和赵君秀珊七律二章》(其一)：“迩来此腹竟空空，断句吟哦向晚风。雅兴枯枵同去鹤，新诗婉娈忽来鸿。深思砥砺诸师友，乐与优游众冠童。九月晴和闲暇里，再同西郭看霜枫。”[6]赵秀珊是英敛之常与唱和的诗友，从赵的作品看，其主要活动地点在北京一带，英、赵二人年岁似乎也相差无几。“乐与优游众冠童”很显然用了《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的典故，显示作者以“夫子”自居。

2、门窗洞口顶部应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设置过梁，门窗整体达到正常使用及遭遇暴雪、大风、暴雨时的安全性要求。

第二首《再叠前韵写意》：“藏修可喜此萧斋，万卷牙签手独排。鱼简懒同头露面，箪瓢饮把姓名埋。儿童掷瓦闲陶趣，师友谈诗晚畅怀。惭愧自非栋梁器，凭君巨斧砍枯柴。”[7]这首诗附在英敛之《戏和冬日友人赠扇》一诗之后，而秀珊在同一期上有《答友冬日赠扇》，所以《再叠前韵写意》可能仍是赠予赵秀珊的。诗中描述作者自己于萧斋埋首苦读，而儿童掷瓦为乐。

第三首《满江红·西郊散心作》：“散步郊西登土丘，聊一抒眺，众儿童烂漫天真，踊跃欢笑。四时独推春景丽，人生最是儿时妙。羡嬉天哈地，不知愁、恣情闹。拂襟来，煦煦风。翻空去，瞅瞅鸟。又流水悠悠，垂杨袅袅。嫣红初放似锦，花嫩绿，渐锁如茵草。迨长歌归去，共欢言、今天好。”[8]这首词描写作者带领儿童春游踏青，孩子们一派欢天喜地，恣情嬉闹，童心童趣跃然纸上，可以视作《奉和赵君秀珊七律二章》中“冠童优游”的具体化。

觉察不仅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还要用脑子想。“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所谓行家，就是对问题的敏感度很高的人，相关的知识背景是觉察敏感度的基础。年轻父母如果没有认真学习家庭教育理论，对家庭教育问题觉察力不足，对问题的了解不具体，就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或者关注问题的表象而忽略现象之下的隐性问题，尤其是对内在问题的觉察不足。

第四首《孩童以敝箑索书戏笔走应英敛之》：“是何人作此丹青，傻树呆山苇笠亭。钓子樵夫都不设，模糊想入夜冥冥。爱书非为猎书名，聊报肫肫致爱情。信手涂鸦三五笔，鹜嗤痂嗜答冯生。爱写非关博写名，儿童短箑足怡情。无知难得偏珍重，走笔聊为报倒倾。偶因遣闷一涂鸦，信手挥成扫诞夸。多谢高明休鄙诮，鲰生原不解些些。”[9]诗中儿童以破扇索书，作者不忍心拒绝，乃戏笔走应，却又担心别人误认为是为了博取善书之名，当为课下师生互动情形。

第五首《和秀珊先生即事韵》：“百年人事任乘除，小隐堪欣此敝庐。最喜儿童戏说鬼，无烦长者屡停车。开编时与先贤接，闭户常将世味疏。随遇适安真自足，不劳清梦到华胥。”[10]诗中特别提到儿童说鬼，作者不以触犯中国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忌讳而不悦，反而觉得别有趣味。这里的儿童依然指的是他的学生。

第六首《偶成》：“草堂幽静昼长关，六七童蒙自往还。课罢清闲无个事，卧游粉壁米家山。”[11]这首诗描写了一群儿童在简陋幽静的学堂里静悄悄地进进出出、来来去去，教书先生在课余无事之时饶有兴致地欣赏粉壁上的水墨山水。该诗应为作者自况，强烈暗示英敛之正课馆于此。

第七首《郊西散步戏成》：“课余时向郊西行，郁郁难消寂寞情。闲与儿童弄砖瓦，任人呼作傻先生。”[12]这首诗再一次写到了儿童掷瓦为戏，不同的是这一次老师也参与其中，即便被人称作“傻先生”也毫不介意。英敛之在这里明确地亮出了教师身份。

以上诗词作品发表于1891年至1894年之间，也就是1895年英敛之与爱新觉罗·淑仲结婚之前。此时他并没有自己的孩子，却经常与儿童为伴，和他们一起游戏玩耍，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英敛之在此期间以教书为业。这些作品有意地将孩子们的优哉游哉、无忧无虑同作者自己对信仰的不懈坚守、对真理的苦苦探索进行对比，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不难看出他苦中作乐的心态。也就是说，在设馆西堂时期英敛之实际上因前途茫茫而倍感萧疏苦闷，但与此同时强烈的好胜心理又让他在外表上故作轻松。

