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计划”又称“2011协同创新计划”，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背景下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重大战略工程。从教育政策科学的视角，追溯“协同创新（Snergistic Innovation）”思想的理论渊源，关注跟踪各个创新主体的实践进展，总结提炼实践过程中的基本做法和规律性特征，矫正政策实施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博弈所产生的政策偏差和政策失真，促成政策目标的实现是教育学术界的责任。

一、“协同创新”思想的理论来源

“协同”一词来源于希腊，意指“关于合作的科学”。协同创新思想的理论起点是现代管理学新三论之一的“协同论”，最早由联邦德国学者哈肯（Snergetics Haken）1971年提出，1976年出版《协同理论导论》著作系统阐述。它主要研究各种完全不同的系统在远离平衡时通过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从无序态转变为有序态的共同规律。在这种转变中，时间结构或空间结构在宏观尺度上以自组织的形式产生出来。[1]

协同论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系统——社会的或自然界的，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宏观的或微观的系统等等，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系统，却都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其中也包括通常的社会现象，如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作用，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大量子系统组成的社会总系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为，结果产生了1+1大于2的协同效应。[2]

协同论大大加深了人类对于系统演化的内部机制的认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作用。它启发人们可以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类比拓宽于其它学科，为探索未知领域提供有效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日趋紧密，协同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内外部的各种资源与要素的共享与协作运营。在高等教育领域，协同理论被用来解释和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实践。[3]21世纪以来，科技经济一体化使得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之间发展新型的长期、稳定、互惠、共生的协作关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1）设计阶段。该阶段包括智慧物流园区重点项目方案设计、各分模块的设计计划和功能实现、时间进度安排，智慧物流园区信息化设备的选型、设计图和综合布置详细施工图，以及包含后续采购和实施过程的所有设计选择方案。

科技创新平台是承担重大项目、产出高水平成果和可持续创新的基础。各“协同中心”的基本做法都是以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为基础搭建科研平台，在新的平台上重新架构组织管理体系。如北京大学牵头的“世界文明与区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构建综合研究、北美、欧洲、拉美、中东非洲、东亚南亚六个创新平台。西安交通大学牵头的“高端制造装备领域协同创新中心”搭建高端制造装备设计平台、高端制造装备控制研究平台、高端制造装备制造工艺研究平台、高端制造装备基础部件研究平台、高端制造装备集成研究平台等5个协同创新平台。

以往的高校科研工作都是以学科为边界，难以产生重大创新成果。新成立的各“协同中心”都是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若干学科为基础组建的。如“首都世界城市顺畅交通协同创新中心”以解决重大民生问题为目标，联合交通、土木、信息、控制、材料、管理、能源、环境等多学科，打破单位、部门、区域、学科界线，为北京治理交通拥堵，确保交通顺畅提供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牵头的“金融发展、改革与稳定协同创新中心”以建立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领先地位和促进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目标，联合经济、管理、政治、法律等学科。

二、“2011计划”政策执行的实践形态

跨境电子商务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发展起来，各高校现有条件还不能培养既会对外贸易技能，又有电子商务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合格人才的缺乏，掣肘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三、对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

一些已经有较好发展基础的“协同中心”都是承担国家重大攻关项目，并且与政府部门、行业产业有着良好的沟通、协调，彼此熟悉行业产业需求。如北京交通大学牵头的“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以解决影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行能力和运行安全的信号系统为目标，研制成功“城轨CBTC系统”并在北京亦庄线、昌平线得到应用，使我国成为继德国、法国、加拿大之后，第四个掌握该项核心技术并成功应用的国家，新的中心正着力于为中国高铁的发展提供系统的技术支持。[9]

（一）以学科导向转变为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

（ii）依据评价值（j=1，2，...，n）对方案aj（j=1，2，...，n）进行排序，然后，选择最优方案。由于 a3＞ a2＞ a4＞ a1，因此，a3是最优方案（产品 3是最优的）。即，产品3是在阀值水平δ=0.2条件，一致性水平大于0.8（一致性=1-0.2=0.8），迭代次数c≤288的条件最优方案。也就说，产品3是基于2015年4月-2016年4月的1，500条有关4个主流品牌手机客户偏好数据挖掘发现，估计有80%以上的客户可能偏爱的手机产品。

“公共政策的表达形式有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指示、政府的大型规划、具体行动计划及相关策略等。”[4]中国公共政策发生在“以党领政”、党和国家相互嵌入的独特结构和政治生态中。也就是说，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往往是政治领导人通过他们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敏锐的洞察与分析，将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公共问题引入政府议程，通过重大活动的讲话提出政策设想，这是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形成的一条基本范式。在高等教育领域，从江泽民总书记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讲话启动“985工程”，到胡锦涛总书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出台“2011计划”政策，昭示和映显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重大政策过程的清晰逻辑。进言之，面向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要求高等教育制定高点指导和引领示范的战略性教育政策，而具体情境下的“2011计划”政策，从议程设置、目标聚焦、方案选择以及政策合法化等一系列政策过程，持守了当前中国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遵循政策过程的一贯路径，彰显了具体政策问题环境下的政策特质。

