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概 述

“创新”是新的或者改进的创意、产品、服务、技术或者生产流程，为经济、社会或者生态环境领域的挑战提供新的市场需求或者先进的解决方案的过程[1]。创新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承载创新经济的空间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美国学者布鲁斯·卡兹（Bruce Katz）（图1）在2014年提出的“城市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理论阐述了城市区域中创新活动的空间聚集，并分析了其成因、资源要素特征和建设经验。虽然布鲁斯在概念中没有加以指明，但结合理论内容和美国城市形态可知，“创新区”一词仅特指“城市创新区”，为了更直观地解读，本文将“innovation district”译为“城市创新区”。根据布鲁斯的定义，城市创新区是行业领先的研究机构和公司聚集，并可以联动初创公司、商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的城市区域。城市创新区还具有空间紧凑、交通可达性高、技术创造热情高、提供居住办公和商业一体化服务的特点[2]。本文从城市设计和建筑学角度对布鲁斯的理论进行了解读，认为城市创新区的空间组成主要包括“创新产研空间”“创新车库”“创新客厅”和“创新SOHO”4个部分，这是布鲁斯理论中城市创新区资产（asset）的空间映射。

图1 / Figure 1 布鲁斯·卡兹 / Bruce Katz

来源 / Source: https://www.brookings.edu/experts/bruce-katz, 2018-1-25

在我国重视创新经济和创新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北京已经将“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城市规划的目标之一，“城市创新区”理论对于北京城市的创新空间建设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参考价值。本文将从城市设计和建筑学角度解读布鲁斯的理论，并对比北京的创新空间建设提出简要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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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创新区理论的提出

2014年，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布鲁斯·卡兹发表了报告《创新区的兴起—美国创新的新地理 》（The rise of innovation district: 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布鲁斯·卡兹是布鲁金斯学会第一位“百年学者”（Centennial Scholar）项目成员，该项目是布鲁金斯学会专门为跨专业、跨项目研究城市问题而设立的。布鲁斯·卡兹此前是该学会城市政策研究项目副主席，并担任过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的幕僚长。布鲁斯·卡兹对城市问题的长期研究带给他深刻而成熟的见解。这项报告是布鲁金斯学会与公共空间项目组织（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合作开展的“‘安妮与罗伯特·巴斯’创新与场所塑造研究项目”（Anne T. and Robert M. Bass Initiative on Innovation and Placemaking）的研究成果之一，报告总共包括8个部分。

这份报告率先提出并总结了“城市创新区”概念，为研究现代信息社会下城市空间和创新行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架构，在这项报告发表之后，多个美国城市开始进行城市创新区的研究和规划工作。布鲁斯的报告主要侧重经济和社会角度，本文则从城市和建筑角度对报告进行空间层面的理解，归纳了城市创新区的空间成因和空间特征。

再次，城市总体规划是实现城市创新区设计目标的有力工具。到2014年，圣路易斯、剑桥市和巴塞罗那等22个城市都制定了城市创新区相关的总体规划或者规划调整方案（图12），更多城市还在研究和征集这样的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案例采用成立公司进行总体规划和开发的方式进行，比如圣路易斯的科泰斯科技城；还有一些案例则采用制定相关开发导则，并在之后地块的实际招商建设过程中加以引导的方式进行，比如波士顿城市创新区。

城市创新区代表了一种和传统经济不同的发展模式。与以往单纯强调商业发展的城市复兴策略不同，城市创新区通过增加企业和网络，提升区域的全球价值链竞争力。城市创新区不单纯建造传统的科技园区，而是通过创造动态空间氛围来强化知识溢出效应，融合不同行业和专业，成为提供产品、技术和市场解决方案的空间聚集场所。

第四，“创新SOHO”。“SOHO”意为家庭办公空间，“创新SOHO”在本文中代表城市创新区中与工作和交流空间紧密相连的居住功能，体现了生活工作一体化的空间功能结合模式。在较短距离内满足城市创新区工作者的居住需求会带来更短的通勤时间和更好的生活品质，既有利于吸引人才，也有利于增强日常交流。有研究表明，70%的美国人把步行便利程度放在评价城市环境的首位，以便更方便抵达医院、娱乐和工作场所。根据约瑟夫（Joseph）的一项研究数据，从2000年到2009年，美国51个城市中心区的25～34岁大学生人数上涨了26%，涨幅是其他地区的两倍。美国城市土地研究所（Urban Land Institute）的调查也显示，63%的年轻人预计在未来5年搬迁自己的住所，其中40%的选择偏好是去往大中城市，高于全部人群偏好去向大中城市占比28%的选择水平，这意味着未来大中城市中心区将会迎来更多年轻人口。对年轻人而言，对生活服务设施的临近程度是评价生活品质的重要依据。在波士顿、巴塞罗那和费城的微型住宅已经被作为吸引年轻创新人才的重要措施，这些微型住宅将寓所和大面积公共空间相联系，提供了居住工作娱乐一体化的空间使用方式，为创新人才提供了碰面和交流的可能。创新区往往地处城市中心区，已经具备完善的商业设施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同时配置价格合理且有吸引力的居住空间，形成居住工作一体化的城市区域。

