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习近平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倡议，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国内外的热烈讨论。仅就国内学者而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着眼于理论的外围，阐述理论本身所倡导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相较于传统的国家间交往方式的批判性意义。比如，金应忠就曾将“中国和文化”扩展应用至国际关系领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旨在构建一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二是着眼于理论的内核，深入剖析内涵于其中的价值蕴藏。比如，徐艳玲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历史、现实、未来这三重价值维度，进而形成了“新型文明观”“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秩序观”这三种革新观念。与此同时，学者还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命题结合，比如，孙聚友认为，儒家“大同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相当程度的共通性，二者之间在倡导诸如“天下为公”“公平正义”“和而不同”等核心价值理念上不谋而合。除去以上两方面，也有部分学者尝试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等角度出发解读凝结在这一倡议背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然而，这些研究虽然比较全面详尽地展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命题的联系及发展关系，但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定位问题却缺乏更进一步的梳理。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衔接新旧世界历史体系的关键环节，集中讨论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的革命批判性以及通往真正的世界历史阶段的实践发展性。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理论遵循

世界历史理论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概念最早由黑格尔提出。他跳出“作为具体事件之链的历史”，把目光转向“作为存在之理展现的历史”［1］，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念支配世界历史的原则，揭示出这种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不过是精神理念的发展史，是绝对精神在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自我实现史。因而，黑格尔虽然首先提出了世界历史概念，却由于其中夹杂着强烈的唯心史观思想而不具有根本的革命性与科学性。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在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中诞生的。他认为历史的起点不是观念，而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推动人类历史通往世界历史的绝不是神秘主义的抽象精神，相反，在其现实性上，具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不同民族之间相互隔绝的原始状态越是被新的更高阶段的生产和交往方式所消灭，“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88。

一般而言，大家比较认可关于大数据从早期的3V，4V说法到现在的 5V。大数据的 5V是指 Volume，Velocity，Variety，Varacity，Value[4]。 Volume：数 据 体 量 巨大；Velocity：数据生成速率高，时效要求高；Variety：数据类型繁多，既包括结构化数据，也包括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Veracity：数据真实且准确；Value：数据潜在价值密度低，但价值高。

现实中人的实践活动一直是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他通过强调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决定性推动意义，其最终目的不仅在于指出通往世界历史是每一个实际存在着的人可以凭经验证明的行动，更是为了进一步向我们展示由这种人的现实物质活动而推动产生的世界历史，其本质上具有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是不断深化发展的空间属性，即世界各国各民族地区在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发展“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与外部条件交往的影响，后者有时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3］90；二是内在于世界历史实践主体的客观诉求之中的人本价值属性，即把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视为“历史主体越来越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4］124的趋势。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仅是对未来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和范围的预判，更是一个价值性概念，它“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并渗透着共产主义理想”［3］125。马克思认为，人在劳动中“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是自然关系，二是社会关系”［2］80，因而人在劳动过程中除了受自然条件的约束，也要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约束，进而表现为不自由的状态。而只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即只有到了共产主义世界历史阶段，人的解放“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2］330。

两组干预后的SAS、VA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干预后的SAS、VAS评分下降程度更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世界历史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中，不仅确证了自己的存在——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实的经验性事实，又由于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内涵必须进一步发展，这种必然性的历史趋向就是社会主义世界历史。但客观的限制性条件又决定着这一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倡议就是旨在构建一种新型的世界历史发展样态，它既不同于旧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又不是对苏联模式下片面激进的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方案的简单继承，而是一种带有社会主义属性的新型世界历史逻辑。

二、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的二重性逻辑症候：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生机制

然而，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尽管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在整个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做出了巨大而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其充当的只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260，作为阶段性的世界历史体系，其具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和被更前进一步的世界历史体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露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躺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829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美丽乡村、清理闲置宅基地的热潮。北京、河北、浙江、贵州、四川、山东等省市出现一个个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区。

（一）资本主义的出现加快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世界历史的形成，或者说世界发展为一个整体，不是自然融合的结果。从现象上看是资产阶级暴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的结果，是资本的本性发展的结果。”［3］85没错，世界历史的最终实现在实践中必然表现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第一个现实表现形式。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扩展之所以能够成为开拓世界历史的重要一级，是因为世界历史本身就是与作为“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工业资本相伴而生的，而工业资本同时也正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力量。马克思认为，在这种大工业的基础上所最终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进一步地“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2］114。可以说，当一个覆盖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出现了。

