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鲁迅在文学选择方面曾发生重要变化。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在日本期间前期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后来“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1]那么，鲁迅为什么从“科学或政治的小说”转到“纯粹的文艺作品”，为什么不看重“直接的教训”，这一转变与辛亥革命前鲁迅思想变动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文选取分别翻译于“弃医从文”前后的《斯巴达之魂》和《四日》进行分析作为回答该问题的路径。这两篇小说都是描写国别战争，分别或改作、或翻译于鲁迅“弃医从文”前后，前者明显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而后者则不然。《斯巴达之魂》则是仙台学医前的翻译改作①，承接梁启超“政治小说”的传统。《四日》是鲁迅“立志”“从文”后，翻译的“纯文学”作品。这两篇作品大体都可算作鲁迅的翻译。在晚清，引进西学、翻译创作，是应对民族危机、探索民族发展道路的重要方式。鲁迅的选择也体现着特定的思想诉求。通过分析《斯巴达之魂》到《四日》的转变，也许我们就可以沟通起鲁迅思想转变与他“偏离”梁启超的文学观和文体选择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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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的战争“风景”

对于《斯巴达之魂》和《四日》，鲁迅对二者的主题都曾做过说明。《斯巴达之魂》的“创作”意在标举“尚武精神”，而《四日》则“深恶战争”。鲁迅说：“《四日》者，俄与突厥之战，迦尔洵在军，负伤而返，此即记当时情状者也。氏深恶战争而不能救，则以身赴之。”[2]细读鲁迅的《斯巴达之魂》与《四日》，也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对“战争”、“武力”的态度的区别。从“尚武精神”到“深恶战争”是显在的主题差别，围绕这一主题的表现，两篇小说展现了两个不同的“风景”。

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战士，但二者对战死沙场的态度截然相反。《斯巴达之魂》中的“勇士”，“彼等曾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3]9-20。作品中重点描写了一位战士主动放弃当邮差，请缨上战场，他对国王的好意表示拒绝：“王欲生我乎？臣以执盾至，不作寄书邮”。而《四日》中无论是“我”还是对手“土耳其士兵”，都对死亡感到恐惧和反感。甚至于强调上战场不过是“被迫”的，无非“有人令之，则如青鱼入筌，以汽船送之君士坦丁堡”[4]。

当《斯巴达之魂》执着于“敌我双方”的“二元对立”的敌我分别时，《四日》则从“死亡”的角度，将敌我双方“统一”在“人”的位置上。“咄，为敌为友，在今兹不皆同耶”。这种分别同样体现在对“家庭”形象的描写上。《斯巴达之魂》之中的妻子宁愿丈夫战死沙场，“默祝愿生刚强毅之丈夫子，为国民有所尽耳”。她对于丈夫的个体感情服从于“国民意识”。而《四日》中的母亲则缺乏“国民意识”，她“每当夕日西匿，翘首朔方，以望其爱子，其心血，其凭依与奉养者之来归也！”对战争不同的态度，影响着对“战场”的审美观照。《斯巴达之魂》是拉开视距，从战争宏观场景俯瞰，于是“流血事件”得以意象化，有了“审美”上的升华，“呐喊格击，鲜血倒流，如鸣潮飞沫，奔腾喷薄于荒矶”；而《四日》则描述了战争场景的恐怖之处，如近距离观察战死战士的尸体等。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赞扬士兵“死亡”的价值，是《斯巴达之魂》文本构建的意义。在《斯巴达之魂》中，“纪念碑”，这个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成为“死亡”的“荣耀”；而从“人”的生命的角度反思战场上的士兵是《四日》的灵魂。在《四日》中，“士兵”的价值被贬低，“兵一人，犹彼犬也”。于是，对相互厮杀道德问题的反思，使《四日》中的战争行为具有了荒谬性：“见杀于我者，今横吾前，吾杀之何为者耶”，“杀斯人者我，然吾亦何罪乎”。

“风景”的样貌取决于“怎么看”。在《斯巴达之魂》中，作者、“叙述者”都是“代言者”，作者的声音、叙事者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具有一致性。而在《四日》中，叙述者是作为精神“审视者”而出现的，作者的声音、叙事者的声音、人物的声音有很大差异。在精神审视的意义上，“内视角”取代了故事，也造成了《斯巴达之魂》和《四日》之间的差异。当《斯巴达之魂》以外在视角审度战争场面时，《四日》则运用“内视角”，关注人的心理活动。由此一个士兵面对死亡时的怀疑和恐惧展示出来，战争的不合理性由此得到揭示。由此，“心理时间”，代替了政治事件时间，决定着《斯巴达之魂》和《四日》战争叙事的不同。