图2 / Figure 2 19世纪7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的城市工业区 Industry area in Manchester, UK, 1870s

来源 / Source: https://www.manchestereveningnews.co.uk/whats-on/arts-culture-news/hidden-historymanchester-central-library-12240842, 2018-1-25

城市创新区发展是美国的重要历史机遇与挑战。根据2014年3月的地铁监测数据，美国61个大城市地区的就业指标低于经济衰退前的水平，美国100个大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2,000万人急剧上升到2012年的6,600万人，城市创新区的发展正是对解决美国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索。布鲁斯认为，城市创新区对振兴地方经济发展具有5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增加地区就业岗位；第二，培养企业家作为地区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推动力；第三，在贫困和发展不均衡地区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就会；第四，减少碳排放并创造更紧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第五，增加城市的财政收入。

图3 / Figure 3 波士顿Kendall广场和海港创新区 / Boston Kendall Sqaure and Seaport Innovation District

来源 / Source: 剑桥市再规划委员会 http://www.cambridgeredevelopment.org/kendall-square-1, 2018-1-25

我国的人口结构虽然和美国不同，但发展建设创新性城市的目标也要求挖掘和发展更适合创新的城市空间，比如大学科技园或独立科技产业基地、分散在城市各地的众创空间、利用老工业厂房改建的文化产业聚集地、创业街道和创业社区等。这些空间类型仍在不断快速演化和发展过程中，还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总结。

3 城市创新区的空间产生

在报告的第4部分“为何是此刻—创新的演化（Why Now-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中，布鲁斯解释了城市创新区空间产生的经济和技术背景，本文从城市和建筑角度总结了这个过程中的空间特征和空间需求变化。

布鲁斯总结了工业区和科技园产生的时间线索。在19世纪，一些从事相似或者互补行业的企业开始聚集形成工业区，欧洲的曼彻斯特、米兰、斯图加特，美国的底特律、巴尔的摩、克利夫兰等城市都是工业区城市的典型代表（图2）。城市中不同的工业区相互协作，促进了企业间的物资交换和人员流动。工业区带来的工人聚居形成了高密度居住环境并萌生了各种社区服务，最终形成工业区的城市化。随着20世纪中后期的技术发展和全球分工变化，制造业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使得传统工业城市开始衰落，但这些技术同时也让科技园的产生成为可能。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学、开发商和政府合作建立的实验室和企业集群创造了一批以创新成果商业化为价值的科技园。这种科技园模式起源于依托斯坦福大学的硅谷，之后又发展出三角研究园等案例。企业在这些园区中的空间规划孤立，交通方式以汽车为绝对主导。考虑到技术保密和保护专利的需求，企业内部施行封闭的创新模式，园区之间并没有共享的交流空间。和美国一样，我国也经历了孤立科技园区的建设阶段，虽然园区建设也满足了部分生活需求功能，但总体上仍与城市结构脱离，呈现出孤立的空间模式，人们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抵达这些园区。

(1)水合物的生成过程为放热反应，且反应温度越低，釜内生成水合物时释放的反应热越快，釜内温度的升高幅度越大，273.75 K的反应体系温度升高值约为273.95 K的6倍。

图4 / Figure 4 美国城市创新区（a-f创新区分别位于：美国剑桥、费城、圣路易斯、底特律、西雅图、波士顿 ） Innovation Districts in US（Innovation districts in figure a-f are located in : Cambridge, Philadelphia, St. Louis, Detroit, Seattle, Boston）

来源 / Source: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https://www.brookings.edu/essay/rise-of-innovation-districts, 2018-1-25 作者改绘

在城市工业区和科技园空间阶段之后，城市创新区是科技发展改变城市和建筑面貌的新阶段（图3）。和科技园区不同，城市创新区更加突出区域的城市性，强化了区域各个功能和空间的相互作用。在布鲁斯的报告之前，已经有一些研究触及城市创新区的概念，比如托马斯·赫顿认为城市内部的新兴产业集群构成了一种新经济空间[3]；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系的一项研究提出在大规模地产开发项目中创造离散科技创新聚落的概念[4]；乔治·博格拉瑞洛发现研究机构附近形成了可供交流的公共空间，并命名为“公共知识公园（urban knowledge park）”[5]。除了空间现象之外，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还发现初创公司、科技企业和投资机构已经开始向城市中心区域转移，这为城市创新区产生提供了经济层面证据[6]，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对城市创新区这一新的空间现象进行记录和研究（图4）。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有一些研究分析了不同城市创新集群的空间规律，比如孟国力的研究分析了北京影响众创空间选址的空间因子[7]，史明纯的研究总结了上海众创空间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类型[8]等。但是此类研究往往将创新空间按不同运营方式进行单独研究，比如将科技园、众创空间等分开看待，还没有将城市创新区作为一个整体城市空间现象看待。

