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异军突起的文学翻译无疑是催生中国现代文学体式生成和异变的重要载体。而就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发生的一个动力和源头来看，自然非翻译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五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小说名家之作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同步)的欧美侦探小说莫属。而中国早期的侦探小说翻译，又主要集中在柯南·道尔的作品上。因此，对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发生最大影响的，当然又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莫属了。

那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对于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杆塔寻路助手APP基于安卓操作系统，以地图为依托，将线路、设备等数据以图层的形式叠加在地图中，采用高精度定位模块和千寻差分数据服务对巡线人员进行定位，叠加在地图上，方便查询周边线路、设备、隐患、缺陷等分布，并查看详细信息。通过地图查询工具，可以方便查看这些数据,见图4。

张坤德其人，其时和当下的史料均记载不详，但综合《桐乡县志》[1]《乌镇镇志》[2]《黄遵宪师友记》[3]等方志著作的介绍对其情况亦可略知一二。张坤德，字少堂①，一作少塘，浙江桐乡乌镇人，清末民初翻译家。上海广方言馆毕业，曾任朝鲜釜山领事馆翻译兼副领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其任驻日翻译，文件草约都经其翻译。后黄遵宪托聘其为《时务报》英文翻译，不久辞职，往任担文律师馆翻译。与汪康年有书札交往，著有《泰西育蚕新法》《白露文律意》等。一般认为，最早进入中国、公开发表且有史可查的西方侦探小说，就是张坤德在《时务报》上翻译发表的柯南·道尔的4篇作品②。

为保证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工作落到实处，酒泉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出了影响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工作的症结所在，为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将译作的署名依次替换为“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此书滑震所撰”“滑震笔记”“译滑震笔记”，实质上是将小说叙述人称标识由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即主人公呵尔唔斯(抹掉原小说叙述者滑震)转换到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即小说叙述者滑震的过程，循序渐进地向读者灌输西方侦探小说第三人称叙述所展示的新世界。虽然这个过程中依然隐去了真正的作者柯南·道尔，但叙述视角终于从呵尔唔斯回到了滑震，终于与原作保持了一致。随着视角的调整，4篇翻译小说的叙述人称也悄然发生改变。在《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中，张坤德将原作中的叙述者华生变成故事中的一个次要人物，改原文的限知视角为全知视角，于是也相应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照顾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到了后两篇译作，译者将故事的视角回归到滑震，因而人称上也回到了滑震的第一人称叙述，并且在译作中译出了第一人称代词“余”。不过，张坤德在译文中引入的第一人称，与西方小说的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仍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作品中的叙述者未必是作者本人，也可以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但这个问题张译小说一直没有得到厘清，张坤德译作始终没有译出原作的真实作者柯南·道尔，而是把呵尔唔斯或者把滑震当作撰书人，把译作的叙述者和作者统一为同一个人，故而无法完全呈现福尔摩斯系列小说最独特的写作手法。对此，译者自己也始终找不到最终的解决办法，故而在最后一篇译作《呵尔唔斯缉案被戕》的文首有这样一段话：“余友呵尔唔斯，夙具伟才，余已备志简端，惜措辞猥芜，未合撰述体例。”“未合体例”似乎是对译作未能完全忠实于原文的遗憾和反思。

一 办报宗旨的趋近与遵循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的《时务报》，其办报目的与作用绝非是在文学创作革新和引进，而是在为当时政治层面上的维新变法运动摇旗呐喊，“以提倡变法为主旨”，“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4]140，创刊号上登载的梁启超的《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一文早就开宗明义。但是，变法维新的一个重要借境却是“广译五洲近事”，使国人“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5]。近代中国，变法救亡，可谓千头万绪，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在文章的选载、翻译方面自然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其主旨当然集中在要求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广开民智，发展工商，批判传统，即所谓的“启民智，伸民权”。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既然要“广译五洲近事”，那么对于以1841年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发表的《莫格街凶杀案》为诞生标志的西方侦探小说、尤其是对1887年才开始创作《血字的研究》等一系列侦探小说的柯南·道尔的文学作品予以翻译也就理所当然、名正言顺了。这里的“近事”，显然是指新近世界各地发生或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当然也包括西方文学的翻译，尤其是西方新近出现的文学的翻译。事实上，今译《海军协定》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驼背人》的《记伛者复仇事》，今译《分身案》的《继父诳女破案》，今译《最后一案》的《呵尔唔斯缉案被戕》，柯南·道尔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1891到1894年间，而就在几年以后的1896、1897年，中国就有了它们的汉译本。西书中译的这种速度，几乎与原著者创作同步。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文坛追踪世界流行文学这一“近事”的步伐是何等紧凑，张坤德的侦探小说译介与《时务报》所着力关注“五洲近事”亦可谓名副其实、殊途同归，因为侦探小说是最能绍介新知、启迪民智的重要工具之一。

