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提出了的空间三维辩证法。“空间实践”可分为物质空间的生产实践和文化空间的生产实践。文化实践方式通常也称之为“表征的实践”。霍尔指出表征的实践是“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1］10在这个主体观念的具体化中，来自现实的物质客观性为“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的生成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现实参照。威廉·福克纳（Willam Faulkner,1887-1962）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饮誉世界、有着广泛国际接受度的作家，他一生的创作几乎都植根于对“约克纳帕塔法县”——美国南方“那片邮票大小的地方”的书写。莫言是中国当代的一位重要作家，也是我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在世界文学地图中也创作出中国“高密东北乡”这个特殊的地理概念。在这个地理概念中，民间的叙事、个人的记忆和历史的传说交融在一起，向读者展开了近现代中国人在历史行进中的徐徐画面。每一部小说既是故乡意向的构建，又是灵魂和力量的奏鸣曲。在小说体系中，它们层层叠叠，相互晕染，在作家笔墨挥洒下相得益彰而又各具特色。两位作家在十余部长篇小说和百余部中短篇小说中分别建构了“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高密东北乡”这样两个特殊的地志空间。在小说地志空间创作中，现实的生存环境是作者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和艺术升腾的沃土。两位作家在小说地志空间的创作中完成了基于现实的想象性和艺术创作性的巨大努力，构建了具有艺术整体性的文学空间创作。以下将从两位作家小说创作的现实性及超越性两方面分析两位作家小说体系地志空间创作的整体特征。

①严重肝肾疾病、糖尿病、痛风、继发性高血脂症者。②3个月内发生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意外和重大手术的患者。③妊娠及哺乳期妇女。

一、地志空间创作的现实性和艺术整体性

文学实践是文化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的实践中，现实的地理景观为文学的空间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客观参照，它是作者主观情愫萌生的基础和概念抽象化的来源。在福克纳和莫言的小说体系中，他们共同把故乡作为其文学创作的源头。以这样的源头为参照，他们建立起了独自的文学叙事王国，创作出了典型的地域风土人情和社会文化风貌，在整个小说体系中建构了独特的地志空间。这个空间里体现了作家对生活主观评价和主观情感的真实，它是事真、情真、理真的高度统一。

福克纳一生创作了19部长篇小说和16篇短篇小说，其中有一大半的故事都是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945）曾指出“在奥斯福，福克纳完成了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别的例子的精神劳动。这是一个双重意义的劳动：第一，创造了密西西比州的这个县，它像神话中的王国，而且包括所有细节在内部都是样样齐全的，栩栩如生的；第二，使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成为最边远的南方的寓言和传奇活在人们的心中。”［2］20-21这个地区有结构完备的地方志。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曾经专门为这个区域专门绘制了一张地图，并从种族、人口对该区域进行了描绘。虽然文学世界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现实的作者的故乡——美国南方奥克斯福在很多地方有比较大的差别，但在基本的地志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中，我们仍然体察到小说体系的地志创作有着很大的现实性。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曾经指出“约克帕纳塔法小说，比我脑子里一下子能想起来的任何一部小说，都具有强烈的地方意识，……它从属于时间，从属于变化，还挟带着自身的记忆。福克纳的世界的亮点之一是它里面发生时间的质地，是事件中人类经验的范围、规模和动力。小说的地图是有生活这样强质的材料绘制而成的。因为人的激情即是那真正的地域。杰弗森镇、法国人湾、萨德本百里地——分布在这张地图上的每一个地名——都是这种激情。其起因于后果的见证处。”［2］297现实地志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重大的客观体系。这种来之地域的历史及其情感张力也正是催生作者艺术创造力的重要条件。

