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人们总是对建筑在空气中的东西表示好感，并持续地发生敬意。可是，人生那么具体、琐碎，每时每刻都在变易、更张，我们凭什么去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呢？由此，也可以引入中医的阴阳理论，即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即使一根草，一粒尘埃，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然是相对的，而只有相对，才可能大致平衡，以至于相生相克，长久不休。再以此引申，政体、理念、人、山水、天地、日月、雄雌，等等，也莫过于此。人类是一个大的命运共同体，其中一部分人受难，其实是在替我们全人类痛苦，还有一部分生活幸福，其实可能消耗的是全人类的福祉。

在转型经济中，就业流动具有重要意义，是劳动市场均衡实现的重要力量[1]。对于每个劳动者，就业流动及与之相对应的就业稳定性是反映个体就业状况和就业特征的重要维度，是个体就业质量的重要体现[2-4]。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否有稳定且质量较好的城市就业是他们能永久定居城市的重要前提，是决定其市民化水平的关键因素。没有稳定的高质量城市就业作为基础和保证，农民工就难以在城市生存和立足，城市永久定居和市民化就是空中楼阁。然而，当前农民工很少与用工单位有长期合同关系、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5]，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短工化”[6]，都说明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稳定性很差，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而此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已演变成农民工难以摆脱候鸟式迁移模式的重要原因。

在理论上，个体是否发生就业流动取决于流动后的预期收益和流动成本的比较，包括诸如工资收入、年龄、家庭环境、失业率、人力资本投资等都是影响个体就业流动的重要因素，当中任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工人做出改变雇主、变换职业、变更工作地点的流动决策[7]。而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在职培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最受学者们的关注。对于农民工，在其正规受教育水平整体很低的现实下，他们在城市工作期间获得的在职培训，是其就业后人力资本的最主要投资，势必会对就业行为产生影响。然而，在职培训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不同特征的就业流动，在职培训是否具有相同的作用？相较于那些无培训的农民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是否会带来就业质量的改善等一些问题就需要研究给予回答。

关于在职培训对就业流动的影响，最早可见完全竞争框架下人力资本理论的系统阐述[8]。根据培训所形成人力资本与企业生产的关系，Becker将培训分为通用性培训和专用性培训。由于专用性培训所增加的人力资本只在特定企业可用，员工在培训后为了获得该部分新增人力资本的收益会选择留在企业工作。而通用性培训所增加的人力资本可在企业间广泛适用，因此，员工在培训后是否发生就业流动取决于他们从企业获得的收益补偿情况。此后，欧美学者又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重点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对二者关系做了理论深化[9-11]，并认为通用性培训与就业流动关系的实际表现具有多维性，可能是正向关系，可能是负向关系，亦可能无显著相关。在学者利用欧美国家样本所做的实证分析结果看，已有研究普通支持了专用性培训对就业流动的抑制效应[12-14]，而对通用性培训的作用则如理论上的分歧一样，结论差异很大[15-16]。相较于欧美学者对此问题较早且深入的探讨，只有少数学者对二者关系在中国表现做了探讨[17-22]。总体来说，国内研究虽相对更支持在职培训在减少就业流动上的积极作用，但关于二者关系并未形成一致判断。此外，概括已有对中国的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均只关注了培训与就业流动发生的关系，缺乏对培训与就业流动类型、流动次数及就业质量变化等关系的更为深入的探讨，且仅有陈昭玖等[18]、张艳华和沈琴琴[20]、江金启和陈婧文[21]和Jiang 等[22]是以农民工群体为对象。为此，本文利用辽宁省6县市的农民工抽样数据，在分析在职培训对其就业流动发生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培训和就业流动类型、流动次数和就业质量变化的关系做了探讨，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在职培训在农民工就业流动上的作用效应。

