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异常走红的小说翻译热潮中，域外政治小说的翻译当是牵头羊和领头军。其实，政治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始于西方而盛于日本。它的源头虽然在英国，也出现过著名的代表性作家，如创作过《(政党余谈)春莺啭》《(三英双美)政海之情波》等作品的两任首相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和创作过《(欧洲奇事)花柳春话》《(开卷有益)慨世者传》《(讽世嘲俗)系思谈》等作品的国会议员布韦尔·李顿(Bulwer-Lytton，1803-1873)，但却兴盛于日本，不少政治家和文人纷纷创作政治小说，影响很大的作品也接踵而至，尤其以末广铁肠的《雪中梅》、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和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影响最大。对于晚清文坛而言，不仅“政治小说”这一概念源自日本，而且所译日本政治小说最多，对中国政治小说产生的作用也最大，其中尤其又以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最为显著。

主要问题 目前，汽车拆装实习课程的设置及教学方式大多采用现场讲解实物拆装的传统方式，即指导教师在做完拆装示范并讲解完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后，由学生分组进行汽车主要总成的拆装操作。这种传统的授课方式存在诸多弊端：

一 政治小说译介的偶然

从现存史料来看，梁启超不是中国翻译域外政治小说的第一人，《佳人奇遇》也不是域外政治小说译作的第一部。据相关史料考证，最早翻译政治小说的人是国籍不明的析津，他在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的《万国公报》(第35-39册)上翻译了美国小说家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一篇政治小说，题名为《回头看纪略》[1]，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掩盖梁启超译介政治小说的成就和光辉。

对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翻译，就梁启超而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说是偶然，是因为遭受百日维新失败打击的梁启超，在日本友人帮助下逃亡日本，途中寂寞难解、忧患满怀，善解人意的舰长便把随身携带的一本《佳人奇遇》送给他消遣。小说作者以自己为主人公，虚构了日本青年东海散士参观费城独立宫与两位西方姑娘的“奇遇”和恋情。开始写东海散士在费城独立宫偶然遇上西班牙贵族女子幽兰和爱尔兰姑娘红莲，以后泛舟蹄水河上又遇到两位佳人，第三次则相遇在佳人寄寓之所一个有如仙庄桃源的地方。他们各自谈起自身的特殊经历，幽兰是顿加罗斯党领袖的女儿，全家遭受迫害，来到美国避难；红莲是爱尔兰独立运动志士，来美寻找力量促进民族独立；寓所之中，还有一位亡命来美的明朝遗民范鼎卿。他们互诉苦难，既为民族、为国家、为自己的人生而忧戚悲伤，也决心为自己民族的新生而奋然。在这过程中，幽兰和东海散士产生恋情，但恋情没有继续发展。为拯救将被处死的父亲，幽兰带红莲、范鼎卿赴西班牙，救出了名震于世的老将军，辗转海上，却遭大风浪，船只覆没，但他们都侥幸活下来了，只是各自流落一方。红莲经法国，回到美国与散士相见。幽兰父女被人救起随船来到埃及，正遇上亚历山大抗英起义，应义军元首亚刺飞之邀，幽兰将军任义军顾问，却屡遭不测。范鼎卿则辗转到了香港。散士留学结束回国，第二次出游海外，又与他们一一相见。小说通过散士自身的见闻和人物的转述，广泛展示了各国遭受西方列强掠夺、压迫的悲剧及其改革和民族独立斗争，对弱小民族寄予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联想自己的维新遭际，梁启超读后颇为兴奋，于是边读边译。不久，这一小说的译稿便在他于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上连载，从第1期(1898年12月)开始连载，到第35期(1900年2月)未完辄止。

