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随着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公平的金融机会对农户变得日益重要。可喜的是，得益于长期以来的金融改革，农村金融的供给能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改善。相应地，长期以来困扰着农户的金融排斥和信贷配给问题，也已经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不过，由于农村金融的复杂性，我国仍然有较多的农户面临融资难问题。特别是，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仍然是较为普遍的[1]。信贷机会的匮乏，降低了农户在自然灾害和疾病等外生冲击下平滑其收入的能力，也进一步影响到农户的消费和生产。面对农户融资难的顽疾，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归因。考虑到农业的区域性和农村社区的嵌入性等因素，社会资本长期以来被学者们认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不过，社会资本的表现形态和内涵，会随着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属于新兴市场和转型发展的国家来说，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村和城乡，人员大规模的流动、竞争以及分化的趋势，打破了原有单位、地域、城乡以及所有制的界限，使传统关系型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家族观念受到挑战，血缘关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趋于下降；个体价值和利益摆在了首位，并开始重视现有的社会结构对自身利益关系的构建。更不要说，在要素流动和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专业市场等大量的经济、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并在各方面影响着农户的生产、消费与金融行为。

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变化，无疑会深刻影响着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也影响到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渠道的理想选择。事实上，这已经使得传统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的影响在弱化：那些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农户民间借贷也表现出弱化趋势[2]。不过，当传统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随着时间慢慢弱化的同时，以社会信用和社会经济组织参与为主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农户融资中将可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农户社会资本弱关系(数量)的增加和强关系(质量)的减少，使得农户融资从道义金融逐渐向契约型金融转变。这也表明，新型社会资本的出现对农户融资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3]。社会资本异质性是否对农户融资渠道的选择产生深刻变化？少数经验发现是否窥见了农户融资结构的普遍性规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基于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渠道和农村信贷市场微观结构的作用机理；在实践中，使农户能够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中，与时俱进地更新其社会资本，分享农村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变化的成果。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资本与农户的融资渠道

自从Modigliani和Miller[4]的原创性论文发表以来，资本结构或融资结构理论引发了大量的后续文献。从研究对象来看，这些文献集中于两方面。一类文献主要是基于比较视角，从某个角度分析企业对银行信贷与股权融资的权衡。权衡理论、市场择机、破产成本理论等，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型。另一类文献虽然也被称为资本结构理论，但他们所讨论的其实是某具体融资模式的优劣问题。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优序融资理论、税收差异理论或税盾理论，可以被归于第二类文献。还有一些文献尽管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融资结构，但就其微观机理来说，仍属于这两类。不过，这些文献有一共同点：他们所讨论的对象，乃是债务与股权融资，债务具体形式包括正式金融的信贷或债券。可以说，民间金融(借贷)与正式金融的银行信贷，分别作为债务融资的两种形式，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借款者对它们的选择问题，并没有被严格意义上的资本结构理论所关注。不过，在农村经济金融领域，基于问题的重要性，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学者们研究企业的资本结构问题，是因为他们想探究企业融资决策背后的理论逻辑。然而，学者们研究农户融资结构的初衷，与其说是出于理论兴趣，不如说是基于农户贷款难的严峻现实之需要。为获得信贷资金，农户又是如何在民间借贷和银行借贷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呢？从理论上看，这涉及到供给者(民间中介和正规机构)、需求者在农村市场上的相互匹配。其中，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社会资本自然被学者所广为重视。