我们知道，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1896年主办、创刊于上海的《时务报》，虽然每月只出3册，但在当时不仅发行量大，而且影响也很大。张坤德翻译的4篇侦探小说分别刊载于该报的第6-9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一日至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10-12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一日至同年十月二十一日)、第24-26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二十一日至同年四月十一日)、第27-30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一日至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这些侦探小说的依次题名是《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记伛者复仇事》(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今译《分身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今译《最后一案》)，拉开了近代中国翻译侦探小说的序幕。其后，柯氏之作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不过，侦探小说冠名“笔记”的不良后果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使得国人创作的侦探小说无论是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还是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从文体到内容仍属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范型。比如《中国侦探案》一书共搜集中国式的侦破故事34例，其书名虽然采用了“侦探”这一新术语，但实质却未摆脱传统文言笔记小说的藩篱，甚至欲以传统笔记小说与当时蜂拥而至的西方侦探小说相颉颃，奢望以这种具有浓厚传统文学意味的创作来消减西方侦探小说的强大影响。在吴趼人看来，侦探文体并非域外的舶来品，因此自豪地发问：“谁谓我国无侦探耶?”[15]并盛情邀约人们“暂假读译本侦探案之时晷、之目力”来试读自己创作的《中国侦探案》，在此基础上较量，“外人可崇拜耶？祖国可崇拜耶？”[7]123继而认为推崇西方侦探小说，“乃舍吾之长，而崇拜其所短”[7]211。在吴趼人看来，《中国侦探案》完全可与西方侦探小说相媲美。

 

表1 《时务报》关于世界某一国家(地区)资讯的译稿(1334篇)情况分类表

  

国家(地区)篇数比例国家(地区)篇数比例中国45433.7%菲律宾40.3%台湾231.7%夏威夷30.2%俄国16512.4%荷兰20.1%英国14310.7%南非20.1%日本13910.4%波兰20.1%美国896.7%特兰斯仆耳国20.1%德国624.6%墨西哥10.1%韩国463.4%葡萄牙10.1%法国443.3%义火可握国10.1%暹罗241.8%瑞士10.1%土耳其171.3%乌拉圭10.1%西班牙161.2%挪威10.1%印度110.8%埃及10.1%意大利90.7%波斯10.1%奥匈帝国80.6%巴拿马10.1%古巴70.5%巴西10.1%加拿大70.6%丹麦10.1%瑞典50.4%欧洲231.7%越南50.4%非洲20.1%希腊50.4%美洲10.1%比利时50.4%澳洲20.1%

既然以中国为主题的译稿篇数甚多，那么通过外国人的眼睛又集中关注大清帝国哪些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不妨继续看看潘光哲的相关统计(表2)：

通过上述两个表格可以看到，《时务报》刊发了各式各样的译稿，而各式各样的译稿所提供的“世界知识”也是五花八门的，它激发国人尤其是《时务报》读者的回响自然也千姿百态，或对这方面的知识多加留意，或对那层面的讯息倍加关心，但总的来说，《时务报》译稿所提供的信息多与政治运动有密切关系。时事新闻的散布与传播，固然可以给国人带来更多即时的刺激和震撼，让人享受一种“现在感”(a sense of the present),但并不是所有读者都愿意时刻面对国内外发生的震惊世人的大事小事。张元济就曾经说读者对于《时务报》所刊载的“西事均不甚留意”[6]。其实他们也需要审美的享受和趣味的把玩，而《时务报》上登载的侦探小说固然属于边脚料之类，因为这四篇故事连载时是插在世界新闻与专题报导之间，置放于“域外文译”栏目，目的就是为了读者开拓视野，增广新知，于不经意间就在《时务报》这一新闻平台上构建了一小块不为人瞩目的审美空间。读者自然可以在这一公共平台上找寻到自己所关心的信息，继而成为各自开展独特思考、悬想、读书、编书、创作的起点，积蓄无数可能的、潜在的、审美的创作动力。西方侦探小说正是凭借《时务报》对福尔摩斯的译介为起点，在神州大地吹刮起了一股有异于传统中国小说的强劲东风，正如晚清作家吴研人慨叹：“近日所译侦探案，不知凡几，充塞坊间，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旅。”[7]213

 