四是形成了报刊功能观。英敛之在《论昏蒙为风俗之害》中指出，当时清朝普遍的社会风气是不问真假，不辨是非，一味盲目排外，认为这种蒙昧昏聩的现状急需改变：“最为可笑可叹者，也更有牢不可破之一端，率皆以洋人为公忿，不问事之真假，理之是非，一闻洋人好处则大怒，一闻诃诟洋人则大喜。曾太史广钧谓：今士大夫避西人如九世之仇。陶制军模谓：士大夫以不谈洋务为高。郭筠仙侍郎《罪言存略》论此诪张昏愦情形尤为痛切。凡此茫昧之公义，曾何益于世事之毫末耶？”[43]所以，他在《推广日报说》一文中认为日报的最大益处是“以增识见、明事理为要端，而知天下事犹其小焉者也”。职是之故，他认为日报主笔“必求通才，淹贯中西，说理精当，持论正大，不开攻讦之风，不涉浮荡之事，言必关乎劝惩，事皆征其真实”[44]。唯其如此，方能收增长识见、转移风俗之功。

关于英敛之西堂时期的教学内容，杜新艳根据英敛之1900年前后在天津、上海教洋人学官话的经历推断，“馆西堂”很可能仍是教官话。本文则认为，由于英敛之此时的教学对象是学龄儿童，教学内容上应为启蒙教育。而当时学官话的主要是在华从事外交、传教、经商等事务的成年外国人，虽然也有外国人子弟在中国读中小学，但读的都是专门学校，所以英敛之的学生更可能还是中国人。

英敛之在西堂办学的经历之所以值得重视，既在于它有力证实了英氏成年之后弃武从文的人生转折，为他其后创办《大公报》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同时这段经历也与英敛之在民国时期创建辅仁大学的举措遥相呼应。但让人意外的是，不久之后英敛之放弃文职，作了一名低级武官。

二、 英敛之当差颐和园考

美国学者唐纳德·帕拉贡最先提出英敛之曾经担任武职一说：“在二十五岁前，他被指派给肃亲王府担任警卫。这一职位他只干了两年。”[13]帕拉贡的信息来源很可能是他与英敛之之子英千里的通信，但其时英敛之已故去多年，所记职衔与任职时间并不准确，不过帕拉贡的说法也对后来者起了启发作用。方豪在编撰英敛之年谱时，仔细梳理了英氏著作，发现《蹇斋剩墨》中所收《苍说》一文前有小引：“丁酉(1897年)五月朔日，承差颐和园，灯下无事，某邸命作此文，因援笔以成之。”[14]遗憾的是方豪先生并未进一步深究英敛之承差颐和园的具体情形。杜新艳综合帕拉贡和方豪二人的研究成果，认为英敛之承差颐和园可作为他曾在皇家服务过的证据，佐证帕拉贡之说[15]。可奇怪的是杜新艳没能注意到1897年英氏已经31岁，与帕拉贡所言的二十四五岁存在相当差距。

关于《蹇斋剩墨》中所收的《苍说》，《益闻录》1897年第1691期上也有一篇同题文章。《益闻录》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并未署名，在编者按中称其为“京中友人抄寄”，文前小引中并无“承差颐和园”字样，文末作者附识：“丁酉五月朔日三更稿于大有庄杨氏别墅”[16]。除此之外，两篇文章内容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益闻录》上《苍说》的作者就是英敛之。这篇文章借苍耳子立喻，讥刺媚俗取容、诈沽誉之徒，在《益闻录》的编者看来它与刘基的《卖柑者言》同属谐谑之作。在这一期上还有英敛之用真名发表的《五月朔日途次偶成》一诗：“晓来微雨净无尘，含韵油油麦色匀。时鸟和鸣宣妙趣，野花遍发畅天真。雨旸时若皇恩溥，民物熙怡闿泽新。信是承平多乐事，宫车旌羽见何频。”[17]《益闻录》这一期上的两篇文章出于一人之手，成于同一天中，并同时见刊，却一为作者投稿，一为热心读者抄寄，这样的巧合不免令人生疑。实际情况应该是：英敛之此时在颐和园当差，且级别较低、职务所限，批评时局不能不有所顾虑，因此“京中友人抄寄”云云，不过是掩人耳目之词而已。

与一般的探究教学相比，微型探究教学有更明确的知识目标；与接受式教学相比，微型探究教学是让学生经历知识的生成过程，通过学生的自主建构获得更多的体验和感悟，从而既保证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又达到了探究教学的目的.因此，教师要在潜心研究教材、真正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节律”与“最近发展区”，将课本提供的“静态内容”激活，巧妙重组教学内容，设计有效“问题串”，引发学生强烈的“欲达彼岸”的心理需求和“乐此不彼”的求知欲，引导学生亲身经历概念、定理的建构过程，在体验与感悟中培养主动探索、敢于实践、勇于发现的科学精神，从而有效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核心素养的提升和发展.[1]

总之，1896年至1897年英敛之在颐和园当差，所从事的是低级武官职务，担任过警卫工作。这是他1891年从南堂大学毕业后的第二份职业。承差颐和园期间，英敛之在公开署名的文章中歌功颂德，内心却强烈地感到怀才不遇。1897年他在《秋日初度有感》一诗中写道：“惊心花甲半周过，壮志都教困苦磨。王凯竟争三恨事，梁鸿独抱五噫歌。人情自古皆如此，世事于今可奈何？草草风尘秋又到，无端感慨迸星河。”[30]