(3) 由于该类围岩易出现塌方，需在塌方处预埋注浆管，后续进行回填注浆，并采用化学灌浆方式对拱架上方松散体进行固结。

二、数据来源、变量解释和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沈阳农业大学三农研究院2014年在辽宁省6县市进行的农民工调查。整个样本采用分层抽样方法获得。具体来说，我们先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从辽宁省内抽取1个大城市(沈阳)、2个中等市(阜新和锦州)、3个县(台安县、开原县和昌图县)作为调查地，而后依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数据中的行业分布和辽宁省内农民工的区域数量分布确定各县市样本总量和行业配比，最终共获得1 242个样本。

在本文分析前，我们对样本进行如下的清理：一是只选取城市初职就业时有固定雇主单位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二是对调查当年才出来务工的样本进行剔除。因为这类样本刚来城市、就业时间短，就业流动大多因此没有发生，包含这类样本会造成样本中没有发生工作转换的比例高估，进而使结果有偏。经上述两个调整后，共有434个样本被剔除，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单位是808个。此外，由于有57个样本未能给出初职城市的名称，我们无法确定其初职城市的规模类型，故初职城市类型变量有57个缺失值。在涉及与初职城市类型相关的分析中，这部分样本会因变量值缺失而被剔除，从而使得后面有些分析中样本量只有751个。

(二)模型和变量

本文要从流动发生、流动类型、流动频次和就业质量变化4个维度分析在职培训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在这里，就业流动是指个体发生工作变换的情况。根据变换前后的空间和职业变化，我们把就业流动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同职业同就业地域的跨企业流动(下文称“企业间流动”)，二是个体同职业跨区域且跨单位流动(下文称“区域间流动”)，三是个体跨单位、跨行业或跨区域的职业改变，但不包括个体在同一企业内部的工种调整(下文称“职业间流动”)。基于上述界定，并综合个体从初职到现职的就业地点、雇主单位和职业类型的信息，只要个体有符合上述三种流动的情形发生，本研究就确定个体有就业流动发生，否则确定为无就业流动发生。由此，就业流动类型设定为无就业流动、企业间流动、区域间流动和职业间流动四种情况。流动频次用农民工从初职后发生上述就业流动的次数来体现。就业质量变化用流动个体现职相较于初职是否发生职业声望的提升来体现。

[10]Stevens M.A theoretical model of on-the-job training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4,46(4):537-562.

 

(1)

式(1)中，因变量jturn1是就业流动发生。由于它是个二值变量，我们对式(1)采用Logit估计。

二是就业流动类型决定模型，其形式是：

本部分利用式(1)基于全部农民工样本分析在职培训与就业流动发生的关系，而后对二者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性别和代际比较，以考察在职培训影响的人群差异，表2是回归估计结果。

 

(2)

式(2)中，因变量jturn2是就业流动类型。由于它是个无差序的类别变量，我们对式(2)采用多选项Logit(Multinomial Logit)估计,基中，j=0,1,2,3。

(4)驾驶培训：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汽车的普及，驾驶逐渐成为职场的重要工作技能之一，工作单位往往对这一方面有硬性要求，因此大学生往往会选择在大学期间就拿到驾驶证。

三是就业流动频次决定模型，其形式是：

 

(3)

式(3)中，因变量jtnum是就业流动次数。由于它是个有序计数变量，我们对式3采用有序Probit估计,其中，j=0,1,2,3,4,...。

岩鹰从他方才的位置一掠而过，强力的鹰爪抓在岩壁上，发出一声令人耳酸的尖响，在岩石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抓痕。

四是就业质量变化决定模型，其形式是：

前段时间，我找专业人士做了一次形象改造。改造时，我一遍遍地跟对方说：我牙齿不好看，是不是会给整体形象减分？是不是怎么穿都不可能漂亮？

 

(4)

三是大力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各市县要根据工作需要，从自治区切块下达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产业发展和就业创业等后续扶持工作，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就业、有收入。