表2 《时务报》以中国为主题的译稿(454篇)情况分类表

  

类别篇数比例帝国主义在中国21547.4%总论(变法维新主张)194.2%内政184.0%边疆事务61.3%经济/财政/商务8719.2%海关143.1%交通(铁路/火车/电线)194.2%邮政30.7%外交(含使节人物)265.7%军事388.4%社会(人口/烟毒/缠足)40.9%华侨30.7%教育20.4%

(1) 余氯吸收装置[5]。针对净化除钴、铜渣浸出工段产生的两种高温含氯废气进行的治理，配置了吸收装置。余氯吸收装置采用预洗塔、一级吸收塔、二级吸收塔三级吸收工艺，吸收塔采用PVDF/FRP复合材料制作。一、二级吸收塔进料管及换热器过流管采用钛材制作。针对余氯吸收装置废气进气温度高、吸收过程为反应放热、碱液腐蚀介质，在吸收装置中配置了冷却系统，切实降低吸收塔内温度，防止了复合材料塔体的高温腐蚀变形、开裂、渗漏，达到提高吸收塔的耐腐蚀性能。

我们知道，《时务报》一经面世，数月之间发行量就达到了17000多份，开其时中国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而它在全国各地的发行处，也由第3册的25处增至第14册的50处，到第36册时则达65处。原来已经发行过的旧报，也只得重新装订成册，再版发行，“去岁余存之报，前订成三巨册者，计共千分，现已销馨。尚拟再印一千五百分，以待购取”[8]。由此可见，刊载柯南·道尔这4篇译作的《时务报》亦当是梁启超所说的“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9]。上述4个故事在不到一年内分14期刊出，后来又于1899年由上海素隐书局收录于《新译包探案》(收录上述张坤德翻译的上述四篇作品，另收录一篇不知著者为何人、却注明译自《伦敦俄(我)们报》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但它却最先刊于《时务报》创刊号，讲的是伦敦的一个医生制造了很多毒药，先是谋害了一个富商，又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害死很多人的案件。它不太像小说，更像犯罪实录或者新闻特写，从情节上来看也肯定不属于福尔摩斯探案集之列，故不做论说)中再次出版成书印行，可见柯南·道尔这些早期的翻译作品颇受国人的欢迎。有人指出，《时务报》以其惊世骇俗的议论，精辟独到的见解，深入透彻的分析，独具一格的文笔，使一些新学士子“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4]123。其实，它又何尝不使国人禁锢僵化的文学心灵开始复苏。正如几十年后正在写作《朝花夕拾》的鲁迅的回忆，《时务报》曾给中学时代的他带来的感觉是“那么新鲜”、“可爱”[10]。而构成《时务报》这一新鲜面孔的元素，柯南·道尔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不可或缺。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曾经就说过：“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11]。

对于在《时务报》上刊登张坤德翻译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意义，郭延礼这样评价：“柯南·道尔四篇侦探故事的译文刊登在这样一家报刊上，这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12]

二 审美习惯的迎合与突破

推论4.1 假设条件(H1)、(H2)和(H3)成立，则系统(1.1)对应的连续系统和离散系统有唯一的正的概周期解，且这个概周期解是一致渐近稳定的.

中国古代文言笔记体公案小说有着悠久的传统，单独抽取历代史料笔记、子部法家书以及上古神话、六朝志怪、唐宋元明清的传奇与轶事小说中写官府断案的篇目或段落，就可视为一篇文言公案小说，这也难怪吴研人有那般的自信了。既然中国文学世界有着如此深厚的笔记传统，《时务报》的英文翻译张坤德又岂能轻易背离？因此，我们翻看《时务报》，只见该报馆英文翻译张坤德所译柯南·道尔的4篇福尔摩斯故事，并没有直接冠名为“侦探小说”，而是迎合中国读者传统的审美趣味名之为“笔记”，其中一二篇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三四篇题为《滑震笔记》，而这一名不符实的冠名却深得时人的喜爱和赞赏。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他阅读名为“笔记”实为侦探小说的体会：“余最喜观西人包探笔记，其情节往往离奇俶诡，使人无思索处，而包探家穷就之能力有出意外者，然一说破，亦合情理之常，人自不察耳。”[14]