二 “尚武”的《斯巴达之魂》与民族主义思潮

《斯巴达之魂》与《四日》展现了两种不同的“战争风景”，而“看到什么”和“怎么看”反映出“要看到什么”的理念。《斯巴达之魂》对于“战争”的讴歌体现了对军事、武力的崇拜，这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紧密相联。“斯巴达”的故事在晚清广受欢迎，原因之一便是“斯巴达”曾由弱小民族转变为希腊盟主，这一过程能够给中国带来启示。19世纪，欧美的“民族主义”思想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扩张影响到中国。中国知识分子把“民族主义”或“国魂”的建设，作为挽救中国的必要途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因其有效地解释了“民族竞争”，从而得到普遍传播。生物生存规律的残酷性与民族存亡的危机感之间建立起了等同关系。这种“民族竞争”情结，被扩展到“情感”层面，衍生为“复仇”心理，使“政治暴力”的动机得以合理化。对外，它唤起中国国民对“共同体”存在危机的感知，产生“国家”和“世界”辨证对立的概念，振作起“反帝”的精神；对内，它与中国封建政权针锋相对，凝聚着辛亥革命前期弥漫社会中的“否定性政治文化心理”，推动人们走向“政治革命”的道路。为政治经济制度的革新提供了文化、思维方式、乃至情感层面的“基础”。“民族主义”不仅指向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立自强，也是“排满”的理论武器。同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鼓动暴力革命的重要动力。由此，军事强国的理念深入人心，军人的价值得到伸张。章太炎著有《军人贵贱论》用以提高军人的地位，弱化家庭观念，强化“敌我”竞争的思想等。

当时，梁启超也持这样的民族主义态度。虽然梁启超在有关革命路径的主张上与孙中山、章太炎等有所差别，但在“民族主义”思想方面与他们具有一致性。他将“民族主义”视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认为“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越之时代也……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读十九世纪，而知发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5]由此，梁启超提出“国民”的概念，并认为“国民”应该培养起“尚武精神”。他的《新民说》的第17节《论尚武》中就认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6]。

除了理论文章外，对“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的提倡还体现在“小说”一栏中。除了鲁迅以自树为笔名写作的《斯巴达之魂》外，还有“无名氏的《少年军》、任克的《苦影响逸史》、蕊卿的《血痕花》、侬更有情的《爱之花》、夸包尘翻译的《自由魂》、喋血花的《返魂香》等小说均大力提倡尚武主义。”[10]《浙江潮》的“小说”一栏秉承梁启超对小说政治功能的认识，指出“小说者国民之影而亦其母也。”“小说”被作为启发“国民意识”的重要途径，也可以说“小说”被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一小说观，和梁启超主张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斯巴达之魂》有明确的现实宣传作用，义勇队函电各方，在致北洋大臣函中有这样的话：“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据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3]17。

3.3.2 深翻深浇 菌核在土层10cm以下很难萌发或不萌发，而且这种厌氧环境还可以加速菌核的腐烂，所以深翻至少要达到20cm以上；浇水前将残根刨出，以减少初侵染源。

发表《斯巴达之魂》的杂志《浙江潮》，正是以“民族主义”情结集合的留学生群体所经营的杂志。在1902年-1905年的日本东京，聚集着以“逃离”和“反抗”为特征的青年群体。这是一群独特的青年群体，他们共同被排挤在社会制度之外，具有边缘性、反抗性的特点。虽然在实际的联系方面，《浙江潮》集结的留学生和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联系更为密切，与梁启超则较为疏远。然而，“民族主义”思想则使《浙江潮》与梁启超有诸多呼应。《浙江潮》发刊时就宣称是“乃以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发表以《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论》、《国魂》等为主题文章。呼唤“国民意识”亦是《浙江潮》的一个根本宗旨，在发刊词中，编者强调“本志立言务着眼国民全体之利益，于一人一事之是非不暇详述。”在具体的文章中，“国民”和“国家”被作为两个对等的概念，对中国民众“国民意识”的淡薄，文章表示极度的焦虑和痛心：“吾辈今日所处之地位不特为无国家的民族，而且为无民族的人民，庸昏骄蹇，麻木不仁”[9]。

