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界对于吴佩孚的衡阳撤防研究，主要集中于描述和再现吴佩孚的罢战主和、撤防北归的具体活动，分析和评价吴佩孚撤防北归的政治影响，①笔者所搜集的资料主要有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郭剑林先生的《吴佩孚大传》等著作对此问题有所涉及研究。此外论文类主要有陈长河的《西南军阀与1920年直皖战争》，《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郝天豪的《1920年吴佩孚衡阳撤防与湘督张敬尧的应对》，《南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刘兰昌《论吴佩孚衡阳撤防的社会影响》，《鲁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以及《论衡阳撤防与直皖关系的演变》，《福建论坛》2007年第7期等。而忽视了吴佩孚作为直系的后起之秀如何运用大众媒介进行自身主张的宣传和自身形象的塑造。1918年4月——1920年5月，驻防衡阳前线的直军将领吴佩孚屡屡通电罢战主和，撤防北归，最终于5月20日获准撤防，6月9日抵达郑州，在直、豫两省要隘分兵驻扎。由于直皖两派之交恶，由来已久。而吴佩孚撤兵北归，更是两派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的突出表现，“实为直皖战争的起点”［1］。吴佩孚正是认识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他借助撤防北归的机会，在北上途中大力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奋斗目标，树立自身为国为民的舆论领袖的形象，将此次撤防之行变成一次舆论宣传之旅。除了利用当时主要的传播媒介报纸进行鼓吹之外，吴佩孚还多次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与公众团体进行谈话，大力阐发自己的主张，以争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这充分显示出作为“秀才军阀”的吴佩孚，对于媒体与舆论特有的关注与重视。

本文通过对1920年吴佩孚撤防北归的舆论宣传分析研究，来探讨在当时皖强直弱的政治环境下，吴佩孚如何通过新闻界进行宣传，最终在直皖战争前取得“北方舆论大多数表同情于吴佩孚”［2］的绝佳舆论氛围，以及北洋时期军阀与媒介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一、撤防时吴佩孚“主和”领袖角色的确立

一个政治家在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身主张能否与民众心理、时代潮流思想契合的问题。“无论目标如何混杂在一起，任何一方都需要另一方并调整以适应另一方。政治家需要掌控在大众媒介手上的传播渠道，包括他们所提供的理想的受众信息接收情境。这样，政治家们就必须调整他们的讯息以适应大众组织所制订的规格和样式，以及与之相应的语言风格、故事模式和受众形象。”［3］130吴佩孚正是根据时代潮流的发展、公众舆论的呼声，而积极地改变自身的政治策略，以期来获取公众对自身的信任与支持的。

1918年欧战局势已日趋明朗，英美等国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多次要求北洋政府停止内战，召开南北和议。而公众对于长期的南北战争也渐生反感，《申报》评论就言：“我人民之望和平久矣”［4］。吴佩孚正是敏锐洞察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公众心理的需求，于1918年8月，连续四次发表主和通电，可谓是“制造舆论，广树直声”［5］676-677，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与支持。可以说，“全国的和平运动，是从吴佩孚等通电罢战主和开始的”。［6］271吴佩孚在此正是充当了“主和”领袖角色的。此后，吴佩孚更是积极践行其“主和”的主张，实施衡阳撤防，罢战北归。吴的这种态度及其行动，无疑会赢得公众的好感，同时也争取到同样渴望和平的新闻界的支持。

此外，吴佩孚也积极通过语言、行为来迎合公众的心理需求，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与当时的军阀干政祸国的不良形象相比，吴佩孚在衡阳撤防之时就以“今生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来自律”［7］249。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公众对军人的期望，而驻湘期间吴佩孚所率领的第三师，“军纪严肃，秋毫无犯”［8］，也增加公众对吴的信任与吴自身的政治威望。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宣传策略既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体现了吴佩孚懂得如何利用媒体的某些特性。这种策略手法在传播学中被称为“辱骂法”，即“给某思想赋予一个不好的标签，使我们不检查证据就拒绝和谴责这种思想”。［21］109这一宣传手法被吴佩孚广泛地运用在其公开发表的电文及谈话中，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