第二，创新模式使企业选址转向城区空间。创新模式的变化是城市创新区产生的另外一个契机，随着知识和技术驱动型经济的发展，切斯布鲁夫提出的开放式创新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企业会不断吸收外部资源并转化为内部商业创意，同时内部创意也可以由外部创业公司和企业家进行商业化。在切斯布鲁夫的创新模型中，他认为“企业和周围环境的边界正在变得更加多孔，使得创新可以在内外轻松移动”（图5）。单独一家公司已经无法掌握行业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曾经高度专业化的行业现在已经通过开放的创新网络支持其发展。这种多孔的创新边界不仅体现在企业管理机制和对于空间的选址倾向上，也体现在建筑内部的空间布局中（图6）。

第三，人口变迁正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美国的城市核心区正在经历人口复兴。美国人口调查显示，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人口增长显著超过全国其他地区，从2012年到2013年，人数超过100万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是小于25万人地区的两倍，城市中心区人口的增速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了中心区一英里的辐射半径区域。美国家庭人口组合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夫妻子女组合的家庭模式所占户比已经从1970年的40.3%降低到2010年的20%。据相关预测，美国从2010年到2030年的新增家庭中，只有13%的家庭会拥有孩子。美国大城市正在经历深刻的城市复兴，未来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将会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比重不断增加。年轻人口是创新产业的主力军，这也是城市创新区产生的重要推动力，技术带来的生活便利和经济驱动模式变化导致人们对城市化生活环境愈发依赖。

第一，技术发展让空间密度的价值更为显著。正如工业区和科技园的聚集现象一样，城市创新区的高建筑密度和功能混杂度实现了资源和劳动力的高效共享，增加了员工在研究机构内部和之间的交流机会。尽管网络通信使信息空间传递的边际成本大幅度下降，但是有效知识的空间传递边际成本仍在上升。对于知识密集型行业而言，城市密度的溢出效应会很大。在杰拉尔德和罗伯特的研究中发现，研究机构的聚集效应只能在比较小的空间尺度中发挥作用，这个尺度大约是四分之一英里，这也让城市创新区的高密度空间成为其显著特征之一。

城市交通的管控要从系统级别整体考虑，针对城市出行的问题，从动态交通组织、智能信号控制、交通信息诱导、交通方案评价等方面进行体系管控.

图5 / Figure 5 切斯布鲁夫的开放式创新模型 Open innovation model by Chesbrough

来源 / Source: Henry Chesbrough, Open Innovation:renewing growth form industrial R&D, 10th Annual Innovation Convergence, Sep 27, 2004

尽管城市创新区的产生和发展是技术、政策、规划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但城市创新区在空间上仍然具有鲜明特征，这是由技术发展带来的空间价值变化、企业选址变化和生活方式变化产生的，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的空间推动力。

图6 / Figure 6 Facebook公司总部的开放式灵活平面布局 / Open floor plan in Facebook

来源 / Source: https://techcrunch.com/2012/08/24/facebook-gehry-building, 2018-1-25

布鲁斯的理论虽然已经从技术、经济和社会3个方面概括了城市创新区的空间产生因素，但其理论主要着眼于易于技术转化的小规模科技创新企业在城市的聚集，对于需要生产空间较大的创新行业如何兼顾聚集效应和城市生活条件，分别位于城市创新区和城市郊区的研发和生产部门之间如何共享创新氛围，有地域资源空间限制的行业如何打造城市创新区等问题并未涉及。可以认为，城市创新区是创新行业发展的一种重要空间模式，但并不是唯一解决方案。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是三十年前人们出行的真实写照，而汽车的平均时速也仅有30公里左右，“让汽车车轮快速跑起来!”成为那时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声。

在我国，如上3个城市创新区的推动因素同样存在，基于技术发展和创新模式变革的背景是全球化的，而北京等城市聚集了众多一流高校和企业，加之良好的城市生活条件，已经成为本地和全国毕业生就业的重要目标，这为北京城市创新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融合的知识经济、开放的创新系统和向中心区迁移的人口变化都为城市创新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城市创新区的出现和成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现象。

4 城市创新区的空间内容

在报告的第5部分，布鲁斯将城市创新区解构为3类资产（asset），他认为作为以科技创新商业化带动发展的城市区域，城市创新区具有独特的发展资产，分别是经济资产、物质资产和社会网络资产。经济资产是驱动创新企业发展环境的机构、企业和组织，包括创新驱动力、创新者服务和商业设施等方面；物质资产是公共或者私人拥有的建筑、开放空间、街道和其他基础设施，物质资产可以保持区域的空间连通性，激发创新者的协作性和创新能力；网络资产是创新行为与各个参与方之间的关系，比如个人、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等。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达斯汀（Dustin）对于城市创新区规划设计的研究中，将布鲁斯的城市创新区空间内容归纳为8个方面（图7）。在充分理解布鲁斯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认为：从空间角度来看，物质空间既具体承载了这些资产，也促进其发挥相应作用。这3种资产在城市创新区表现为4种空间内容，分别是“创新产研空间”“创新车库”“创新客厅”和“创新SOHO”，这些名词既是创新空间的功能内容，也象征了它们的空间特点。

