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过去很久，但相信关注此次大选的人都会对特朗普和希拉里两位候选人在竞选中的表现印象深刻，他们利用演讲、电视辩论、网络视频短片等各种渠道互相攻击，对彼此进行人格上的侮辱和谩骂，几乎用尽了办法。有媒体评论家认为这是历届总统选举中最“污”的一次。西方政党政治中互相攻击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派和保守派就以报纸为武器，宣传自己的思想，抢占舆论阵地，为自己的理念奠定思想基础。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后，都经历过黑暗的政党报纸时期。资产阶级政党为了赢得选举会不择手段地向执政党施加压力，积极利用报纸攻击对方的政治观点。这个时期报纸上的政治论战已经发展到人身攻击，人格政治初露端倪。1797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约翰·亚当斯与杰斐逊竞选总统，两位候选人利用各自的党报互相攻击对方，甚至不惜使用粗俗的语言。但是，印刷媒体时代毕竟以抽象的文字为传播符号，人格政治的影响是有限的。进入二十世纪后，电子媒体以声音和图像为符号，直观且现场感强，增强了人格政治的影响力。1932年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首次显示出广播在人格政治中的巨大作用。虽然看不见图像，但是声效同样可以营造出一种如临其境的场景。“广播人把活生生的人体的象征用声波传送出去，以便向听众保证广播的真实可靠性。”[1]电视传播则形神兼备，196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的第一次电视辩论将人格政治推向一个新高度，人们首次能够看见政治家的活生生的形象。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因为电视形象不佳而败给了马萨诸塞州资历尚浅的参议员肯尼迪。人格政治首次颠覆了传统竞选政治中重政治资历和施政纲领的游戏规则，政治人物的人格魅力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为政治人物的个性化表达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手段，使人格政治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

（2）医学生沟通能力评估量表[3]从自我评价，对环境的适应，沟通的行为方式，沟通主动性以及与病患及其家属的沟通能力五个维度，21个项目综合评估现代医学生沟通能力水平。每题各有5各选项，按照Likert 5级量表法，分为0分（从来不）、1分（很少）、2分（有时）、3分（经常）、4分（大部分）。比较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和不同课程基础及沟通能力差异程度。

一、 人格政治的概念及其理论溯源

所谓人格政治，是指值得信赖的公共事件是由值得信赖的公共人物而不是值得信赖的行动创造出来的[2]。这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将社会学中人格的概念引入政治研究领域。

在西方的学科传统中，政治学产生得很早，古希腊的先贤们就注意到了政治活动对人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标志着政治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在书中提出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更是政治学中的一句名言，已经开始注意到人与政治之间的天然联系。当然，“人”的概念在这里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最基本的是认识到社会性是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事物的本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只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事物才能充分体现其本性和自然。人从单独一个人的野兽状态，到家庭和村落生活的较高阶段，再到最高阶段的城邦生活，最终体现其本性。这里探讨的是政治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而人对政治活动的影响是传统政治学往往忽略的一个议题。19世纪以来，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开始关注政治人物的人格对政治活动的影响。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合法性有三个来源，即传统型(traditional)、克里斯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rational)。其中克里斯玛型领袖是以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救世主或救赎者出现的，它的权威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虽然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已经丧失，但是人格力量对现代政治活动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且在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简言之，人格政治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人格政治的主体是政治人物的个人动机，而不是行动，区分“动机”和“行动”是理解人格政治的关键。动机主要是指个人层面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言行，比如服饰、表情、姿态等，代表的是政治人物人格层面的东西。行动主要指的是公共层面的表达。政治人物所传递的内容是公共性的、符合政治传统和规范的。当然，行动还是要通过政治人物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公共人物个人的行为不重要，重要是他的行为所表达的内容。二是从政治活动的效果层面看，评判的标准是公共人物对公众的影响是个人层面的还是公共层面的。也就是说，政治人物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个人形象和魅力，还是他所传递的政治观念。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公众感兴趣的是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唇枪舌剑、标新立异、显赫的背景等人格化的因素,他们的政治理念反倒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在传统的政治活动中，能够名垂青史的政治人物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英雄业绩。比如在著名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词”(Funeral Oration)中，雅典民主制的领袖伯里克利表达了雅典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其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在听众心里唤起这样一种意识：“城邦本身是他们最有价值的财富，因而是值得他们为之献身的最高利益。”[3]著名政治学者乔治·萨拜因评价说：“在有关历史的文学作品中，极可能还没有一篇文章能够如此卓越地阐释了一种政治理想。”[4]当19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使政治人物的“人格”在政治活动中开始发挥主导力量的时候，人格政治的时代便到来了。

