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城市设计：从“十字路口”到“新起点”

2017年6月起实施的《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对我国城市设计的发展来说是一份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从诸多途径来加强城市设计，譬如：明确各级政府具有城市设计管理的主体责任，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设计工作（《办法》第五条）；在城市设计的编制方面，明确在城市的不同空间尺度上开展城市设计工作（《办法》第七条），各类典型的重点地区应当开展城市设计（《办法》第九条）；在城市规划实施管理中，明确增加城市设计的要求，加强城市设计角度的“管控”，并且规定总体城市设计与总体规划一起报批（《办法》第八条），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的内容和要求应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规划条件（《办法》第十四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应当将城市设计要求纳入规划条件（《办法》第十六条）。办法的实施表明历时两年多有关城市设计制度化的努力告一段落。

城市设计在我国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局面，一切皆有可能。有趣的是，仅仅在几年之前，鉴于学科地位，城市设计被划入建筑学而非城市规划专业之下的二级学科，其在中国城市规划法定体制中的地位问题，以及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有效结合问题，城市设计学科发展的前景还模糊不清，被学者们认为“城市设计面临十字路口”[1]。

观察最近两年城市设计热潮背后的话语不难发现，体制内把城市设计当作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手段[2-3]，寄希望于通过“加强城市设计”1，避免在我们的城镇再诞生出更多“奇奇怪怪”的建筑，使城镇风貌更加和谐统一，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更加鲜明。

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决策机制方面，各学术权力机构在实际运行中的教授治学氛围不浓，民主程度有待提高，行政权力在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运行机制方面，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虽基本上都成立了校学术委员会，但教学委员会等发展不充分，其运行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学术权力运行受限；监督机制方面：普通老师参与不足，各高校对学术权力机构的设置随意性大。事实上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确实存在着冲突与矛盾，但是通过建立有效的机制和保障措施，最终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可以协调发展。

对城市设计编制技术到实施管理的多个环节进行制度化，无疑对完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高城市建设水平具有推动作用。但是在此时，一些原来横亘在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理论问题不应被忘记，继续深入探讨有利于在制度框架下使专业工作取得更多进展。2015年，《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组织“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表在第2期的发言摘要主要涉及“城市设计在规划体系中的位置”“城市设计的学科特征”“城市设计工作边界的界定”“城市设计管理的属性、内容与机制”“当前城市设计工作的误区与改进的重点方向”等内容[4]。大家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和城镇化发展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将转向为城市更新、复兴、发展和历史文化保护提供政策和指导，其大部分规划工作将转为城市设计”，“城市设计是政府对于城市建成环境的公共干预”，但是“为什么城市设计依然没有法定地位，就是因为很多问题还没解决，仍然存有争议”[4]。

无独有偶，2015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贵阳年会上徐苏宁教授发布了有关城市设计的调查报告，他围绕“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城市设计的法定化与法定地位”“城市设计学科的未来发展”“城市设计管理是否需要专门机构”等问题在行业内部做了问卷和访谈，结果表明，城市设计法定化、制度化虽然令人欣喜，但是专业界对许多基本问题的判断依旧莫衷一是，影响到许多答案的选择，因此他以谨慎乐观的态度，强调还是回到原点，从学科发展规律入手来冷静判断和认识发展趋势。时隔两年，回顾这些问题，我们感到仍有继续思考的必要。

由于4片电阻应变片在静态平衡时，阻值完全相等， 所构成的电桥处于平衡状态，信号正负线间电位相等；当圆筒受压时，4个电阻应变片两两变化相同，根据ΔR/R∝F，惠斯通电桥产生不平衡， 输出1个电压信号，经过信号放大、A/D模数转换、滤波、数字化处理后，将称重结果输出到显示面板，并以4～20 mA信号远传[8]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电路如图2所示。