虽然每一部福克纳的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再创作，它们有独立的内容表达和独特的艺术形式呈现,但是福克纳小说体系中包含着整体性，每一部作品都起源于这种整体的历史和情感的张力，它们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地志空间的整体气象。马尔科姆·考利指出应该“比较自觉地把他的作品的规模、魅力与互有关联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约克纳帕塔法体系里的每一本书，都是同有一个有生命的图景的一部分。福克纳真正的成就还在于这幅图景，而不是记录了其一部分内容的一本本印出来的书。这个图景的存在帮助我们了解他作品的一个特色；每一部长篇小说，每一个中篇或短篇小说，所表现的似乎都比它直接说的要丰富些，它的主题也比它本身要大一些。所有一本本书都像是从同一个坑里开采出来的大理石块：它们都带有母体的纹理与瑕疵。”［3］19在创作中，每一部小说都带有小说体系独特的气质和氛围，这种特点植根于小说创作的现实地域历史和文化情感特征，它被作者保存在艺术风格的创作中。它反映了作者对南方问题和南方历史思考，是一种区域情愫和激情的产物。它创造出的是作品的生命景象，也是作品的生命力量。正因如此，与现实地域文化的内在气质以及现实触感的血脉相连正是作品体系建立宏大、自成体系的最根本原因。小说地志空间与现实地域特点最本质的关联性是小说地志空间的最大特点。

米沃什曾指出，想象力总是具有空间属性，其中心点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也许是孩提时代的某个村庄或者出生地。只要这个作家还呆在自己的国家里，那么以这个中心之地为圆心不断向外延伸，直到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他的国家。福克纳和莫言的艺术空间建构都始于家乡。在艺术创造中，想象的力量却张开了无限的翅膀遨游于来自故乡心灵的河流之上。琼斯坦因曾问福克纳他的创作有多少是以个人经历为素材的。他回答到：“‘多少；并不重要。一个作家需要有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有了其中两项，有时只要有了其中一项，就可以弥补另外两项的不足。对我来说，往往一个想法，一个回忆，脑海里的一个画面，就是一部小说的萌芽。”［5］320在小说的创作中，故乡为小说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但想象力却超出其外，建构了更加驰骋的文学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福克纳建立了起了自己独自的王国。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945）在谈到福克纳的地域创作时说，“这个图景是一个密西西比州小镇上长大的男孩熟悉的故事——不过全部经过福克纳自己情绪的加工、改制、并赋予了痉挛的生命；以致只要把色彩稍稍加强一点，里面的人物就变得不太像真人，要么英雄化，要么魔鬼化，成为古老南方的象征，战争与重建的象征，摧毁了旧标准的商业与机器的象征。”［2］20-21小说的创作来源于生活现实，但其又是对生活艺术性、超越性的想象与建构，这样的创作特点同样表现在莫言小说的地志空间创作中。1986年莫言在读完《喧嚣与骚动》后说他被作者的想象力所折服。他说曾指出:读福克纳的，他服气了。以前的创作写的太实，把真实误解为生活的原样照搬。其后他进行了上大胆的突破与创新，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狂欢化和意识流等艺术形式融入到故乡的想象和艺术构造中。在《红高粱家族》中，他说：“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与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6］13从莫言对祖先敬畏的言辞中，可以看到艺术创造对现实的想象性的大胆探索以及作者对现实的敬畏。莫言依据现实素材以超凡艺术想象力建构了一个文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地志空间的建构是他以现在为圆心对故乡、对历史的丈量；是艺术化思索和艺术化塑性的产物。

福克纳和莫言文学世界的地志空间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同时在艺术表征实践的主体性和想象性的创造中，地志空间与现实地理也有着一定的背离和扩大。它是融入作者想象、个人情感和艺术创作的产物。从艺术创造的源头来看，它从属于故乡；从艺术忠于现实的角度，它超越了故乡。在超越性方面，两位作家在故乡的超越方面表现出相似的特点。地志空间的建构包含了作者对故乡的想象，也包含了作者对故乡扩大化的理解。这种扩大化的理解是作者穷尽毕生之力艺术探索、生命探索和思想探索的结晶和产物。