《清议报》发表这篇译稿时虽未署名，但译者系梁启超确凿无疑。一方面，有梁启超1900年创作的《纪事二十四首》中的夫子自道，“晨译《佳人奇遇》成”；另一方面，有《任公先生大事记》这样的详尽记载:“戊戌八月，先生脱险赴日本，在彼国军舰中，一身以外无文物，舰长以《佳人之奇遇》一书俾先生遣闷。先生随阅随译，其后登诸《清议报》，翻译之始，即在舰中也。”[2]《清议报》虽然没有将小说译稿全部刊载完毕，但好在1901年广智书局出版了该著的单行本，1902年又编入了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到1906年11月居然重印了六版。若不是在逃亡日本的轮船上遇到随身带有阅《佳人奇遇》的舰长，梁启超恐怕与《佳人奇遇》失之交臂。对于舰长来说，当时日本的政治小说犹如当下一些机场、车站、宾馆、码头随处可见的流行、畅销的休闲读物；而对于梁启超而言，这样的读本则闻所未闻，“不止于天籁之音”。因此，我认为梁启超与日本政治小说的联系，正如小说标题中的“奇遇”这一字眼。而这一“奇遇”，看起来颇有一些偶然的因素，而东渡日本轮船上的舰长虽然姓甚名谁已不可考，但他就是梁启超与政治小说这一“奇遇”的牵线人。

此外，《佳人奇遇》的译介也是梁启超摈弃传统中国小说、大张旗鼓倡议“政治小说”的结果。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小说长久以来被视为处于文学边缘地位的“小道”，因此传统中国长期以来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一种是用“极为轻浮随便的游戏态度从事创作，将它作为‘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的文字游戏”；另一种是“为小说的存在寻找根据，引申发挥孔子的‘必有可观者’，强调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可以‘劝善惩恶，幼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由此引申出小说‘有益于世道人心’”，由此导致了两种类型小说的出现：一类以“怪”、“奇”为趣味，以奇闻怪事为题材，以极为肤浅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忽视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求，注重小说的娱乐性、游戏性；另一类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以劝惩教化为目的，缺乏对社会的深刻观照和对人生的真正体验[12]。毫无疑问，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弊端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曾经尖锐指出，我国旧小说却如空气中的秽质，菽粟中的毒性，成为“毒万千载”的罪魁祸首，成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13]53这一观点的正式发表虽较政治小说的倡导稍晚一点时间，但他对于传统小说弊端的认知绝非一时兴起，而是积累了多年的阅读体会和经验得出的。早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就已经说过我国古代小说“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14]。及至变法流产、维新失败，亡命于日本的梁启超此时已失去与国内封建势力直接论战交锋的阵地，小说就由梁氏先前所谓辅救时弊之“辅”而成为了直接的、最有力的改革一切社会弊病的斗争工具和无上法宝，正如梁氏后来在《新小说》创刊号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的开门见山:“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3]50因此，在逃亡日本舰船中阅读到的东海散士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则触发了梁启超译印、倡导政治小说的想法。梁启超译以自娱的《佳人奇遇》首载于1898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的《清议报》，随同译稿刊发了梁启超为阐明自己小说观和翻译外国政治小说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它实为《佳人奇遇》汉译本的序言。这一正式理论著述在历数中国传统小说“用之于恶”即“诲盗”和“诲淫”、对于社会进步并无益处的基础上，阐发了小说所具有的“熏、浸、刺、提”四种不可思议的作用，尤其是首次从日本引进“政治小说”之概念，大力推举政治小说的地位，认为政治小说对于“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为功最高焉”[15]。当社会危机四伏之际，多数国人或醉心科举、沉湎制艺，或兼商兼吏、钻营奔竞，于国计民生渺不相涉，而作为维新领袖的梁启超不甘变法失败之辱，开始提倡政治小说，以挽救社会之衰颓，表现出更加明确更加积极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可以视为《佳人奇遇》汉译本序言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所具有的“改良社会”、“裨国利民”、“救国存亡”的先导作用和鼓动力量，它有力带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小说创作风尚的转型，并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国人对于小说的态度。

当今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日益需要注入持续的创新活力。创新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衡量组织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组织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必备条件[10]。一般创造力作为创新的“种子”和“启动器”，其不应戴着“神秘面纱”，而是应与“大众相见”。提出一般创造力的概念内涵，梳理其存在机制、影响因素并探索其提升的有效路径，可以更加明确一般创造力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建立更加完备的创造力概念体系，并进而为一般创造力的发生机制和发展策略等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现代日本语虽然已经“言文一致”，文体混乱的局面已经结束，但日本的书面语言至今仍包含两个基本的相互融合的成分，一是其本土固有的“大和言叶”即“和文”，一是外域引进的中国汉语。对于中国人来说，阅读日本书籍的难易程度决定于上述两种文字使用的多寡。和文成分多、较少使用汉字词汇、语法结构舒缓婉曲的和文体，不经过专门的日语研习，国人恐难以卒读，更谈不上翻译；而汉文成分多、大量使用汉字词汇、语法结构比较局促严谨的汉文体或“汉文直译体”，即使是对日语一窍不通的国人来说，阅读时也能猜出七八分，尤其是阅读日本明治初期的文章。那时的日本翻译文学和政治小说都带有浓重的“汉文调”，以致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日文和中文差不多，稍懂日文的中国人就能阅读甚至破译。正如张之洞云，“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康有为认为日语中“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学起来省时省力。因此，有国人豪言，学日语“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三月便可卒业”，甚至“可不学而能”[3]21。