图7 / Figure 7 城市创新区的空间内容 / Space components in innovation district

来源 / Source: Dustin C., Case Studies in Innovation District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for NAIOP Research Foundation, 2016. 作者改绘

第一，“创新产研空间”。创新产研空间既指科研企业和科技创新公司的相互结合，也指不同类型和规模科技创新公司之间的匹配与互补。由于知识传递的空间边际成本不断增加，城市创新区企业对于密度和距离的敏感度较高，创新企业大多相互靠近，同时也接近相关科研机构。大学和研究所是创新产业的重要技术来源和城市创新区的重要空间参与者，在一些原来没有大学的创新区，管理者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大学在这里建设卫星校园。Kendall广场区域、底特律科技城等创新区都是产业和顶尖研究机构空间结合的产物。一项2013年对于制药企业的研究指出，制药企业传统上喜欢在郊区飞地建设厂区以保护知识产权和核心秘密的做法已经在逐渐改变，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来自只需要两站地铁就能到达的生物技术公司和研究型大学，这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靠近知识源选址获得更加便利的创新条件。在北京，大学周边的写字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占据，比如清华东门附近的科技园和周边写字楼的租金正在不断上涨，中关村智造大街也落户于此。这样的选址既有利于人才和技术流动，也有利于获得更多业务，同时推动了周边住宅和商务服务功能的发展。企业家本身作为重要的创新驱动力也在空间政策上得到扶持，在波士顿创新区，就有15%的办公空间专门用于支持企业家兴办初创企业。不同规模和发展阶段的企业相互混合，同样可以帮助创新区产生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第二，“创新车库”。“车库”在创新中的工作空间含义源于硅谷，这里的“创新车库”一词形象地代表小型而灵活的承载创新活动的工作空间。由于在城市地区用地规模的限制，城市创新区主要吸引空间需求规模小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比如某些研究型应用产业、创意产业和高度专业化的小规模生产业，这些产业专业知识更新周期短、需要更加频繁的知识交换；大规模先进制造业需要大量建筑和厂房，则不是城市创新区的主力产业。“创新车库”具有小微灵活的特点，可以形成各种适应实际需求的高密度空间组合。“创新车库”可以表现为多种办公空间产品，比如孵化器、加速器、联合办公空间、技术转让中心等。这些空间相比传统写字楼产品面积更小、租期更短，提供合理的商业配套，甚至采用会员制方式满足人们在不同地点的办公需求。比如，起源于美国的Wework联合办公空间分支遍布全球城市，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了多样化产品选择，并在室内空间设计上满足不同类型的交流需求，创造了休闲大厅、电话屋、休闲办公和交谈空间等多样的空间体验。Wework的室内设计采用了热情洋溢的装修风格，为办公人员提供与众不同的视觉感受，激发了他们的工作创新热情。 由于“创新车库”办公空间在面积和地点选择上可变性大、分散度高，许多城市创新区提供办公场所搜索平台，品牌化的办公空间提供商也往往会建立内部网络社区，这让小微办公空间在网络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空间整合。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趋势下，区县级电视台要学习自媒体的先进经验和创作手法，突出地方特色，依托互联网，借助抖音、西瓜视频、小火山、快手等诸多视频软件，争取电视专题节目在更多渠道传播，使节目能够收获大量的关注度和流量，让节目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区县级电视台在制作专题节目时，应该结合地方特色，传承地方文化，借助互联网的优势，让节目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4)在完整的监控视频中；伤者丈夫刘某拍打巡逻车车门进行求救，车内巡逻员并未下车。在此之后到来的多辆巡逻车因道路原因无法开上老虎与受害人所处平台，也没有任何救助工具与措施，仅仅是反复冲坡、绕道寻找接近老虎的其他路径。

图8 / Figure 8 波士顿创新大厅 / Innovation Hall

来源 / Source: https://www.archdaily.com/505631/distict-hall-boston-s-public-innovation-center-hacinassociates, 2018-1-25

图9 / Figure 9 纽约市政厅“牛棚”大厅 Bullpen Hall in NYC City Hall

来源 / Source: http://nymag.com/news/features/establishments/68511, 2018-1-25

第三，“创新客厅”。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将交流行为作为启发创新的最重要资源，在交流中人们可以发现新的重要信息来源、获得资源或者进入新的市场、强化部门间的合作等，“创新客厅”就是启发和容纳交流行为的专门空间。传统办公建筑中的接待厅和会议室已经远不能满足现代创新对于交流的需求，“创新客厅”的空间概念早已扩展到包括专门建筑类型、建筑内布局、城市公共空间和商业服务空间在内的所有空间设计领域。

开放式创新所需要的开放性和协作性需要人们建立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在不同类型的交流空间和活动中得以维系和增强。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根据联系频率、关系的情感程度和关系的互惠程度将网络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在城市创新区中，强关系对应着相近领域或者具有纵向合作关系的人，而弱关系则对应了跨部门且没有特定合作的人。比如针对特定人员的培训班和论坛空间就是一种维系强关系的交流空间，波士顿创新区和巴塞罗那22@区等都会定期展开这样的活动；巴塞罗那22@区的创新者早餐会和波士顿创新区的创新大厅（Innovation Hall）则为来自不同行业的人们提供了产生弱关系偶然碰面的机会（图8）。特定建筑类型是“创新客厅”的最直观表现。