二、 人格政治的构成要素及作用机制

在传统政治时代，公众关注的是政治人物的言行有没有满足自身的利益和需求。而在人格政治时代，政治人物只需要在公共场合取得公众对他人格上的信任，便会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政治人物通过演讲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凡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细枝末节的事情获得了极其重要的象征价值。政治冲突被看成政治人物之间的游戏，公众依靠可信程度而不是政治理念的合理性来衡量领导能力。公众希望被他打动，希望感受到他。公众对政治人物的期待是他是什么人，而不是他将会为公众做什么事。政治人物不需要具备伟大的、高尚的品格，而是以温和的、亲切的或者世故的、优雅的方式让人们将视线集中在他的品位上。凭借这些外在的表现，政治人物得到公众的关注、尊敬和信任，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现实问题上引开。比如人们非常关注特朗普地产商的背景、直率言论、漂亮女儿等，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所提出的施政纲领一旦实施意味着什么。人们变得越来越对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感兴趣，政治理念、施政纲领等具体内容在公众场合渐渐隐退。通过公众对人格的依赖，政治人物的能力得到了伪装。

盆腔脓肿，在临床检查时，超声下输卵管积脓声像则表现为子宫形态正常，正常的囊肿超声表现为液面分层，并且包块形状为圆形或者椭圆形。在超声影像的结果下结合患者病史进行诊断[4]。

1.政治人物的人格

人格政治的本质是情感的揭示，和行动的世界毫无关系。面对复杂混乱的现代社会，公众放弃对公共生活的主动参与，转向被动观察，将自身的需求投射到政治人物身上。政治人物通过像演员一样的表演树立在公共领域的权威，以此吸引公众并获取权力。19世纪以来形成的人格政治从构成要素到作用机制都与传统政治有明显的差异。

企业要及时掌握新能源的发电项目的具体情况，做好新能源提前接入的准备工作，将新能源的接入看作是电网发展的组成部分，实现新能源与电网规划的有机结合。企业要加强技术管理，为新能源的接入工作提前做好准备，减少新能源接入电网带来的压力和不良影响，通过实施有效的配套送出规划促进新能源的正常接入，确保新能源管理的实效性和衔接性。