（一）精准识别，打牢脱贫基础。全面落实“聚焦再聚焦、精准再精准”基本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大走访、大排查”常态化活动。一是严格精准识别。坚持“村内最穷、群众公认”原则，严格对照“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按照“四进七不进”标准和“八步、两评议两公示一比对一公告”流程新增贫困户。二是严格精准退出。按照“一出三不出”标准和“八步、两评议两公示一比对一公告”流程验收，确保退出过程全透明、有依据、无异议。三是建立完善动态监测机制。建立定期监测、日常监测和大数据监测相结合的动态监测网，对已脱贫户和临界贫困户进行重点监测，及时发现致贫返贫户并纳入帮扶。

在4个估计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均是cztrain，指农民工的在职培训情况，我们用农民工初职期间是否获得在职培训来加以体现*根据培训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类型不同，以往研究在分析中多会把在职培训划分为通用性培训和专用性培训。一般说来，区分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根据培训是由企业提供还是由劳动者、政府或其它商业机构提供来进行区分，并把企业提供的培训确定为专用性培训，把劳动者自我提供或政府或其它商业机构提供的培训确定为通用性培训；二是根据培训成本的自付比例来区分通用性培训和专用性培训，其中自付比例很低的培训确定为专用性培训，自付比例很高或完全自付的培训确定为通用性培训。然而，对本研究来说，上述培训类型的区分很难实现。因为本调查数据中只有极少个体的初职培训是由政府、商业机构及劳动者来提供(14个样本)，或自付费用大于0(15个样本)。故研究未对在职培训做通用性和专用性的区分。。是作为回归控制引入的变量，主要有三类：一是反映个体初职工作特征的变量，如初职的工作类型、工作年限及其平方、工资和务工城市规模；二是反映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变量，如代际归属、性别；三是反映个体培训以外的人力资本的变量，如文化程度，外出前的技能掌握情况和外出前的非农务工经历等。εi,i=1,2,3,4是误差项。有关变量的定义、取值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

  

变量定义和取值说明样本数/n均值标准差就业流动发生较初职，是否有就业流动：0=否，1=是8080．7850．411就业流动类型流动类型：0=未流动，1=企业间流动，2=区域间流动，3职业间流动8081．6831．162就业流动频次频次类型：0=0次，1=1次，2=2次，3=3次，4=4次及以上8081．7911．525就业质量提升提升类型：0为质量未提升，1为质量有提升8080．1610．368在职培训获得初职是否获得在职培训：0=否，1=是8080．4060．491工作类型初职工作类型：1=工商服务人员，2=低技能工人，3=高技能工人，4=公司管理人员8081．9340．843工作年限初职工作年限/年8084．6225．716工作年限的平方初职工作年限的平方80853．990137．798工资初职小时工资/(元·h-1)8086．1245．508代际类别代际归属类型：0=老一代，1=新生代8080．5070．500性别性别类型：1=男性，2=女性8081．5200．500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年8088．9052．144外出前的技能掌握外出前是否掌握技能：1=是，2=否8081．7700．421外出前的非农经历外出前是否就近务工：1=是，2=否8081．7720．420务工城市规模规模类型：1=县镇，2=中等城市，3=大城市7512．1640．804

三、结果与分析

(一)在职培训与就业流动发生

[7] 方维规，“概念史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東亞觀念史集刊》[J]，台北：政治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四期，P136.

[1]Borsch-Supan A.The role of education：Mobility increasing or mobility impeding？[R].NBER Working Paper No.2329,1987.

其次，从性别和代际的分组估计看，在职培训对女性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较于无培训的女性，受过培训女性发生就业流动的概率下降11.21%。但对于男性农民工，在职培训对其就业流动发生无显著影响。在代际上，在职培训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有显著负影响。相较于无培训的老一代，有过培训的老一代后续发生工作转换可能性下降8.50%。然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的作用不明显。基于性别和代际的分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职培训在农民工就业流动发生上的抑制效应主要是由它在女性和老一代群体上的作用所主导。