一是民族国家的想象。柴四郎作为日本藩士后代，经历了亡国之恨的悲痛，对明治新政府很长时期怀抱着一种情感上的对抗，而作者两次长时间的国外游历，使得自己又能够在当代世界局势中思考日本的出路。因此，在倾注十余年(1885-1897)心血的《佳人奇遇》中，作者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尽括其中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佳人奇遇》作为日本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蕴涵其中的国权思想与日本当时民权运动消退、国权主义抬头的社会思潮相一致，因而它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小说一版再版，一时洛阳纸贵。有学者指出：“显示民权运动变质的危险的国家主义的昂扬，是《佳人奇遇》成为一大畅销书最主要的原因。”[17]《佳人奇遇》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在日本面对欧美列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之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戊戌变法受挫后，梁启超在逃亡日本的舰船上，对于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一次不经意间的接触，开启了中国政治小说创作的先河。此书先在《清议报》连载，因为这是一篇带有反满情绪的译文，招致康有为的反感，“禁止再版并对梁启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16]，但依然引起了巨大反响。1901年出版了单行本，《清议报》上没有刊载完的译稿在单行本中刊出。而译者梁氏更是意犹未尽，干脆自己动手，在1902年于《新小说》杂志上揭载了自己创作的近代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试图唤起晚清智识阶层的救国意识。一时间，晚清文坛上刊载政治小说的刊物风起云涌，“政治小说”创作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热潮。除第一本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外，《新小说》陆续连载了罗普的《东欧女豪杰》、颐琐的《黄绣球》等影响甚大的政治小说，1905年《民报》刊载了陈天华轰动一时的《狮子吼》。那么，中国近代政治小说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佳人奇遇》的影响呢？

2.2.1 钾离子运输系统 植物通过钾离子运输系统从外界吸收K＋来提高K＋的含量，钾离子运输系统包括高亲和钾离子转运载体和钾离子通道。

对上一段文字的特点和阅读、翻译的问题，王向远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在这段文字中，汉字汉词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句法结构与古汉语大多相同，只要搞清楚表示宾语前置的助词‘ヲ’，和表示否定的助词‘ス’、‘ナシ’，就可以不费事地读通原文。而且，原文中还有大量的中国的人物典故(如上文的陆放翁)和不少的汉诗，这就给中国人阅读带来了更多的方便。所以，当时并不懂日文的梁启超，才可能有信心将《佳人奇遇》译出。”[3]22事实上，这篇小说吸引梁启超的率先中译，不只是其内容上的独特性使梁启超具有感同身受，即小说中的男情女爱，故国沦亡之悲，志士兴国之壮，改革与革命的波澜壮阔和腥风血雨，使刚刚经历改革、失败、流血、流亡的梁启超感同身受，更因为梁启超对这篇小说语言的驾轻就熟，即《佳人奇遇》在行文造句中使用了大量的源于古代汉语的汉文词汇，加之小说中穿插了大量汉诗。因此，我认为作为当时日本畅销小说《佳人奇遇》所使用的“汉文直译体”又是另一个促发梁启超与政治小说“奇遇”的偶然因素。如果该著语言使用的是当时日本老百姓的地地道道的语言、很少汉字的“和文体”，如[3]21：

教师应该在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同时，锻炼他们识字的能力，也就是说要对特定环境中的生字有一定的感知力，达到最终掌握的目的。课文里面出现的汉字，会因为语文环境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涵义，所以需要与文章的语境进行充分的结合，学生在语境的结合下，就能够加强掌握能力。开展识字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的阅读能力得以提升，达到良好的识字效果。基于此，将识字与语言环境相结合，更加有利于学生掌握。教师还应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对于身边的发生的事情与相关事物留心观察，养成好的习惯。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发现只要对周遭事物多加留心，就会学习到很多课本之外的生字，有效扩充自己的语文知识。