μ——表示基尼系数具体数据，在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基尼系数受限于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取值范围在0-0.1的可能性很小，基尼系数的一般合理范围在0.1-0.3，鉴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过程中呈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式中的阈值为0.2。也即是各地区医生数与医疗床位数针对地区人口与面积的基尼系数小于0.2，可以理解为资源分配相对公平。

(2)矿石磨破至-1 mm后的主要矿物有石英、云母和长石类矿物。石英粒径主要分布在22～355 μm之间，占90.02%；云母粒径主要分布在19～300 μm之间，占88.78%；长石类矿物主要分布在8.1～250 μm之间，占87.99%。

6月份、9月份、落叶后、春季立春后，用“屠溃”涂抹主干、主蔓、所有分杈处。落叶后或立春后，还可以涂抹结果母枝基部15～20 cm枝段，预防溃疡病。落叶后可以采用屠溃 ∶水=1∶4的稀释液喷雾防病。

在这一观念的促动下，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历史”栏目也连载了《斯巴达小志》，对斯巴达城邦这一世界上最早的军国主义典型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正面介绍，分析了其立国起源、立法、政体、民族之阶级、国民教育等情况，“而自今以往二十世纪之世界更将以此义磅礴充塞之，非取军国民主义者则其国必不足以立于天地”，认为“斯巴达为二十世纪之模范”[7]。已有研究者揭示鲁迅的《斯巴达之魂》受到梁启超这篇《斯巴达小志》的直接影响[8]。不过，对这种影响我们还可以做更细致的考察。

也就是说，“尚武”、“国民”和文学的“工具论”，在晚清时具有一致性，它们都可以统一在“政治革命”和“民族主义”相辅相成的话语体系中。可以说，鲁迅翻译改作《斯巴达之魂》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呼应，和鲁迅自觉接受“政治革命”和“民族主义”相辅相成为中心的民族政治革命道路，置身由这一话语联结而成的现实空间中密切相联。

鲁迅在创作《斯巴达之魂》时，也同时在《浙江潮》上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小说。科学小说也好，政治小说也好，在文学功能上是一致的。鲁迅在《月界旅行辩言》中曾这样议论小说的价值，“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11]

三 《四日》否定“尚武”与鲁迅对民族主义的反思

《四日》对民族战争的“丑化”，与对“国民”、“尚武”的消解相伴。这种消解在“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之间展开。“民族主义”话语中，民族国家意识成为个体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个体生存价值建立起联系。《斯巴达之魂》中的“人”有着“民族主义”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是通过“民族主义”对于“人生观”的“植入”获得的。在《斯巴达之魂》中，无论男女老少皆重为国赴难，而以苟且偷生为羞耻。叙述者对这种情感方式的解释是：“若夫为国民死，名誉何若！荣光何若！”[3]17

培养“国民”的“荣誉感”，并将其转化为能够超越生死的“价值”，是建立“国民”人生观的重要方式。而在晚清，梁启超曾写作“永恒论”，号召以民族国家的“无限性”来俘获个人的“有限性”。而在《四日》中，这样的“国民”被认为是“愚物”。“一则曰爱国，再则曰英雄，而此口乃亦能作如是语乎”。“在彼辈目中，吾非英雄与爱国者又何物？虽然，此固而，而吾则——愚物也”。这是对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嘲弄和讽刺。通过个体生命的不可替代性指出“爱国”、“英雄”词语背后的虚无和空洞，认为为“英雄”的名声献出生命是愚蠢的。

“反诸己”之所以会出现，根本上还是在于对于“己”与“国家”、“民族”等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民族主义”范畴将“国”与“人”相联系，而鲁迅认为以“国家”考量“个人”，“人”的个体属性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属性”。这样的“人”较少重视人类共性。然而，鲁迅也不主张，消除“人”的“国家属性”，认为那样的“人”过于抽象，在民族竞争的具体语境中会带来另外的问题。他指出：“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13]28