(二)社会资本与农户的民间借贷可得性

作为一个农户的重要禀赋，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可得性和融资渠道的选择问题，自然被学者给以广泛关注。何广文[5]、李锐、李超[6]和许月丽[7]等指出，农户融资渠道的选择更多的是依赖于非正规金融机构。Fafchamps和Lund[8]对菲律宾的研究发现，解决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矛盾主要依赖于朋友和亲戚等关系网络；在正规金融机构缺失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机构允许家庭通过收入多样性解决资金难题。导致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农户的社会资本。在非正规信贷市场中，何军等[9]和张建杰[10]发现，农户的社会资本拥有量对于农户的信贷可得性是非常重要的。基于社会资本的不同形态，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杨汝岱等[2]指出，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可以成为农户民间借贷的抵押品，能改善农户融资难的问题。梁爽等[11]发现，政治参与、外出务工以及社会关系等影响到农户民间借贷的能力。侯彩霞等[12]对甘肃的研究表明，信任、网络和规范等社会资本，与农户的信贷发生率呈正相关关系。与上述发现不同的是，孙颖、林万龙[13]指出，传统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慢慢弱化，农户的信贷可得性也因此而受到不利影响。

(三)社会资本与农户的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可得性

社会资本是否影响到农户在正规金融部门的贷款可得性？对此问题，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叶敬忠[14]认为，富裕并且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户，更可能得到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Guiso[15]也认为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在获取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方面更有优势，并很少利用民间借贷。不过，梁爽等[11]发现：农户社会资本的多少与农户在正规金融机构中的贷款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性，也许是因为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分类问题。于是，一些学者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纳入一起进行综合考量。童馨乐等[16]发现，农户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与农信社的关系、亲戚关系等，会显著影响农户融资来源，但是政治关系和邻里关系对农户融资来源影响并不大。徐璋勇、杨贺[17]的研究证实了农户拥有良好的政治关系资本和金融关系资本是正规金融机构的倾向，农户的人际关系是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所倾向的要素。Durlauf和Fafchamps[18] 的研究发现，有特殊身份的农户会利用自身条件优势进行寻租，更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融资，而那些没有社会资本的农户只能转向民间部门融资。

[13]孙颖,林万龙.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的影响 [J].农业技术经济,2013(4):26-34.

(四)文献评述

[6]李锐,李超.农户借贷行为和偏好的计量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7(8):4-14.

三、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社会资本是一个多视角的概念，它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基于研究需要，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表现形态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归纳。不过，这些文献对社会资本的归纳大都基于形态，而非基于功能。事实上，这些不同形态的东西，尽管被冠以“社会资本”的称谓，但其实在功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就难免影响到人们对社会资本功能的深入认识，也难以准确刻画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在影响农户信贷渠道方面的差异。针对这种情况，以功能为标准，Uphoff[19]将社会资本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结构型社会资本，主要指社会组织和网络等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另一类是文化社会资本或者认知型社会资本，主要指规范、价值、态度、信仰、信任、互惠等心理过程。社会资本确实非常重要，但其形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之重要性也相应此起彼消。随着农村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逐渐转变，结构型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认知型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则相对提高。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也会深刻影响到农户融资渠道的选择。

(一)结构型社会资本影响农户融资渠道的作用机理

按照费孝通“差序格局”的观念，在农村这一特定聚落中，人与人之间的稳定关系成为农户融资的重要担保品。农户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民间信贷部门所比较看重的因素 [17]。作为传统社会资本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网络，这一结构型社会资本在农户融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网络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拥有社会网络多的农户更容易获得民间融资，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的不健全[20]。通常情况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机理是：在农户社会关系网络规模比较宽的情况下，一旦其违约不还款，这种有损信誉的违约信息会在农户关系网中快速传播开，影响的波及面更广。这会自动化为一种社会压力而提升农户的违约成本。当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水平越高，违约行为会负面影响网络成员对其的道德评价，导致农户的社会资源损失也越更重[21]。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转型，金融机构越来越依赖于第三方强制机制来执行信贷契约，依赖于抵押和担保来控制信贷风险，某些传统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在农户融资过程中的作用将趋于弱化[2]。据此可以得到如下假说：

H1：传统意义上(社会网络)结构型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户获得民间借贷，但无助于提升农户在正规金融部门的信贷可得性。

