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我国方志编纂巅峰时期，政府主持下大量地方志文献涌现，盛世修志，康雍乾时期和晩清时节是方志多修时期。康熙间河州地区地方志编修取得巨大突破，有两部关于河州的地方志文献问世，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署名张瓒的《河州志》* 张瓒《河州志》成为善本古籍，被保存起来，非内部人士无法观阅。两卷和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王全臣编修的《河州志》六卷问世。

1　康熙《河州志》编纂介绍

1.1　版本溯源

《河州志》版本如表1所示。最早版本应追溯到嘉靖吴祯《河州志》，有“吾河昔无志，郡人吴亦乐公草创”之记载，是河州历史的第一本地方志文献。《明史·艺文志》“史部 ·地理类”著录有朱捷《河州志》四卷，现不见传本。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河州志》编修人等无从考证，张思温书中提到“其无序目，亦无纂修人名姓”[1],共有2卷七门五十八目。晚清缪荃孙编《方志目》定其作者“知州张质”[2]，《陇右方志录》也肯定这种说法。朱世嘉《中国方志综录》认为由最后一任知州张瓒修，按以前规律，确实当署其名。遂张思温定其作者为河州知州张瓒[3]。王版《河州志》称其为“旧志”，此版《河州志》在体例编目与明吴祯版《河州志》基本相似，笔者认为其可能因袭前者。此三版《河州志》是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问世前最早版本，其中吴祯《河州志》是体例最完备，记载内容最殷实的志书。

 

表1　明清《河州志》版本一览表

  

年代撰者志书卷数现存情况明(嘉靖二十四)吴祯编修、刘卓校刊本《河州志》共四卷甘肃省图书馆明(万历三十年)朱捷编修《明史·艺文志·河州志》共四卷已佚清(康熙二十六年)张瓒(署名)《河州志》共二卷作为善本古籍保存清(康熙二十六年)王全臣纂修《河州志》共六卷(风俗缺文)甘肃省图书馆

1.2编修始末

康熙时期，流传下来的《河州志》存在诸多问题，记载混乱、内容粗略，河州基本无志书，如在徐原本序开头就提到“河州有志近二百年一余，钦之不如其不志也，也有其甚者，乃无可志。钱粮国赋也，土地民产也，教化风俗国维也......”*(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徐原本序》。，“披览之下，诚不如其不志也”*同上。。《河州志·凡例》中也写到“州志创于明孝廉吴祯，今不见蓝本，颇岁产修者妄自割裂，以至刺謬混杂特甚。旧志条理不清，今为类从，故先后繁简不同。旧志字句榛莽删改，以就明通疑者则阙矣，道里四至徹底改正，不详其细。”*(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凡例》。等等。此背景下河州地方史亟待需要一志书去记述。加之“旧志”* 指康熙二十六年张瓒(署名)《河州志》。对事关国计民生的田赋等记载简略等。

康熙四十六《河州志》由王全臣编修。王全臣，湖北钟祥人，字仲山，生卒年月不详。历任汲县知县、河州知府、宁夏府水利同知、平凉知府、安西兵备道。任职期间，勤于务职，均粮免赋，卓有政绩。其担任河州知州期间“修志学官，纂定志书”*(民国二十年)马凯祥编纂，《和政县志·人物志·王全臣》。，《导河县志》载“(王全臣)以循良著名陇右 ，公余手订州志 。”* 《导河县志 ·官宦传》。王版《河州志》结合前面两版志书优点，是目前关于《河州志》研究方面一部较为齐全的地方志文献，保留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其河州所有志书中记录最为完备、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部，较之嘉靖和康熙二十六年版突破很大。此书与康熙四十一年(1641年)着手编修，历时五年之久才告完成，共六卷，刻本。共三十三目，其中风俗缺文。王全臣编修《河州志》其一，述政绩而后世见之。在序中提到“知汝(《河州志》)者可以识汝之全体，即千百世后不知汝为谁何？而志在，可以识文豹之一斑，汝绩懋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吾拾兹志见之矣。”* (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郭朝佐序》。其二，为后世“定规模立家训，此为仲山修志之意也”* (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徐原本序》。。