《四日》中对战争疾苦的描写，对士兵恼恨和悲苦的描写，正像是托尔斯泰思想的感性注释。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就完全认同于“托尔斯泰”的思想。鲁迅也对“民族主义”带来的“暴力”思想表示疑惧。他认为当时的民族主义话语“托体文化，口则作肉攫之鸣”[13]34，若按民族生存竞争理论，只是简单地遵循“自然法则”，则会戕害“人性”。虽然动机是为了“爱国”，但实际行动却是“暴力”，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反动。鲁迅认为“民族”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武力”问题解决。但简单地否定“武力”，崇尚所谓“世界主义”又是不现实的。他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盛行的情势下，一味放弃“武力”，后果是遭受他国武力侵犯，无还手之力，所以鲁迅认为托尔斯泰的观点“然平议以为非是[13]34，因为“人类之不齐”[13]34。

由此，鲁迅构建起“立人”为中心的“文化革命”框架，与以“军事”、“经济”、“政体”等为内容的“政治革命”分离抗衡。而以“立人”为中心的“文化革命”与《浙江潮》为代表的“文化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标准和“政治革命”所拥护的标准有根本的差异，而后者则趋同。也就是说，鲁迅开始建立与“政治革命”“疏离”的“文化标准”。鲁迅以“文明”和“野蛮”的二元视角来关照辛亥革命前期的思想和文化潮流，将“文明”的标准设定为“人”的“灵敏”和“丰富”。他将辛亥革命诸多思想和行为视作“野蛮”，而将发扬“人的个性”视作“文明”。将军事上的侵略、经济上的崛起和政治上的民主归结为“十九世纪”欧洲的成就，指出这些成就的弊端以渐渐浮现，均不能成就民族的兴起。首先是“军事”与“文明”的分野。鲁迅质问“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14]45-46因为从“人”的角度看，军事上的成功，和人的文明没有任何关系。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四日》的翻译与托尔斯泰影响之间的关系。《四日》的作者迦尔洵本人就深受托尔斯泰影响。鲁迅就曾指出“迦尔洵与托尔斯泰同里，甚为感化。”[12]我们也能够注意到鲁迅在同一时期对于托尔斯泰“恶战”思想的介绍。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对于针砭革命风潮下崇尚暴力之弊病，指出当时的“爱国”“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从而，他将“恶兵如蛇蝎”的“托尔斯泰”誉为矫正时弊的“豫言者”[13]33正如鲁迅所引，托尔斯泰“其言谓人生之至可贵者，莫如自食力而生活……”[13]34。托尔斯泰认为在政治国家中，民众亦受“权力”所逼，被迫参加战争，造成诸多不幸，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好是民众不听官吏的命令，不参加战争，自食其力，这样天下就能太平了。

“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13]28如果简单地否定“国民”属性，则易导致国家主权沦丧，但我们也不能任由“民族主义”思想统治个体的思想。所以，要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不能拘囿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话语范畴内，而是应该跳出这一知识框架，寻找其它解决途径。从而，鲁迅指出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主义”，它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13]28。也就是说，这一话语范畴的局限性，在于只注重“国家”，或者说“群我”，而忽视了构成国家实体的乃是具体的“自我”。“国家”乃是冷冰冰的“政治机器”，只能服从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而“个人”有理性，有情感的，这种“主体性”能够超越“自然法则”的规约。因此，鲁迅认为，重新从“人之自我”出发，可以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

尹爱群握着妻子的手机，看了又看，希望能找出希望，哪怕一点点。妻子的手机里保存了关于丈夫尹爱群的四个方面的内容：1.尹爱群和扬扬赤身裸体在车内嘿咻的场面。2.尹爱群和扬扬的Q Q聊天记录，里面互称老公老婆。3.尹爱群为杨杨所购楼房的相关票据。4.保险柜内塞满现金的图片。

在晚清，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重新构建是“新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构民族国家想象，“国民意识”的推广是关键一环。而鲁迅认为，正是这种“国民意识”的宣传和推广，阻碍了“民族国家问题”的解决。并且，鲁迅对“国民意识”的“反思”是和他对“民族道路”的整体“反思”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个体情感”完善的重要阻碍就是：“志士”的“宣传”。这“宣传”包括“军事兴国”、“经济兴国”和“政治兴国”等内容。而这些道路都不是正确的道路，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质问“志士”宣传的问题，认为民族兴起的关键并不在于“富有”、“科技发达”、“军事强盛”，认为这些都是“枝叶”。[14]57-58鲁迅说民族的根本在于“人”，“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4]57。

