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刚刚熄灭，远在万里之外的孙中山就开始考虑如何“利用此绝无仅有之机会，以谋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1]247。1918—1920 年期间，他写就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补救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并以英文形式正式出版。1921年该著作中文本出版时，书名被简译为《实业计划》。通过《实业计划》，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构想，他希望能“利用今回世界大战争各国新设之制造厂，为开发我富源之利器”[1]235，“谋改造中国物质，兴工商之业”[2]566。 这样做，不仅可以“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1]398，而且可以让“世界人类生活之需要，亦可得一绝大之供给源流，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化凶厉于祯祥之域”[1]247。 《实业计划》实际上承载了利用外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建设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国家、维护世界永久和平三重使命。在过去的研究中，学界对《实业计划》蕴含的利用外资开发中国实业、实现民生主义的思想做了不少探讨，但对其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则很少涉及。鉴于此，笔者拟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世界和平三个角度全面探讨《实业计划》的建设使命，并把讨论的侧重点放在世界和平问题上。

一、经济使命：“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

《实业计划》的第一个使命就是经济使命。孙中山把该计划作为他的《建国方略》的第二部分，并注明为“物质建设”。在《实业计划》中文版自序中，他说自己写作该计划“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 [1]248。 在《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一文中，他又说：“吾国既具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时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2]135利用外资开发中国的富源、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就是《实业计划》的经济使命。

《实业计划》反映了孙中山对振兴中国实业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现在中国之困，只在一个穷字。”[3]474贫穷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的贫穷落后，固然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从经济上看，就是因为“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1]250；就是“因为我们还不懂大规模的生产，我们还不能依现代的基础来组织我们的工业”[2]247。 中国要转弱为强、化贫为富，“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4]391。

工业化是一场用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革命。孙中山纵情讴歌大机器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盖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工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1]174他清楚地看到机器 “可以驾乎一个人力的几百倍，或者是千倍”[4]356的生产能力， 指出：“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毕生之事业而已。 ”[2]133“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之足以转移人类经济之状况者，亦无从发达。 ”[1]389利用外资，就是要引进大机器生产，“借外国人的机器做生利的事业”[5]214。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特别强调了利用大机器生产的必要性：“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若外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须用其专门家、发明家，以为吾国制造机器。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1]378

《实业计划》还体现了孙中山借才外域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孙中山非常重视人才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青年时代他就认识到“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 ”[6]2在《上李鸿章书》中，他把“人能尽其才”列为自强四大要务之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他强调“学者，国之本也”[3]253，“培养人才，实为当今之急务”[3]126，主张仿效欧美国家，创立新型的教育制度，“育人才而培国脉”[3]253。

（2）他把私有经济看作公有经济的一种有益补充。孙中山虽然强调人类以互助为原则，但并没有彻底否定自由竞争的意义。在 《实业计划》中，他主张“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指竞争与互助——引者），使之相互为用”[1]398。孙中山认为，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管理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1]636。

“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3]533在近代中国民穷财尽、科技落后、人才乏绝的情况下，孙中山主张“一变向来闭关自守主义而为门户开放主义”[3]449，利用外资、借才异域，迅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则可成效也，必也万般齐发，始能收效。”[2]122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详细拟定了中国实业发展的若干重大项目，其设想之宏伟、规模之巨大、规划之具体，不仅前所未有，而且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利用外资全面开发中国富源、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伟大设想。

花色苷分子中存在大量羟基，在低浓度下，花色苷在AB-8大孔吸附树脂上是单分子层吸附，而在高浓度下花色苷也可以通过多分子层吸附[31,32]。如图 2所示。室温下，AB-8大孔树脂对玫瑰茄花色苷的吸附量随着上样浓度增加而上升，至600 mg/L趋于饱和，故最佳的平衡花色苷浓度为600 mg/L。

二、社会使命：“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实业计划》的第二个使命是社会使命。孙中山写道：“前之六大计划，为吾欲建设新中国之总计划之一部分耳。简括言之，此乃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1]398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等内容，让以市场为导向和生命线的企业投入了更多的关注。