2.被动的公众

[6] [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3.公共领域中的权威

政治人物要影响被动的公众，需要树立在公共领域的权威。政治人物能够在公共场所揭露他自己，而且还控制这种自我揭露的过程，那么他就是了不起的人物，公众就感觉到他很强大。首先，在演讲中强调当下时刻的重要性，为公众营造出现实迫切需要改变的心理状态。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屡次批评美国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的政策失误。2016年4月27日，特朗普在著名的《中国尊重强国，我们已失去尊重》的演讲中抨击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一场“灾难”，总结了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五大缺点。他说：“剔除美国外交政策铁锈的时间到了。聆听新声音，拥有新愿景的时刻来了。”[7] 2016年7月21日，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强调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威胁：“我们此次党代会正值我们国家史上的危机时刻。要想改变结果，那么首先就要求领导层的变更。今晚，我将和你们分享我改造美国的计划。”[8]而希拉里强调自己丰富的从政经历以及她将延续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再创辉煌，因而最终被渴望改变的公众所抛弃。其次，演讲者使用一种谴责语言，充满呵责和道德控诉，让互不相识的听众知道他们的生活多么耻辱，多么需要改变。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之一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同样是在7月21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用翔实的数据来说明美国在治安、经济方面的恶化状况。“在美国最大的50座城市里，去年谋杀率上升了17%。这是25年来的最大增幅。在我们的首都，谋杀案甚至增加了50%。在其附近的巴尔的摩，这一数字更是上升了60%。”[9]在经济方面，“10个黑人儿童当中就有4个生活在贫困中;与此同时，黑人的整体失业率高达58%”[10]。美国人的生活状况已糟糕至极，那在国际上呢？特朗普矛头一转： “我们的公民不仅忍受着国内的灾难，而且还不断地在国际上遭到羞辱。接二连三的羞辱。”[11]这些控诉将政治人物塑造为克里斯玛型的救世主。再次，演讲者将自己塑造为社会底层的代言人。特朗普在演讲中说：“在我最小的年纪，因为他，我学会了尊重工作的尊严和劳动人民的尊严。跟他在一起，不论砖瓦匠、木工还是电工，都感到很自在。我继承了父亲的这些品质，我爱劳动人民。”[12]演讲者所提出的观点不会被任何真理或现实的外在标准来衡量，所以公众无法用理性作出判断，政治人物只需要表达清楚他的意图和情感就能够取得支配性地位。

本文针对该问题，提出基于LNG冷量的BOG压缩液化回收方案，并搭建了实验装置，采用液氮和LNG开展了BOG回收实验测试。

政治人物利用公开演讲中强调当下时刻的重要性、改变的急迫性等技巧，以及大众传媒的报道，在展示个人魅力的同时树立自己在公共领域的权威性。公众一旦被政治人物的表演所征服，对其人格的产生信赖，就会忘记自己的利益诉求。公众对人格的信任破坏了自我意识并损害自身利益，人格政治实际上压制了公众的利益表达。

一切的抗拒是那样的苍白无力，连挣扎也是徒劳的，就在半梦半醒、半推半就之间，他们粘在一起的身子开始有力的一起一伏，动作张合有度，时而凌空，时而跃下，优美地舒展着，毫无掩饰的情欲的渲泄，彼此之间全身的活力都洋溢了出来，特别是红琴那妩媚的脸上笑靥如花，整个面部的风韵与灵气毕现，生动得无可名状，荡漾出那种得到满足后的欢欣。

我爬到山上之后，首先抢了我弟弟手中的油锯，然后又是说好话又是下保证才让大家停止了砍伐，然后，我又把曾局长请到乡亲们面前，让他对乡亲们下保证说，国家对林农的补助款一定会补发到乡亲们的手里。起初，曾局长不愿说。我就火了，瞪着眼睛对曾局长说，曾局，你想把事情闹多大？如果真的闹大了，别说县里保不了你，就连你那个当副市长的舅老爷也保不了你！曾局长听了，只得向林农们保证把补助款补发到大家的手上。我弟弟不相信曾局长的话，在他的鼓动下林农们又逼着曾局长当面写了一张字条，大家才一齐下了山。

三、 社交媒体对人格政治的影响

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介对西方选举政治的影响一直是政治学、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从早期的“两级传播”理论，再到“铺垫效果”理论，都在不断地探索大众传媒在如何影响西方的选举政治。政治人物的外表、口才、姿态、动机等形象层面的塑造似乎直接关系到选举的成败，人格政治的力量逐渐凸显出来。2004年美国学者安东尼·梅菲尔德(Antony Mayfield)在其著作《什么是社交媒体》的电子书里首次提出社交媒体的概念。安东尼·梅菲尔德将社交媒体定义为：一组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社交媒体具有低门槛准入、参与、互动、交互、自由、平等和分享的特征，它的形式有即时通信、博客、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以现实的社交行为逻辑为基础，赋予社交媒体使用者创造内容并进行传播的能力。社交媒体不仅有助于公众间的政治互动，而且它所产生的大数据有助于政治人物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和个性化的信息操作。社交媒体促进了人格政治的发展。

