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春秋初期人，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者。从一介平民到建功立业的一代名相，管仲是功成名就的代表。春秋时代礼虽坏乐虽崩，但重礼视德依然浓厚，所谓其上立德，其次立功，反映在评论历史人物方面是既羡慕立功成业，又纠结德行不纯。孔子与弟子评说管仲可谓典型。

孔子认为“才难[1]84”，称赞武王有九个人才就足以治平天下。儒家倡导在上行德，臣下尽才。管仲能安民抚邦，孔子许其为“人也”[1]148。管仲夺邑不怨，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是孔子与弟子都熟知的事情。但如此的大事业能否称仁，子路与子贡疑而否之，理由是管仲不死公子纠；孔子以管仲匡正天下民受其赐，称其大信，许其仁德。这种功德难全轻功重德之论在《孔子家语致思》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除了浙西、江东、两淮之外，他还到过江西南昌，游览过滕王阁。《草》其三写道：“江城滕阁倚空寒，鹤势骞飞远耐看。……翻忆赏心亭下水，草洲埋没贮悲酸”。可见此前曾经长江下游的建康(南京)，因此诗末忆及。然后到过荆湖路，至少到过洞庭湖一线，《桃花》一诗“江卸洞庭急，君山屹半川”云云，显然作于岳阳。《竹》诗中有“君不见湘阴有竹玉为肌”，若是写实，应作于湖南。从《壶中天》咏梅词中“江邮湘驿，问暮年何事，暮冬行役”可知，湖南之行已届晚年。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之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说襄公，公不受，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无惭心，是无丑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受，公之暗也。欲立子纠而不能，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知权命也；桎梏而无惭心，自裁审也；事所射之君，通于变也；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夫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义，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虽死，过与取仁，未足多也。”

子路和孔子都给出了自己较为充足的理由，比起《论语》所载更为具体。以下的内容就从考证这段材料开始。

一、《孔子家语致思》的采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1]。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FPFD)包括尿失禁和盆腔器官脱垂等，在中老年女性人群中发病率较高，是一类中老年女性的常见病[2]。但是大多数患者对FPFD认识不够，导致早期症状出现时未能及时采取治疗，进而错过了患者的早期治疗最佳时间，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3]。本研究将盆底超声应用于FPFD的诊断中，能较好的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现报道如下。

孔子说比干谏而死，为殷商三仁之一，是说辩可以为仁。阳虎批评孔子不仕，失时不为非君子，孔子然之，是智能遇时可以为仁(1).孔子痛批始作俑者，问人不问马，又言父母唯其疾之忧，是忧色家人可以为仁。管仲虽居槛车，知非已过，奔齐而成福民之业，孔子称仁，是自裁审明可以为仁。孔子自赞可以共学共道共立而无人可与已共权，是通变可以为仁。孔子认为冕纯可服，拜上为奢不可做，是轻重之量为可以为仁。孔子称赞赵盾为良吏，又惜其不出境，是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无可厚非。孔子对子路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为愚，是为仁有不当者。《致思》的这段文字虽不见于公信之《论语》，然符合孔子的思想，是可以采用的。

子路认为管仲不能说服襄公，是其辩才不行。其实说辩既须说者能说，也须听者能听。管仲数言而止齐桓公越礼受赐，若非齐桓公善于接受，管仲焉能成其辩？孔子认为管仲非口才不辩，而是襄公暗不能受，责不在说者一方。登位之事，子纠亦有先机，然漫路不进；公子小白虽受箭射却日夜兼程，后又知遇管仲，让其辅助成就霸业，足见人智慧的发挥也是需要遇时的。子路责难管仲不智是只求谋事在人，而不管成事在天。管仲家残于齐而无忧色子路以为是不慈，孔子非之，以为仁者爱人，还须知命，所谓无毒未必真丈夫，视管仲所露是真孝慈。管仲身带桎梏，陷于槛车，鼓励士卒高歌前行，子路认为管仲这是无羞耻之心，孔子却认为这是管仲自裁审明。子路认为管仲既事子纠应当不有所变，变则不贞。孔子主张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亦申有道则行无道则止。弃之当弃，虽成一筐也不为。行之当行，虽只一筐也不止，宜在通变。因此管仲事所射之君不能叫做不贞。子路认死理，以为忠者当死人之事如召忽，管仲不死子纠即是不忠。孔子不以为然，认为管仲不死子纠既是分不当行，因为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名分不备；又是权量轻重，成功名而不死束缚，是无可厚非的。对道德完成的理解，孔子和弟子的差异真可说泾渭分明[3]。