“社会主义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欧洲社会与经济状况的一种反应”[7]50，当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流派很多，并不特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将人类视为由其共同的仁爱性而联结到一起的社会动物。……社会主义者相对于竞争更喜欢合作，相对于个人主义更偏爱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平等……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减轻或消除阶级分化。”[7]49孙中山多次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并且他的民生主义也符合社会主义的上述特征。如何“用外国资本及专门家发达工业以图全国民之福利”[1]377-378， 实现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这就是《实业计划》的社会使命。

《实业计划》的社会使命源于孙中山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批判。孙中山一方面肯定“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6]327，以资本主义发展为核心的近代文明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必然过程；另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文明作出了激烈的批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6]327-328他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不合理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贫富悬殊。（2）竞争导致垄断，垄断容易导致大众利益受损。（3）经济的不平等导致政治上自由、民主的虚幻，酿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

在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弊害之后，孙中山指出中国不能也不应该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应该走民生主义的建设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3]523与西方相比，近代中国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现代文明还没有触动过中国”，中国“还没有尝到它的善果，也没有受到它的恶果”[6]322。 孙中山认为，资本主义不发达，固然带来了中国的贫困与落后，导致“大多数居民过着贫困的生活”[6]322，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像外国一样的大资本家”[8]145，社会问题还没有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中国可以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一面 “图国家富强”，一面“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3]323。

从1918年孙中山写作《实业计划》到今天，历史整整走过了100年。回顾中国现代化所走过的这100年的历史，不难发现该计划不切实际的空想一面，但是正如孙中山所言，“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1]249。 因此，我们不必细究该计划的具体方案是否合理，而应着重研究该计划包含的“实业计划之大方针”和“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对今天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意义。该计划提出的对外开放，融入世界，“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1]227，改善中国的民生，建设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国家等都已被实践证明是非常高明的见识。该计划还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谐相联系，认为中国的繁荣和进步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极富远见的国际政治理念，即国与国之间要互助、合作才能和平、共赢。这是一个契合现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的先进理念。

“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4]391中西物质文明程度的巨大差距，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4]391。如何既能利用资本主义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又能积极预防资本主义的弊害呢？孙中山想到了“发达国家资本”、“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4]391。他认为在一个人民掌握政权的国家，“资本属于国家，则社会之贫富自均”[9]31。在《实业计划》中，他主张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乘中国实业尚未发达之际，“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1]397。 “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1]253-254，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2]135。 在 1924 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他提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4]120发达国家资本就是要发挥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职能，限制私人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防止“少数人独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3]338。

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显然受到了李斯特以及19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影响。李斯特认为“国家对私人事业有时不得不行使权力，加以限制”[10]145。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创始者施穆勒认为“必须扩大国家的权力以臻进社会的文明与富裕”[11]300。另一著名新历史学派的代表瓦格纳“宣扬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由国家干涉私有经济，只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制，但不是代替私有经济。具体地说，即由国家经营铁路、交通、矿山之类的重要工业，另外，通过劳动立法调处劳资纠纷，并运用财政方式来限制私有经济”[11]303。孙中山真诚地相信这些学说，希望在中国实践这些颇符合民生主义的学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垄断，特别是国家垄断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垄断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自由竞争时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推动了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让经济更好地服务于战争，欧美各交战国“多以大规模行国有事业，各项实业逐一归国家管理”[1]636，普遍推行国有化，实行统制经济政策。在战争的刺激和影响下，各国生产力大增。孙中山似乎没有意识到那是出于战时经济的特殊性，他把西方世界实行的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如银行、铁道、航路等收归国家经营的经济政策与工业革命相媲美，称之为“第二工业革命”。他说：“各国自推行工业统一与国有后，其生产力大增，与前此易手工用机器之工业革命相较，其影响更深。”“若以其增加生产力而言，此次革命之结果，实较前增加数倍。 ”[1]250在李斯特和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影响下，孙中山把企业国有化看作是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看作是消灭资本主义弊病的积极因素。在《实业计划》中，他希望通过利用外资来发达国家资本，在中国实现两种革命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1]250，即既要发展生产力，完成以机器易手工的技术革命，又要变革生产关系，实现国有化，完成社会革命的任务。