(二)认知型社会资本影响农户融资渠道的作用机理

在现代社会，社会信用已经成为类似于劳动、土地和资本等形式的生产要素，对资源配置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信用是一种获得交易双方信任的资本，农户拥有信用资本才会获得社会认可，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而促进交易的完成。在认知型社会资本中，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获得借贷的交易费用和收回借贷的风险程度。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影响二元金融。低社会信任水平，社会资本能帮助弱势群体获得民间借贷；反之，社会资本将增加农户在正规金融部门的信贷可得性[22]。作为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典型形式，社会经济组织参与能够破解农村信贷市场融资困难的问题。比如，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作为一种信用担保中介，可以起到缓解正规金融机构所要求抵押品的作用。此外，那些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与农业龙头企业有着合作关系的农户，他们因为组织参与程度的提高，因而更可能接触到正规金融机构。他们的组织参与行为也间接揭示了有关其个人信用、经营能力等方面的私人信息，因而也更可能被正规金融机构视为合格客户[21]。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2：以社会经济组织参与为代表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可提高农户在正规金融部门的信贷可得性。

四、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333004)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根据聚类分析结果，课题对广东、贵州、河南、江苏、江西、辽宁、宁夏、山西、四川9个省进行抽样调查，最终共发放问卷2 880份，收回2 704份，问卷有效率93.89%。本文选取了广东和江西的数据，共计1 134份问卷。

此次结果中可见，观察组实践操作、理论知识、制度掌握、流程掌握及法律法规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在满意度方面，观察组自我评价、教学方式、实习过程数据均高于对照组，P＜0.05。显然，观察组所用方式更具优势，学习效率及效果更佳。

社会网络属于传统的结构型社会资本，社会经济组织参与和社会信用是新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内容是非常丰富，具有多维特征。这就给社会资本的度量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在关系复杂的农村，社会资本的度量也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问题。不同学者的做法既存在共同点，也有差异性。通过文献梳理以及对社会资本内涵的理解，本文拟用社会网络、社会信用以及社会经济组织参与3个指标来衡量。社会网络包括广度和深度2个维度：以“是否为大姓”选项分为3个等级来衡量广度，以“您家亲戚朋友中是否有村干部”量级为3个等级来衡量深度；从农户认知型社会资本角度出发，用社会信用和社会经济组织参与指标衡量。其中，社会信用以分别“向亲戚、邻居以及朋友借钱的难易程度”5个等级来衡量，社会经济组织参与方面选取 “您家是否参与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土地合作社、农民金融合作社、农民劳务输出协会以及农民创业协会”作为衡量指标。

关于其他可能影响融资渠道的控制变量，本文从农户特征、家庭特征等维度加以考虑。农户特征方面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和性别，家庭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固定资产价值等家庭禀赋特征，以及地形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外部因素。之所以考虑上述控制变量，其原因如下：由于风险偏好的不同，女性对风险更为敏感，因此对于融资渠道的选择，女性会选择更为保守，期限、利息可调整的非正规融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和家庭收入水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承包地面积、固定资产价值作为个人还款能力的信号显示;地形则在某种程度上度量了金融交易的物理成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宏观上反映了信贷需求，也体现了金融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述变量选取及指标设定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选取及指标设定

  

变量变量名称指标含义变量定义及赋值核心自变量结构型社会资本1结构型社会资本2社会网络亲朋好友中是否担任村干部：是=1，否=0是否为村里的大姓：小姓=1，一般=2，大姓=3认知型社会资本1社会信用向亲戚借钱、向邻居借钱、向朋友借钱的难易度，进行5级赋值认知型社会资本2社会经济组织参与是否参加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土地合作社、农民金融合作社或金融互助组、农民劳务输出协会、农民创业协会：是=1，否=0控制变量年龄农户年龄单位：岁文化程度农户文化程度小学=1，初中=2，高中(或中专)=3，高中(或中专)以上=4性别农户性别男=1，女=0家庭规模劳动力总人口数单位：人家庭收入水平农户总收入水平单位：元生产规模农户承包规模单位：hm2资产价值农户固定资产价值单位：元地形该村所处地形特征山区=1，丘陵=2，平原=3区域经济该镇在本县的经济很低=1，较低=2，中游=3，较高=4，很高=5