2　体例、内容和特点

2.1　体例和内容

地方志是一地区各类史料的集合，其虽无正史之浩瀚庞大，但涉及内容繁多且类众，因而体例设计相当关键。王全臣《河州志》结合了吴祯《河州志》和张瓒《河州志》的优点又结合当时的实际而定目录的。既有对嘉靖《河州志》目名的保留、沿承，又加入了康熙二十六年《河州志》的类目。此外体例方面还受到《大清一统志》中《河南通志》和《陕西通志》影响。早在康熙十一年，《莱阳县志·奉上修志敕文》载保和殿大学士卫周佐上奏称：“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然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清)万邦伟修，卫元爵等纂：康熙《莱阳县志》卷首，《奉上修志敕文》；清康熙十七年刻本。康熙采纳其建议，“诏天下直省、府、州咸修辑志书”*(清)高得贵修，张九征等纂：康熙《镇江府志》，张九征序；清康熙十三年刻本。。王全臣《河州志》在体例上遵循清政府要求，改变往日《河州志》沿用的门目体。表2可见，嘉靖与康熙二十六年《河州》在体例上都采用了门目体，分门立略，各分略之下又再立目。然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只有目，而不设置门类。全书六卷三十九目。书前有郭朝佐等人抒写序3篇，书后有跋和后序各1篇，前序后序都加盖印章，甚是详细。

其三，字里行间流露多清廷文治武功的歌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随康熙帝台湾收复、平定三藩等旷世武功，方志编修再次迎来良机，且是方志推动省通志编修，二者齐头并进。康熙二十六年和四十六年成书的《河州志》正是此时期编修完成的，有着明确的彪炳政绩和跟随朝廷喜好的特点。这一点在其体例和内容中体现的很明显。如体例受河南巡抚贾汉复修《顺治河南通志》和《康熙陕西通志》影响，康熙“颁诸天下以为式”[4]，志书编纂以此为模板，故遵循朝廷修志之要求，《河州志》遗弃以前门目体。内容不乏有对清朝政府治边有道的夸耀等，旨在维护清朝。

 

表2　明清《河州志》卷目分类表

  

志书名称卷数门类目嘉靖《河州志》卷一地里志沿革、郡名、分野、形胜、疆域、风俗(新附)、山川(水利附)、城池(寨堡)、桥梁(渡口附)、里廓(关隘、屯寨、烽堠附)、古迹、灾异、丘墓。卷二食货志户口、贡赋(屯田附)、物产。官政志公署(将府卫志附)、行署、秩官(附判守备卫属附)典礼志祭祀学校志庙学(庄毅祠名宦乡贤附)选举志科第、岁贡、封地人物志名宦、谪宦、乡隽、隐逸、武功、忠节、孝节卷三文籍志上诰敕、诗赋卷四文籍志下记铭康熙二十六年《河州志》卷一地里分野、形胜、沿革、疆域、山(岭、塬、坪、坡、洞附)、水、关隘、屯寨、烽堠、水利、古迹、风俗食货田赋、户口、课程、河州卫、茶马、土产建置城池、公署、铺舍、监督府公暑、镇协府公署、卫治、行署、学官(祭器、书籍附)、坛庙(寺观附)、市厘、里甲、坊表、桥梁注：灾祥、彝情不分目卷二官制监收河州厅通判、监收临洮厅分府同知、知州、州判、吏目、学正、训导、茶马司、河州卫官属、镇守、守备、参将、游击、副总府、千总、把总选举科目、恩贡、岁贡、武举、列监、荫监、省祭、地封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卷一山川图、城池图、公署图、文庙图、河源图。沿革、形胜、城池(市厘附)、疆域、山川、桥梁、渡口、分防、关隘(烽堠附)、风俗卷二田赋(户口附)、铺递、弊递、杂税、水利、河州卫田賦(户口屯寨附、中马番僧附)、学校、典礼、兵制、官政、公署卷三官师表、乡俊、官绩、人物、忠节、孝义、隐逸、贞节卷四古迹(丘墓附)、土产、灾异、彝情卷五、卷六艺文