（1）他发现“国家社会主义确有缺点”，最典型的就是“耗费而乏效能”。[1]636

尽管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旨是节制资本，但通观孙中山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他是为了预防资本主义的弊害，防止中国将来像西方一样“生出大资本家来”[1]5，垄断经济、危害民生，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家，更不是为了消灭私有制。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1]253。 很显然，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全盘国有化的单一制，而是国有和民有共存、互补、互动的混合体制。在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又重复了这一思想。孙中山在经济上不主张搞全盘国有化，主要有下列原因：

近几年，各大网约车平台出于竞争和抢占市场的目的，给予乘客各种折扣优惠，相比较网约车的费用，42.53%的公众对出租车目前的价格表示不满，转而选择网约车的方式出行，出租车日均载客量下降，传统出租车司机收入大幅度缩水，部分已经生活困难。据报导，长沙网约车盛行之前，传统出租车司机每日收入约500元，受冲击之后每日收入减少了100元～150元，这使得出租车行业成为一个高劳动、高成本、高强度，高风险，回报率低的行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个长期性的事业，“非十余年后不能成功”。在中国急需抓住时机开发实业的情况下，孙中山主张“广罗各国之实业人才为我经营创造”[2]134，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中国人才“青黄不接”的危机，而且还能以引进推动培养。他提出在引进外资开发中国实业的过程中，不仅要利用外国的“宿学人才”来“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而且要利用他们“为我训练”。[1]228在《实业计划》中，他把“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1]254作为受雇中国之外国人才必尽义务之一。他希望通过这一措施达到“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1]228的目的。

2013年12月，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并做出具体部署。2014年3月14日，召开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深入实施教育规划纲要，部署落实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会议指出，发展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功在当代，惠及子孙，要从全面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入手，覆盖贫困地区、聚焦薄弱学校，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力争经过三至五年，使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基本标准、满足基本需求，为贫困地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3）中国还需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推动经济发展，远未到需要节制的时候。孙中山发现，中国“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之中”[1]397，“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4]381，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的余地。在此形势下，全面推行国有化，必然是不明智的愚蠢行为。

“民生主义，并非均贫富之主义，乃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 ”[3]442“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然此义人多未明，以致有从而反对者，谓社会主义系反对资本家，又谓社会主义系均贫富，中国万做不到。不知资本家应维持，如何反对，特资本家之流弊，则不能不防备。”[3]340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不是劫富济贫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家的共产主义，而是一种通过积极发展公有经济，防止将来出现“资本专制”[3]372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鼓励其朝着有利于国计民生方向发展的社会主义。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有着不少的启示。

三、世界和平使命：“利用此绝无仅有之机会，以谋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

《实业计划》的第三个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在《实业计划》英文版序言，孙中山写道：“世界大战宣告停止之日，余即从事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次第成此六种计划。余之所以如是其亟亟者，盖欲倾竭绵薄，利用此绝无仅有之机会，以谋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也。”[1]247他认为，中国的不稳定、不发展，不仅是“中国之耻”，而且是“世界各国之忧”，将带来整个世界的动荡和不安。他断言：“今后中国问题，其严重殆十倍于巴尔干，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危机一日不能消除；且其战区之扩大及战斗之猛烈，尤非第一次所可比拟。”要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舍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外，殆无他策”，“此政策果能实现，则大而世界，小而中国，无不受其利益”。 [1]247换言之，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不仅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现代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世界进步的一部分，而且将增进全世界的幸福。一个富强、繁荣、文明、进步、稳定的中国是世界的福音；一个贫穷、落后、愚昧、衰败、混乱的中国，必然危及世界的安全，引发全球的动荡。

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当年农家”，一起组成了小岗村的红色旅游矩阵。而这并非小岗旅游品牌的全部。紧紧围绕科技创新、农旅融合、生态发展等核心主题，小岗村积极推进“旅游+”工程。

参考文献：

（5）对照1组与对照2组采用新鲜土豆片外敷，马铃薯系薯类食物，属茄科植物，含有大量淀粉、各种盐类及龙葵素等。龙葵素有缓解痉挛、减少渗出的作用，局部外敷有消肿止痛作用。中医认为马铃薯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瘀的作用，现代医学证明：马铃薯中的茄碱能够降低组织渗透性，抑制透明质酸酶活性和抗组胺作用而具有消炎及抗过敏作用。但临床效果观察及对比研究显示，采用中西药交替外敷对防治化疗性静脉炎效果更显著。

孙中山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世界三大问题——“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因此和平是暂时的、表象的。