在莫言的小说体系中同样也见证了来自地域情感表达的艺术整体性。每一部作品都带有作品整体气质的特点与风貌。莫言在谈到这块生养他的土地时曾说：“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从《透明的红萝卜》中那晶莹透亮的萝卜意象到《红高粱》那一簇簇激越人心的高粱红，从《天堂蒜薹之歌》中那弥漫着蒜薹味的家与情到《丰乳肥臀》中那片养育上官一家的热血与土地，从《檀香刑》中那荡气回肠的猫腔到《生死疲劳》和《蛙》中的弥漫着故乡想象的河与谷，在艺术的整体性中，我们看到的是莫言对故乡的山水传奇、民间风俗的“感”与“爱”。这种艺术感觉如同福克纳小说中对南方广阔的土地和南方植园文化的温情与回忆，它们共存于每部小说的创作中，是每部小说创作的来源，也是作者对故乡的最朴质的追寻。莫言说道，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他成长，因此民间元素不可避免地进入他的小说，也影响了甚至决定了他作品的艺术风格。这种来自民间故乡的素材与感受从整体上塑造着作品的整体艺术内容与艺术表现，这种统一的“精气神”构建了小说体系的整体意象。

文学中的地志空间的建构，并不是简单机械式的复制和再现，它渗透着作者对空间整体性的规划以及对其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以区域文化为中心对区域问题的共同探索和发掘也是小说体系空间建构凝神聚气的重要原因。福克纳的小说体系中渗透了没落的南方贵族对南方问题和南方历史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家庭的、种族的、生活的和社会的内容统统纳入了小说体系的描述范围。莫言这个山东籍的农民作家表达了其对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思索。他说道，作家需要写乡土，需要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不断地深入到乡土里面去。在这种思索中，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与中国高密这片传奇的土地和热血的人民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这个地域的方寸上塑造了余占鳌、戴凤莲、上官鲁氏、西门闹等具有山东特色、卓尔不群的农民形象。他通过对山东高密东北乡社会万象的描写勾勒出中国——这个蜕变中的农业大国在近百年发展中的沧海桑田。两位作者以作品系列的整体性向读者展示了特定区域的社会发展全貌。这也是他们地志空间叙事及整体地志空间得以建立的最大出发点。

二、地志空间创作的想象性与超越性

她看了那双眼睛一下。她几乎没有一点表情。她甚至可能和原来没有我的出现时一样地照常做着她应该去做的事。她让我感觉到了我的多余。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多余者了。

针对当前高校在信息与计算科学人才培养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围绕构建的复合型人才三维协同培养体系做好４个方面的工作．

空间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现实空间的生存体验和哲思为文学想象开启了无限的创造空间。文化空间生产是以现实空间为参照的精神生产实践，它是“运用文化的象征（symbol）、想象（imagination）、意指（significa⁃tion）、隐喻（metaphor）等手段，对空间进行文化编码组构，赋予空间以社会历史意义的表征性空间建构过程。”［4］61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创造主体表征性参与使空间意义发生不同转换，产生不同的意义。小说的空间创作既是现实的反映，也是一系列趣味、经验和知识的景观。文学的空间创造体现了作者文化表征生产的情感性和能动性，也体现了作者艺术创造个体性及其与之相联系的时代性。福克纳和莫言地志空间的创造既是想象性的文化再生产的产物，又是创造主体融入社会空间客观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地志空间的创造中，既体现了想象基于现实的超越性，也体现了艺术与时代相结合的独特性。

莫言创作了19部长篇小说和数百篇中短篇小说，在这个庞大的小说体系中莫言同样也建立了气势磅礴的地志空间景象。这个空间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民俗人土风情。从创作时间上看，莫言从1985年的《秋水》起开始了高密东北乡的创作,他在《白狗千秋架》中第一次提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的地理名词。从此，《红高粱家族》（1987）、《天堂蒜薹之歌》（1988）、《笼中叙事》（1988）、《酒国》（1992）、《食草家族》（1993）、《丰乳肥臀》（1995）、《檀香刑》（2001）、《生死疲劳》（2006）、《蛙》（2009）等系列小说都像取之不竭的泉水一样咕咕从这个源头喷涌而出。文学的“高密东北乡”有着很强的实证性，在现实中，它有着切实的参照。莫言曾指出他的故乡跟他的文学创作密切相关，他曾经在《超越故乡》里提到过《天使望故乡》的作者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一句话：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他作品的一些素材都来自于他的成长的经验，其中小说中很多人物的原型都取材于其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蛙》中管计划生育的女干部就是他的姑姑，小说的发展见证了一个乡村干部兼计生专员在变换的时局中的从业轨迹和心灵变化史。《生死疲劳》的主要人物——茕然孑立的单干户蓝脸就是他从小见过无数面的邻居。这个单干户的执拗与倔强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上吊自杀后，莫言还曾去看过他的尸体，正是来之生活的感触谱就了《生死疲劳》在跌宕起伏中的铿锵生命拷问和生命力量。这种来自地域生活的创作情感和激情构成了小说空间创作的底色和主要特点。

