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出生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出生于战国时期的庄子和出生于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他们的思想分别体现在《老子》、《庄子》和《淮南子》中。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流派，它在本体论、境界论、审美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事实上，道家是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以“自然”和“无为”为基本观念、追求人性朴真和精神自由的学派，其思想内核对于当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和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老子考察大化宇宙、人类社会观念体系中的核心命题。“道”在楚简《老子》中居于中心地位。在老子思想中,“道”不是具体之物,“道”是一种状态。即“道法自然”。何谓自然?老子“自然”的本义为初始的样子、本来的样子、本然。老子之所以用“赤子”、“朴”来形容“自然”,是因为“赤子”乃人之初,而“朴”为未经雕饰,仍保持本来样子的木材。

“道法自然”是说“道”效法其本来的样子、本来的状态。老子通过对“道法自然”基本内涵的界定,揭示了它的基本特征。一是“混成”。此乃“道”的本质特征。即“道”是混沌的,是以其本来的样子为效法的。对此,人们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道”是“无名”与“有名”的对立统一。二是“寂寥”。“寂寥”是说“道”寂静无声,空廓无形。三是“独立”。“道”不受外物支配,绝对独立。在“道”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权威,它是卓然独立、无牵无挂的,是一种绝对自由的存在物。四是“不改”。“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它只能是顺其自然,不因为任何事物、任何理由改变自己的本态,这便是“道”之“不改”的特点。五是“柔弱”。“道”的这个特点是与其自然无为的特点相辅相成的。一种事物既然是自然无为的,它就不可能是刚强的;反之,一种刚强的事物不可能是自然无为的。老子“道法自然”是客观、中观、微观相契合,天道、人道、治道相统一,以“混成”、“寂寥”、“独立”、“不改”、“柔弱”为特征,主张自然无为,引导并顺应万物,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化”、“自宾”、“自均安”、“自富”、“自正”、“自朴”,自发地达到生存和发展最佳状态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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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要求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老子“道法自然”价值取向构架中,主张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在老子关于宇宙生成的表述中有集中反映:“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二，在人与自身关系上,老子强调人性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在老子“道法自然”价值取向架构中,主张人性自然,并以此正确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实现人身心的和谐统一。人是万物之一,但人并非一般的物,而是万物之最,是整个世界的主人、主体。因而老子给予人以崇高的地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除了至高无上的道之外,天、地为万物之最大者。在这里,老子把人放在与道、天、地并列的地位,透露出人本主义的理性光芒。其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老子强调百姓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在老子“道法自然”价值取向架构中,主张百姓自然,并以此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在老子政治学说中有集中反映。老子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犹乎其贵言也。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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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天人合一”思想作为道、儒两家自然价值观的体现，而尤以道家思想为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然而儒、道两家关于“天人合一”的观点在涵义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它们从不同角度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

老子“道法自然”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当代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题,最深层、最根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协调,而老子“道法自然”所提供的基本理路,为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科学视野和科学方法。特别是，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为当前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精神养分和价值坐标。

“天人合一”是儒家对于世界统一性的一种回答，儒家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观点的是孟子。对于“天”是什么，儒家内部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孔子、孟子、董仲舒等认为天是宇宙间统治一切的最高主宰，是精神性的。如在天人关系上，孟子思想最大的特点是以人来界定天，人的道德心性受制于“天”，天性与人性是完全相通的，人不要违抗天意，从而做到安贫乐道。二是荀子、刘禹锡、张载、王夫之等认为“天”自然的天，是物质性的，是自然存在的，是无意识的。三是程颢则认为“天”是“义理”，是抽象的法则或精神实体。如程颐说：“道来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总之，儒家的“天人合一”是天尊人卑、天主人从，人们为了得到上天的眷顾，听命于天，迎合于天，顺承天意，遵守天道，即他们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努力去除“私欲”，从而保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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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五千来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相对于儒家重视个人伦理道德修养，道家更强调顺乎自然的养生之道。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带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追求人的心灵与天地自然的冥合，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思想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也包含着许多合理因素。尤其是，它对反思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所产生的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与自然的疏离等负面效应,重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显然，我们的发展不应是涸泽而渔式的发展，也不应是杀鸡取卵式发展，而应是既保持自身发展，又保持环境良好的发展；而应是既保持当代人发展，又不破坏后代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启发我们，人类只有尊重自然、遵循宇宙发展规律，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尽其性，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自然万物，倾听自然的声音，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自身的自由。显然，这些正是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所要解决的重大议题。