孤客登臨晚霞丘。芳碑久伝幾春秋。愛举義旗除虐政。誓戮鯨鯢報国仇。解兵放馬華山陽。凱歌更盟十三州。

像这样的文字，梁启超当时即使学了一些日语，要读懂恐怕也很不容易，就更谈不上“随阅随译”了！因此，梁启超阅读到的这部《佳人奇遇》之语言文字与梁启超阅读水准的相当，促发了梁启超的随阅随译，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

各评价指标及其所反映的效益特征之间应存在内在联系，相互联系的指标体系才能全面反映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综合效益。

二 政治小说译介的必然

对于博览群书的梁启超来说，对于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译介其实蕴含着诸多必然的因素。王宏志认为：“梁启超可能在戊戌政变前已从康有为那里接触过日本的‘政治小说’。”[4]事实上，日本一直是梁启超颇感兴趣的国度，而他的启蒙老师康有为正是日本研究的热情倡导者。我们知道，域外政治小说对于康有为的影响甚大，他不仅对最早译入本土的域外政治小说、美国人贝拉米著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成书的《百年一觉》予以了精当评论，“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中颇有与《礼运》大同之义相合者，可谓奇文矣。闻原书卷卷帙甚繁，译出者不过五十分之一二云”[5]，“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6]，而且较早创作了中国政治小说《大同书》。因此，梁启超在老师那里有可能接触到域外政治小说，而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里说他恰好藏有《佳人奇遇》《经国美谈》《雪中梅》《花间莺》等域外政治小说。韩愈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康梁的师生关系非同一般，日本政治小说较早进入梁启超的视线是必然的。师从康有为的梁启超受其深刻影响，开始研读日本政治小说是必然的。

即使梁启超不能从康有为那里接触到政治小说，戊戌政变失败后逃亡至日本的梁启超也必然会与日本政治小说发生“奇遇”。虽然不少人指出在梁启超受到日本小说吸引并着手译介之际，日本的政治小说创作已经处于一个低潮时期，但我以为当时日本国内阅读政治小说的氛围应该还是非常浓厚的，不然梁启超逃亡之际所乘坐的日本“大岛”舰舰长也不可能随身携带《佳人奇遇》这样的政治小说在身边作“遣闷”的工具。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阅读风气可能随着创作风气的变化而变化，但它本身也可能保持一定的惯性，并不受创作风气的改变而改变走向。因此，虽然日本政治小说的盛行时期是在1880年至1890年的十年间，也就是说1898年8月6日才从天津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已不可能目睹日本政治小说的繁盛局面，但在1898年此后的长达14年流亡生涯中的梁启超面对着大量的政治小说，不可能不关注日本文坛曾经一度繁荣又一度被大加批评和鞑伐的政治小说。据高市庆雄所编《明治文献目录》记载，从1880年第一部政治小说——户田钦堂的《情海波澜》问世到1890年自由民权运动为止的十年间，日本文坛共发表了250部政治小说[7]，这些政治小说对于日本设立民选议员、组织政党、公布宪法等在思想上起到了促进作用，无疑成为了日本近代启蒙文学的主流。当然，日本政治小说只是一种政治性、观念性很强的意识形态的小说，正如德富苏峰1888年7月在《国民之友》上发表的《评近年来流行之政治小说》所切中的弊端那样，它们不符合小说之体裁、没有故事情节、缺乏变化的趣味、结构松散、只描写表面的事物，但这种创作低潮的局面和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对梁启超造成影响，他还是非常热衷于日本政治小说的阅读、翻译和介绍，这当然不是这位“20世纪最初10年里最有声望的作家”[8]的欣赏眼光出了问题，相反正是他匠心独运政治小说传达政见的一种精当策略。