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初彭龄花费9年光阴由举人初登仕途。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经过5年历练，升职光禄寺，在乾隆末期，其升迁速度明显快于前期。

在想象力的驰骋下，故乡的构建还表现为扩大化的特点。在故乡地志空间的建构中，故乡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中心、一个主题。在这个中心和这个主题中融入了创作主体对生活现实和人生、艺术的思索，它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识。地志空间扩大化不仅表现在作品地志空间容量的扩展，而且包含作者对地志空间概念理解的扩大化。

福克纳和莫言在故乡地志空间的建构中包含了比简单现实更为丰富的内容，体现了中西文化对建构历史现实的不同理解。在西方，人们对历史和文化思索主要是一种线性的时间思索，事物在时间中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得到了很大的关注。中国对世界的理解是一种空间概念为导向的思维方式。传统的“天圆地方”是中国人对世界和自我存在环境的基本认知。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扩大和实践空间的拓展是紧密相连的。在故乡地志空间的建构和故乡的扩大化的方面，福克纳对故乡空间的表现更多是一种时间维度的拉升和意义上的追索。马尔科姆·考利指出“虽然这个图景局限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县的疆界之内，可是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到整个边远的地方；看来福克纳是一个意识到它的广义范围的。当他在《去吧，摩西》一书中描写到麦卡斯林种植园仓库里的账本时，他很有可能想到了自己的小说。他说，这些账本记录了‘一点点流出去的糖浆、饭食、肉类，还有鞋子、草帽与工裤，以及犁绳、笼头、靴钉和辘轳，这些东西每年秋天又变成棉花流回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当地的事，范围有限，可它们也是：‘一部绵延不断的记录，不仅是两百年的事，再加一两百年也不足以把欠的债还清，这是缩小的整个地区的大事记，只是累积起来加以综合，这也就是真个南方。’”［3］29-30在福克纳的地志空间建构中，可以看到他对事物存在价值以及意义在时间延续上的探索，这种探索把区域问题的本质和核心展现出来，它呈现的是区域的问题，却获得的是普遍的概念。这个普遍的概念与区域范围有关，又超脱区域范围延伸至更深邃的时空隧道。在这个隧道中，故乡地志空间的创造获得更广泛的意义。“威廉·福克纳所处的时代与地理环境使他有可能扩展这一欧洲传统，使之超越新英格兰、中西部或西部沿太平洋地区的小说家们目光所及的任何界限。”［2］264

相比福克纳，莫言在地志空间的扩大化上更表现的是一种空间范围包容性的扩大。莫言地志空间就像广袤的大地，莫言说他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我创造了这个‘高密东北乡’实际上是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验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它是没有围墙甚至没有国界的”。［7］12故乡没有平原，没有森林，没有山，没有熊，也没有鲑鱼，莫言在这个没有国界的创作中都把它们移植移过来。高密东北乡的疆域并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莫言曾指出它“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拓展。”［7］106在这里，他延伸了故乡的概念，“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快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快乐保持一致。”［8］42福克纳与莫言都从不同的维度拓展了其地志空间的范畴。它拓展了现实故乡的内容和承载能量，通过艺术表征空间的生产实践，两位作者创造出独立的和具有文化个性的生产艺术，它代表的是对故乡扩大化的想象和理解。在这种扩大化中，他们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手法，但他们创造的是一个异质文化和普遍文化共寓一体的文学空间。这个独立的文学空间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是一片文学森林，是一个国家的缩影，也是一个小宇宙。［7］24-25在这里上演的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戏剧，这也是福克纳和莫言在小说创造中殊途同归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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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莫言．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小说的气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