对这一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形式所具有的跨时代意义，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使社会生产力取得了远超过从前世代的巨大发展，还在埋葬旧的社会制度的同时斩断束缚人的诸多封建因素，并最终“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274-275。从推动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角度上，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对于人类存在方式的这一发展阶段，他在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相比较的意义上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好，或者比直接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5］109

（二）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是世界历史的特殊发展阶段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将民族史变为世界史，将分散的小农市场变为全球化的世界市场，这一历史功绩完全要归功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的出现以及其后数百年的发展与扩张。但在这一体系内部，无论是具体国家还是普通个人的发展状况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平衡性与日渐加深的片面性。由此所表现出二重性逻辑症候，要求我们既要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对于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又要准确界定其相对于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地位。

首先，这一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始终伴随着血与火的斗争，无论是所谓的文明国家掀起的一轮又一轮对落后的野蛮国家的殖民战争；还是历时数百年，贩卖黑奴的罪恶三角贸易；亦或者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源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列强利益斗争并迅速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两场世界大战，凡此种种，无不对人类的整个生存状况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其次，处在这一体系中的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虽然相较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毫无疑问是一种进步，但却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与自身相矛盾的异化状态，少数人的“自由”以多数人的“不自由”为前提，少数人对财富的“绝对占有”以多数人对财富的“绝对失去”为代价。

再者，这一体系呈现出一种“核心—边缘”“中心—依附”的不平等内部结构。美国著名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曾对这一结构做出了较为清晰的概述，他认为，这种结构表现为强国限制弱国，弱国依附并被强国控制的世界格局，对于依附国而言，虽然打破这一不平等状态的要求是迫切的，但每一次反体制运动客观上又使这一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这就意味着，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永远处于一个无休止的斗争过程中，即“这一体系最大受益者的少数人与其受害者的多数人的斗争”［7］。拉美依附论的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在《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不能造就一种均衡、平等的国际关系，只会产生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同依附性国家之间的对立”［8］13，中心国家的发展“不会导致外围依附地区出现较大的经济发展”［8］2，相反“在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依附国的不发达状态历史的日益严重，导致一种不可能改变其经济依附性特征的扩大化再生产”［8］28。虽然两位学者的整个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却真实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所面对的不同发展态势。

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不过是一种作为体系化存在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形式，绝对不是世界历史的最终面貌，在这一阶段中，虽然人类历史已经明确表现出了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人的存在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必然性的束缚，但这种建构在资本至上性逻辑前提之下的历史体系，一方面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聚合力依然面对着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离心力的强大桎梏；另一方面，人的发展也表现出相当的片面性和仅仅有利于某些人的特权性，同时，物的依赖关系也使人的异化状态前所未有地加深了。所以，支撑这一体系产生并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同样意味着，一个新的作为世界历史的世界历史体系的诞生也是不可抑制的历史趋势。

“”字，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网部》“”字下注：“亡聲也。”既加声符又加形符，即得“”字。三者形成自然的演变序列：→→。至于古文、籀文“网”字，与存有特殊的形源关系，此暂不讨论。下面重点讨论“”字形体演变的过程和机制。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现代化的世界图景

①下统分碳酸盐岩沉积区和碳酸盐岩混合沉积区。碳酸盐岩沉积区分布于柳州—拉堡镇一线以南，根据岩性分英塘组(C1yt)和都安组(C1-2d)；碳酸盐岩混合沉积区分布于柳州—拉堡镇一线以北和东南部大湾一带，由下至上分鹿寨组(C1lz)、砂岩扇、黄金组(C1h)、寺门组(C1s)及罗城组(C1-2l)(跨时)。

总之，世界历史实际上是由工业主导型生产力所推动的人类交往方式、交往范围的扩大以及社会化分工不断演进的整个历史过程及其最终结果。客观上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性发展趋势。当前，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影响制约，正是其阶段性的历史表现。

（一）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故事材料的图画特征对儿童故事复述的影响——基于东巴经和图画的比较研究…………………………………王 娟，许姗姗，张积家（108）

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最终实现，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是一个真正的同旧世界脱离而又同时与之对立的阶级”［2］114-115，这个阶级“它已经是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共同体的表现”［6］78。也就是说，这个脱胎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母体的阶级，一出生就带有天然的世界历史属性，它的利益诉求与最终的命运走向是与全人类相一致的，这个阶级——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因而也必然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性。