1.政治人物利用社交媒体获得全方位的展示自我的手段，并且可以通过它所产生的大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

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政治人物所参与的政治活动的报道是有选择性的，一般出现在政治演讲、集会、新闻发布会等公共场合。戈夫曼的“拟剧论”认为人是戏剧中的演员，对陌生人或偶然结识的朋友的行动叫作“前台”行为，只有关系更为密切的人才被允许看到“后台”，了解行动者的真实情感。政治人物在传统媒体上主要展示的是自己的“前台”。社交媒体的出现为政治人物提供了展示“后台”的机会。政治人物不仅仅是公开场合义正词严的演讲者，而且是有个人爱好的普通人，有和蔼可亲的家庭成员。“后台”的个性化所展示出的健全的人格魅力，拉近了政治人物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使政治人物变得更加值得信赖。特朗普的爱好是半夜三更亲自发推特。第一次电视辩论后，从凌晨两点多到五点陆续发推特，与前环球小姐论战，把这件事本身也炒作成了新闻。同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不定期地上传视频，对各个领域的问题发表看法，这些视频看起来都是即兴而作，没有灯光，也没有正襟危坐，只有特朗普随意地坐在桌子后面，冲着镜头发表自己的观点，塑造了“耿直boy”的形象，把自己与传统的政治精英区分开来。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产生的大数据有助于政治人物进行更精确化的形象传播。特朗普的Twitter粉丝高达1 500万，Facebook粉丝高达1 459万，而且特朗普的每条Twitter和Facebook内容转发量都在2万到20多万不等。“从自定义构建网络社区、选民注册加入社区，转变为走出去，主动去发现选民自己的社交媒体空间，获得他们的数据和网络，以增强政治动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13]社交媒体成为政治人物分析公众偏好的重要工具。

2.社交媒体为公众提供了讨论的空间和人际支持渠道，但是亲密性追求易导致群体的分裂，易助长极端观点

[10] 2016特朗普竞选演讲稿，http：//www.xuexila.com/fanwen/fanwen/1727752.html.

3.社交媒体拓展了人格政治的表现空间，使政治活动更加戏剧化

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athe- matical Education，简称ICME）是ICMI直接主办的国际会议，是全球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数学教育的学术大会．

政治人物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了解公众的兴趣和想法，公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全方位了解自己所喜欢的政治人物。社交媒体的发展拓宽了政治人物和公众了解彼此的渠道，使政治活动变成了知己知彼的表演。政治活动本身所需要的严肃气氛、理性判断都荡然无存。民主党民意调查专家Geoff Garin指出，特朗普社交媒体传播策略的重点在于“获得曝光和流量，而不在于把自己的粉丝组织起来”。除与粉丝保持积极的互动外，特朗普的另一个杀手锏是在Instagram上的视频攻击广告。这些广告时长只有15秒，把对手的话断章取义，把对手的影像拼凑起来，配上令人毛骨悚然的背景音乐，以此来打击嘲讽对手。比如，为了讽刺希拉里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无能，视频里出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ISIS，一些女性对克林顿的控诉，以及不雅的希拉里。言外之意，在美国最危险的对手面前，希拉里就是一个笑话。此外，社交媒体对负面消息具有放大作用，熟人关系网络的传播易于形成热词，放大事件，有利于政治人物实施成本低见效快的“政治刺杀”(political assassination)[19]。社交媒体提供了多样化的符号传播手段，数据、文本、音像拼凑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随意切换，使人格政治具备了多样化的表达手段。

2.1 一般资料 42例患者 CT 检查均提示存在明确的慢性硬膜下血肿（血肿最厚处超过 1 cm），脑室及中线受压，脑沟消失。42例患者中 36例为单侧慢性硬膜下血肿，6例为双侧慢性硬膜下血肿（3例行双侧钻孔引流术，3例仅行单侧钻孔引流术）。