强化创新网络联系的需求也改变了大公司的建筑设计原则，纽约市政厅的“牛棚”厅开放平面设计能够让其中的工作人员得到及时的信息传递，并促进和鼓励内部交流合作（图 9）。在 Facebook和 Google公司内部，建筑师就采用了可变平面布局应对创新所需要的空间要求，可变平面可以很容易地重新配置，为不同项目提供最合适的协作空间组合。总部位于内华达州的在线零售鞋商Zappos在2010年把其总部搬迁到拉斯维加斯旧市政厅内，建筑师和业主都意识到“偶然巧遇”是促进创新交流的重要契机，他们有意识地在建筑内部安排了“不方便空间”，使员工可以增加和其他人碰面的机会。建筑师还在每层建筑内部预留了可以灵活安排的空间，激发员工的空间创造性和参与感。这些都是“创新客厅”在建筑内布局方面的空间体现。

除了办公室设计以外，促进交流的“创新客厅”空间还可以在公共环境设计中找到。城市公共空间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种活动促进人们的聚集和混合，既创造出交流机会，也提供了展示平台。比如由Sasaki事务所设计的底特律科技城项目（Detroit Techtown），就用几个城市广场将区域内生活、办公和商业服务设施相联系，充分考虑了不同类型活动和不同季节对空间的使用方式，获得了2014年ASLA设计大奖（图10）。Zappos投入3.5亿美元启动了“市中心项目（Downtown Project）”，促进市中心地区的空间密度、功能混合度和步行空间品质的提升，期望带动整片城市区域的发展（图11）。

商业设施空间为区域的居民和工作者提供了便利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提高了区域生活品质，成为创新者选择在此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原因，一些商业服务功能充当了创新交流的发生器，也是“创新客厅”的空间体现。在城市核心新经济集群中，餐厅、酒吧和咖啡厅不仅是当今社会消费模式的产物，也是各种交流活动的重要载体。

图10 / Figure 10 Sasaki事务所设计的底特律科技城 Detroit Techtown by Sasaki

来源 / Source: http://www.sasaki.com/project/279/midtown-detroit-techtown-district, 2018-1-25

图11 / Figure 11 Zappos的市中心振兴项目概念图 “Downtown Project” by Zappos

来源 / Source: https://www.innovationiseverywhere.com/revitalizing-las-vegas-guided-tour-thedowntown-project-zappos, 2018-1-25

城市创新区是一种多元要素的混合体，包含了沙森（Saskia Sassen）所提出的城市性特征，比如城市的复杂性、密度、人口和文化的多样性等。由于美国区域经济和城市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各地城市创新区呈现多种面貌。从空间成因上看，布鲁斯将其划分为3种类型：主力机构辐射型、都市区域再造型和科技园都市化型。主力机构辐射型城市创新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市的中心区，创新区具备大规模混合用地，以大型的主力研究机构为中心，拥有大规模负责创新成果商业化的企业。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位于剑桥市的Kendall广场区域和费城的大学城区域等，北京中关村西区也属于这样的区域。都市区域再造型城市创新区一般位于滨水城市历史保护区，这些地区有大量需要改造的工业建筑和仓库建筑，具备良好的交通条件并与高租金的城市中心区临近，提供了良好的和上下游产业的衔接关系。该类型的典型案例包括波士顿南部滨水区（Boston Seaport Innovation District）、 西 雅 图 的 南 湖 联 合区（Seattle South Lake Union）等。科技园都市化型城市创新区是原本位于城市郊区的独立科技园，但已经开始进行城市化改造，改造包括增加密度和融合新业态等。该类型的最典型案例是北卡罗来纳的三角研究园（Triangle Research Park），该园区在2012年宣布了一项未来50年的园区城市化计划，以增加和改造园区多项城市化功能。不同区域的城市创新区背景和实力不同，创新区的规模及发展路径也会各不相同。

基于以上解读，本文认为，城市创新区理论虽然已经将各类资产做出拆解，但侧重于从创新环境角度进行分析，各类资产在物质空间角度存在交叠，比如经济资产中的商业服务交流空间同时也是物质资产和社会网络资产的内容。本文从空间功能入手，将布鲁斯理论中的各类空间资产重新梳理，进一步明晰了城市创新区的空间组成。此外也可以从空间参与者、创新不同阶段的角度来划分城市创新区。

城市创新区的空间内容也可以在北京城市创新空间中找到反映：在海淀区聚集的高校和研究所资源及中关村创新企业形成了产研结合空间；为初创企业提供灵活办公空间解决方案和商务支持的氪空间、纳什空间等联合办公空间，创新工场、清华X-lab等孵化器空间则是北京“创新车库”办公空间产品；众多创业基金、街道管委会和产业协会等机构组织了中关村创业季等品牌创新创业活动，各类分享会、路演活动层出不穷，为创新资源整合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创新客厅”空间。此外，北京创新空间还具备独特的空间形态，比如创新大街、双创社区等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推进的创新空间形态，而诸如外卖APP、无人售货等新商业形态，也预示着城市功能交融的更多未来可能。