最后，从控制变量在全部样本上的估计结果看，对农民工就业流动发生有显著解释作用的因素还包括初职工作的年限和工资、性别、外出前的技能掌握情况和非农经历，及务工所在的城市规模类型。具体来说，初职工作的年限和工资与就业流动发生呈负相关，工作的年限每增加1年或工资每提高1%，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概率分别下降4.13%或2.19%。女性农民工较之男性不易发生流动，其流动的概率要比男性低14.11%。外出前不掌握技能和外出前无非农经历的农民工在初职后发生流动的可能性会降低。相较于外出前掌握一定技能或有过非农经历，前者的流动概率低5.88%，后者的流动概率下降8.95%。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就业的农民工较之县镇务工者发生流动的概率会更高，前者会增加11.08%，后者增加8.91%。而进一步从性别或代际的分组回归结果看，初职工作的年限和工资、外出前的非农务工经历和务工城市的类型对所有组别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均有显著解释作用。

 

表2 就业流动发生的Logit估计结果

  

变量全部样本女性男性老一代新一代在职培训-0．563∗∗-0．985∗∗-0．043-0．658∗∗-0．639低技能工作-0．1040．0240．088-0．3550．508高技能工作-0．1360．0520．0030．045-0．23企业管理类工作0．097-0．0260．8311．4980．119工作年限-0．383∗∗∗-0．469∗∗∗-0．380∗∗∗-0．303∗∗∗-0．566∗∗∗工作年限的平方0．010∗∗∗0．014∗∗∗0．009∗∗∗0．007∗∗∗0．01工资-0．204∗∗∗-0．324∗∗∗-0．158∗∗∗-0．253∗∗∗-0．146∗∗∗新生代0．2070．878∗-0．800∗女性-1．391∗∗∗-1．755∗∗∗-1．020∗∗文化程度-0．007-0．0040．0290．074-0．334∗∗∗外出前无技能-0．572∗-0．387-0．535-0．347-1．014外出前无非农经历-0．905∗∗∗-1．492∗∗∗-0．211-0．859∗-1．286∗中等城市0．974∗∗∗1．743∗∗∗-0．1120．844∗∗1．349∗∗∗大城市0．759∗∗∗0．791∗∗0．7290．3351．781∗∗∗常数项5．762∗∗∗5．203∗∗∗4．983∗∗∗5．345∗∗∗9．079∗∗∗

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表3 培训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类型、频次和就业质量变化

  

变量多选项Logit估计企业间流动区域间流动职业间流动有序Probit估计流动频次Logit估计就业质量变化在职培训-0．347-0．706∗∗-0．677∗∗-0．098-0．664∗∗∗低技能工作0．017-0．506-0．039-0．134高技能工作-0．125-0．740．179-0．091企业管理类工作-0．2150．2050．3350．458工作年限-0．424∗∗∗-0．316∗∗∗-0．386∗∗∗-0．183∗∗∗-0．028工作年限的平方0．010∗∗∗0．009∗∗∗0．010∗∗∗0．005∗∗∗0．001工资-0．185∗∗∗-0．280∗∗∗-0．184∗∗∗-0．097∗∗∗-0．120∗∗∗新生代-0．1170．0480．699∗∗-0．0860．519∗∗女性-1．115∗∗∗-1．712∗∗∗-1．462∗∗∗-0．583∗∗∗0．074文化程度-0．0190．032-0．036-0．0020．111∗∗外出前无技能-0．346-0．632∗-0．747∗∗-0．191∗0．029外出前无非农经历-0．831∗∗-0．720∗-1．109∗∗∗-0．294∗∗∗-0．291中等城市0．3541．806∗∗∗1．124∗∗∗0．277∗∗0．918∗∗∗大城市0．2621．243∗∗∗1．088∗∗∗0．341∗∗∗0．730∗∗常数项4．850∗∗∗4．144∗∗∗4．733∗∗∗-2．294∗∗∗截点1-2．714∗∗∗截点2-1．845∗∗∗截点3-1．264∗∗∗截点4-0．756∗∗∗