(二)描述性统计与结果分析

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则可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均值标准差亲朋好友中是否担任村干部0．960．187是否为村里的大姓2．40．773分别询问向亲戚借钱、向邻居借钱、向朋友借钱的难易度3．220．94是否参加村里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土地合作社、农民金融合作社或金融互助组、农民劳务输出协会、农民创业协会0．070．261年龄4415．07文化程度2．080．957性别0．660．476家庭规模3．411．48家庭收入水平2．731．187资产价值394418746生产规模0．2620．387地形2．090．855区域经济2．910．697

(三)社会资本对民间借贷可得性的影响

1.因子分析 对农户社会资本指标的测量方法上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社会信用的衡量是通过分别向亲戚、邻居以及朋友借钱的难易程度，运用主成分分析确定相应的权重。KMO值的取值范围介于0.7～0.8，适合主成分分析的程度为一般，基本可以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权重。计算结果显示：向亲戚借钱的难易权重赋予0.22，向朋友借钱的难易程度赋予0.22，向邻居借钱的难易程度赋予权重为0.56。相应，计算出社会信用的衡量指标。社会网络是通过亲戚朋友中是否有村干部以及是否为大姓分别衡量，亲戚朋友中是否担任村干部衡量社会网络的质量，是否为大姓衡量社会网络的数量。社会经济组织参与是衡量农户是否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组织。通过因子分析，其KMO值0.513，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和相应的P值分别为19.861和0.003。表明因子分析适切性“适中的”。得到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面向值，累计解释方差达到60%；各因子的载荷值均在0.5以上。这表明，本文所设计的题项收敛度较好，整体的因素结构基本符合理论上的判断。

成胶前的黏度对于暂堵压井胶塞的施工工艺至关重要。成胶前黏度高，施工时泵注摩阻大，严重时稠化剂与交联剂只能交替注入，工艺复杂，且存在堵塞井口的风险。图1是暂堵压井胶塞黏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2.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以影响农户融资渠道的相关理论为前提建立计量模型，将农户“是否向私人融资”作为被解释变量(民间借贷)，取值只有0和1两种情况。0表示农户不向私人融资，1表示农户向私人融资。被解释变量作为二元离散型变量，适合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其基本形式为：

式(1)中，P的含义是农户是否发生私人(民间)借贷的概率，ln[P/(1-P)]是对数发生比，Xi表示自变量，Bi表示回归系数，B0表示回归截距项，μ表示随机扰动项。

(1)

ln[P/(1-P)]=B0+B1X1+B2X2+…BiXi+μ

3.实证结果 基于变量和模型，利用SPSS17统计软件对截面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表3)。

 

表3 农户是否发生民间借贷

  

解释变量回归系数S．E值Sig．值社会网络结构型社会资本1(是否担任村干部)0．352∗∗0．1550．023结构型社会资本2(是否为大姓)0．1020．1020．315社会信用认知型社会资本1(借钱难易程度)-0．237∗∗∗0．0780．002社会组织参与认知型社会资本2(是否参与各种经济组织)-0．2480．4030．538年龄-0．022∗∗∗0．0060．001文化程度-0．267∗∗∗0．1020．009性别0．381∗0．1680．024家庭劳动力总数0．0560．0510．273家庭总收入-0．111∗0．0680．104固定资产价值0．0000．0000．592生产规模/hm2-0．0630．1850．734地形-0．206∗0．1170．078区域经济-0．244∗0．1090．026常量2．512∗∗∗0．7220．000模型检验-2LogLikelihood1015．637Cox&SnellR20．056NagelkerkeR20．075模型预测精确度/%61．4Hosmer和Lemeshow检验c2值3．274