二、孔子与子路理解仁的异同

人才培养模式是民办高校定位和办学特色的关键，是高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选择适合目标人才的培养内容，并在一定培养制度保障下保证实施的人才培养体系，主要包括了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制度和培养方式四个方面［5］。独立学院成立之初，多依托母体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设置专业、教育教学、培养人才，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呈现出与母体大学的“同质化”现象，难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

孔子主张中庸，看问题扣其两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道德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不会同等，但孔子依然追求相对的人格平等与尊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对方做到的，自己也应该做到自己的。孔子对君上问答之对者多有所赞，可对齐景公之语不予置评，意在批评齐景公有马四千民却不称，是君不象君，却要求臣要象臣。孔子的弟子们大多强调道德弱方的责任，把道德看作是单向的义务，把道德的实现视为单向义务的完成。孔子和子路对管仲的评论是深受他们道德观的影响的[2]。

与孔子相比较，子路之说在于理解仁的诸方面表现不同于孔子，其实亦当可信。子路认为为人臣子当死人之事，他率直而难通权变，最后无谓地死于卫国。召忽死公子纠，管仲不死在子路看来是不忠，非仁人之所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孔子家语》的真伪历来争论不断，有证其伪者，亦有主其为真者，而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后者渐有成立之势。在此基础上，下面来说明《致思》的这段材料可以采用。

商人敬鬼，周人尚文，商周之际的社会变化虽然激起周人对人事的重视，但并未颠倒神主人从的思想，天命的权威，天子的权威，贵族的权威还浓烈地制约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形成深厚的在下服上的氛围，轻视在上礼下。及至春秋，礼坏乐崩 ，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俸，原有的权威受到颠覆和挑战。人不再从神，转为神主，成民成为为政之首要。天子不再有无限权力和尊敬，譬如诸侯，大国迫之，小国轻之。贵族大量的破落，失去先前的世袭荣耀，显示社会变迁的无情。三代之后于今为庶的变化把社会发展的辩证特征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推动人们去辩证地思考社会问题，提出富有辩证意味的道德思想。

自古有德者众多，而能践行德者少。孔子盛赞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认为其不仅实现了仁德，而且是尧舜也未必可及。把道德和事功统一起来，强调济民的功效应该是孔子许管仲以仁的真正所在，而子路和子贡认为管仲非仁者，也正是没有悟到这个层次。

三、体现社会变化的道德思想变动

仁的实现是需要具体方法和路径的，这就要求不仅重仁，而且也要重学，才能真正地实践好仁。囿于道德规范，而不注重学习和探索其践行举措与策略，再好的道德也会实践出弊端，所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184”。子贡认为子从父命为孝，臣从君命为贞，没什么疑问，孔子谓其不识；曾子误毁瓜秧，被父惩罚，但他即死不避，孔子责其不该，当义不受杖。孔子说自己贤不如颜回，敏不如子贡，勇不如子路，庄不如子张，而可以为四子之师是因为颜回能信不能反，子贡能 敏不能拙，子由能勇不能怯，子张能庄不能同，即他们都不能很好地适当践行其德而出问题，而自己却不会。子路认为召忽死公子纠为忠而颂之，其人也是这样实践的，孔子早就预知他会不得其死。孔子鄙视有勇无谋，鲁莽冒险的行为，愿与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为伍；也正是因为行仁有道，孔子看来，召忽虽然为公子纠而死，但为了追求仁德做得太过分了，并不值得称赞。

与三代之后于今为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庶民社会地位的上升，庶民不仅展现自己社会群体存在的力量，其中的个体更是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追求名禄，建立功业。尽管如此，平民由于自身的社会条件，建功立业往往充满曲折坎坷，其中不乏道德的冲突。管仲早年与友鲍叔牙合作生意，因家贫就多取金钱，心中自然会有是否为贪的挣扎；虽有老母，然临阵而走，内心自然会生是否为怯的挣扎；借不羞小节耻功名不显就不如召忽死子纠而受幽囚，心中自然会发是否为耻的挣扎。管仲感恩鲍叔牙之知己，管鲍之交昭示春秋时代辩证看待和构建社会道德的热烈愿望。

仁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也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讨论较多的话题。何为仁，作为道德范畴，孔子把它分解为方方面面来界定。爱人为仁，生死事亲以礼为仁，克已复礼为仁，刚毅木讷为仁等等。在《致思》篇更包括说辩为仁，能智为仁，忧慈为仁，死忠为仁，心丑为仁，事贞为仁。孔子虽驳子路关于管仲不辩，不智，不慈，无丑，不贞，不忠是为不仁的观点，但同时也肯定了凡仁者要辩，要智，要慈，要知丑，要贞，要忠，仁是由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及其实践结果构成和体现的，这是孔子与子路理解仁相同的地方。