从“建筑师的城市设计”和“规划师的城市设计”是公共干预的两种基本方式的表述来看，作为一门专业，“作为结果的城市设计”和“作为过程的城市设计”都应当作为城市设计专业的学习内容，就是说城市设计的专业理论和技术需要兼顾形态与管制、结果与过程，具有高度的复合性。对照现有城市规划专业的工科教育，有关城市公共空间具体设计的学习以及有关制定城市形态和景观的控制规则的学习，都和当今城市规划专业培养的方向内容相一致。当然，考虑到城市设计对城市形态和景观控制与引导的作用价值，除了从地块到区域的各种尺度的城市设计技巧学习之外，还需要在整合多专业技术方案和协同多个利益主体的价值观、技术方法和操作技巧方面有更加系统的学习培养，以便更适应在“管制”和“过程”中，系统掌握和熟练运用一系列城市设计控制和引导的知识和技巧，达到“公共干预”的目的。

2 城市设计专业的复合性与工作转型

如此丰富的实践类型的确为今天的城市设计制度化提供了大量可以参考的经验，但同时也对制度化的内容和方向提出了许多有挑战性的问题。按照《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的规定，城市设计分为总体城市设计和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前者作为城市总体规划报批的一个部分，主要确定城市风貌特色，处理城市空间形态同自然山水的关系，构建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后者则包括城市核心区和中心地区、历史风貌地区、城市新区、重要街道、滨水地区、山前地区以及其他能够集中体现和塑造城市文化、风貌特色、具有特殊价值的地区。

图8给出的是各降水等级ETS评分。由图可知,对于不同等级的降水预报,暴雨预报各方案评分最高。对于中雨的预报,控制预报评分较高,各集合方案效果不太理想;对于大雨的预报,据降水量调整方案评分大于其他几种方案,其次为传统BGM方案,据垂直速度调整方案效果最不理想,评分与控制预报大小相当;对于对人民日常生活影响较大的暴雨预报来讲,3种改进方案评分均高于传统BGM方案,其中据降水量调整方案评分最高,主要是由于其对强降水范围的模拟较准确。相较控制预报来讲,各集合预报方案暴雨预报效果均有所提升,据降水量调整方案对暴雨的预报提高百分比约为15%。

在纯技术的层面上，正如Gerald Crane所说，城市设计就是研究城市组织结构中各主要要素相互关系的那一级的设计。城市设计在实践上并不能作为与建筑、景观建筑（风景园林）及城市规划截然分开的一种设计。从成果上看，最好将它作为前两者的一部分来实践，从程序看，则可作为后者的一部分[10]。这里的“程序”，指的是一种制度意义上的程序。城市设计可以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纳入到城市规划的工作系统中去。所以，在城市规划领域，对于城市设计的定位研究往往也都是在规划管理制度设计的层面上进行的。

从企业发展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员工没有形成科学的财务风险防范意识，在实际工作中对内部控制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对于企业已经制定好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员工往往不具备相应的执行力，使得财务风险内部管控效果不理想。

“城市设计”制度化的过程，的确无法回避同已经制度化了的“城市规划”发生关系。2011年城乡规划从建筑学脱离成为一级学科后，确定了6个二级学科发展与研究方向，分别是区域发展与规划、城市规划与设计、乡村规划与设计、社区发展与住房建设规划、乡村发展历史与遗产保护规划、城市规划管理。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城乡规划理论与设计方法，包括城市规划理论、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形态与空间规划设计、城市景观体系规划、城市社会性与工程性基础设施规划、新技术应用等。该学科虽然包含城市设计的内容，却不再设置城市设计二级学科，“这种设置方式，容易混淆人们对城市设计的认识，并不利于学科的建设及城市设计工作的开展[7]”。

在此方面，唐子来教授在最近十多年完成一系列“设计控制”的国别研究后，在最近有关城市设计的讨论中，强调城市设计工作与城市规划一样，既是一门专业又是公共政策[12] 。对作为公共干预手段的城市设计，他提出要区分“建筑师的城市设计”和“规划师的城市设计”：前者着力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具体设计，是形态型、作为结果的城市设计；后者是制定和实施城市形态和景观的公共价值领域的控制规则，是管制型、作为过程的城市设计（urban design policy）[4,13]。