注：*P<0.1；**P<0.05；***P<0.01

表3显示，结构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对于农户的民间融资有着差异性作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网络即是否担任村干部(系数为0.352，P<0.05)对其民间融资的影响是正的。可能的原因是，担任村干部的农户，可能是作为乡村能人的身份而相对容易从非正规渠道获得资金。此外，度量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另一指标即是否为大姓(系数为0.102，P>0.1)对农户的民间融资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并不显著。这表明着，随着农村社区结构的改变，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对民间融资的仍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其作用却在下降。假说1得到了弱验证。关于认知型社会资本，实证分析的结论也是颇有意思的。显然，社会经济组织参与(系数为-0.248，P>0.1)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信用(系数为-0.237，P<0.01)，都与农户民间借贷负相关，尽管其程度并不一致。这表明，社会信用较高和参与经济组织的，有着更多机会参与到正规金融市场，从而减少了对民间借贷的依赖。

加快实施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修复。编制完成流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实施意见，流域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河湖渠系沟通等规划编制工作有效推进。进一步加强了入河排污口监管，完成2013年滦河、永定河上游、漳卫南运河水系共306个入河排污口监督检查和监测工作。推进引滦水资源保护，完成潘、大水库周边水源地保护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有效应对浊漳河突发水污染事件，保障邯郸、安阳两市供水安全。实施流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和黄泛平原风沙区等试验示范项目，加快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推广步伐。

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大都符合预期。年龄与农户的民间借贷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水平减少了农户参与民间借贷的必要性。文化程度与农户的民间借贷负相关，这表明拥有高文化水平的农户更可能倾向于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来融资。从回归系数看，似乎男性倾向于民间融资，但真实的情况更可能是男性充当了家庭融资的决策者。家庭收入水平与是否发生民间借贷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因为较好的流动性而没有借贷需求。家庭劳动力总数、固定资产和生产规模等象征家庭生产经营和还款能力的相关指标，与民间借贷都存在正向但并不显著的关系。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情理之中：农户的生产性资金尽管仍然离不开民间借贷，但其重要性却在下降。地形既反映了金融在空间上的交易成本，也衡量了经济发展水平。无论是哪种含义，地形对民间借贷来说是无足轻重或者不相关的。区域经济水平与农户的民间借贷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原因不言自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伴随着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因而某种程度构成了民间借贷的挤出。

(四)社会资本对正规金融部门信贷可得性的影响

表3显示，农户社会资本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农户的融资渠道选择；总体看，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等传统意义上的结构型社会资本，在帮助农户获得民间借贷方面的作用仍然存在，但其重要性趋于下降。此外，随着农户个人收入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他们日益离开民间借贷。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些因素将对农户的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产生积极影响？这有待于进一步实证分析。将被解释变量换为“是否从银行融资”，自变量保持不变，实证分析的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农户是否发生正规借贷

  

解释变量回归系数S．E值Sig．值社会网络结构型社会资本1(是否担任村干部)0．494∗∗0．2260．029结构型社会资本2(是否为大姓)-0．452∗∗∗0．1420．001社会信用认知型社会资本1(借钱难易程度)0．1390．1180．238社会组织参与认知型社会资本2(是否参与各种经济组织)1．029∗∗0．4860．034年龄0．0110．0090．240文化程度0．466∗∗∗0．1450．001性别0．0510．2530．841家庭劳动力总数0．120∗∗0．0690．084家庭总收入0．173∗0．0960．072固定资产价值0．0000．0000．107生产规模0．0300．2460．903村所处的地形-0．1760．1810．330该镇在本县的经济发展水平-0．479∗∗∗0．1590．002常量-2．341∗∗1．0450．025模型检验-2LogLikelihood892．597Cox&SnellR20．070NagelkerkeR20．129模型预测精确度/%85．5Hosmer和Lemeshow检验c2值6．003