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二)在职培训与就业流动类型、就业流动频次和就业质量变化

在本部分，我们首先利用式(2)的多选项Logit估计分析在职培训对不同就业流动类型发生的影响(表3的多选项Logit栏)。从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看，在职培训在企业间流动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区域间流动组和职业间流动组，其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这说明，在职培训虽无法显著降低农民工在同职业同地域的企业间流动发生，但对减少他们的跨区域或跨职业的就业流动发生有明显抑制效应。

其次，我们基于式(3)对在职培训与就业流动频次的关系作了考察(表3的有序probit栏)。从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看，在职培训的系数估计虽为-0.098，但由于其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职培训对农民工就业流动次数的多少则无显著解释作用。结合培训在就业流动发生的影响，研究认为，是否获得过在职培训虽然在农民工决定是否从原单位离开时能起到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并不能显著减少农民工就业流动次数。

最后，我们基于式(4)对在职培训与就业质量变化的关系作了分析(表4的logit栏)。在此处，我们只基于有就业流动发生的农民工样本进行了回归估计。同时由于就业质量的改变是基于初职工作类型的比较得到，因此回归模型没有把初职工作的类型变量纳入到回归中。从回归的结果看，在职培训的系数估计值为-0.66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有过在职培训的农民工在培训后选择就业流动，他们的就业质量状况却因此变得更差。对于那些有意通过在职培训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进而改善就业的农民工来说，这个结果表明，留任企业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概括上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本研究对在职培训在农民工就业流动上的影响有如下发现：(1)在职培训能显著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而性别和代际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职培训的作用主要由它在女性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上的抑制作用所主导。(2)从流动类型看，在职培训对农民工的企业间流动发生无显著影响，但对农民工的区域间和职业间的工作转换有显著抑制作用。(3)从流动频次看，在职培训对农民工在初职后的就业流动次数无显著解释。(4)农民工在培训后的就业变动会带来就业质量的下降。

1.2.4 细胞自噬小体的定量检测 不同浓度槐耳清膏（4、8、16、32mg/ml）作用 NCI-N87 细胞 24h 后，收集细胞，用浓度为1μg/ml吖啶橙室温条件下避光染色20min，离心之后弃染液，用1×PBS清洗3次后，PBS重悬细胞，上流式细胞仪检测，FL3通道检测红色荧光，FL1通道检测绿色荧光，红色荧光增强说明细胞内酸性自噬小体增多。

基于在职培训作用的的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在职培训可作为一个减少当前农民工就业流动的政策工具来。通过在职培训的提供，流入地政府、用工企业等相关主体可以在实现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提升的同时，还有助于他们在城市的更稳定就业。从长远来看，这既有利于农业转换人口的市民化，也有益于新型城镇化和新常态下的工业化推进，有助于我们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变。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培训的抑制效应具有流动类型和人群特征的差异性。基于在职培训对农民工在同一城市内同类企业间的流动无显著减缓、对跨区域和跨职业的流动作用十分显著的研究发现，我们认为，虽然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通过在职培训对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当前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在职培训收益在同城的行业内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但站在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来说，鼓励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在职培训投资非常有助于本地劳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整体提升，对全面提高当地的劳动生产效率和本地劳动队伍的整体稳定供给都具有积极意义。由此，我们认为，在当前培训提供中除要动员企业来进行投入外，城市管理者也应发挥积极作用，通过综合运用投资补贴、税收减免等公共财政手段来帮助企业分摊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效应成本。

基于培训无法显著降低男性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及初职的低工资是引发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原因的研究发现，我们认为企业应在提供培训的同时应把农民工管理纳入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建设当中，通过在福利提供、工资待遇、职位晋升等上的平等机制建立以提高农民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他们的企业忠诚度。

3.1.3 区域水资源支撑的农业经济规模 它是区域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生产这些产值所消耗的农业用水量之比。用公式表示为：

此外，基于农民工在培训后进行就业流动无法实现就业质量提升的事实发现，研究认为要加强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引导，促进其合理流动。

参考文献：

首先，从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看(表中第1栏)，在职培训的系数估计值为-0.56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在职培训能有效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进一步计算培训的边际效应后，我们发现，初职期间受过培训的农民工，其后就业流动的发生概率比无培训者会下降6.21%。

[2]Bartel A,Borjas G.Middle-age job mobility：Its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M].Men in the Pre-Retirement Year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1997.