四、 对社交媒体时代人格政治的反思

2008年美国大选社交媒体开始发力，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在缺乏深厚政治背景与大财团支持的劣势条件下，充分运用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站战胜竞争对手，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互联网总统”。2012年的大选中社交媒体成为拉票利器。2016年的大选中社交媒体借力视频成为一个新亮点。社交媒体的介入为西方的政治参与带来了新的气象。荷兰学者Maurice在研究了欧洲议会选举中对Twitter的使用情况后认为：“如今，在社会公众对政治日渐失去兴趣的时候，Twitter的问世极大地促进了政治家和网民的互动，为公众政治参与带来了新的空间，也缩短了公众与政治间的距离。”[20]但是在社交媒体时代中，人格政治对西方政治生态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选举政治个人化、政党空心化加剧。互联网还容易助长“肮脏政治”。正如美国学者德沃夏克(John C.Dvorak)所言：“匿名是互联网的最大优势、最大力量所在。因此，政客们可以利用网络来抹黑对手，以混淆视听、颠倒黑白。”[21]更让人担忧的是，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里，机器人账号开始被大规模地应用于与网民的互动，机器人可以根据对网民行为产生的大数据分析他们的偏好，自行推送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与政治人物的支持者保持积极密切的互动。政治人物会利用并增强网络的“回音室”效果，使其支持者只能读到想要阅读的东西，听到想要听要的讨论。社交媒体的便捷性使公众的表达更为随意，而不会主要地以逻辑思维考虑后果，不会太关注自己的言论对真相有何影响。社交媒体很容易蜕化成一种新型的操纵民意的工具。

五、 结 语

19世纪以来人格对公共领域的入侵造就了只注重自我感受的被动公众，为人格政治的形成奠定了民意基础。20世纪以来，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的普及为人格政治的扩张推波助澜。进入21世纪，最近几年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更为人格政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政治人物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全方位打造自己的人格形象，以吸引公众的支持。人格政治正在改变西方的政治生态。“可以说，充分展现候选人善于与民众沟通、值得民众信赖的‘领袖魅力’，是信息网络化时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22]但是这个过程也在腐蚀着政治活动的本质，对政治人物人格的关注不仅会造成政治娱乐化，而且有助于政治人物操纵民意，压制了公众利益的表达。社交媒体似乎扩大了政治互动与参与，但是现代公众对直接的自我感觉的追求反倒对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带来了障碍。社交媒体时代的人格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利用新的媒介技术带动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并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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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

[2] [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05页。

[3]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1.2.2.2 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院领导根据急诊科科室特点及护理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激励奖惩制度、风险管理制度等，确保护理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4]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11] 2016特朗普竞选演讲稿，http：//www.xuexila.com/fanwen/fanwen/1727752.html.

[5]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34页。

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中，非常重视公民的政治参与。古希腊时代的最高之善(the supreme good)是参与雅典城邦本身的生活和活动。任何人都不应当因为地位或财富这些外在的差别而被排除在城邦的公共生活之外。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工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社会经历了从中世纪的宗教社会向现代世俗社会的转变，人从神的奴仆变成了自己的主人。虽然宗教信仰走向衰落，但是人类信仰的意愿并没有被抹掉，而是需要一个新的精神坐标。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一个社会能够自封为神，或者创造神。”[5]这种信仰的意愿从宗教转向人自身，一种更注重反省自身的状况。“信仰越来越集中在人类自身的直接生活，以及定义他所能相信的一切的经验。偶像崇拜一旦遭到禁止，信仰只能够在直接的、感官的、具体的地方茁壮成长。”[6]人格所包含的情感的表象和本质是一致的，而本质就是外表。外表成为揭示内在情感的线索，这个观念促使人格进入公共领域，变成一种社会范畴。要了解他人的人格，被动地观察他人的外表就可以了。同时，为了避免在公共场合中别人看穿自己的人格，沉默是最好的护身符。这种“窥视”与避免“被窥视”的悖论导致公众在公共领域中的沉默和被动。对他人外表的观察也使公众更加注重自己的直接感觉和体验，这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对政治人物动机的关注超过了对其行为的关注。

[7]《特朗普长篇演讲：中国尊重强国，我们已失去尊重》，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10670.html.