注：*P<0.1；**P<0.05；***P<0.01

表4显示，就结构型社会资本而言，是否担任村干部(系数为0.494，P<0.1)能够帮助农户获得银行等正规金融部门的融资。“是否为大姓”(系数为-0.452，P<0.1)这种与传统家族社会相联系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户获得正规融资的影响是负的。这就表明，宗族关系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并不利于农户在正规金融的信贷可得性。不过，村干部这种社会资本，无论在民间借贷还是对于银行借贷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表明，村干部充当了联结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作用。就认知型社会资本而言，社会信用(系数为0.139，P>0.1)和社会经济组织参与(系数为1.029，P<0.1)显然可以有效促进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假说2得到了较好的验证。这一结论与孙颖(2013)的研究发现类似，即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出现这种情况，其理由的显然的：加入经济组织的行为，不但可以间接显示农户的信用状况、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的等私人信息，而且也使得农户可以通过这些组织的担保、增信甚至是充当贷款经纪人，从而使得农户能够以更低成本或更容易获得银行等正规金融部门的贷款。这也表明，社会信用能够揭示农户的私人信息，因而它也溢出到正规市场，并且促进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

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分别如下：农户的年龄和性别等人际特征在帮助农户获得正规贷款方面并没有显著性的促进作用，这也符合常理。农户文化程度有利于获得正规贷款，这与表3的信息的逻辑是自洽的。家庭劳动力总数、家庭总收入以及固定资产价值等变量，也在某种程度有利于农户在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但效果并不显著。在农业相对收益较低和农户农业投入意愿欠佳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村庄地形在某种条件下反映了金融交易的物理成本。因此，平原地区的农户能够较为便利的获得正规贷款。一个看起来颇为“惊讶”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户越少向银行申请贷款。按照常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无论从供给者还是需求者，或者从市场环境来说，都会有利于农户的金融参与。为何会出现这种“悖论”？其原因很可能是：随着农户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从生存小农变为利润导向的理性小农之后，在农业相对收益较低、风险较大的情况下，他们会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对农业的投资，进而也减少信贷需求。其实，这种“悖论”已被许多文献多次发现并反映了现象的普遍性。微观上，农民收入增加到某个水平之后，其农业贷款反而减少；这反映到宏观上便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村金融市场反而停滞不前[23-24]。

2.2 量表得分 护士主观幸福感总得分平均为(86.35±10.04)分;护士婚姻质量总得分平均为(427.01 ±33.89)分。

（2）试验用焊材 焊接热影响区最高硬度试验采用J607Q（φ4mm）焊条焊接；斜Y坡口焊接裂纹试验分别采用J607Q（φ4m m）焊条和药芯焊丝JQ.YJ621K2-1（φ1.2mm）焊接；对接接头刚性拘束焊接裂纹试验分别采用气体保护焊和埋弧焊方法焊接，气体保护焊采用HTW-58（φ1.2mm）焊丝焊接；埋弧焊采用H65Q（φ4mm）焊丝+SJ105q焊剂焊接。气体保护焊用CO2气体纯度＞99.5%。焊接材料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如表3所示。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2]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11,46(11):116-129.

(二)建议

(1)帮助农户加入农村经济组织。农村经济中介组织的发育，不但可以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为农户提供了一个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机制。政府需要加强农村中介组织建设，帮助农户积累更多的认知型社会资本。这就使得金融机构能低成本的获取信息和开展各项金融服务，从而也自然促进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和农村金融发展。