其实，报章媒体提供的新知与讯息也不可能无所不包，因为媒体揭载的文章和发布的报导得有记者、编辑、印刷工人、律师、会计师、市场营销专家乃至报亭、报童等多层面人士的通力合作，而由于各自性别、年龄、种族、阶级、收入、宗教信仰等方面因素的差异，报章之上的新知与讯息自然就会呈现出零碎分散的样态。由此观之，作为供应“世界知识”载体的《时务报》，它所给国民提供的“五洲近事”也就绝对不可能集中于某一向度、某一角落的资讯，它应该是经过编者/译者进行“筛选”工作的结果，它应该是编者/译者的关怀所在。潘光哲曾对《时务报》全帙69册中的1706篇译稿③中单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1334篇译稿的取材指向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认为“关于中国的讯息，仍是《时务报》译稿之最大宗，其它在19世纪90年代中末期在向中国展开疯狂侵略行动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消息，则为其次”④。我们不妨看看表1的统计：

最先译载侦探小说的《时务报》，创刊号上登载了不知著者为何人、却注明译自《伦敦俄(我)们报》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随后时断时续地刊出了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的4个侦探故事，但就此以后就不再刊登侦探小说，其中缘由固然因为编辑部对侦探小说的看法有分歧[13]，但根本还在于传统文学审美习惯的过于强大。在当时的文学语境和审美氛围中，张坤德中译柯南·道尔创作的这些侦探故事，一方面不得不披上传统的外衣，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在传统文学场域中突围。

中国传统小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史说同质”观念，即使是短短数句的笔记小说，也沿袭“某者、某也、某事”的史传式记叙模式，侦探小说翻译大家周桂笙曾经这样总结过，“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而《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毒蛇圈》之类的西方侦探小说常用的叙事技巧则是悬念，即起笔处“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16]。而张坤德对所译柯南·道尔侦探小说标题的处理，依然可以见出其对古典笔记小说叙事传统的遵循，《记伛者复仇事》《继父诳女破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等译名对案件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对元凶身份事先予以泄露，一览无余地向读者讲述一个全无悬念、已经知晓结局的故事。虽然这些译名一早便透露了案件的谜底，破坏了侦探小说的神秘感，但译者的这番苦心经营却是为了这朵来自异域的奇葩能够为国人所接受、所容纳，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亦无可厚非。

此外，为了迎合中国读者根深蒂固的审美趣味，张坤德对于原作的倒叙手法也进行了改变。我们知道，从中间开始讲故事的传统，在西方小说中早已有之，而侦探小说对故事的叙述时序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侦探往往是在案件发生之后，要经过抽丝剥茧的缜密推理，才能一步步解开悬念，确定元凶，因此倒装叙述是侦探小说经常运用的方法。因为倒叙，不仅可以制造悬疑的氛围，布置纷繁的盲点，延宕侦探的推理过程，而且能够藉此调动起读者的好奇心理和阅读兴趣。然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倒叙手法却极少出现，习以为常的却是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的顺叙手法，显而易见的是使故事发展四平八稳、缺少波澜、强调前因后果的连贯叙事传统。为了不使西方侦探小说这种新奇的倒叙叙事技巧与中国惯常的顺序叙事常规发生激烈冲突，译者翻译时采取了调和的办法，就是将原作本土化，把原文的倒叙完全调整为顺叙。比如张坤德所译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开头先介绍案件受害人的生平，再叙述他如何丢失了一份重要的海军协定，以致忧思卧病；之后，写他忆及旧同学滑震，遂写信向滑震求助；最后，写呵尔唔斯与滑震勘探破案的经过。事实上，这与柯南·道尔笔下的叙述顺序完全背道而驰。柯南·道尔的原作是这样开头的：华生某日突然接到一封昔日同学菲尔普斯的来信，信中诉说自己遭遇变故萎靡不振，华生遂偕福尔摩斯前往探访，菲尔普斯才道出自己丢失文书的经过，接着写福尔摩斯如何勘察断案。显然，张坤德译作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原生态时间进行叙述，将小说原作运用的倒叙手法变换为顺叙，虽缓和了小说原作叙述故事的紧迫感，故事不象原作那样九曲回肠、引人入胜，但满足了中国读者传统的审美需求与阅读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张坤德译作的叙述手法并非一成不变，《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叙述者固然对故事的来龙去脉早已明察秋毫，采用按事件发生的自然时序连贯地讲述故事，但后两篇侦探小说译作《继父诳女破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因为采用了滑震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因而也相应出现了倒装叙述手法的尝试。在《时务报》之后，随着域外侦探小说的大量译介，倒装叙述也越来越为作家和读者所熟悉。据陈平原统计，清末四大小说杂志共刊登采用倒叙方法的译著小说51篇，其中侦探小说或含侦探小说要素的就有42篇[17]。比如1908年林纾翻译《歇洛克奇案开场》时已经对倒叙手法评价得相当到位：“文先言杀人者之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待结穴处，是一一点清其发觉之故，令读者恍然，此顾虎头所谓‘传神阿堵’也。”[18]可以说，侦探小说带给中国近现代小说创作的最大影响，便是使倒叙手法得到大量运用，使倒叙手法为读者普遍接受。