几年前学者们对处在“十字路口”的城市设计还忧虑重重，而今天，从“方案编制”到“实施管理”“指导监督”，城市设计工作终于有了初步的制度安排，本可长舒一口气，不过在新起点上还是会意识到，如果诸多基础性的问题没有厘清，那么对城市设计的前景说“柳暗花明”或许为时尚早。“伴随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当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0%这个关键时点时，同样具有公共政策属性的城市设计也需要对目标的价值取向和过程方法作相应的适应性调整”[5]。有鉴于此，本文想就城市设计制度化背景下，如何认识城市设计专业工作的转型、如何理解《办法》中的“编制体系”，如何进一步拓宽制度建设的领域，再做探讨。

有鉴于此，当城市设计初步制度化之后，相比过去，我们在专业教育方面应当有意识地拿出更多的精力，聚焦在对“程序”以及“程序”背后公共权力属性的分析和认识，使城市设计能够从纯粹技术性内容（具体方案的构思和手法）的研究中逐步挣脱出来，更全面地获取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来应对城市设计的“管理”和“程序”。

3 新体系与新平台

城市设计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给予专业领域新的发展机会。制度化的阶段性进展也是专业发展的又一个新起点。此时此刻，为了让城市设计在城市建设中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重新确立城市设计的基本价值，继续考量其与各个专业在学理和实践中的关系，对专业的发展十分必要。

表1 / Table 1 我国最近20多年来城市设计实践的类型 Types of urban design practic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20 years

通常，探讨城市设计同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科关系的研究为多。在城市设计发展早期，那时的学者认识到城市设计同建筑学的交叉关系主要集中在“体形秩序”的设计上。“城市的形象问题与空间布局问题，在历史上本是建筑师的基本职责[6]”，可以说“城市设计与建筑学一样古老，有城市就有城市设计，尽管那时可能叫法不同[7]”。但就城市设计与建筑学起初关系的阐述，莫过于梁思成先生早期的一段重要论述，“抑近代生活方式所影响者非仅一个，或数个一组之建筑物而已，由万千个建筑物合组而成之近代都市已成为一个有机性之大组织。都市设计已非如昔日之为开辟街道问题或清除贫民窟问题。其目的仍在求此大组织中每部分每项工作之各得其所，实为一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之全盘合理部署，而都市中一切建置之合理部署，实为使近代生活可能之物体基础。在原则上，一座建筑物之设计与多数建筑物之设计并无区别。故都市设计，实即建筑设计之扩大，实二而一者也[8]。”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建筑师会将城市设计视为建筑群体的设计。随着对城市问题复杂性的不断认识，从事城市设计理论和实践的工作者虽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筑师，但他们逐渐将城市设计理解为超越建筑单体的群体关系的设计，涉及城市功能与结构、土地使用和交通运输的关系问题，虽在工作组织中往往由一些相应的专业工作者或规划师来加以解决，但建筑师对于城市设计的认识，逐渐突破了常规的“人—建筑—环境”形体关系的设计[9]，他们也把整体上的城市功能组织作为城市设计不可缺少的内容。

相比类型丰富的城市设计实践，制度化的部分是很有限的，主要是考虑了对于完善城市规划管理具有直接意义的部分，即表1中A种和B种的全部类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城市设计实践，哪些是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制度化的？制度设计者应该如何取舍？如果城市设计制度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么近、中、远期城市设计制度化的目标是什么？从我们不断完善城市规划编制技术体系的历史经验出发，对上表中A种和B种类型加以制度化，主要还是考虑将城市设计作为“编制”工作来看待。按照这个制度设计的思路，在形成我国城市设计编制体系的同时，城市设计实践所具有的“过程性”“社会性”“开放性”“公众性”等要素在编制体系中将安置于何处；代表着我国城市设计实践进步方向的“城市设计师从策划到设计到实施全程参与”（D-3类）以及反映城市设计管理“控制性与引导性相结合”的弹性特征（E-2类与E-3类）在未来以何种方式在制度层面体现出来，都是同行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王建国教授在《建筑学报》上撰文指出，相对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兼具管控协调和原创的价值取向，发挥“起、承、转、合”的作用[11]。管控和协调体现了城市设计的“管理”属性，而“原创的价值取向”体现的是“设计”本身的属性，在环境和场所的营造方面有设计者的主观意图和艺术偏好，这些都是不能忽视的因素。虽然在制度层面制定了城市设计“管理”的办法，但“管理”意图还需要通过具体的“设计方案”来表达。就城市设计的方案和成果来说，主要还是由建筑师和规划师共同来从事的工作。