(2)建立健全农村征信体系。在人际信任重要性逐渐下降，制度信任逐渐重要的时代，社会信用及信息的标准化对于农户信贷可得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组织参与，农户的社会网络也得以优化，信息透明度得以提高。这也便利了农村社会征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目前，很多企业的财务管理在实施ERP时，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管理制度，即使在ERP项目实施前期下发了相关的制度或者管理规定，很多企业的内部人员在执行起来也会不到位，下发的文件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起到良好的管理作用，这种管理现象就很难保证财务管理信息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从而也就不能保证各个部门的信息在第一时间上传到ERP系统中，可见，企业的相关管理制度是保证ERP顺利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10]张建杰.农户社会资本及对其信贷行为的影响 [J].农业经济问题,2008(9):28-3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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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韩俊,罗丹,程郁.信贷约束下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题,2007(2):44-52,111.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社会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关系网络构建的“熟人社会”在“流动中国”背景下，已经慢慢地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农户的社会资本形态也发生深刻变化。相比传统的结构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丰富。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户的融资渠道选择，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表明，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帮助农户获取银行等正规金融部门的贷款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比较之下，以宗族和血缘为主的结构型社会资本，尽管在帮助农户获得民间借贷仍然是重要的，但却无助于他们进入正规金融市场。这暗示，社会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抵押品并且通过声誉的溢出，从而使得农户能够离开民间中介而从正规金融机构那里获得贷款。尤其是，那些广泛参与经济组织的农户，更是能够显著增加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可得性。一些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反映了农村信贷市场微观结构的一些重要变化。随着农村金融的现代化发展，那些与特定人格特质相关的传统因素比如性别和年龄等，对于农户获得正规贷款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农业相对较低的收益和较高的风险，使得正规金融机构仍然对信贷风险有着较大的顾虑，因而生产规模、劳动力人口甚至是固定资产这些间接反映还款意愿的因素，在促进农户获得正规贷款方面尽管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效果却并不显著。微观现象的宏观影响便是：农村经济发展伴随着农村金融停滞。这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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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发现，现有文献使用个别省份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但是，他们忽略了农业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新形态，并且因为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杂糅在一起而未能清晰刻画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差异性影响。基于个别省份的小样本分析，影响到研究理论的普适性。为弥补这些缺陷，本文基于主客观的因素层面区分社会资本，揭示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及其对农户信贷可得性和融资渠道的影响机理；以沿海发达省份的广东和中部地区的江西为调查对象，根据农户问卷数据提供计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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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农业投资的相对收益。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的相互关系，已经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理性小农因为农业的低收益而减少了农业投资，进而也抑制了信贷需求。这就出现了经济发展、收入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农村金融市场停滞的悖论。为促进农村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发展，政府需要通过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等措施，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相对收益，从而能够使资本自发的流入到农业。建立内生动力和市场机制之上中国农业，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确保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

“五头并进”破除水利发展障碍——访湖南省水利厅厅长詹晓安………………………………… 田灵燕 ,李建章,王 琳（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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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CE是基于Windows平台为宿主机，在宿主机上有完善的编程、调试、代码管理工具，可方便实现目标仿真。内置的标准通信能力使Windows CE能够访问Internet及收发电子邮件。Windows CE调度策略是使用基于优先级的可抢占调度，而在同级任务之间又可采用轮转制度。Windows CE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由Windows 95操作系统演变而来的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易用性是其最显著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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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需要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的意识，灌输 学生努力拼搏的精神，人常说“人穷志不穷”就是 这个道理。资助工作者对贫困学生进行积极正确 的引导，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此外，通过一些鲜活的例子，帮助贫困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 榜样，让学生以榜样的事迹为荣，从而带动整个贫 困生行为的转变。各班级的辅导员需要和贫困学 生打成一片，及时的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生活 情况，有针对性的为贫困学生创造一些锻炼的机 会，让贫困学生不断的接受社会的正能量，增加自 己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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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诊断方法的评估治疗有效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13.634，P<0.05)，其中MRI联合PSA的评估治疗有效率为91.94%(57/62)，高于PSA的83.87%(52/62)和MRI的 80.64%(50/62)(P<0.05)，PSA和MRI的评估治疗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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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初步形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并发放调查问卷，运用EXCEL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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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用基于模糊PID算法的脉宽调制(PWM)控制方法，即PWM方波的占空比可调，来控制电机的转速，PWM方波的占空比是由增量式PID算法求得。目前，常规的PID调节器控制作用一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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