在新课改不断深入的情况下，高中音乐教学也面临着较大的考验，在高中音乐教学的过程中进行创新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对高中音乐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仅要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还需要采取各种方法来引导学生对音乐的兴趣，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高中音乐教学需要以时代发展为背景，结合音乐教学的特点，运用新型的创新理念和方法等，来进行个性化的音乐教学。综合可知，在新课改形势下对，对高中音乐教学的创新路径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国际局势看，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虽然很漂亮、很动听，但英、法、日、意并不买美国的账，“美国在战场上所获之大胜利，竟被议席间之失败而完全推翻之。遂至世界再回复欧战以前之状况，为土地而争、为食物而争、为原料而争将再出见。因此之故，前之提倡弭兵者，今则联军列强又增加海军，以预备再次之战争”[1]394。 巴黎和会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曙光，相反，在列强新一轮军备扩张和竞赛中，整个世界阴云密布，狼烟四起。

环顾世界、研究历史，孙中山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尔干半岛”。中国的自然特点是地大、人多、物博；中国的社会特点是民穷国困、经济落后，是一个未开发的前现代化国家。“近代战争之起，恒以弱国为问题”[2]150，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中国不能崛起，“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6]248。

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孙中山敏锐地察觉到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考察近代日本崛起的历史，他发现：

彼日本之武力派，尚以战争为民族进取之利器，彼参谋本部当时计划十年作一战争。一八九四年以一最短期之中日战争，获最丰之报酬，于是因之而长其欲。一九零四年日俄之役，获大胜利，所得利益亦非轻小。最后以一九一四年之大战争，复加入联军以拒德国，而日本以出力最微，费财至少，竟获一领土大如未战前之罗马尼亚，人口众如法国之山东。由此观之，在近三十年间，日本于每一战争之结局即获最厚之报酬，无怪乎日本之军阀以战争为最有利益之事业也。 [1]395-396

在巨大的战争利益诱惑和刺激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益勃兴。“日本之军国政策，又欲以独力并吞中国”[1]395，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的大危机，也是世界和平面临的大挑战、大威胁。“近时世界战争，已证明人类之于战争不论或胜或负，均受其殃，而始祸者受害弥重。”[1]252战场上没有真正的赢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野心之德国，几尽丧其资本与利益与其他难于计算之物。法国虽以战胜称，实亦无所得”[1]396。 因此，世界各国之间不应该战争，而应该互助，通过合作达到共赢。

在倡导国际合作共同发展中国的 《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严厉地批判了列强企图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甚至瓜分中国的企图。他明确说，《实业计划》的目标之一就是“打破现在之所谓列强势力范围”[1]247。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造成了中国的分裂和内乱，导致统一的国内市场难以形成。他正告列强说：“中国人经受数世纪之压迫，现已醒觉，将起而随世界之进步，现已在行程中矣。”如果列强企图利用中国的内乱瓜分中国，阻扰她的统一与进步，导致中国不能进入文明开化的大道，中国的前景不妙，世界的前途也堪忧，“如其然也，待时之至，拳匪之变或将再见于文明世界”[1]395。孙中山还特别告诫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今中国已醒觉，日本即欲实行其侵略政策，中国人亦必出而拒绝之。即不幸中国为日本所占领，不论何时何处，亦断非日本所能统治有利。”[1]396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没有听进孙中山的劝告，结果不仅给中国、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厄运。

其次，从经济角度看，现代国际战争从表面上看是军事和政治冲突，是对领土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但实际上隐藏在背后的是“利害之争”[12]18，是经济利益之争，是为了垄断市场、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换言之，现代国际战争实际上就是国际贸易冲突和商业战争的激化和极端化。孙中山说：“商业战争，亦战争之一种，是资本家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故商业战争之结果，其损失，其残酷亦不亚于铁血竞争之以强力压迫也。”[1]396所以，只要不能“消灭现在之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1]247，就无法永久消除国际战争。 “中国为世界最多人口之国”[1]395，“凡商业国，无不觅中国市场，以为消纳各国余货之地”[1]250。中国巨大的市场，是欧美各国梦寐以求倾销商品的地方，假如欧美各国能在战后把其多余的生产能力投到中国，用以开发中国的“天然财源”，则中国必将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成为世界中无尽藏之市场”[1]250。 孙中山预言，如果国际合作发展中国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随着中国的开发，世界必将在中国的进步与繁荣中获得极大的裨益，“中国不特可为各国余货消纳之地，实可为吸收经济之大洋海。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不论在中国抑在全世界，所谓竞争，所谓商战者，可永不复见矣”[1]250。 国际合作开发中国是一个合作共赢、两相裨益的事业，世界免一危机，中国得一良机。