注：表由作者从(明)吴祯版《河州志》和石宗源主编：《张思温文集》整理而成

2.2　特点

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是明清时期内容详实、结构安排完整的志书之一，其以记载内容多，涉及方面广著称，是在整理和完善前面两部《河州志》基础上完成的，除了继承“旧志”优秀成分加以吸收外，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经管窥特点，对今人了解古史有很大帮助。

[1]　石宗源.张思温文集[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

[4]　(清)纪　昀，永　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其二，地域特色比较突出；河州自古多民族聚居区，到了清朝，这里生活着藏、回等诸多民族，此在《河州志》篇目中加以反映。对河州“土地民产、教化风俗”记载详细，可惜的是“风俗”篇缺文，已看不到。康熙年间，藏传佛教在河州传播较广，故四十六年《河州志》卷二《河州卫田賦下》(附中马番僧)；“番僧”是藏传佛教僧人的别称，王全臣在抒写河州历史之余，把此地区民族、宗教等情况也有记载，为研究河州民族史留下了宝贵的地方志文献。

从内容上看，乾隆四十六年《河州志》记载1707年前河州各方面综合性志书，其涉及面广，内容详实，在河州地方志编修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之功。总体看，跟之前的目录相比，图更全面详尽，表也有使用；图方面嘉靖《河州志》虽有“州城图、郡治图、儒学图、河源图”* 马志勇，《河州志校刊》。四图，但过于粗略，不甚相近。而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设“山川图、城池图。文庙图、公署图、河源图”*(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卷一。五个子目，旁边还配小图，标注清晰。如在河源图中对水路、桥、木站都清晰可见；分卷更具有逻辑性，是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逻辑性更强，更能突出整体性与个性的差异；内容上，明确的有“官绩”字眼，行政管理的意味加重；分防、铺递*铺递，指驿站。《金史·世宗纪》：“朕尝欲得新荔支，兵部遂於道路特设铺递。”(清)俞正燮《黟县山水记》：“自江宁至黟县，羊栈为捷道，向置铺递。”、杂税、番僧、贞节等首次出现在了子目中，在军事、经济和民族关系及社会交通方面，都更系统更严密；灾异、彝情分目；艺文同样占据最多篇幅。此外，王全臣本人而言，其本身是一名杰出的水利专家，在担任河州知州、宁夏府水利同知等期间，广修水利，频设渡口，勤于政绩，故四十六年《河州志》在“水利”记载相当详细。目录和内容安排线索明晰，一目了然。文字规范性强且注重刻本规范，是河州地区所存方志中的精品。

总体上看，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在篇目安排上虽未脱清代府志的桎梏，存在不少当时府志篇目设计上的通病。但因安排了一些反映当地特殊情况的篇目，地域特点、时代特色仍十分突出，该书总体较全面真实记载了改土归流以来河州各方面的变化，可信度较高。

3　不足与史料价值

3.1　存在问题

参考文献:

3.2　史料价值

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在河州地方志编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不仅广泛融合前面《河州志》之长处并加以弥补、完善，并且对后面的宣统元年(1909年)《河州续志稿》(亦名《河州采访事迹》)和民国《续修导河县志》有着开拓性的影响，史料价值极高，是目前研究河州地方史尤其是明清史的一手资料。其一：民俗学方面：河州在元以后，就生活着汉、藏、土、回、保安、东乡、撒拉等民族，民族实体居多。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设“土产”、“风俗”、“中马番僧附”等类目对河州各民族风俗习惯、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均有载录，对研究民俗学提供史料支撑。其二：区域历史地理方面：设“山川图、城池图、公署图、文庙图、河源图。沿革、形胜、城池(市厘附)、疆域、山川、桥梁、渡口、分防、关隘(烽堠附)”* (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等目，图目结合，记载详细，对河州历史地理学的一手资料。其三：经济方面：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是研究明清时期河州社会经济史方面的不可多得的资料，对河州极尽详尽的“田赋”、“户口”、“杂税”的整理，对改土归流以来河州经济研究大有裨益。其四：文学方面：王全臣编修《河州志》用两卷(五卷、六卷)篇幅设“艺文”一目，是志中占据内容最多的，辑录了河州乡贤名士、官绩卓著等人士之文稿，记载了该时期河州文学发展大致状况，对研究文学价值非凡。此外，《河州志》作为一部区域地方史的博物志书，其价值不仅限于此，如其设“灾异”等目，对了解此地区自然灾害、农业发展大有裨益。