此外，研究发现对农民工就业流动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还包括初职工作的年限和工资、性别、外出前的非农工作经历和务工城市的规模类型。具体来说，初职工作的年限越长，农民工后续就业流动的可能性越低；初职的工资越高，农民工就业流动的概率越低；男性相较于女性更易发生就业流动；外出前在本地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工更易发生就业流动；及在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就业流动相对更多。

[3]谢勇.基于就业主体视角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财贸研究,2009(5):38-42,112.

[4]江金启,戚迪明,张广胜.农民工初职和现职就业质量评价及就业流动性研究——基于辽宁省6县市农民工就业史的考察[J].南方农村,2014(10):4-11.

图7为四足机器人在一个运动周期内的行走过程示意图。图8为四足机器人分别在开环与模糊控制下运动过程的机身滚转角变化对比图。其中，虚线为开环运动状态下机身滚转角的变化情况，实线为经模糊控制后机身滚转角的变化情况。图9为坐标系下机身质心在斜面运动过程中的运动轨迹，模型运动方向为X轴负方向。

[5]黄乾.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J].人口研究,2009,33(3):53-62.

式(4)中，因变量jmob是就业质量变化。由于它是个二值变量，我们对其同样采用Logit估计。

[6]寇恩惠,刘柏惠.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工资差距——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7):3-19.

[7]Mincer J.Human capital and the labor market a review of current research[J].Educational Researcher,1989,18(4):27-34.

[8]Becker G S.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16-26.

3.4 访视者交流增强自我护理信心 通过护理人员组织访视者交流会，护士可以定时、主动、深入与患者沟通，了解其心理动态，建立信任可靠的护患关系，帮助他们正确对待造口带来的生活改变，能给予患者情感方面的支持，消除患者心理障碍，保持稳定的情绪，增强其求生存的能力和信心。患者之间的交流也使患者有了参加工作和社会交往的主动性，消除了患者的孤独感，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获取相关知识的机会，提供了能够相互交流造口护理及生活经验的平台，更好地促进造口患者身心健康。同时鼓励患者参加知识讲座活动，使其逐渐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并能正确对待自己，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社会生活和社会工作［10］。

[9]Katz E,Ziderman A.Investment in general training: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labour mobility[J].Economic Journal,1990,100(403):1147-1158.

根据因变量的定义和数据特点，本文运用以下4个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一是就业流动发生决定模型，其形式是：

[11]Acemoglu D,Pischke J S.Why do firms training? Theory and evid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113(1):79-119.

[12]Mincer J.Job training,wage growth,and labor turnover[R].NBER Working Paper No.2690,1988.

[13]Farber H S.The analysis of interfirm worker mobility[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94,12(2):554.

[14]Parent D.Wages and mobility:The impact of employer-provided training[J].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17(2):298-317.

[15]Lynch L M.The role of off-the-job VS.on-the-job training for the mobility of women worker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1,81(2):151-156.

[16] Korpi T,Mertens A.Training systems and labor mobility:A comparison between Germany and Sweden[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05(4):597-617.

[17]翁杰.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员工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2005(6):67-75,98.

[18]陈昭玖,艾勇波,邓莹,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 (1):6-12.

[19]孟凡强,吴江.我国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3(5):78-88.

上下义关系是一种类和成员的关系。此例中birds和small feathered fliers，dinosaurs和terrestrial or aquatic animals是两对上下义词，birds和dinosaurs是下义词，small feathered fliers和terrestrial or aquatic animals是上义词。上下义词内部之间互为意义的补充，通过这种方式使语义连接更为紧密，达到语篇连贯的效果。

[20]张艳华,沈琴琴.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基于4个城市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3(3):176-177.

[21]江金启,陈婧文.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作转换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辽宁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6,31(9):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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