二、吴佩孚撤防北上及其舆论宣传

1.2.1 对照组 按照急诊科常规就诊流程抢救。预检分诊后，根据病情登记进入抢救室或者诊室后，由护士给予常规处理。护士谁有空谁给该患者实施治疗护理。护士先给患者测量生命体征，等待医生问诊、做心电图、下达医嘱后，才给患者采血、建立静脉通路或者用药，由家属取药、送血标本、取化验结果，确诊AMI后由医生指导家属取口服药后给患者服用。每为护士和医生实施治疗护理的内容和顺序因个人习惯和个人经验而定。常规流程图如图1所示。

在北归的舆论宣传中，吴佩孚将自身角色定位为民意的代言人、国民利益的捍卫者，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秀才军阀”特有的政治智慧，既然吴以及直系要成为“民意及其国家利益”的代言人，那么毫无疑问，吴佩孚将在获取更多舆论话语权的同时，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尽管我们不能断言吴佩孚的政治主张完全出于国民利益的出发，没有掺杂派系斗争利益的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吴佩孚通过这些主张，其个人及其直系的威望与声誉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从《致苏李督痛言不可战之理由》到《致各省军民长官请求罢战主和》，驻湘期间吴佩孚之主和通电可谓是“无日不见于报端，皆以国计民生为前提”，这也使得“吴氏之宗旨，了然于国人心目中矣”。［14］630在此后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吴更是旗帜鲜明的声援民众爱国活动，充当民意的支持者与捍卫者。这也为其赢得“赤诚爱国，大义昭然，人民托命，薄海钦崇”［15］的“爱国将军”的美名。可见，吴佩孚在面对当时重大的国是问题时，总是利用传播媒介旗帜鲜明的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充当民意的代言人与国民利益的捍卫者。

其次，在宣传载体上，秀才出身的吴佩孚也可谓是别出心裁，主要采用的是口号、军歌、诗歌等具有感染力的宣传形式。诸如在撤防北归途中直军一路上高歌的军歌，这首由吴佩孚依照《满江红》词牌所自撰的《登蓬莱阁》歌，表现的是针对日俄战争后，日本侵占我国满蒙地区，国土沦丧现状而抒发的反对侵略、恢复国土山河的爱国情怀。当时武昌市民欢迎吴军时，听到这首军歌，无不为之“热泪盈眶”，甚至连外宾都感到凄然，大有田横五百壮士之慨。［12］73此外，作为当时北洋时期少数拥有文化的军阀将领之一，诗歌也常常成为他言志宣传的工具。如1920年6月6日的《晨报》就以大幅版面介绍吴佩孚的《咏铁树开花》等十四首诗歌，诗中以“铁树开花”来喻“和平统一”，借助铁树开花之难来表达自己对南北和议、和平统一矢志不渝的坚持。［13］除此之外，吴军所做的《回防途次》一诗，也为时人所传颂，称赞不已。这首诗主要表达吴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豪情壮志，以及以家国天下为重的儒将情怀。吴佩孚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这个载体，将自己刻画宣传成一个为国为民、有情有义的儒将形象，以此来获取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综上所述，吴佩孚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以及借助当时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社会舆论宣传，为自己以及直系打造成了一个合乎历史潮流，社会公众拥护与支持的新形象。从这点看，吴佩孚的舆论宣传可谓是极其成功的。

三、国民利益的代言人

作为军阀，同时也是政治家的吴佩孚，在舆论宣传过程中必须明白自身角色的定位以及规范。“当政治家作为传播者出场时，他们同样得按照自己特定的角色规范行事：‘代表’政党、政府或政府部门的利益；对政治同盟的期望做出回应——他们的公众形象与同盟的荣辱休戚相关；以一定的方式换取选民的支持。”［3］133而在舆论宣传的过程中，吴佩孚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民意的代言人，国民利益的争取者和捍卫者。

1.直接镜检。从鼻、支气管分泌物和肺脏病变部位采取病料涂片或触片，革兰氏染色，显微镜检查，如见到多形态的两极浓染的革兰氏阴性小球杆菌或纤细杆菌，可进一步鉴定。

古语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对于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吴佩孚，更是深谙“名正言顺”之道理。近代，随着西方新式传播媒介的传入，报纸已成为公众发表言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亦是公众舆论的重要的平台。可以说，报纸是北洋时期体现民意的重要媒介载体。因此，军人政客利用通电来发表他们的政治宣言，一方面可以与公众展开象征性的交流，以争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就是为自身发动战争获取舆论上的优势，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吴佩孚在直皖战前的电报大战，正是出于“正义”的舆论宣传，以期把握战争主动权的目的出发的。