近年来，星光村农房、林地、湖泊、堰塘等乡村资源闲置现象逐渐凸显。乡村资源闲置的背后，反映了资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说明其价值未被有效激发出来，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低等问题。究其原因，包产到户后，农村的集体资产呈原子化发展状态，农民分散的闲置资源缺乏统筹管理，难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农民本身也缺乏组织化管理，难以与市场对接。星光村通过专合社这一平台，将整幢闲置房屋、宅基地、多余的房间等资源有效地统筹聚集起来，按照统一的标准对外出租，引导村民参与旅游接待服务，有效地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

4　结束语

1.2.2 SW480结肠癌细胞株慢病毒过表达miR-454-3p将SW480结肠癌细胞株（中科院上海生物细胞研究所）接种于96孔细胞培养板中，置于37℃培养箱中培养24 h，当细胞密度达约50%～70%时进行转染操作，参照Lipofectamine2000试剂（Invitrogen）说明书将 miR-454-3p mimics及阴性对照转染SW480结肠癌细胞株，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状态及转染效率。以初步确定miR-454-3p的表达情况。

清朝是方志发展的巅峰时期，不仅是数量还是体量上，都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不可否认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结合了前面两版《河州志》的优点，是价值极高的地方志文献。但其在编修中也存在明显诟病。其一，康熙一朝，以修志速度快、部头大著称，但大多数志书在编修中普遍存在质量不足问题，《河州志》亦是如此。按其序，此志乃其一人，在政务之余，亲自修纂而成，以一己之力迅速修志，讲究效率。虽然《河州志》在编修过程中注重规范、刻本质量等问题，但总体上而言，在细节处理上存在粗略草率、错讹混乱等问题；加之对《序》中所提的“旧志”(康熙二十六年《河州志》)否定过多，虽其内容翔实，但存在个别史料有不真实的地方；其二，因贾汉复编修的《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被康熙帝“颁诸天下以为式”，作为清代修志的官方模板，对各省、附、州、县志影响很大[5]。成为一大方志派别，各地方修志均仿照其体例修纂，这对《河州志》影响颇大。嘉靖与康熙二十六年《河州志》都采用以前通用的门目体，有门有目，然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一改往日体例，以清代方志官修模板为体例，无具体的门类而只有目，虽安排清晰，一目了然，但这不免造成结构错讹混乱、内容颠倒之嫌；其三，内容而言，因其修缮者为当地的地方长官，官师表、乡俊、官绩、人物等目，多记名望士绅、行政功绩，不免矜夸乡里，虚誉人物之疑。此外，如在卷三“贞节”卷四“灾异”等目，弘扬封建迷信、贞节烈女等糟粕，带有封建时代之烙印；特产或主产一目，只有文字，没有图像，不足以形成感谢认识；田赋史料翔实，户籍齐全，透露出封建剥削的实质。诚然，王全臣编修的《河州志》是明清时期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河州地方志，虽在小方面问题处理上存在问题，但这不影响此书价值。

式中：qc为单位长度上的热流密度；λl为外壳金属材质的导热系数；dT/dX为单位长度上的温度微变量。则通过外壳导体的热流量Qc为

[2]　(清)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G].上海：上海书店,1994．

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的《河州志》原版志书在乾隆四十六年的战乱中散于兵火；近代以后，刻本很少；目前可见的是雍正、乾隆时期曾有印本；解放后也有油印本；还有手抄本。谭其骧曾对王全臣《河州志》撰有提要[6]，十分珍贵。此志现出的有两册收本：《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方志汇编》第 30册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西北稀见方 志文献》第 49册 所收本[7]。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在结合前人修志优点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与前三版《河州志》相较，康熙王全臣编修《河州志》志书体例之完备、传本之精良、内容涉猎之广是其他三版志书无法比拟的，它对河州的政治沿革、地理交通 、宗教文化、番族风物等历史事项叙事之详细、记载之丰富较为罕见，对河州地方史史料保存较多，实为弥补正史中河州史过少之遗憾，是研究河州地方史最为重要的地方志文献。