梁启超选择译介《佳人奇遇》，也是他对日本民治年间政治小说审慎透视和研读的必然结果。他对政治小说在日本流行的盛况早就有认识，指出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日本，“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如柴东海之《佳人奇遇》，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矢野氏今为中国公使，日报热闹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架也)等”。这些政治小说的著述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但“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9]。“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10]因此，流亡日本不久的梁启超，基于对于报馆作用的深刻认知，着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创办《清议报》，而《清议报》发表的第一篇外国文学译作就是《佳人奇遇》(另外一篇是《经国美谈》)。而在后来谈到《清议报》特色的时候，梁启超也常对这篇译作津津乐道而相标榜：“为日本文界中独步之作，吾中国向所未有也，令人一读，不忍释手，而希贤爱国之念自油然而生，为他书所莫能及者。”[11]。由此可见，政治小说之内容与国家的政治状况联系紧密、所表现的政治问题非常具体等特性，与梁启超的期待视野非常吻合。因此，他着力于《佳人奇遇》这一简单易读、通俗易懂的读物的译介相当合乎情理。梁启超借对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认识、评价和翻译，以达到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的初衷。

另外，不懂日文、没有专门学过日语的梁启超能够奇迹般地阅读，甚至萌生翻译这部小说的念头，而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即完成译稿，也是恰好碰上《佳人奇遇》这部小说的语言是采用汉文直译体写成的。我认为，汉文直译体又是促使梁启超与政治小说“奇遇”的又一偶然因素。

三 本土政治小说所受的影响

晚霞丘ハ慕士頓府東北一里外ニ在リ左ハ海灣ヨ控キ右ハ群丘ニ接シ形式巍然實ニ咽喉ノ要地ナリ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米国忠義士夜窃ニ此要害ニ占據シ以テ英軍ノ進路ヲ遮ル明朝敵兵水陸合擊甚タ銳シ米人善ク據キ再ヒ英軍ヲ破ル敵三タヒ兵ヲ增ス而シテ丘上ノ軍外援兵ナク內硝药竭キ大將窩連戰沒シ支フル能ハヅ卒ニ敵ノ陷ノ所トナル後人碑ヲ建テ以テ忠死者ノ節ヲ表ス散士明治十四年暮春晚霞丘ニアソヒ古ヲ吊ヒ今ニ感シ世ヲ憂ヒ時ヲ悲ミ放翁ガ憤世ノ慨アリ詩ヲ賦シテ懷ヲ述フ曰フ

《佳人奇遇》的作者东海散士即柴四郎，出生于安房国会津一个武士家庭。1868年鸟羽伏见之战，作为会津藩军的士兵参战，战败后从大阪乘船回会津。之后随沼间慎守一学习法语。明治元年9月，官军征伐会津。柴氏全家参战，父亲受伤，次兄战死，母亲和妹妹也丧身战火，柴四郎被俘关押。这种亡国之痛的体验成为柴四郎文学创作的基础，在《佳人奇遇》中有突出的表现。明治年代的日本文学创作风气由于日本传统文化、汉文化和西洋文化三者的冲突与汇合正处在剧烈变动之中，对于柴四郎这样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而言，写作文章时使用的语言大多是“和汉混淆体”或“汉文直译体”，喜好把江户时代就有了的汉学修养带过来，而柴四郎少年时曾在大藩校日新馆学习过汉学，因此他于1885-1897年间写作的《佳人奇遇》用的就是能够让中国人“易通晓”的“汉文直译体”，如下面一段文字[3]22：

としのころ二十二三いろな白く大たぶさ圓朝か燕枝などを張っているつもりなれど中入まえ二三まいあとにてかうざへあがるしらうとばなしのぬけぬしろもの去年のはるあたりまでわかだんなかぶのきんちやといわれただ者がしかにくはれてしかのなかまえひきこまれたる……

事实上，中国近代政治小说也如同《佳人奇遇》一样，不遗余力地描写未来的情景，以几乎没有史实作依托的虚构人物、情节、环境等，在几乎没有一丝生机的土地上幻想如此生龙活虎的新的国家形象，向封建守旧势力发起攻击，对全体国民进行启蒙教育，给广大人民带来希望。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都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一想象过程可以通过语言、国歌、地图、博物馆、传记、人口调查等多种方法呈现。同时，这一想象过程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也是逐渐被普遍认同的过程[18]。新的国家想象是一个大范围的、群体性的共同想象，中国政治小说作家群就是以知识分子自己的心理，借用小说建构这种民族国家想象的图景，用实际的情节营造未来的日常生活场景，制造民众在未来国家中的地位和未来生活的样态，为国民提供一个切实的虚幻空间和想象平台。