1896年英敛之在《益闻录》上发表的《颐和园备差恭纪》和《颐和园灯戏纪盛》表明，他在这一年中参与了慈禧太后巡幸颐和园的接待工作。《颐和园备差恭纪》云：“春日瞳曨送暖迟，红桃绿柳共生姿。祝釐频幸颐和苑，万代隆仪孝治时。九十春光递嬗过，昆明新涨绿生波。楼台层叠辉金碧，信是天家富贵多。”[20]颐和园取颐养冲和之意，1894年由慈禧太后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称该园系光绪仿乾隆孝母而建，是慈禧最喜爱的行宫，经常巡幸，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也在这里举行。“祝釐频幸颐和苑，万代隆仪孝治时”写的正是慈禧驾临颐和园时的情形。

《颐和园灯戏纪盛》则以诗歌题材详细记述了1896年中秋之夜，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与文武大臣在颐和园大摆宴席、观灯听戏的盛况。诗中写道：“圣人以孝治天下，兆民媚兹惟一人。几于颐养天不废，智山仁水冶性真。五园胜景此为最，后枕甕山万水滨。会当春秋佳日候，凤辇荡荡巡行频。钧天乐奏颐乐殿，画舫棹摇昆明津。推恩赐类迈往古，君臣家人父子亲。琼浆玉馔天厨味，饮和饱德腴馐珍。时在柔兆涒滩岁，中秋既望二日辰。内史传宣赐观剧，天香庆节曲本新。别开异境等水国，聚舰为台百戏陈。自南自北任游弋，上下天光一囫囵。向晚天灯燃水面，明如星布密如鳞。此乐只应天上有，人间景象难比伦。额手群臣叹观止，旷心快目尤怡神。但祝慈母康且寿，万邦协和四夷臣。天庥滋至百福作，熙皞永为尧舜民。”[21]英敛之在诗中对慈禧太后毕恭毕敬，与他后来在《大公报》言论中的激烈批评，完全判若两人。

英敛之之所以在颐和园当差，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原本就住在颐和园附近。英敛之1892年的《村居四绝》(其二)写道：“卜宅欣居大有庄，青山环绕水云乡。柳荫长夏浑忘暑，卧傍莲溪梦亦香。”[22]说明英氏房屋位于大有庄，在颐和园东北侧。《村居四绝》(其三)：“昆明爽气入秋宜，泌水洋洋可乐饥。载酒长堤邀客醉，归来一路晚风吹。”[23]这里的“昆明”应指颐和园内的昆明湖。1891年英敛之就写过一首《昆明湖》的诗，说明他一直住在颐和园附近。此外，上文提到的《苍说》一文小引中提到他当时“承差颐和园”，而文章写成于大有庄杨氏别墅，也是两地相处不远的缘故。再加上英敛之有从小习武的经历，当武官虽非所愿，却也顺理成章。

第二，英敛之在颐和园当差也应该和他的妻子爱新觉罗·淑仲有关。淑仲是皇族，与慈禧太后、肃亲王善耆等均有密切关系。张蓬舟《大公报大事记》记载：(淑仲)时侍慈禧太后，屡为《大公报》写宫廷通讯，颇为精彩[24]。金梁《光宣小记》中说，香山慈幼院就是由淑仲和肃亲王的妹妹合办的[25]。张蓬舟是《大公报》记者，金梁是英敛之的朋友，二人所说当可信。英敛之在《益闻录》1895年第1472期上发表的《忧怀》一诗中写道：“乐苦诚恒少，甘贫俪孟光。怜君贞且慧，愧我拙尤狂。儿女衷情愫，诗文气谊长。手书遗满筪，一展一沾裳。”[26]显示二人此时已经结婚。我们推测，英敛之进入颐和园工作，极有可能是通过淑仲牵线搭桥的。

第三，肃亲王善耆在英敛之当差颐和园一事上也应该起了重要作用。阿力侃·定升说，英敛之娶淑仲，便和肃亲王善耆有了亲戚关系，英敛之后来创办《大公报》相当的一部分资金便来自善耆[27]。王芸生和曹谷冰二人亦证实，善耆是旧大公报的股东，又说善耆是英敛之通向宫廷的内线[28]。英敛之与善耆的交往大概就始于英氏在颐和园当差前后。另外，我们很是怀疑《苍说》一文中所说的“某邸命作此说”以及律诗《某邸以石路小驴车命作七律一首，用春韵即戏占呈之》，其中的“某邸”很有可能指的就是善耆。

第四，英敛之的朋友褔秀珊在1896年至1897年也在颐和园当差。褔秀珊也有两篇关于慈禧太后巡幸颐和园的作品，一篇是《恭咏颐和园赏灯赐》，描写1896年元宵节颐和园一派歌舞升平的热闹场景；另外一篇是《中秋恭咏颐和园》，记叙1897年中秋节颐和园内君臣观灯听戏的情形，可与英敛之的《颐和园灯戏纪盛》对照。以上褔秀珊二作，均以亲历者口吻写成，所以褔秀珊此时也和英敛之一样在颐和园从事低级武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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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敛之：《奉和赵君秀珊七律二章》(其一)，《益闻录》1891年第1105期。