李顺明：“清欠行动”的意义在于：为民营企业的稳健发展扫清障碍。在实践中，民营企业与政府部门、国有大企业进行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市场交易，少数政府部门、一些国有大企业仗权拖欠民营企业的账款，给民营企业的正常运营带来消极影响，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随着“清欠行动”的全面推进，失信“黑名单”制度将有助于清理历欠和防范新欠，不仅能保证民营企业资金的合理周转，化解民营企业的资金筹措问题，还能扩大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增强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

[3]　纪新芳.历代＂河州志＂比较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6.

其一，卷目设置中重视“田赋”；嘉靖《河州志》中未设“田赋”子目，康熙二十六年《河州志》卷一《食货志》中设“田赋”，但王全臣认为太过简略，故曰：“田赋，国计民生所系，旧志甚略。今改纪独详田赋及番族，下备录条议，以政治关系不嫌详，载用便考核。”* (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凡例》。；“田赋食也”* (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自序》。，张祖淳序也提到“此志以庶事之中，其最者为清地均粮。革除里役而已”。* (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张祖淳序》。此外，王全臣在修《河州志》的时，就认为旧志中没有涉及“钱粮国赋、土地民产、教化风俗”。* (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徐原本序》。区域背景而言，该时期河州“河州之天地丁粮，则混乱不清，至矣极矣。田赋尽掌里长之手，百姓任其鱼肉，官员不稽查奸弊，百姓不知种地若干，该完粮若干，该完粮若干；清册亦不知某花户种地若干，该完粮若干，该完银若干，凭里手造报，其造报之册曰‘红薄薄’。”* (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卷二《田赋》。王全臣完善田赋，均粮免赋。位置论，王全臣田赋放在卷二一目(田赋)和六目(河州卫田賦)两目，这在前面《河州志》中是尚未出现的，足见其重视；内容上，“田赋”卷二中占据很大篇幅，开头书明康熙时期河州田赋混乱背景以及内容中予以解决之法。此谓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最大特点。究其原因，与当时社会大环境相关，此时人地矛盾尖锐，大多地方出现国赋钱粮不清之实。

为确保实验的准确性，每组实验都重复进行5次，最终的实验结果取5次实验的平均时间。由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当数据量较小时，串行算法的处理效率要比算法在MapReduce运行的效率高。这是由于在MapReduce并行框架下运行程序会启动一个新的Job，新Job的启动和交互过程中会增加时间消耗。但是随着数据量的逐渐增加，串行算法的性能会随之下降，最终抛出内存不足的异常，而并行算法的效率随着数据量的增加逐渐优于串行算法，因此在处理海量数据时，有必要采用分布式集群模式。

[5]　余　坤.清代修志的官方模板——贾汉复修《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体例浅析[J].黑龙江史志，2013(12)：5.

氮肥市场方面，原料无烟煤价格坚挺，对尿素成本起一定支撑作用；尿素市场供给偏少，需求清淡，市场维持弱稳态势，预计短期内价格总体持稳运行。磷肥市场方面，原料价格或上涨或高位盘整，对二铵成本起到强力支撑；内需出口双向拉动，需求面表现旺盛，市场供应偏紧，预计短期内二铵价格将稳中看涨。钾肥方面，氯化钾供应偏紧，中小型复合肥企业开工灵活，对原料尚存采购需求，预计短期内氯化钾价格将高位平稳运行。复合肥市场方面，原料价格维持高位，对复合肥成本仍有较强支撑；经销商铺货力度加强，但基层农需欠佳，预计短期内复合肥价格将延续稳态。

[6]　谭其骧．河州志(六卷)[M].北京：齐鲁书社，1996．

[7]　杨聪聪.《河州志》的版本及其流传[J].文化旅游，2009(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