（二）以优势学科为基础搭建创新平台

2006年中国发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协同创新理论”被赋予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2011计划”应时而生。政策设想是在组织方式上实现创新，通过加强系统内部，以及系统内外部的沟通、交流、合作，构建有序架构，更为高效地实现创新。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等创新主体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围绕解决国家重大需求这一目标，自组织地产生协同体的有序时空结构和功能，共享优质资源，展开深层次、多样化的交流合作，形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协同模式。各类创新主体是一种独特的混合型跨组织关系，通过序参量（协同学的基本概念，主要作用是使协同体建立新结构）的变化，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跨边界的组织机构，使得知识在合作组织间转移、吸收、共享、利用和再创造，从而产生国家急需的重大战略性创新成果。

第三，需要明确产权关系。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也面临问题。其中产权划分不清晰，相关责任主体确定不明确，同法人相关的财产体系不明确。这些因素都会给企业重组改制过程中带来障碍。所以，在重组过程中，需要清晰的明确公司产权、责任、法人财产等主体关系。

（三）重大项目引领

体制机制创新是实现“2011计划”政策目标的根本动力，上述“协同创新中心”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总体上仍处于摸索阶段，缺乏比较成熟的模式。但从各“协同中心”的设计看，可以发现政策设想的初步端倪：

（四）建立系统的组织管理制度

各协同中心在组织管理架构方面都有各自的尝试和创新，如清华大学牵头的“水安全与水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华东师范大学牵头的“国家教育决策协同创新中心”建立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组成的内部治理架构。“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协同各方建立了《关于组织机构与管理运行机制的协议》、《关于岗位设置、人员聘任和人事管理的协议》、《关于研究人员招聘程序的协议》、《关于人才协同培养的协议》、《关于创新任务协同实施的协议》、《关于资源整合与成果共享的协议》、《关于“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的合作协议》以及《关于培育经费的协议》。

四、尾议：消弭系统风险

作为一项重大教育政策，“2011计划”克服了我国高等教育重点投入政策长期以来封闭管理只有少数大学参与，学科取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针对性不强，高水平研究成果缺失，“钱学森之问”折射出的创新人才培养焦虑，学术氛围浮躁和学术生态恶化、弊于功利等一系列饱受诟病的缺陷，实现了整体性制度创新。但从“2011计划”政策的设计和初步运行来看，政策依然因循明显的项目治理逻辑。

项目治理即国家在分税制制度条件下，在收入集权的体制下，财政资金分配采用项目制的方式在体制之外灵活处理。国家治理采用项目的制定、申请、审核、分配、变通、转化、检查与应对等一系列的环节和过程，调动整个国家社会体制联动运行，确立了一种新的结构形态。[10]但是，严密的技术治理系统通过立项、申报、审核、监管、考核、验收、评估和奖罚等一系列理性程序，在原有体制之外形成强大的项目政策特权以及常见的项目虚设、项目重叠和项目嵌套等问题。进言之，“2011计划”依然带有明显的项目制烙印，面临项目治理的思想藩篱和利益壁垒。首先，在国家层面，协同创新中心以大学为创新主体，这与市场经济体制普遍倡导的企业是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主体形成矛盾；其次，作为一项新设项目，必须有增量资金投入，从现有政策文本观察，中央政府资金投入的数量尚不具备和“211工程”、“985工程”平行的规模，部分省级政府的投入是将原有重点学科建设经费、“211工程”、“985工程”经费移位，实际上变成了原有政策的替代；第三，“2011计划”旨在架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新成立的协同创新中心与原有组织形态即各协同单位之间、与教育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之间，如何避免项目重复和嵌套；第四，如何吸引占中国大学95%的地方大学优势资源参与，政策设计不限定身份，不固化单位，不搞论资排辈，但从已经公开的协同中心资料来看，地方大学依然处于劣势。

协同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对现实实践的指导上使用的还只是一些定性的指导，处理方法比较粗糙。中国高等教育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愿景，解决区域和行业发展中影响和制约国家发展战略的瓶颈问题和重大战略需求，所根植的创新环境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国际上没有现成经验照搬，只有秉持开放、竞争的原则，优化科研组织模式，消解项目制的窠臼，充分调动各个层次创新要素活力，汇聚资源，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哈肯，郭治安译.高等协同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87.

[2]张钢，陈劲等.技术、组织与文化的协同创新模式研究[J].科学学研究，1997，（2）.

[3]张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J].教育研究，2011，（7）.

[4]谢明.政策透视-政策分析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5.

[5]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22.

[6]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4-25.

[7]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

[8]高靓.“2011计划”：英雄不问出处[N].中国教育报，2013-3-1.

[9]宁滨.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N].人民日报，2011-4-19.

[10]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