实质上，张坤德译作对于传统文学审美习惯的遵循是表，而突破与超越的潜流却在骨子里奔涌，在避开新技巧与旧趣味正面冲突的基础上，巧妙地促使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虽然这仅仅只是转变的表征和开始，但却表现出了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方面。除第1篇《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外，《时务报》上张坤德翻译的其它4篇侦探小说，均译自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系列小说集，这一系列小说的叙述者均由华生——“我”担任叙述者，即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述其好友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张坤德在处理这4篇小说时，借用了笔记小说作者叙事多不用第一人称代词，而直接使用自己名字的惯例，照顾到了中国小说采用全知视角进行叙事的传统，但依然在巧妙地输入侦探小说叙事方法上具有新质，因为第一人称这样全知视角的无所不知，并不适合悬念迭起、到文末才揭晓谜底让人恍然大悟的侦探小说。比如《记伛者复仇事》(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此书滑震所撰)一则开篇译为“滑震又记歇洛克之事云：滑震新婚后数月，一日夜间，方做炉旁，览小说……”。这里“滑震又记”的安排，其实给了读者两种阅读理解的选择，一是可以将“云”字前后两个滑震看作均是撰书人自称而将小说理解为一以贯之的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二可以理解为撰书人滑震以“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的形式记录了故事当中的滑震，前一个滑震是叙述者，后一个滑震是被叙述的对象。那么按照后一种理解，故事自“云”字之后又顺理成章地回归到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

职业技术竞赛是体现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体现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环境类专业学生拟参加全国职业技术大赛，须进行第一轮的理论考试、第二轮的实操考核、第三轮的小组选拔和第四轮的心理测试，最终选定2名参赛选手进行重点培育和2名备选选手跟踪培养，参赛选手的选拔过程见图1。这种选拔方式虽然能够体现强者更强的用人思路，但却忽略了教育的普惠性[6]。为此，在设置专业实训上，以参赛学生带动和指导未参赛学生的形式，在3周的《环境监测与治理综合实训》课程时间内把平台操作与计算推广到全年级学生，从而惠及全年级学生，让所有学生公平地享受教育资源。这既是教育的初衷，也是“以赛带教、以赛促教”的重要体现。

正是因为张坤德对于西方刚刚兴起的侦探小说采取了较为巧妙地翻译手段，在西方陌生的叙事技巧与中国叙事传统之间不断的平衡，终于使得西方侦探小说向中国作家和读者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文学领域，继而冲击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创作热潮才得以形成。

师：看来这两题并不难，同学们已经理解了。可是刚才一开始为什么你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你觉得解答这类题目要注意些什么？

注释：

①郭延礼认为张坤德乃“字小溏”，恐有误。参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41.

②虽然学界有人指出《时务报》上刊载的柯南道尔这4篇作品的译者并非一人所译，但其他译者的姓名则待考。因此，本文仍遵循学界传统，认为译者均为张坤德。

③在《时务报》全帙69册总计1706篇译稿中，单论一国(地区)的译稿为1334篇，涉及世界各国彼此交涉讯息的译稿227篇，其他科学知识等方面的译稿145篇。

④潘光哲.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J].史林,2006(5)。该引文下面文中所列的两个表，系根据潘光哲文制，但有一些改动。

[参考文献]

[1] 马新正.桐乡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1996.

[2] 汪家荣.乌镇镇志[M].上海:上海书店,2001.

[3] 蒋英豪.黄遵宪师友记[M].上海:上海书店,2002.

[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5] 梁启超.论报刊有益于国事[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卷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102.

[6] 张元济.张元济书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68.

[7] 中国老少年.《中国侦探案》弁言[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 本馆告白[N].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第二十四册.

[9] 梁启超.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52.

[10] 鲁 迅.朝花夕拾·琐记[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6.

[11] 周桂笙.歇洛克复生侦探案·牟言[J].新民丛报，1904(7).

[12]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41.

[13] 参见[日]中村忠行.清末侦探小说史稿[J].清末小说研究,1978(2),1979(3),1980(4).

[1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43.

[15] 吴趼人.《中国侦探案》凡例[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14.

[16] 知新室主人.《毒蛇圈》译者识语[M]//陈平源，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1.

[17]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9.

[18] 林 纾.《歇洛克奇案开场》序[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