1897年的《益闻录》上尚有一篇英敛之的《夜赴颐和园涂次偶成》：“征袍陡觉嫩寒生，跨马挥鞭出近城。戋豆难消千里志，鸡声时壮五更情。行劳偏喜心能逸，路熟还堪驾更轻。鞅掌风尘酬厚遇，庸才何幸际承平？”[18]从时令上来说“嫰寒”属初春，比上面两篇文章的五月朔日要早。“征袍”一语确切无疑地显示英敛之担任的武职，“五更鸡声”“鞅掌风尘”等语表明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但英敛之也提到待遇优厚，并以自己资质平庸而际遇承平之世为幸。不过，《夜赴颐和园涂次偶成》后所附的《感怀》或许更能体现英敛之内心的真实想法：“谁云将相原无种，自古人情重世家。材大岂真难世用，山巅涧底吒踪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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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云：“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897)先生作有《北京视察识小录》曰：人莫不爱其本乡，天性然矣。仆生于北京，长于北京，至戊戌(1898)秋始外出作汗漫之游，九年于兹矣。虽有时间亦归省，然不过三日五日之流连。”[31]考《北京视察识小录》发表于1907年11月27日《大公报》。而根据张云亭1897年写给英敛之的三首诗《赠安蹇主人英敛之》《赠安蹇主人》《忆敛之兄》，其中有“读到冰轮升海处，雁来鱼去恨无缘”“去年月下联吟夜，含笑殷殷教我时”“匆匆挥手去，瞬目到寒冬”等句[32]，我们据此推测英敛之实际上在1897年冬已离开北京。

入组患者采用查询“电子病历系统”结合电话随访的方式，记录其心血管缺血事件（包括心源性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再次靶血管重建及再发不稳定性心绞痛）、出血不良反应（包括牙龈及口腔黏膜出血、脑出血、皮肤出血）的发生情况。同时记录患者院外用药情况，包括硝酸酯类、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ACEI/ARB）、钙离子拮抗剂、他汀类、质子泵抑制剂等药物。

三、 英敛之早期报刊活动考

我们这里所说的英敛之早期报刊活动指的是1891年至1898年他在《益闻录》上发表诗文作品的情况。同济大学周萍萍所编的《英敛之集》专门收录了英氏“《益闻录》作品”，并撰写了《从新发现的史料解读英敛之早期思想》《英敛之与香山静宜园》《不同国度、相同情怀：英敛之与雷鸣远的交往述略》等论文。然而“《益闻录》作品”遗漏甚多，失收诗文达20余首之多；且周萍萍所关注的主要在于宗教思想方面，对这些作品与英氏后来创办《大公报》的联系未予涉及，因此我们认为仍有重新整理与评价的必要。以后见之明的眼光看来，英敛之早期报刊活动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建立起了一个交往圈子。青年时期的英敛之一方面努力求学问道，在诗词书法、姓名义理诸方面用力甚勤；另一方面为人洒脱，品性豪迈，交游广阔。查《益闻录》，1891年至1898年间与英敛之诗歌唱和往还者计有王君山、彭龄、周晋臣、邓策勋、赵秀珊、周子恕、张寅章、洗桐生、荣霖臣、乔松节、贺景章、西霞舫、毓伯仁、张丕勋、筑严旧友、王耀东、刘子秀、张云亭、杨锟铻、慕陔生等二十余人。他们大多与英敛之非师即友，相当一部分人为教中人士，其中不少人远在南京、上海等地，所以英敛之在设馆西堂时所得收入“几尽于作邮费”。乔松节和彭龄均为英敛之的老师。关于乔松节，《也是集附安蹇诗存》云：“吾师霁轩先生，名松节，晚年自号心困，家奇贫，无一椽寸土，幼年并未入学校一日。少长好学，逢人问字。弱冠时已淹灌经史，所为诗见者诧为奇才。中年后得李中孚先生集，一见辄契素心，遂弃旧日之学，而专心致志于穷理尽性之业，不复屑屑于语言文字之末。今之一知半解，大都由先生启迪训诲而来也。”[33]可见，乔松节与英敛之在经历和性格上很是相近，故共同语言较多。彭龄，字永年，晚年自号了余，又作蓼渔，有隐者之风，不屑名利，在书法方面对英敛之影响极深。王君山，天主教司铎，曾在法国攻读哲学，传教京津一带，是英敛之认识教义义理的领路人。洗桐生，姓名、经历俱不可考，据英敛之《自题小照呈洗桐生长者》，可见其比英氏要长一辈；查《申报》，屡见洗桐生作品，疑为苏浙沪一带人氏。赵秀珊、张寅章二人很可能与英敛之是同学关系。赵秀珊前已述及，此处不赘。关于张寅章，英敛之写过一首《送张君寅章归保阳》，其中有“数年风雨夜联床”“匆匆联袂已三载”等语。荣霖臣、贺景章和英敛之诗词往来亦很频繁，且与上海报人有文字交往。其中荣霖臣有《寄赠古越高昌寒食生》，贺景章有《感怀四首录请瘦鹤词人教正并请京江吴楚游仙》《落花诗十首录请瘦鹤词人、晓霞世兄斧正》《寄怀瘦鹤词人，即依晓霞世兄嘱和原韵，祈有以政之》。高昌寒食生即何桂笙，1876年在《申报》担任钱昕伯的副手，后任主笔。瘦鹤词人即邹弢，字翰飞，又号潇湘馆侍者、司香旧尉，王韬弟子，《益闻录》主笔。通过上述交往圈子，英敛之与晚清上海报界有了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为他后来办报准备了人脉资源。