实际上，在衡阳撤防问题上以及北上途中，吴佩孚也都不失时机的强调其作为“民意代言人与国民利益捍卫者”的这一角色。对于衡阳撤防之缘由，吴佩孚就先以“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同属一家，并非外患仇讎，何须重兵防守”之言将自身的军事活动与公众期望联系在一起，以此来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后又以“一为顺兵心以保健国军，二位班师后整顿补充，作异日效命疆场之准备也”。［12］646-648，将撤防北归上升到为国为民之高度。不经意间已将自身“国家利益捍卫者”的形象根植到公众心中。

撤防途中吴佩孚倡导的“国民大会”主张，更是为其“国民利益代言人”的形象做了一次强有力的宣传。吴佩孚在其电文中言：“三年政若棼，局同釜破，舍谋统一，无以为救国之方”，针对这种时局纷乱的局面，吴佩孚认为：“惟有出于召集国民大会，以真正民意公决，庶可无偏无党，永绝后患”。［16］吴佩孚本意是以“国民公决”的形式来抵制由安福系所包办的南北上海和会，为解散安福国会提供理论基础。同时这种站在“国民”的角度上“言民声，伸民意”的举动，也进一步提升了公众对吴之好感。鄂省两联合会致吴佩孚的函电中就言：“元日通电，辞严义正，言吾民之不敢言，为吾民之所欲为，淋漓痛快，深切民隐。洪宪以后，罕有仗义敢言如师长者”。［17］总的说来，“国民大会”主张不仅使吴的威望与声誉在国人心目中进一步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吴通过此主张也强化其作为国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

此外，吴佩孚在汉口与记者谈话中更直言：“顺国人之公意，本正义之主张，撤防湘南，集中武汉，以清除奸恶，促进和平，力争外交，以维国体”。［18］39此言足以表明，吴佩孚寄希望于通过舆论宣传将自己塑造成“国民利益的代言人”。

吴佩孚的宣传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树立良好的军队形象，不同于当时军阀经常性的肆虐扰民，吴佩孚衡阳撤防之时，即先期发布布告，沿途张贴，即“本军经过之水陆各区，已责成各长官，严行取缔，不得有强拉夫役搬运军物，及索取地方上一枝一叶之供应”。［10］而后途径长沙时，吴军“均赤手对坐，状极闲雅，且有扣船而高唱军歌者”，使得当时民众“一望知其为久经训练，纪律严明之师”。［11］在岳阳驻留期间吴佩孚更是有在岳阳楼开追悼会，祭奠直军死义将士之举。吴佩孚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以及自身的实际行动，为自己及直军赢得了一个良好社会印象。吴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望风而动，夹道欢迎。吴军的纪律严明、仁义之师的形象恰恰就是吴吸引公众的特色之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身宣传实践证明，宣传手段和宣传艺术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宣传者自身要形成吸引人的特色：第二，综合利用口头、文字和图画等多种宣传载体。第三，了解和尊重宣传对象，为了产生宣传效果，需要适应宣传对象”。［9］228吴佩孚作为当时的直系形象的代言人，在直军撤防北归的途中，他确实运用了各种的宣传手段以及宣传载体，为自己以及直系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进一步取得民众的好感与拥护，同时也为直系在两派军阀势力从政治角逐到军事冲突的过程中取得了舆论上的先机。

四、利益与权衡——政治宣传策略

“在军事和政治的斗争中，任何一个军事和政治集团，为了保存和壮大自己，孤立有效地打击敌人，克敌制胜，都需要争取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同盟者”。［6］453这在直皖斗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早在1918年8月，吴佩孚占领衡阳后他就以“停战主和”姿态取得南军的好感，并且与之签订了《救国同盟军草约》。这个草约名为“平息内争，力谋统一，合力对外起见，并非有党见性质”［6］449，实则是以同盟关系来反对皖系的卖国外交与“武力统一政策”。可以说，西南军阀与直系的结盟，对吴之撤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后吴更是积极与长期主张南北和议的江苏都督李纯通电联络，获得“主和派”长江三督的大力支持。针对河南易督问题，吴佩孚也是数次通电为豫督赵倜抱不平，使得一向在直皖矛盾斗争中保持中立的赵倜最终转向直系阵营，成为了以直系为核心的反皖八省同盟之一。吴佩孚正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罢战主和”等主张的宣传，来组成同盟联合组织。同时也积极声援、联络中立者，来壮大自身同盟的力量，孤立分化皖系的势力。