但无论怎样，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我们城市设计工作发展的重要一步，在明确了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在管理层面的相互关系后，我们设想，下一阶段城市设计制度化的优先目标应当是“促进城市设计师作用机制的建立”，因为当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承担城市设计工作的主体责任之后，通过规划实施管理来落实城市设计的规定性（prescription）、指令性、约束性的要求是较为明晰的、可量化的，但是对于指导性（performance）、表现性、绩效性[4,14]的要求，如何通过规划主管部门这个主体来加以把握、取舍、裁量将是很大的难题。唯其如此，通过中央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台管理办法时，在明确规划主管部门主体责任的基础上，未来可以着眼于城市设计的专业平台作用，设计好城市设计师在空间艺术等多方面发挥引导、协调、运筹作用的环节，并且给地方省市规划主管部门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工作模式留有足够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建议，在当下完成城市设计编制“新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同行们可以在实践中，充分利用新制度建立的机会，努力促进城市设计成为一种社会过程、交流平台、引导手段和开放的工程技术载体，成为建筑学、城市规划等相关专业全面合作，与政府、市场、社会充分互动，提升我国人居环境质量和城市环境品质的新平台。

4 结 语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再回顾最近二十多年城市设计的实践（表1）：从空间尺度来分，我们开展了整体城市设计、地区性的城市设计（比如中心区城市设计、历史保护区城市设计、特殊功能区的城市设计）以及场地的城市设计；从工作阶段来分，我们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和详细规划阶段开展了不同深度、不同意图的城市设计，而且不少城市将城市设计要素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丰富了城市规划管理的依据，促进了城市建成环境品质的提高。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城市设计导则》中把城市设计按总体规划阶段城市设计、详细规划阶段城市设计来分类，山西省甚至出台了《山西省总体城市设计编制指南》；从委托主体来分，政府机构和开发商都会委托一些概念性、意向性的城市设计，迄今为止，主要是作为空间场所营销的辅助工具，同时，很多情况下政府机构所委托的城市设计是用来作为实施内容的；从城市设计师参与方式来分，尽管许多作为单个设计项目承接的城市设计仅仅做到方案阶段为止，不少城市设计的引导性内容直接指向下一层面规划设计或成为衔接规划和设计管理的重要参考，而越来越多的情形下，城市设计师成为特定项目从策划到实施落地的重要参与者，成为业主、建筑师、开发商、当地居民之间难以取代的协调者和运筹者2；从城市设计成果的作用方式来分，大部分的城市设计成果仅仅作为技术方案留存，作为后来者规划设计的参考，而有些城市设计成果被城市政府转化为指导地区环境营造的技术指南甚至地方性的法规文件，有些省份如广东在近20年前就集中多地经验，进一步提炼出台全省广场建设的城市设计政策指引3。

式中：S为首位度，P1和P2分别为旅游规模最大和第二大省区。S≤2表示结构正常、集中适当；S>2，则存在着结构失衡、过度集中的趋势。

需要思考的是，城市设计制度不是一个僵化的体系，城市设计制度建设的意义不应是在现行城市规划体系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编制体系或编制环节，制度建设需要保持城市设计的专业特点，构建新的专业平台发挥其沟通和联系的作用，促进城市设计的良性发展。