（6）“煤改气”和建设新增配电网。根据热力和电力需求，支持业主或第三方投资主体因地制宜的以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实施“煤改气”工程。优先支持拥有分布式电源的企业在投资建设新增配电网。在新增配电网的区域，应运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新建微电网和配电网实现就近直供。

二是确立了初步的知名度。英敛之步入文坛并不算早，但经名师指点，起点较高，出手不凡。当他的作品出现在《益闻录》上不久之后，很快引起了同行关注，受到广泛好评。彭龄《赠英敛之华》曰：“偶排旗鼓上诗坛，纪律分明意绰宽。妙境天开楼造凤，丽词泉涌笔飞鸾。镜花水月澄清照，海日江潮骇大观。自是君身有仙骨，不劳屈宋作衙官。听聋视瞆病难支，本业都抛况咏诗？忽睹词华惊老眼，不禁技痒捻衰髭。鹤楼搥碎情徒壮，蚕茧抽残思欲痴。重绎来章成脉脉，凝神犹似品茶时。”[34]张云亭《赠安蹇主人英敛之》云：“昨宵检点白云篇，灯下详推玉版笺。读到冰轮升海处，雁来鱼去恨无缘。半叶新诗见性情，通今博古任纵横。君应不让云中鹤，岂似鸳鸯浪得名。避俗无过读此诗，论文每恨觌君迟。心源赖得华篇证，细腻风光我自知。老苍付与性灵人，珠玉诗成字亦新。占尽燕山堪依马，一番批阅一番吟。”[35]杨锟铻《安蹇斋业稿书后》：“斋主善谈能诗，领其所咏诸作，一种郁郁不平之气，往往露诸毫端，说到世事坏处，尤激昂顿挫，可歌可泣。惜人才而居下位，不能一展骥足，英雄落寞，曷胜扼腕？”[36]比起国内同行的评价，来自海外的赞誉更让英敛之感到兴奋。1892年，他收到刊载有他的诗作的越南《同文报》，喜不自禁，立即写下《益闻馆主以越南〈同文报〉见示，载敝作数首，且蒙谬许“清丽爽快，风韵珊珊”，阅之不禁汗颜，因书识愧》：“漫言逸兴与流芳，俚句挦传到越裳。风韵珊珊承谬许，中情感愧两难忘。草虫应候一呻吟，唧唧何尝解择音?自愧自思还自笑，不图甌覆重鸡林。”[37]1896年《益闻录》第1 589期上刊登槟榔屿刘子秀的《和英君敛之偶书原韵》，英敛之很快写出《槟榔屿刘君子秀赐和拙作再步原韵奉尘粲政》，其中有“腐诗叨赏《同文报》，浪得虚名愧我曾”，并解释说：“昔年越南《同文报》曾登敝作，谬加奖许，赋诗谢之，有‘不图瓿覆重鸡林’之句，今刘君远在数万里之外，不弃葑菲，辱和瑶章。追昔抚今，倍深惭感。”[38]1900年，英敛之赴云南蒙自充任法国领事馆馆员，途经河内时，特意前往同文报馆购买曾经刊登自己诗作的《同文报》。他在日记中写道：“午后询同文报馆，乃即邻左也，同内至，言语不通，未见主笔，乃购壬辰年(1892年)登予诗之报三本，复购近日报一本。”[39]可见此事对英敛之鼓舞之大，印象之深。

三是对时事产生了兴趣。英敛之诗作一开始基本上以感怀与纪游为主题，以抒发个人情感、记录个人经历为基调，很少涉及时事政治，加上他喜欢用典故，所以在朋辈中一度有“点鬼簿”的戏称，为此他专门写了一首《有笑余诗为点鬼簿者，口占一绝》以自嘲：“消瘦岂关吟句苦，诗成点鬼惯堆填。元轻白俗从吾性，不羡飘然李谪仙。”[40]但在同辈群体的影响下，并且随着写作题材由诗词转向论说，英敛之逐渐完成了从个人议题到公共议题的转变。1897年，英敛之发表的《丁酉五月下浣，至永定门外马家铺，见铁路已成，观者络绎于途，风气为之一变，欣然识以俚言》中写道：“泰西制作精格致，奇咄鬼斧讶神工。轮舟铁轨法通线，长驾远驭角雌雄。此日瀛寰开变局，非关淫巧相推崇。彼创我因欣事半，群相疑阻何梦梦。事废垂成嗟已往，聚讼是非难一衷。更兼黠匪故挠乱，谣言遍布几内讧。及今风气为一变，毅然改辙决深宫。蚩氓乐成难虑始，观摩白叟集黄童。”[41]同样还是在1897年，英敛之又发表了《论昏蒙为风俗之害》，其中写道：“今者津芦铁路将次告成，悖谬昏蒙者流，见已无法可阻，乃遍散谣言，设计扰乱，谓铁路难成，必须杀孩以祭，初言须用童男数百，后则增至童男童女数千，以至京城内外人心惶惶，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更有狂妄之流，向人指说亲见某处洋人抢孩、某处拐犯，已获洋人，向官索出。更有言亲见铁路两旁，九步一坑，埋孩一对，愚民闻之不察，发指眦裂，切齿痛恨于洋人。”[42]铁路这一当时的新生事物出现在英敛之的诗文中，表明他已开始关注时事政治。