5 城市设计促进城市创新区发展

图12 / Figure 12 巴塞罗那22@创新区规划图 Urban Planning map of 22@ District in Barcelona

来源 / Source: http://www.22barcelona.com/content/view/385/740/lang,en, 2018-1-25

城市创新区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多专业协作，布鲁斯的报告在第6部分通过反思创新区发展过程，揭示了建设城市创新区过程的复杂性。本文解读了理论中设计城市规划设计的部分，认为城市创新区的发展和管理是一项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

首先，应该建立一套协作的城市设计决策体系，管理和协调建设过程中的各方利益。三螺旋模型（the Triple Helix）是分析创新环境的重要方法。这个模型认为，行业、研究性大学和政府部门是创新区建设的3个基石，三方应该共同为区域发展设计未来城市设计方案，并创造合适的物质空间基础。比如巴塞罗那的22@创新区、圣路易斯科泰斯（Cortex）创新区、瑞典的科斯塔科学城（Kista Science City）、荷兰的埃因霍温（Eindhoven）创新区等地都依据三螺旋模型的指导，从区域建设之初就设立了明确的管理机构构建城市设计远景。在发展过程中，个人、专业团体和组织也可能对区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校长发起建立的 BioSTL 联盟就起到联合各方参与区域发展规划的作用；在西雅图，瓦肯房地产公司（Vulcan Real Estate）在组织社会各方参与制订住房、交通和设施规划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应该制订明确的城市设计目标，为创新区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提供可操作的指导意见。制订城市设计目标应该首先充分分析区域竞争优势，包括区域产业的调整和优化、城市面貌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在建设过程中，创新区可能需要对已有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行重大调整：比如拆除围墙并建造更多公共空间和步行路径促进人流的聚集，将原有高架公路并入地下以便联通城市空间等。在已经建设的园区中，也可能需要采取和先前建设原则截然相反的调整措施，比如三角研究园的未来规划就摒弃了原本空间隔离保护知识产权的做法，而在未来建造密度更大、更具活力和公共性的园区空间，新的园区将引入更多零售业态和多达1,400户居民的人口来实现这个目的。

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者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和考察。在进化心理学的框架下，de Catanzaro(1991)提出的适应器理论激发了众多的研究，值得感兴趣的研究者予以关注。不过，这一理论依然还需要更多研究的检验，而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在未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美国在科技领域发展和创新产业建设方面走在世界前列，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硅谷是科技产业的空间聚集代表案例。在全球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美国已经产生了类型多样的城市创新空间。布鲁斯认为，在过去50年中，创新空间一直都被描绘为硅谷这样的场所，这些地方大都处在城市郊区地带，被空间隔离的企业园区占据，机动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生活品质较低，不同城市功能没有得到融合。随着科技进步和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中正在逐渐形成另外一种新空间模式—“城市创新区”。作为城市区域的一部分，城市创新区聚集了大量以创新为价值导向的研究机构和公司，还具备高建设密度、易于步行、功能混杂等城市空间特征。伦敦的Knowledge Quarter、巴塞罗那的22@区、剑桥市的Kendall广场、北京的中关村西区都基本具备这样的特点。

同时，城市创新区公共空间还可以作为创新产品的试验场，比如巴塞罗那22@区域的城市实验室项目就提供给企业将创新产品在城市环境中进行投放试用的机会，波士顿、首尔、赫尔辛基等城市也在开展街道照明、垃圾收集等多种创新技术的城市实验(图13）。

图13 / Figure 13 巴塞罗那22@区城市实验室项目申请流程 / Approval process of Urban Lab projects

来源 / Source: Anna Majo. Barcelona: open to business, open to innovation. Presentation, 2014申请入口: http://www.22barcelona.com/content/view/730/901/lang,en, 2018-1-25

图14 / Figure 14 巴塞罗那22@区艺术地图 Arts map of 22@Barcelona

来源 / Source: http://www.poblenouurbandistrict.com/en/map, 2018-1-25

另外，城市设计的整体形象也可以形成品牌，带给来访者鲜明的印象。麻省理工大学的丹尼斯·弗兰齐曼（Dennis Frenchman）教授将这样的做法称为“叙述性设计”手法，他认为这种城市整体形象的设计有助于对外传递清晰的区域品牌和故事。这种形象的设计既包括建筑体量、街道和公共空间、材料和植物等城市设计内容，也包括地区门户位置的标志设计，还包括显示屏、灯光、指示系统等的设计(图14）。在许多创新区，人们都可以看到整齐一致的城市设计元素，对外传递统一的区域形象。在更大尺度上，创新区还需要利用城市空间消除区域和更广阔的都市区相联系的障碍，实现在物质空间上的融合。比如拆除一些研究机构和校园的围墙，用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将其和城市相联系；再比如重新规划设计整片区域的步行系统等；建设城市创新区和其他区域之间的公共交通线路以避免创新区成为城市孤岛的重要方式等。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应该了解城市创新区的发展机制和相关政策，并主动参与到区域建设的过程中，利用设计手段确保政策在空间得以有效落实。