扣分了可以来这吃饭。近日微博上有消息说，云南昆明有一家餐厅只需拿着交警开出的罚单，就可以打折，扣3分打7折，扣6分打五折。餐厅表示，“我们不是鼓励违章。只是想着你被罚款了拿着罚单来可以享受打折，这样你心里肯定会好过一点。”很贴心的餐厅。

孔子是构建新时代道德体系的代表，其道德体系突出的特点是以旧瓶装新酒，利用原有的道德范畴，通过改造更新其内容展现社会的道德呼唤。以仁为例，孔子之前仁是统治者高高在上的口号，难及百姓。孔子把仁的基调放在爱人，不仅仁者可以有平民，受仁者也波及庶人。马厩失火，孔子问人不问马正是春秋时代社会变化的反映。仁有一般的表现，更多地反映平常的内容；也有非常的表现，更多地体现特殊情形的要求。孔子能更好地统一二者，而其弟子如子路等则容易偏向前者。忧色家人是仁的平常表现，管仲反是是仁的非常表现，子路认为管仲不仁是因为子路束缚于仁的一般概念；孔子认为管仲非不仁是因为孔子关注到仁在彼刻须知权命，是特殊情形的权宜处理。同理，羞惭于桎梏槛车是通常表现，管仲反是是非常之举；事君要贞是通常要求，管仲事所射之君是特殊表现；忠君以死是常识，管仲不死是特例，子路以通常视管仲为不仁，基于本本；孔子以非常许管仲为仁，是实事求是。孔子的仁德观才是与春秋时代人本思想渐趋倡盛的社会变化对应的。[4]

四、史鉴的现实困难与修养要求

管仲多取财利，时人会以为其贪；为人谋事而使之更穷困，时人会以为其愚；三仕三见逐于君，时人会以为其不肖；三战三走，时人会以为其怯；不死子纠，幽囚受辱，时人会以为其无耻，只有鲍叔牙知管仲，不以为是。管仲以后来卓越的政绩不仅报答了好友相知，而且证明了自己逆德选择的成功。假若管仲没有成就后来的功业，假若管仲逆德即受到惩处，甚至身亡，子路所言管仲不仁怕也就坐实了。子路好比时人，孔子恰似鲍叔牙。管仲能得到孔子的理解是幸运地得到了后来的知已。孔子能知管仲也正是他高于弟子的历史见识。

能明白、理解历史已经不易，能以史为鉴更加艰难。孔子以其卓越的见识赞扬管仲，反于其身则未必能行。孔子教育弟子君子不与亲身为乱者，然而佛肸以中牟叛，孔子却以自己可以磨而不磷，湼而不缁应召欲往。与管仲的逆德选择相比，孔子此举与之相似，比之更烈。好在孔子终未往。设想孔子真去了，其不成功十有八九，定会背负不智之名。管仲弃小取大，终获成功；孔子实弃大取小，若真践行，以其后来之生平量之，必不会有后来之孔子。孔子若往回想想恐也后怕吧。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资源量逐渐增多。如能够充分的利用网络资源进行会计电算化教学，将能够有效拓展学生的知识掌握范围。以日常业务处理中的“凭证管理”为例，教学方法如下：首先，由教师为学生讲解凭证管理的方法，并向学生强调“添加凭证”“出纳签字”“凭证审核”“主管签字”“凭证记账”的具体操作方式；其次，利用网络资源为学生列举与凭证管理知识有关的会计电算化案例，如：XX公司XX会计，执行凭证管理时，发现“出纳签字”无法执行，请同学们分析导致上述现象存在的原因；最后，当学生分析完成后，教师需为学生讲解具体原因，如“上月未结账”“试算不平衡”“操作人员无权限”等，以提高学生对凭证管理知识的掌握水平。

现实中人们做事总会遇到价值判断道德衡量，其中会有史鉴的采纳。圣如孔子犹有不当，足见鉴史亦须足够的修养。引管仲孔子为师，重点有两个。其一鉴往知来，不鉴往无以参照，失于伊始；不知来，无以勇往，误在迷途。鉴往须熟知历史，知来当了解大势。其二策略本事，不讲策略，事不得行；没有本事，无以担当。具备此二者方可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151”，方能避免“没世而名不称焉[1]162”。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童书业.春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