作为中国政治小说的开篇之作，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以公元纪年打破原来的甲子循环纪年，想象1962年中国举办纪念维新成功五十周年大典，中国俨然已经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国，各国领导人齐聚南京；上海则举行世界博览会，各国人士汇集于此，向人们展示了60年后中国国富民强的美丽图景。在颐琐的政治小说《黄秀球》中，“自由村”中“外表光华，内里枯朽”的老屋则是当时中国的象征，有工作理想的“黄秀球”竟代表着中国像秀球一样美丽，成为了新中国未来的新的人格代表。而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则想象和描写发生在50年后舟山群岛上的故事，“民权村”就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这里有岛上居民家庭服务的议事厅、警察局、邮政局、公园、图书馆、体育会、现代学校等，其中的《共和国年鉴》记载着学校、军备、交通、邮政、税收等各项振奋人心的数字。陆士谔的《新中国》则以梦境展示宣统四十三年中国的新景象，街上人来人往、举止文明，女子地位大大提高，洋人特权被取消，立宪政体下的官员们廉洁奉公，工业发达，国家富强，生活幸福。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流露出与《新中国未来记》类似的未来场景，小说设想了在一个文明发达的世界里，由姓东方的父子五人管理，国家是开明专制之国，万国和平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皇帝发表饮食讲究科学搭配、益消化、益美容的演讲，人们使用助听器、望远镜，军事演习简直与今天的现代社会相差不远。在《光绪万年》中，吴趼人描写光绪一万年有彗星撞击地球，地球南北两极错位，中国到了南半球，太阳也因此到南半球去了。蔡元培的《新年梦》，则以自号“中国一民”者的梦境展示了中国摆脱屈辱条约、成为世界强国的图景。

国人这些政治小说，多以幻想展现未来，多以梦境反衬现实，或对黑暗、腐败国家境况展开批判，或对民主社会理想着力追求，诸般建立在新叙述形式上的关于民族国家的未来想象，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清楚未来民族国家建构的艰巨性，但来不及或不习惯对复杂的现实社会和国民心理进行深层挖掘，因此只能向美好的方向展开想象，为国民想象民族国家的未来模式提供了依据。一般说来，意识形态在文学中虽是一种审美幻象，但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幻觉，因为在这种幻象的后面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中，个体与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19]意识形态以一种想象的方式体现着现实世界中的一定存在状态。在清末民初这一社会转折时期，政治小说创作展现的只能是一种幻想的世界，而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但它集中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而这一意识形态则是以想象的形式表述了特定时代人们的存在状态。

在进行驾驶行为评价的过程中，各个状态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具有模糊性. 选择函数性质稳定、控制平缓、分辨度高的梯形隶属度函数. 根据采集到的驾驶行为影响因素分布情况，分析其平均值、中位数、四分位数等关键数据，结合专家修正意见，建立急加速次数、急减速次数、长时怠速次数、长时加速次数的隶属度函数，如图2所示.

二是辩论风格的形成。翻阅《佳人奇遇》中文译稿，柴四郎反对明治政府欧化政策、欧洲列强别有用心、只有伸张国权才能免遭众多弱小民族经历的悲惨命运这一政治思想在小说中多以议论性的语言来表达。譬如小说分析当时世界的形势：“徐察东西之形势，知欧洲诸强国平和对峙之利，争侵掠之非，列强汲汲维持平和，唯将其余威汇之于东、南远洋，欲恣蚕食鲸吞之欲。乘日、清两国之未大振，欲扩张版图，即英国者，其手自埃及延于南洋；法国则自马岛及东京；德国自南美至南洋；俄国由己之北境，迫清之西域，窥朝鲜之北界。了然若观火。然则今日之东洋形势，真如坐积薪之上，不知火机已阴伏其下。而顾东洋诸国之所为，忘唇齿相依之利，互相猜忌，互相妒嫉，将谄假道自伐之拙谋”(第9卷)。譬如小说这样提出东海散士的政治理想：“东洋列国连衡，助印度之独立，使埃及、马岛绝英、法之干涉，保护朝鲜之独立，与清国联合，远退俄人。使亚细亚洲无纳欧人之鼻息，屹然三分宇内，亚、欧、美鼎立，偃武仗道，建人生安乐、四海平和之基”(第9卷)。譬如小说这样谈论日本的情形：“我国之内忧，小党分裂而相轧，人民无确乎不拔之志操，流于轻佻，徒醉心于外物，失保存国粹之特性，遂消磨独立自重之风。如是祸延子孙，已不可究诘矣”(第9卷)。譬如小说指责条约的修改：“举国梦梦，不闻其人有愤条约之不能改正而慷慨以迫政府之发议者。政府课苛税，敛重租，以汲汲于无用之军舟监兵备，徒思镇压内乱，不闻广增炮垒于海疆，作攘外计也。无故干涉外事，损破邻交，使人疑有蔑视弱邦之志。未闻上下一致，出全力企恢复国权，断然保持独立之国体……如此伤国家独立之实力，失己国自治之大权，遗安内攘外之大计，徒仰外人之鼻息，受他邦之虚喝，三千余万之众，恬然不知所愧。犹且互相语曰：为自由毙耳！不扩张国权，死且不已耳！呜呼，世称小蛙跃井底，不知天日之高大，非此类乎？”(第6卷)