当然，对于直系的直接对手皖系及其政策，吴佩孚则是不遗余力的大加鞭挞。这在其衡阳撤防北归前后的诸多电文中都有所体现。诸如对于皖段的倡导“武力统一”政策，吴佩孚就言：“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管环生。无一非内争之所致，人非木石，能勿痛心”。［19］在致电苏督李纯时，吴也批评南北战争造成了“兵连祸结，大乱经年。在此期间，耗费款数千万，靡烂十余省，有用之军服，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20］的严重后果。对于皖派支持的安福系，吴更是发电抨击“安福系毒虺四海，腥闻天下。卖国党不除，能否长治久安？安福系私许权利，能滞得偿夙愿？”［12］在此之后的舆论宣传中，吴佩服不断对皖系及其“武力统一”政策进行无情的批判，深刻揭露了其祸国殃民的丑恶本质。

由此可知，吴佩孚在衡阳撤防之时，他已经通过明确的政治表态以及自身形象的树立，使自己顺利地取得话语权，扩大了自身以及直系的政治影响，获取了期望和平的公众支持，为自己撤防北上舆论宣传做好了准备，充分显示作为了“秀才将军”吴佩孚的舆论宣传的智慧。

五、电报大战——为直系争取舆论优势

本文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采用输入层、隐含层及输出层的神经网络结构。输入向量为地方坐标系成果（X，Y）L0，期望输出向量为1980西安坐标系成果（X，Y）80。将所有样本的独立坐标成果与1980西安坐标系成果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其归算到［0.1，0.9］。独立坐标成果（输入向量）X经过传递函数与隐含层各节点建立相应的函数关系，计算该层输出向量y1，输出计算公式为

本夹具是由紧固螺杆调节以达到夹紧的目的，所以我们选择了φ20mm的通用螺杆和弹簧垫片与夹具主体配合满足我们的夹紧要求。

其实，说到电报战，吴可是北洋时期少有的高手，正所谓“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22］158。此外，“吴佩孚秀才出身，自胜一筹”［23］704，他的电文大多仿用《讨武则天檄》、《讨粤匪檄》等古典格式，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写的可谓是慷慨激扬又富于文采，使人看之不免生敬仰之感，传诵一时，对舆论宣传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吴佩孚的电文往往能把握舆情，切中要害，“凡所通电，主题突出，皆中肯要”［22］158。

6月中旬，吴军撤防北归驻扎保定，此时直皖矛盾已经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战争可谓是一触即发。此时吴也积极展开了其舆论上的动员，从《吴佩孚宣布段徐罪状通电》到《吴佩孚出师讨贼通电》，吴佩孚可以说将传播学中的“辱骂法”使用的淋漓尽致。他用电报战的方式，将皖系、安福系、交通系的罪状尽数列于民众面前，进而占据了舆论的上风，使得民众一时“同情”吴佩孚［22］161。相反的则是皖系“理屈词穷，师出无名”［1］98，受到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电报战的大获全胜，其实也预示着这场北洋军阀内部的派系斗争必然以直系胜利而告终的结局。

①细胞免疫功能指标：CD3+、CD4+、CD8+、CD4+/CD8+；②治疗效果：显效、有效、无效，总有效=显效率+有效率。

六、结语

综上所述，吴佩孚凭借着其政治宣传智慧，通过媒体发表的一系列通电和谈话，牢牢地掌握了舆论话语权，于是“皖系”与“安福系”成为被动的政治标签，而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而自身与直系，则被宣传成新的公众领袖与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形象，总是，吴佩孚撤防北归前后的舆论宣传活动，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对北洋政局产中了莫大的影响。

“从民族起源的研究视角来看，共同的社会记忆对于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孕育与形成，具有突出的凝聚作用，而这种共同记忆主要体现在对祖先及族源的构想上。”[注]江帆：《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92页。以满族祖先及族源追溯的正史记录和底层记忆为例，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与“三仙女吞红果”的神话密不可分。在满族社会，“三仙女佛库仑吞朱果”的叙事一直被视为是族群起源的权威版本，得到满族民众的高度认可。这种历史记忆和社会解释不仅在民间流传广泛，在上层社会的正史典籍中也有记录。其最早记录见于《旧满洲档》的《天聪九年档》中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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