孙中山还指出，真正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2]249，是“中外利益均沾”[1]251、合作共赢的事业。 那种一方得益、一方受损，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过去的中外贸易“太不利于中国，输入超过输出，年逾美金一万万”。从表面上看是中国受损列强获益，但实际上列强也不是真正的赢家，因为“循此以往，中国市场不久将不复能销容大宗外货，以其金钱、货物俱已枯竭，无复可持与外国市易也”[1]250。 中国财源的枯竭，必然导致整个国际市场的危机和萎缩，最终列强也将受损。

此外，“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是影响未来世界和平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欧美，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决意以为最苦之压迫”[1]397，最大程度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破坏机器、怠工、罢工、同盟罢工甚至武装暴动等手段，与资本家相抗争。这就是欧美的阶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美的工人运动就已风起云涌，“世界各处，已有可惊可愤激之象”[3]491。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指出：“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1]39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实际上是人类兽性的爆发，是白种人“心性进化尚未离乎野蛮”[13]95的结果。要消除未来的世界大战，就要倡导互助——国与国之间的互助，“盖为互助而获之利益，当比因竞争而获之利益更为丰厚也”[1]393。他认为发达国家应该积极帮助落后国家发展，这不仅有益于后者，更有益于发达国家自身。“夫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者也。 ”[1]224“中国实业之发达，固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1]227在世界联系日趋紧密的现代社会，局部的落后与不稳定必然影响整体的和谐。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都应该积极帮助和促进其他国家共同进步。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世界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自助者助人，助人者自助，这就是互助的辩证法，也是发达国家应该合作起来共同发展中国的理由。

孙中山指出，从经济的角度观察战争，战场上武器弹药的消耗恰如同 “以战场为其销场，以兵士为其消费者”的商业行为。大战结束以后，原来用于战争的军事工业大量员工转向民用产品生产，但因为市场的缩小，即原来的“战争用品之销场同时闭锁”，必然造成部分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再加上战后军人的大量复员，“千数百万军人，向从事于消费者，今又一转而事生产”[1]250，必然造成社会要求从业人员的增多和就业岗位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必然酿成劳资冲突和新的社会问题。

[11] 陈久福,魏晋忠,张国江,等.大直径钻孔联合孔内下套护孔增透技术研究[J].煤炭科学技术,2018,46(10):73-77.

据孙中山估算，“世界大战最后之一年中，各国战费每日须美金二万四千万元。此中以极俭计，必有一半费于药弹及其他直接供给战争之品，此已当美金一万二千万元矣”。但是，“各交战国之再造”和“恢复其繁华与安适”，即战后欧美的重建和恢复，“若以日费六千万元计之，只占此战争市场所生余剩之半额，而所余者每日仍有六千万元，尚无所用之地”。换言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英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必然出现资本和生产力过剩，如果西方世界不能及时找到足够大的市场，“以消纳战争时储节所赢”[1]250的巨大生产能力，那么欧美世界必然“陷于经济之恐慌”[1]248，而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又必然出现社会危机和新的战争风险。

显然，西方不可能自己化解这种危机。如果有远见的政治家、商人把目光投向远东，投向中国，那么就不难化危机为良机。此时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前夜，“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然而消纳机器之市场，又正战后贸易之要者也。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辘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1]250-251。 如果列强能“真实协力为共同之利益计”[1]395，“以战争时之机器、战争时之组织、 与熟练之技工开辟中国利源”[1]251，那么，中国可获一发展之良机，世界亦可获无穷之益处。小而言之，欧美各国可以“恢复其战前经济之原状”[1]248，大而言之，“可以消灭现在之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最后且可以消除今后最大问题之劳资阶级斗争”[1]247。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以美国的繁荣与进步而使世界大受其益来说明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自美国工商发达以来，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国际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这是就经济谈经济，是最简单的道理、最表象的观察。进一步，从政治上和人类永久和平的角度看，“此种国际协助，可使人类博爱之情益加巩固，而国际同盟亦得借此以巩固其基础，此又予所确信者也”[1]252-253。 国际共同开发，开发国之间合作共赢，开发国与被开发国之间互惠互利，整个世界必将在合作中走向繁荣，人民必将在合作中加深了解、加强友谊，促进交流，而这又为世界和平奠定了基石。基于此，孙中山估量《实业计划》的意义说：“吾敢证言曰：为和平而利用吾笔作此计划，其效力当比吾利用兵器以推倒满清为更大也。”[1]395