《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的出台，给了城市设计制度意义上的新界定，同时也为“技术管理规定”的研究埋下伏笔，《管理办法》和“技术管理规定”将共同构建城市设计的制度特点。可以设想，未来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技术管理规定”，应当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和地域特征，技术管理规定不是严苛的技术规范或统一的编制办法，不应理解为固化的东西，而是包容实践活动的丰富性，并促进城市设计实践领域的新探索，随着社会发展继续丰富。如此，在制度意义上确立城市设计法定地位的《管理办法》和在实践活动中赋予城市设计灵活性的“技术管理规定”共同作用，才能促进城市设计建立既具管理效力又保持开放性和活跃性的发展路径。

注释

高中政治教材中收录了很多经典文章，并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对此，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时，应该深入挖掘有效的教学资源，让课堂教学内容更加丰富，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增长见识，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政治综合素养。教师尤其要注重在课堂上运用微课，为学生带来新奇的体验，让学生尽情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政治学习能力。

Notes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于2014年12月在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城市设计工作”，明确作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5年度重要工作任务之一。该任务包括3个方面，一是“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吸收国外有益经验，制定城市设计技术导则”；二是“从城市整体层面到重点区域和地段，都要进行城市设计，提出建筑风格、色彩、材质等要求”；三是从政策上规定“建筑设计和项目审批都必须符合城市设计要求”。

2 如广东东莞松山湖项目、北川新县城项目等。

3 1998年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发布《广东省城市规划指引：城市广场规划设计指引》。

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水果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采摘之后的新鲜水果不能进行妥当的处理，水果就会出现水分减少、品质降低，甚至是腐烂变质的情况。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水果的种植面积总共1281.67万公顷，无论面积还是产量均位于世界第一，但同时水果的损耗率也是最高的，高达30%，而发达国家的水果损耗率才仅仅为7%，包括我区的水果损耗现象也尤为严重。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就是：水果在采摘之后没有进行合理的包装，造成了水果水分的流失，从而导致水果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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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A System or a Platform:A Debate on the Prior Agenda of Institutionalizing Urban Design in China

LIU Wan

The introduction of “urban design administration measures” indicates that Chinese urban design has taken on a new departur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is on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At the same time,some fundament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regarding urban design have yet to be solved, and therefore deserve further discus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design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esign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urban design administration system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profession. The phased progr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at the same time,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t this mo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urban design to play an effective role in urban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establish the basic value of urban design and continue to study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in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ontext.

Despite the unceasing debate over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 design—process or result, governance or spatial morphology—urban design practice has remained active and flourishing. Reviewing urban design practic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20 years,they could be sorted out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the spatial scale from the whole city to a block; the stage corresponding to each phase of urban planning; clients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to developers; working domain from scheme design to business plan to coordinating; and results from the technical scheme to guidelines or regulatory documents. “Urban design” has been playing different roles. This indicates a rich and diverse connotation of urban design practice. Booming practices on the one hand provide a lot of experience that can be referenced, but on the other hand,challenging questions about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urban design institutionalization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urban design administration measures”, urban design is divided into the comprehensive urban design and that of the key areas. Compared with the booming practice of urban design, the institutionalized part is rather limited, which mainly contains the part that could be directly “translated” to planning administrative language. Given this, the author questions that among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design practice, which are necessary to be further institutionalized? What should be based on when institutional designers make the choice? I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urban design is a long-term process, then what are the short-term, medium-term and longterm goals separately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ing urban desig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urban design institutionalization should not be simply adding some new program or procedure to the current urban planning system—neither simply position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heme-making system”, nor focus on purely technical content. In institutionalizing urban design in contemporary China, rather than structuring a new scheme-making system, priority should be placed on developing a social and collaborative platform to help the urban designers be involved into the whole process from design to implementation, and also to enhance their active roles of mediating, guiding and coordinating to create a better built environment. Urban design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social process,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 kind of guiding means and an open vehicle fo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hat is, a new platform for full cooperation between architecture,urban planning and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s, and full interact with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The emerging institution, marked by reflec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design, should utilize the new professional platform as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nnection,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rban design practice. Further, the institutionalized urban design would reflect the characters of “process”,“social” and “public” of urban design, meanwhile,have the ability to keep the distinctive strengths of the profession— vivid and vigorous creativity. It should also keep the system open, accommodate rich and varied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mot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n new directions to cope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living and human environment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