事实上，晚清这些政治小说或鼓吹君主立宪，阐释维新派政治主张，或代表革命派要求，反清排满，创建民主共和国，尽管观点并不完全统一，但好用议论形式代替情节叙述，欲借小说“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20]，议论成为了作者发表政见最直接、最简便的方式，通过发议论把自己“……所睹闻，所感触者，能笔之于书，举吾心所言者，能悉达之于人，而无漏无蔓，不晦不俗”，颇有《佳人奇遇》身影的凸现。因此，我们看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虽然只发表五回，约六万字，但通篇充满了法律、国家大政方针的文字，以议论的方式对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予以说明和宣扬，譬如孔觉民先生演讲中国近60年历史的内容就包括维新的政治主张和理论章程、革命与改良两种命题的辩论等。其他的政治小说也纷纷效仿，多有大段的议论呈现于小说之中。如颐琐的政治小说《黄秀球》中就这样议论嘲讽当时社会风气的不良：“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现在社会上的千奇万怪不论男女都应着这两句话真是可耻。所以我们在内地办点事情讲些教育要着实力矫其弊不可一窝蜂的闹些皮毛。就如开学堂一事，一时风闻而起，官办民立，大的小的，不计其数，不是成了个制造奴隶厂便是同三家村授百家姓千字文的蒙馆一样。而且那冲突的风潮，腐败的现象，各处皆然。嘴说改良改良。改来改去改不好，嘴说振兴，兴来兴去兴不长。内地不必讲，越是通都大邑，他那外观极其宏敞，调查他的内容，竟至不堪。”其实，梁启超等人完全清醒地知晓自己所写政治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因为“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累牍，毫无趣味”，但仍然坚持“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21]。这种心态，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正如《新中国未来记》一样喜好“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极”[22]。因此，像这样的议论在晚清政治小说中比比皆是也就理所当然了。事实上，政治小说这种特殊的文体要求作者用议论的方式感慨世事，当时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也迫使作者有感而发。在今天看来，这些议论不仅很具史料价值，能够使后人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社会是怎样一个面貌和状态，而且也是政治小说在知识分子阶层起到一定影响的重要手段，正如黄遵宪给梁启超书信中评价《新中国未来记》所言:“果然大佳，其感人处，竟越《新民报》而上之矣。仆所最贵者，为公之关系群治论及世界末日记，读至‘爱之花尚开’一语，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23]。

[参考文献]

[1]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128-129.

[2] 任公先生大事记[Z]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58.

[3]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30.

[5] 西学书目表[M].上海：时务报馆刊印,1896.

[6]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口说[M].吴熙钊,邓中好,校点.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31.

[7]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9.

[8] 张 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01.

[9]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N].清议报(第26册)，1899-10-15.

[10]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55.

[11] 梁启超.清议报·本编之十大特色[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789.

[12] 袁 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3.

[1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4]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54.

[15] 任 公.译印政治小说序[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8.

[16]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M].刘 伟,刘 丽,姜铁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78.

[17] [日]火田有三,[日]山田有策.日本文艺史：第5卷[M].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90:78.

[18]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9]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M]//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645.

[20]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9.

[21] 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5.

[22] 平等阁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0.

[23] 遵 宪.与饮冰室主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Z]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