《实业计划》的维护世界和平使命，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的互助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风行一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成了人们理解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原则。孙中山非常熟悉进化论及其派生出的各种思想，但他不赞成把进化论套用到人类社会，作为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规律。他说：“自然与人事，固绝对之不同也。 ”[6]384“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 ”[3]360“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1]195-196互助是人性光辉的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应该互助。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工人运动和阶级战争不会也不可能趋于缓和，更不会走向终结。相反，随着大战的结束，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欧美的阶级战争必然更趋激烈。

由渗透率试验结果可知，煤样含水量越大，液氮增透效果越好，为了探究液氮影响煤岩渗透率的形式，笔者从微观角度进行了研究，由于篇幅有限，仅分析干燥与饱水煤样进行液氮冷浸前后的扫描电镜结果。所用扫描电镜设备为JSM-6390LV，其放大倍数最高可达300 000。

要理解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维护世界和平使命，首先要了解该计划提出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工业凋敝、满目疮痍。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战后“十四点和平计划”。孙中山赞赏威尔逊的和平计划，称赞该计划是“提倡以正义公理维持国际之永久和平”[12]520，并说：“威尔逊总统今既以国际同盟防止将来之武力战争，吾更欲以国际共助中国之发展，以免将来之贸易战争。则将来战争之最大原因，庶可从根本绝去矣。 ”[1]252《实业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如果说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是一个抱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想从政治上奠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础，那么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就是一个抱理想主义的革命家想从经济上为世界的永久和平奠基立业。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 6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 5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 2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 9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 2 集）[M].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30.

[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 1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1.1 种实采集 粗糠树果实成熟期7—8月[2]，有些9月中下旬成熟[7]，7月中旬开始有果实自然脱落，从7月中旬起开始捡拾；9月中下旬用高枝剪剪下带果枝条，手工采下果实。本试验种子来源于洛阳市西苑公园、河南省林科院、南阳内乡宝天曼，共采集种实156 kg。

[7][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目前，仅靠学生学费推动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从多渠道来筹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资金。首先，国家应对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给予相关的政策补助，例如，为教师提供社会保险和购房补贴等，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师的工作热情，从而为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的深入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国家还应帮助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设立“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基金，可通过政府、社会、高校三方共同努力来增加发展资金，从而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华尔街另一大投行美林证券也深陷次贷危机，到华尔街出手的也并非中投一家。美林是美国最大券商，公司当年第三季度的收入下降了94%，在次级抵押贷款相关领域遭受约79亿美元的账面损失，是美林6年来首次出现季度亏损，也是该公司93年历史上的最大季度亏损。当时有分析称第四季度美林的账面损失将超100亿美元，美林CEO斯坦·奥尼尔随后辞职。当年11月中旬，此前曾接手纽交所的约翰·赛恩接任美林CEO，着手引进战略投资者。

[10][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超声波提取法是利用声波可破坏植物细胞壁的原理，用溶剂来辅助提取物质的方法。欧阳玉祝等[14]的实验是将花椒籽核作为原料，通过对提取介质、时间、温度等方面因素的考察，研究出了超声波提取花椒精油的工艺流程。通过实验获得的该方法的最佳工艺是在提取介质为体积分数95%的乙醇，液固比为3∶1(mL/g)，温度为60 ℃的条件下，超声提取90 min，用该方法制得的花椒油的提取率可达71.8%，这相较于其他方法提取率高出了很多。超声提取法优点是效率高、时间短、温度低且适应性广，是目前一种应用价值比较高的较新型的提取方法，所以常被应用于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和基因的相关研究中。

[11]胡寄窗.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1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 4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 3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