英敛之的七首有关西堂从教经历的作品有三首是写给赵秀珊的，二人关系之非同寻常由此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英敛之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叫福秀珊的朋友，同样往来密切，在后文中我们将看到1896年至1897年二人同在颐和园当差。这位两位秀珊趣味相近，又同与英敛之交好，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四、 《大公报》得名考

关于《大公报》的得名，英敛之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这一说法后来被新闻史学者所沿用，几成不刊之论。英敛之及其《大公报》在开拓中国近代公共言论空间方面确实贡献甚巨，绝无疑义。但在考察了他的早期职业活动后，我们感到有必要把他的办报活动和他的个人经历联系起来，尤其不能忽视的是英敛之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一身份对其新闻观念所产生的影响。结合他发表在《益闻录》上的诗文作品，我们注意到“大公”实际上是英敛之对天主教精神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对《大公报》的命名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2.2.1 混播比例对混播植物SOD活性的影响 B4处理禾草SOD活性最低，比B1，B2和B3处理低11.81%、11.38%(P<0.05)和8.62%(P>0.05)，其他各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单播苜蓿SOD活性最低，其次是B4处理，单播苜蓿分别比B1，B2和B3处理苜蓿SOD活性低20.91%，22.80%和21.58%，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P<0.01)；B4处理分别比B1，B2和B3处理低13.32%、15.38%和14.05%(P<0.05)，其余处理间苜蓿SOD活性差异不显著(表3，4)。

[18] 英敛之：《夜赴颐和园涂次偶成》，《益闻录》1897年第1679期。

字频与词频统计要分别进行字的切分和词的划分。前者操作简单，只要用任何文本处理工具都可以完成，不需人工干预。而词的划分或分词，只有依赖专门的工具软件，才能实现。若人工操作，标准难以统一。

之所以要为天主教辩诬，最主要的原因是清朝末年随着中外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国民间充斥着反教言论，各种谣言肆意传播。1886年《益闻录》创办人李问渔神父将该刊创办以来所刊载的有关“较中要旨”的文章汇编成《理窟》一书，由上海慈母堂出版，其中有题为《天主教被诬辩》，汇集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反教言论，如“天主教以修身为名，实则集聚成群，谋为不法”“教士挖眼剖心，用为迷药”“在教之人，皆非善类”等，逐条进行驳斥。到1892年，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各种诬教言论更是有增无已。如《益闻录》1892年第1 222期上发表的《辩诬示录》云：

金陵城北黄泥岗一带外国教堂林立，九月二十四五等日，忽有匪徒播散谣言，谓有西人在该处左近用口袋套拐幼孩，一时此唱彼和，居然杯蛇市虎，人心惶惶，并有欲焚毁教堂等语。经该处某教士报之当道，立饬差勇缉拿，更有出短示一则，黏贴晓谕，兹特照录如左：上元县正陶示，各国教堂建设有年，以善劝人，民教相安，今有匪徒捏造谣言，用特示禁访拿綦严，凡尔军民切勿信传，如有违犯，并究不宽[45]。

[17] 英敛之：《五月朔日途次偶成》，《益闻录》1897年第1691期。

秀容月明看着飞向天空的虫子，长长吐了口气，似对纠结已久的事情终于有了决断，仰起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道声谢，起身就走。

《辩诬》一文则认为，天主教徒本着一视同仁、民胞物与的胸怀，广扬仁爱，汲汲孜孜，无间遐迩，结果却是触人憎、招人忌，乃至“一闻天主教三字，即仇恨万状，欲击欲杀也”。在英敛之看来，教士挖眼剖心这类谣言，之所以层出不穷，根本原因在于“人情浅近，积惯成俗，见异则侮，见善则疑”。他希望议论者应理正情确、无偏无袒，从而能够实现“泯乎方域之见，忘乎物我之分，示以廓然大公”[47]。

《覆鉴翁先生辩学书》前后有两首，亦为辩诬之作。其中的“鉴翁”，周萍萍怀疑是周瑞清，因其字鉴湖，曾由刑部主事入直，官太常寺少卿，人称其为“鉴翁”。但据史料记载，周瑞清在光绪九年(1883年)因云南报销舞弊案被发配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其后在戍所授徒自给，至宣统元年(1909年)始释归。故英敛之笔下的“鉴翁”当另有其人，我们认为更有可能是李秉衡。现知李秉衡，字鉴堂，人称鉴翁、鉴帅。1885年，李秉衡在参加中法合勘中越边界事宜后，奉命解职，遂侨居直隶满城，“课孙读经八年”。1894年5月被授为安徽巡抚，未到任即调任山东巡抚。李秉衡虽为官清廉，积极主战，但仇视西人，排外严重。其《民教案件应由地方公断教士毋许干预片》(1896年)曰：“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民教之所以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遂致一发不可收制”[48]。李秉衡对天主教徒的观感正好与英敛之引述的鉴翁来信中所说的“无论善恶，一经奉教，同登帝乡，偏袒矜奇，公道何在”相吻合。鉴翁对天主教提出了种种疑难，如人类始祖如果只有亚当、夏娃二人，岂不有悖伦常？既有天主，为什么又会各教杂出，纷争不已？泰西各国事奉基督，为何又称兵构釁、弱肉强食？英敛之一一答复，认为“赏善惩恶，天主至公，无劳多虑，断不至颠倒是非，负善纵恶也” [49]。