6 结语和对北京的启示

21世纪以来，我国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不断升级。面临互联网发展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冲击，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要将创新作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双引擎”之一。此后，从政策引导、舆论宣传和空间规划等方面支持创新的措施不断出台，创新城市、科技小镇、创新社区、众创空间、联合办公空间等和创新有关的空间概念相继出现。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已经有创新型试点城市和地区61个、4批共1,976家通过备案的众创空间，和创新有关的空间建设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但是我国关于创新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却没有得到系统性论述，推动创新的资源要素与城市空间的关系研究仍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和创新有关的各种空间现象亟待得到研究。

在最近发布的《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7》中，北京综合评分位列全国科技创新城市首位，在已经批复的最新版北京总体城市规划中也明确指出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地位。目前北京还没有专门的城市创新区的范围划定，与创新相关的空间主要包括围绕在大学周边的大学科技园，比如清华科技园、北大科技园等；单独划定和开发的专业产业园区，比如上地中关村软件园、生命科学园等；散布在城市区域的众创空间、商业孵化器和联合办公空间，比如中关村创业大街的车库咖啡、氪空间、纳什空间、SOHO 3Q联合办公空间等（图15）；结合居住和办公一体化的双创社区，比如回龙观双创社区等（图16）。这些空间已经初步形成了北京创新城市空间氛围，但这些区域仍然缺乏一类或几类创新空间的要素。

5月18日，银亿股份全资子公司邦奇动力与XPT蔚来驱动科技签署了一项合资协议，将在南京建立一个新的工厂，并向两家合资方的客户每年供应约10万台电动车变速器。新成立的合资公司南京蔚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纯电动车变速器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新设立公司注册资本拟定6 000万元，南京邦奇和蔚来动力以现金出资各认缴50%的注册资本，分别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

北京是我国创新型城市的实践先行者，对北京城市创新区建设的研究和梳理可以为全国城市创新区的城市建设提供指导和借鉴。对照布鲁斯的城市创新区理论，本文对北京城市创新空间的建设提出3点优化建议。

图15 / Figure 15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 Innovation Way in Beijing

来源 / Source: http://www.z-innoway.com, 2018-1-25

图16 / Figure 16 北京双创地图1.0 Beij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Map version 1.0

来源 / Source: 创头条和纳什空间联合制作, 2016

第一，研究城市创新区范围，制订相应的专项规划，探索中国城市创新区空间发展模式。布鲁斯的理论中提出城市创新区是创新物质空间的新形式，反映了社会、技术的发展对创新物质空间的改变，无论是为了满足现代创新对于技术、人才和交流的需求，还是有效调配资源、挖掘地区特色文化，都需要首先划定明确区域，以便政策和概念落地。北京城市中散布的创新空间虽然都各自提供了部分和创新有关的功能，但是各自在创新区空间内容上存在一定缺失。北京现有的城市创新区建设还没有统一的专项空间规划作为指导，而北京市科委主要负责创新机构的发展和备案工作，尚未参与到创新区域的城市空间规划中。上位空间规划的不足导致创新区尚未进行城市级资源配置和整合，过于分散的创新机构存在内耗。建立城市创新区则可以帮助进一步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打造各个创新的优势特色。

第二，强化已有创新空间与城市的空间和功能联系，完善城市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活动运作效率。布鲁斯的理论认为城市创新区首先具备完整的城市特征，应该重视创新在工作、生活和交流过程中融合贯通和相互激发。创新产业的发展依赖工作、居住、商业等城市功能的有机结合，并从中激发更多创新交流机会而形成富有吸引力的城市区域。目前北京的创新空间大多是工作空间和多种商务服务空间的结合，在规划上缺乏与商业功能和居住功能的衔接。创新区周边配置的商业服务设施往往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无法激发更多创新交流。受到北京住房租售价格较高的影响，在创新空间附近找到价格能够承受的住房也成为阻碍创新要素整合的原因。另外，除了依托高校的科技园，很多创新空间与研究机构距离较远，增加了知识交换成本，降低了这些创新空间的竞争能力。

“我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静秋说。她想不到会是怎样的结局？是终与楚墨发生关系的结局？是发生关系的同时即结束关系的结局？她该释然还是该失落？她该怨恨楚墨还是该感激楚墨？偷情——她的心被狠狠地刺了一下，她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第三，提高创新空间设计品质，帮助形成推动创新的空间氛围。布鲁斯的理论和他引用的其他研究者的观点都认为，创新行为是较高层次的活动形态，承载创新的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应该满足人们对于创新工作环境的需求。针对空间品质的提高反映在设置特定建筑功能、城市和建筑空间的外观设计良好、空间布局和设置能够与创新活动的活动特点相匹配等。看目前北京创新空间的周边城市环境并没有经过特殊设计，没有传递创新区域的独特形象，空间形态和创新活动需求匹配度较低。一些服务机构和办公建筑设计比较简陋，没有充分考虑空间形式和品质对创新活动的促进效果。