关于鲁迅的“立人”思想，已有多种阐述。鲁迅接受施蒂纳、尼采、叔本华等人思想，对“人”的精神价值予以肯定，并指出现代文明对于“人的个性”、“精神”的压抑。于是，就有研究者指出“他的‘个人’是反‘众数’，反‘物质’的，与英法启蒙主义的社会化、制度化的‘个人权利’无涉，因而不是政治的或经济的个人主义的原子化的‘个人’，而是‘内在化’的个人。”[15]这一“个人”具有自足的“主体性”，它的建构，采用“另一套逻辑”，能够通过对“政治的人”、“经济的人”的纠偏和反抗，实现对“政治革命”的纠偏和反抗。

那么，面对各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目前“优胜劣汰”的现象，应该怎样解决问题呢？“不尚侵略者何？曰反诸己也”[13]35。鲁迅认为“反诸己”既可以解决“民族竞争”带来的“暴力崇尚”问题，又可以解决“反对暴力”带来民族存亡危机的问题。从“尚武”到“反诸己”，它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引入“人”的标准，鲁迅能够对“政治革命”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对种种以“物质”、“制度”为重心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批判”，如此暴力”的合法性被消解，“民族主义”带来的“崇尚暴力”的问题可以得到抑制。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人”对“政治革命”的纠偏，怎样同时解决了殖民语境中“民族存亡”的问题呢？

《浙江潮》的“民族主义”立场也使它具有“尚武精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提倡尚武精神是《浙江潮》同人的共识。除了飞生的《真军人》外，还有飞生的《国魂篇》，独头的《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霖苍的《铁血主义之教育》等文章。”[10]

四 “文化革命”与文体选择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鲁迅的论述中：“人”、“己”虽然对“物质”、“制度”、“军事”等现代文明具有“反抗”作用，但“人”一直与“邦国”相联系，甚至被作为“邦国兴起”的条件。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指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14]47也就是说，“人”的“发扬”的另一面是“邦国”的“兴起”。这样的逻辑的确让人困惑，难道“邦国”不是“物质”、“制度”或是“暴力机器”吗？鲁迅显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的逻辑又表明，“邦国”可以通过“人”的“丰富”而得到“丰富”。鲁迅对“人”的阐释，有着不同于施蒂纳、尼采、叔本华等人的重要特点。那就是，鲁迅在论述“个人”和“国民”的关系时，也时常充满辨证性。一方面，鲁迅反对泯灭个体的“国民”思想，“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14]52。另一方面，鲁迅也并不认为，“个人”就是“否国家”、“否民族”。他急于澄清误解“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尚被其谥，与民贼同”[14]51。鲁迅的“个人”本身具有这样的结构，即“个人化的国民”，即一方面是尊重“个体”，另一方面重视对国家的参与以及“纠正”。

有时坏事也能变好事。杜月笙因祸得福，和平地解决了自己与严九龄的矛盾，这让他在上海滩名声大噪，威望倍增。

也就是说，鲁迅的“立人”之中包含着“政治”的内容，只不过这种“政治”不同于现实层面的政权更迭、暴力革命，而是指精神层面对“民族国家”的关切，以及对“政治”“革新精神”的期待和推动。鲁迅的“邦国”也由此包含着这样一个辨证的结构，即一方面是“军事”、“物质”和“制度”等“政治邦国”，另一方面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化邦国”。并且，由于“人”的建设中包含“政治文化”的因素，“文化邦国”因而能够促进、更新“政治邦国”。由是，鲁迅才能得出结论：“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4]47。

肿瘤患者出现营养不良的几率较高,而患者的营养情况则会对患者的治疗结果以及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因而科学、有效的营养支持治疗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根据临床研究显示,常规的营养支持治疗只是单纯的补充葡萄糖、氨基酸等物质,存在营养成分供给不足或比例不平衡的情况[1]。本文为改善这种情况,对个体化营养支持治疗在肿瘤应用治疗中的效果进行了相关研究,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果,现将成果进行如下报道。

具体到晚清的历史情境中，鲁迅是要在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外建立另一个框架，以“立人”为中心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不是“政治革命”的“附属”或“宣传工具”，而是以“人的个性”为核心建立自足的体系，这个体系不是要完全“否定”政治，而是通过与“政治”的“疏离”，起到更新、生长“政治”的功能。以“人”为“政治”的“主体”，以“文化”作为“政治”的领导。这是鲁迅“反诸己”的真义。