[8] 2016特朗普竞选演讲稿，http：//www.xuexila.com/fanwen/fanwen/1727752.html.

[9] 2016特朗普竞选演讲稿，http：//www.xuexila.com/fanwen/fanwen/1727752.html.

毫无疑问，社交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即时、超越地理边界进行互动的可能性，去中心化和网络化为意见的自由表达和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有效的交流平台。“社交媒体时代，政治人物开始运用各种社交媒体加强与网民的沟通与互动，甚至通过社交平台来招募选举志愿者，吸引支持者。”[14]但是和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格拉德威尔(Gladwell)认为，由于媒体活动去中心化和弱关系的特点，很难真正产生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15]。19世纪以来，公众对亲密性的追求阻碍了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世俗化使公众的信仰从对神的崇拜转向自身的感觉。外部世界的复杂化使他们一方面尽可能从外表上消除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获得一种安全感；另一方面又极力从他人的外表和细节中窥视他人。在群体的形成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追究社会交往的动机，人们不再关注群体的自我利益。“现在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对自我有什么感觉。”[16]群体成员避免和外来者、陌生人接触，他们共有的人格特征变得更具排他性，形成的是意识形态同质的“兴趣共同体”(communities of interest)[17]。群体行动聚焦于谁属于共同体谁不属于共同体上，而不是群体的团结和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通过排斥“外来者”使群体成员获得一种亲密感，从而减少了其他的社会交往。更大的问题在于群体的认同是建立在有人格基础上的，而“我们”的形象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归属单位越来越小，最后造成群体的破裂和分化。不管在真实的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群体的意见都可能产生分化。“但是在互联网上，借助技术的帮助，回避不同意见就变得轻而易举”[18]，从而加剧了群体的分裂，容易滋长“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言论。

这些短语以前就有，只是被人们赋予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内涵，让人耳目一新。新的词义，使得汉语的许多旧词语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式中:Lp为性能成本函数;tf为终端时间;x0为初始状态向量;x=[q1 q1′ q2 q2′ q3 q3′]T为系统状态向量; 为控制向量;f为系统动力学;gi为不等式约束;ge为等式约束;ρ为可行u(t)控制策略的搜索空间;u(t)为0～tf的时间指标.

[12] 2016特朗普竞选演讲稿，http：//www.xuexila.com/fanwen/fanwen/1727752.html.

[13] 雷切尔·吉布森：《社会和技术趋势及其对西方政党的影响》，在上海行政学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联合主办的“信息化时代的社会转型与政党转型”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上海，2014年9月。

[14] 刘红凛：《信息网络化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78页。

[15] M.Gladwell,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The New Yorker, 2010.

[16] [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

[17] A.Wilhelm, Virtual sounding boards; how Deliberative is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B.N.Hague and B.D.Loader eds.,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London： Routledge, 1999, pp.154-177.

[18] 陈红梅：《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和群体极化》，《新闻记者》2015年第5期，第33页。

[19] 黄之鹏：《社交媒体成攻击对手的工具》，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usa20121/detail_2012_11/02/18773755_0.shtml.

[20] M.Vergeer & L.Hermans, “Is voter only a tweet away： micro-blogging activities in the election campaign fo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of 2009 in the Netherlands.” http：//opensiuc.lib.siu.edu/pnconfs_2010/13/.

[21] J.C.Dvorak,“Dirty Politics in the Internet Age”,PC Magazine, September, 2008.

[22] 刘红凛：《信息网络化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