综上所述，北京虽然存在丰富创新人才储备、深厚研究机构基础、众多创新空间资源，但在营造城市创新区方面还存在系统性不足。布鲁斯的理论是北京创建创新型城市的重要参考。北京的城市规划者在未来实践中应该继续吸收先进经验并结合北京自身优势和特色，对北京城市创新空间进行深入研究和设计。

4. 孵化器竞争压力都比较大。调查显示，有13家孵化器企业感受到来自其他孵化器企业很激烈的竞争压力；有11家孵化器企业表示能感受到来自其他孵化器企业的压力，但竞争不算过于激烈，还是比较理性温和；只有一家自我感觉超级棒，完全没有感受到其他孵化器企业的压力。可见，整体来看，孵化器受到的竞争压力比较大。

部分水行政主管部门、工程管理单位、设计机构对该制度的了解和重视程度不够；部分地市一级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工程管理单位和设计机构虽然知道有启闭机使用许可管理制度，但对具体内容、规定和要求都不清楚、清晰，有的甚至不知道启闭机使用许可是国家设立的行政许可事项，行业监管缺失。部分市县一级主管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启闭机采购时常存在采用无证企业产品的现象，甚至层层转包导致产品质量严重不符合规范。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Allen T J. Manag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within the R&D organization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7.

[2]Katz B, Wagner J. The rise of innovation district: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 [EB/OL]. [2018-1-27]. https://www.brookings.edu/essay/rise-of-innovation-districts.

[3]Hutton T. The new economy of the inner city[J].Cities, 2004(2): 89-108.

[4]Jaroff M, Frenchman D, Rojas F. New century city developments creating extraordinary value[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9.

[5]Bugliarello G. Urban knowledge parks, knowledge cities and urban sustainabi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4(3): 388-394.

[6]Florida R. Startup city: The urban shift in venture capital and high technology[M]. Toronto: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2014.

[7]孟国力,吕拉昌,黄茹. 北京“众创空间”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6(5): 89-97.

[8]史明纯. 上海市众创空间的发展现状与模式探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SYNOPS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Innovation District”by Bruce Katz and Its Implication to Beijing

SUN Chenguang, ZHU Wenyi

English Synopsis by SUN Chenguang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Physical space for innovation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Bruce Kats, fro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published a report entitled “The rise of innovation district: 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 in 2014, and for the first tim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District”. He defines that innovation districts are“geographic areas where leading-edge anchor institutions and companies cluster and connect with start-ups, business incubators, and accelerators. They are also physically compact,transit-accessible, and technically-wired and offer mixed use housing, office, and retail”.

Bruce’s theory analyzes the formation causes and assets of the innovation district from economic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while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Bruce's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Innovation district includes four components of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Industry Space”,“Innovation Garage Space (office space)”,“Innovation Hall Space”, “Innovation SOHO Space”. This is spatial reflection of Bruce’s innovation district theory.

The article firstly introduces the proposing process of innovation district theory.The Bruce’s report is on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Anne T. and Robert M. Bass Initiative on Innovation and Placemaking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The report has eight sections in total. It brings together a large number of innovation-oriented compan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a mature urban environment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which represents a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l from traditional economy. Bruce finds three modes of the innovation distri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chor plus model”, “the re-imagined urban areas model”, and “the urbanized science park model”. These three models have different developments backgrounds.

Then, this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spatial changes in the forming process of innovation district.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industrial areas with high concentration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connected in similar or complimentary work emerged in cities like Manchester, Detroit,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mid-20th centu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as such as Silicon Valley. These areas are often located in suburban, where the buildings are built spatially isolated and accessed only by car. After that,the innovation district is a new spatial phenomenon in which innovation industries could gather in city. There are three main spatial promo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which are as follow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creases the value of spatial density; new innovation model breaks the spatial isolation of enterprises; major changes in population change lifestyles.

Bruce's theory puts forward three assets of innovation district, including economic assets, physical assets and network assets.This paper twists these three assets into four space components, reflecting the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namely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Industry Space”, “Innovation Garage Space”, “Innovation Hall Space”and “Innovation SOHO Space”.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Industry Space” refers not only to th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innovation companies, but also to the matching and complementarity of companies in different types and sizes. “Innovation Garage Space” represents a small, flexible workspace that carries innovative activities. “Innovation Hall Space” is a space dedicated to inspiring and accommodating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cluding specialized building types,in-building layouts, urban public spaces and commercial spaces. “Innovation SOHO Space”represents the living function in the innovation district tha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work and communication space, which reflects the integration of life and work.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Bruce's theor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urban design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novative districts planning,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urban design decision-making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districts master plans, and the focus on the placemaking of innovative districts.

Finall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to Innovation Center City development of Beijing. First, It carries out research on innovation districts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special plans to explore Chinese innovation district model. Second, It strengthens the functional linkages between innovation space and cities, and improves urban resource allocation. Third, improves the design quality of innovative space and creates a fine space atmosphere promoting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