这其中具有显在的矛盾性，即“个人”和“国民”之间，“人”和“邦国”之间，以及“文化”和“政治”之间如何相互独立又协调统一？这些具有矛盾性的命题，鲁迅在他之后的人生中一直面对。它们左右着鲁迅有时在命题正反两方左右摇摆，但同时也成为鲁迅特有的思维结构，他独特的贡献。最重要的是，鲁迅在晚清对“政治革命”的疏离，和对“文化革命”另一标准的建立，为鲁迅文学文体的选择埋下必然的线索。

在现实中，鲁迅“弃医从文”的行为也可理解为“反诸己”思想的空间化。《四日》的文体选择既是鲁迅“反诸己”思想的体现，也是他“反诸己”的现实行为的直接产物。1904年后，“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被付诸社会实践，东京同仁要么进入专业化的学习，要么走上更实际的“政治革命”的道路。然而，鲁迅却既放弃了专业化的学习，从仙台医学院肄业回东京，又与“政治革命”的暴力行为保持距离。1905年鲁迅回到东京，虽然和浙江籍的革命人士，如秋瑾、陶焕章等往来密切，但并没有接受革命任务，而是开始办杂志，译小说。

鲁迅办杂志和译小说，与革命行动的“疏离”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寂寞”的命运也在所难免。鲁迅回忆《新生》的筹办时说，“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16]“背时”的感受，所透露的信息是，其主张和愿望与当时时代的主流话语不合拍。《新生》后来的许多理论文章发表于《河南》杂志，如《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翻译创作则编为《域外小说集》，《四日》正是其中一篇。

《四日》中的战争“风景”，是鲁迅思想转变的外化。《域外小说集序》的序言中表达了这部小说集的主旨：“按邦國時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心声”在《破恶声论》中也出现过，“神思”则是《摩罗诗力说》中的关键词。“心声”、“神思”都是指人的精神世界，鲁迅认为“反诸己”，对精神世界的审度可以解决“邦国时期”的问题。如上文所述，鲁迅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正是《域外小说集》的思想背景。《四日》中对于“尚武精神”的反拨，其意义不在主题观点的扭转本身，而在于在思想层面鲁迅对辛亥革命前期“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反思”，从而改变了对“文学”功能和方式的认识。

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立足于“民族主义”，崇尚“政治革命”和“尚武精神”，致力“国民”的塑造，而“小说”只是宣传和教化的工具；而鲁迅则从“立人”的角度重新阐释民族的发展，他并不回避民族主义，但是他认为“政治革命”是不完备的，“人”的精神完善，可以起到纠偏和补充的作用，而“文学”正是起到“籀读”、“相度”“人”的“心声”和“神思”的作用。因此，鲁迅心目中的“文学”，和他的“人”、“己”一样具有“主体性”和“自觉性”，它不是“政治革命”的附庸，而是对它的纠正和完善。它“非物质、张灵明”，但同时可以凝聚“邦国之力”。

就具体的文体表现说，鲁迅的文学思想，能够促生新的“表现方式”。由于并非要做“政治理念”“代言”，而是要审度人的精神，使得从《斯巴达之魂》到《四日》叙述者的声音发生改变，促成如文章开头所述的观看战争场景的不同方式以及“战争风景”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与两篇小说产生的思想场域的不同有很大关系。文体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言修辞本身，而应该被理解为结构世界的方式，从《斯巴达之魂》到《四日》，鲁迅辛亥革命前翻译小说文体方式的转变并非偶然，该转变标示着鲁迅以文学文体重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开始。

注释：

①岳新译的《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鲁迅研究月刊》2001(6))认为是翻译。杜光霞的《〈斯巴达之魂〉：通往鲁迅思想的重要驿站》(《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0辑)则认为也有许多创作成分。本文不作辨析，因为无论是翻译还是改作，都能代表鲁迅一段时期内的思想和文学观。

在林雪川和黎永兰争执的过程中，一名过路的出租车司机说，他看见后来被证实为林雪川的男子从背后推搡黎永兰，黎踉踉跄跄地走到出租车跟前，黎永兰向出租车司机求助，“快点打110，要打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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