英敛之的朋友褔秀珊在1892年也写过一首《辩诬行》，同样主张“圣教大公”：“秋风飒飒入林来，秋叶纷纷坠阶下。闲取谤书细研读，雌黄肆口非大雅。须知主训本天良，内圣外王无诪张。惩欲制私慎修身，克忠克孝振纲常。嗟哉此辈不知命，昧义与任驱陷阱。圣教大公视同胞，间关万里阐本性。人心似醉酒如淮，靡靡从风性理埋。是是非非情俱反，何难一例力推排。孰知世道不如古，善善恶恶中无主。惟彼含沙射影人，群声附合咸操斧。吁嗟吾友善识时，有志辨谗正道持。砥柱中流挽狂浪，著书醒世雪诬词。其中援引皆有见，不作空谈擅巧变。知我生人实事求，良知良能生一线。我深叹彼敢欺天，创论行文诬满篇。若个秉彝心全丧，要知公理甚昭然。”[50]可见，认为天主教大公无私，并非英敛之的个人之见。

1902年，英敛之在《大公报出版弁言》即明确表示要“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51]。1905年，他发表《论驻粤美国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提出“执笔人之天职”是：“阐发公理也，激发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52]其秉公言事的办报职志甚明。不可否认，英敛之在主持《大公报》时期所言的“大公”与他作为天主教徒所言的“大公”，并不能完全等同，但渊源则一。同时应指出，越到后来英敛之所称的公理中包含的宗教含义越少，更多地集中于文明与野蛮之界限。1903年，他在《国民文明野蛮之界说》中写道“自五洲尽辟，寰宇一新，强者存，弱者亡，优者胜，劣者败，天演之公例，即为世界之公理，于是有文明、野蛮之判焉。文明者何，顺乎公理，而日益进化之谓也；野蛮者何，悖乎公理，而不能进化之谓也”[53]。英敛之在这里受严复影响，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天演进化论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规律，并由此而多次发表扬外抑中的言论，被有些论者看作崇拜强权，崇拜洋人[54]。我们则认为这是英敛之试图超越天主教教义的层面来追求公理所致。所以，即便他是一个爱国者，但并不闭着眼睛为中国人说好话。正如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依然公布了不利于天主教的《康熙与罗马使关系文书》那样。因康熙朱批中有咒骂天主教士、禁止传教等文字，北京天主教北堂大为恼怒，以不准英敛之到北堂望弥撒作为惩罚。王芸生将此解释为英敛之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起了变化，实在牵强。

注释：

[1] 方豪：《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台大历史学报》1974年第1期。

小磨河水利工程项目专门成立水土保持监测组，全面系统地采集了水保建设动态监测影像和数据，运用多种统计调查方法和监测法对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设立监测点。全面确保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该主体工程从2014年开工到2017年10月完善水保设施期间，做到了不定期巡查或检查，并在雨季、植被恢复期增加监测频次。确保了三年多的施工过程中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2] 杜新艳：《〈大公报〉英敛之时代与法国天主教》，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67～183页。

[3] 徐致远：《英敛之先生行迹》，《中华公教青年会季刊》1929 年第2期。

[4] 英敛之：《留别同学诸友》，《益闻录》1891年第1073期。

[5] 吴杰民：《英敛之先生学案》，《青年会季刊》1930 年第2卷第2期。

第五，英敛之在颐和园当差的具体工作内容应该就是他的朋友金梁在《光宣小记》中所描写的“道差”。《光宣小记》“道差”条说：“道差者，跸路所经，平治洒扫，各加黄土，并严检查，为警厅之责。时两宫常幸颐和园，皇帝应在园门伏途，复间道疾驰，至西门倚虹堂伏迎，仍俟太后暂憩登舆，再疾驰至宫门迎候。余等常飞骑先驱，与御辇争驰，不复顾也。或传帝常在舆击鼓以示缓急，实出误传，仆仆迎送，何暇为此从容游戏耶？”[29]

[7] 英敛之：《再叠前韵写意》，《益闻录》1891年第1124期。

[8] 英敛之：《满江红·西郊散心作》，《益闻录》1892年第1137期。

[9] 英敛之：《孩童以敝箑索书戏笔走应英敛之》，《益闻录》1892年第1184期。

[10] 英敛之：《和秀珊先生即事韵》，《益闻录》1892年第1184期。

[11] 英敛之：《偶成》，《益闻录》1892年第1188期。

唐山神州公司先后于2014年、2015年对该煤炭企业生产原煤进行了两次风选试验，试验结果显示，风选后其丁煤和小块煤含矸率均降至10%左右，且能有效提升商品煤发热量，粉煤发热量可提高约200卡/克。

[12] 英敛之：《郊西散步戏成》，《益闻录》1894年第1378期。

[13] [美]唐纳德·帕拉贡：《英敛之和北京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兴起》，辛岩译，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6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51～200页。