在调查区布置了1∶2000地面高精度磁法测量和视电阻率测深，磁法异常主要分布在调查区东部，面积较大，磁性特征为正负异常伴生(图4)，最高值约520nT，最低值约-220nT，经过现场查证，异常范围内出露有大面积橄榄玄武岩。为了解异常深部特征，在异常上布设有视电阻率测深剖面，剖面长120m，走向331°，其中70号点位于橄榄玄武岩出露的边界处。由视电阻率等值线断面图(图5)可知，地表以下不同深度内均分布有低阻异常，顺层产出于高阻异常中，倾向NW，低阻异常位置与磁异常位置对应较好，推测该异常为橄榄玄武岩引起。根据刘效才等[6]，鲁西地区金伯利岩地面磁测异常强度一般在200～500nT之间。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属性，马克思曾经从“人的解放”这一视角出发做了具体的阐释。他认为，未来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会走向第三个发展阶段，即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状态下“物的依赖”性关系以及人的异化状态，它的最终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立足点就在于人的解放，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实现。而这正是与真正的世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人本价值属性相一致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阶级与国家的起源以及二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最终命运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这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其世界历史属性的又一理论根据。在他看来，未来社会中阶级将不复存在，而与此同时，“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9］。随着阶级与国家的消失，内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之中的阻碍人类一体化进程的民族利益与世界利益的矛盾状态被彻底克服了，“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最终将被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所取代。

（二）苏联模式下建立社会主义世界历史体系的失败尝试

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阶段可以基于这样或那样的民族主义变相的意识形态目的，通过一个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方式得到立即实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由德意日轴心国组织所掀起的侵略战争虽然具有非正义的属性，但客观上却摧毁了旧的殖民主义体系，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苏联也在长期的战争中塑造了积极的正面形象，树立了强大的政治威望，并在这一过程中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因此，战后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其结果是绝大多数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冷战开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大阵营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展开了激烈对抗，形成了非资即社的隔绝态势。抛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因素，这样一种相互隔绝、对抗的世界格局也与苏联自身的战略意图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斯大林主义的指导下，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是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其责任在于“保卫和扩大这一基地”［10］，这一思想势必会产生两种不良后果。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奉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肆意干涉各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外交，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事实上的分裂；另一方面，在对外关系上，苏联把“推动世界革命作为最高目标”［11］。这种理念也影响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大大加剧了本就紧张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世界历史体系不但没有成为现实，反而加剧了世界的分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所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惨剧用无情的现实向人们阐释了一条真理：通往真正的世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运动必然是渐进的，任何不顾具体的历史的客观条件而强行加快这一历史进程的行为已经并且必将被证明是无谓的虚妄。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兼具批判性与超越性的新型世界历史叙事逻辑

中国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新路，历经四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复苏，鼓舞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念，并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发展经验。但无可否认的是，当前世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阶段，大体上依然维持着一个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而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尚处于不发达的状态，我国也正处在新时代下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因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倡议，它现实的存在方式依然不能自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的总体性框架之外，这不仅是对苏联模式失败经验的反思，也是对由时代所赋予的客观历史条件的具体遵循。但和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构想不同的是，其中内含着一个开创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建立真正的世界历史的使命，这毫无疑问将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出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者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绝对不是对任何旧的不合理的世界历史秩序的简单继承与维系，它的超越性在于完全突破了狭隘的“国族”发展观，在实践上，它坚持多边主义并奉行双赢、共赢的新理念，积极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对殖民思维与冷战思维的否定。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世界划分为“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西方”“东正教”“拉丁美洲”等七大文明圈，并预言冷战后是文明冲突的时代。他说：“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他着重强调：“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12］161同时他还区分了各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和非核心国家。他认为:“由于安全的缘故，核心国家可能企图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12］135这意味着世界各国、各民族总是处在一种敌对和对抗的状态下，即便在同一文明体系之中也因为存在着核心和非核心国家之分而表现出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态势。显而易见，他将各民族国家之间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扩大化为导致世界冲突的根源，是一种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相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事实上，这种观点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另一种发展样态。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以获取财富、利润为最终目的的发展逻辑就已经显露无疑。“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表现在国际体系中就是各国的民族利益，当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将本国本民族的私利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冲突与斗争就不可能避免了，列强对列国的剥削当然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着眼于全人类这一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习近平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13］这段话便充分展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构想所倡导的平等互利的发展原则。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梦就是世界梦，世界梦也是中国梦，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已经深深融入到了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命运之中。当然，从人类整体性的利益视角出发强调各民族国家的平等地位绝不意味着要无视各国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产生的的具体的利益差别，而仅仅是一种对片面的以个体民族为主体的发展观念的扬弃。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实践既是认识的源泉，也是认识的最终归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样也是对时代特征与时代要求的反映，其最终的历史使命只能在也必须在现实的实践中实现并进一步发展完善，如果只是一味的提倡共性而消解个性，那也不过是又一个注定难产的空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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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