[14] 方豪：《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台大历史学报》1974年第1期。

[15] 杜新艳：《〈大公报〉英敛之时代与法国天主教》，张西平编：《国际汉学》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67～183页。

[16] 《苍说》，《益闻录》1897年第1691期。

多措并举 创新土地集约利用（黄小珊） ........................................................................................................ 6-50

英敛之《辛卯冬夜读理窟辩诬章，有感时事，援笔为长句如左》中的“时事”，当如上述。他由此感叹是非不明，公道不彰：“至公之坦竟蒙猜，妙算谓迷直云罔。是非公道实谁昭，励行非冀城人赏。名不正故言不顺，珠沉沧海芝覆莽。”他又以天主为公理主持者，必然赏罚分明，但不一定行诸当世，来解释信徒为何遭受无妄之灾：“窃谓主宰本大公，赏罚原不尽当世。盍为历览古来人，每每殃祥多倒置。旷观古来被艰迍，强半忠臣与义士。间有赏罚得当者，用为警勉昭正制。世赏世罚俱当然，人疑身后无升堕。或当或否俱参半，此正天主深奥义。”[46]

英敛之《益闻录》作品中跟天主教相关的有20来首，其主题大致有三，一是对天主的坚定信念，二是为天主教辩诬，三是强调爱主与爱人并举。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辛卯冬夜读理窟辩诬章，有感时事，援笔为长句如左》《覆鉴翁先生辩学第一书》《覆鉴翁先生辩学第二书》《辩诬》《初使泰西记辩》《论昏蒙为风俗之害》等作品在反驳清朝朝野上下对天主教诬蔑嫁祸的同时，提出了“圣教大公”“天主至公”之类的观点，进而将“公性”作为一种人类本性来对待。这和英敛之后来在《大公报》论说中的调子，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19] 英敛之：《感怀》，《益闻录》1897年第1679期。

[20] 英敛之：《颐和园备差恭纪》，《益闻录》1896年第1570期。

[21] 英敛之：《颐和园灯戏纪盛》，《益闻录》1896年第1616期。

[22] 英敛之：《村居四绝》(其二)，《益闻录》1892年第1154期。

[23] 英敛之：《村居四绝》(其三)，《益闻录》1892年第1154期。

[24] 张蓬舟：《大公报大事记》，《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2辑。

[25] 金梁：《光宣小记·肃亲王》，章伯锋、顾亚编：《近代稗海》第1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6～307页。

[26] 英敛之：《忧怀》，《益闻录》1895年第1472期。

[27] 阿力侃·定升：《对〈建国前的伊犁报纸〉一文的补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宁市文史资料》第11辑，1995年，第105～107页。

[28]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5页。

[29] 金梁：《光宣小记·道差》，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2页。

[30] 英敛之：《秋日初度有感》，《益闻录》1897年第1706期。

[31] 方豪：《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台大历史学报》1974年第1期。

[32] 张云亭：《赠安蹇主人英敛之》，《益闻录》1897年第1640期。

[33] 英敛之：《也是集附安蹇诗存》，光绪丁未年(三十三年，1907年)天津大公报馆铅印本。

[34] 彭龄：《赠英敛之华》，《益闻录》1891年第1100期。

[35] 张云亭：《赠安蹇主人英敛之》，《益闻录》1897年第1640期。

[36] 杨锟铻：《安蹇斋业稿书后》，《益闻录》1897年第1703期。

[37] 英敛之：《益闻馆主以越南〈同文报〉见示，载敝作数首，且蒙谬许“清丽爽快，风韵珊珊”，阅之不禁汗颜，因书识愧》，《益闻录》1892年第1219期。

[38] 英敛之：《槟榔屿刘君子秀赐和拙作再步原韵奉尘粲政》，《益闻录》1896年第1604期。

[39]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84页。

[40] 英敛之：《有笑余诗为点鬼簿者，口占一绝》，《益闻录》1897年第1706期。

[41] 英敛之：《丁酉五月下浣，至永定门外马家铺，见铁路已成，观者络绎于途，风气为之一变，欣然识以俚言》，《益闻录》1897 年第1690期。

[42] 英敛之：《论昏蒙为风俗之害》，《益闻录》1897年第1683期。

[43] 英敛之：《论昏蒙为风俗之害》，《益闻录》1897年第1683期。

[44] 英敛之：《推广日报说》，《益闻录》1898年第1744期。

[45]《 辩诬示录》，《益闻录》1892年第1222期。

[46] 英敛之：《辛卯冬夜读理窟辩诬章，有感时事，援笔为长句如左》，《益闻录》1892年第1141期。

[47] 英敛之：《辩诬》，《益闻录》1892年第1215期。

[48] 李秉衡：《民教案件应由地方公断教士毋许干预片》，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4～165页。

[49] 英敛之：《覆鉴翁先生辩学书第一书》，《益闻录》1892年第1192期。

[50] 褔秀珊：《辩诬行》，《益闻录》1892年第1215期。

[51] 英敛之：《大公报出版弁言》，《大公报》1902年6月18日。

[52] 英敛之：《论驻粤美国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大公报》1905年11月22日。

[53] 英敛之：《国民文明野蛮之界说》，《大公报》1903年3月1日。

[54]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