对于人的问题，《道德经》除了讲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还讨论了人自身的和谐问题，即人自身的内在和谐。认为，人应恬然淡泊、清静无为、顺其自然，诗意般生活在世上。提倡“见素抱朴”、“粗茶淡饭”的节俭生活方式，“知足常乐”，保持内心的安宁平静。提倡个人要与社会无害亦无争，从而在个人与宇宙自然的大范围内实现和谐交互。老子所言的“上善若水”，希望人们能像水那样，滋养万物而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功，不争大，像水那样随处而安，清静自守；像水那样能施予万物，仁爱有加；像水那样能通融万物，从而健全人的心身，维护和谐，促进和谐。无疑，道家道教思想的“不争”、“贵柔”、“守静”等价值追求是对生命最深邃的洞察，道家道教生命超越思想为人类化解深刻的精神危机和全面异化，建立了形上反思基础之上的终极关怀，从而为现代人的生命“存在”提供了一个栖息家园。显然，道家“致虚守静”的思想和主张，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为实现员工内心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内外和谐，寻找到了一条理论和实践的进路。

道家则把“天”理解为自然的天，是客观存在的、天然的本性或状态。道家的“天人合一”观点始于老子，成于庄子。老子认为天地任自然，万物自相治理，否认天有意志，否定天神的至上地位。他提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无为生于道又复归于道，在大道之下建立天人合一。庄子顺着老子自然主义的路线，把天理解为自然之天，反对儒家把天赋予仁爱的道德意义，力图区别天人之不同。道家在“天人合一”的追求中，重点放在人的主体境界的层面上，要求人无条件地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在身心各方面向自然作认同。如果说儒家在自然价值观上，赋予自然以道德价值，那么道家则是赋予所谓的“朝彻”、“见独”、“心斋”、“坐忘”等。通过这些方法所达到的自然境界，是通过自然透过心灵的精神表现。

致虚守静

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一种生命的智慧，一种对“道”的追寻。“无为而治”的主要内容是“为无为”和“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即治理国家要像煎小鱼一样，要“无为”，不可“有为”。《道德经》说：“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则无不治。”在这里，“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指顺应事物的内在规律，顺应时势，不主观妄为，才能有所作为，这就是所谓“无为而无不为”。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其基本涵义一是因任自然，二是不恣意妄为。因任自然，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应当遵循自然的原则，让人民自我化育，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政府的职责在于辅助人民，使其充分自由自在地活动，如此，人民自然平安富足，社会自然和谐安稳。“无为”即是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以“无为”达到“无不为”。

与此同时，道家主张挣脱“物役”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人生。老子主张“返朴归真”，认为人的生命存在要与自然沟通，节制和超越物质欲望，不让尘世的喜怒哀乐扰乱自己恬淡自由纯洁的心境，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由此，老子提出了“致虚极，守静笃”的修道方式。在庄子看来，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自由，而现实社会中的仁义道德、世俗价值、名位利禄、政教礼法等都是束缚人、奴役人的藩篱。庄子为达到“圣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自由境界，明确提出“坐忘”、“守道”、“心斋”等修道方法，通过摒弃内在的心理干扰以及外在功名利禄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以开阔、通达的心态面对现实人生，将阻碍和不利于个体达于静极状态的因素驱散、排除，使心灵澄明出一个纯净的天地，使人真正成为自由意志的人，从而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境界。在现代人的生活旋律中，时常受到竞争、压力、困难、逆境的困扰，导致人的心理失衡，心灵孤寂。而道家道教文化中的人生观念和哲学智慧，如“弱胜强”﹑“圣人不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特别是“致虚守静”等都能给人以心灵上的抚慰和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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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

“致虚守静”源自《道德经》“致虚极，守静笃。”其是道家最重要的致思、修行的法门。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希图在人与万物相冥合的体验中，体悟“道”这一世界的本质规律，实现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道家认为，既然人天在本源上统一于“道”，人是宇宙的全息，故认识主体对于自身的内省观照便可体认“大道”。因此，道家提出了与西方主客二分的认知途径判然有别的“静观”、“玄览”的直觉致思途径，要求主体“致虚极，守静笃”；“无知、无欲”；“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即收视返听，摆脱外物的干扰，弱化意识的控制，进入自然放松、无思无虑的虚静状态，方能以达到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冥合，从而体悟大道。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人们的思考焦点会由自我转移到外部的宇宙自然，获得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美好感受，从而淡化自我，消解一己之私意而带来的诸多烦恼，正所谓“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老子强调“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实指“道”对万物的不设不教，自然而然，这种任其自然，也正因为“道”对万物任其自然，万物才能得以保存其原来真朴境界，都能各适其性地去生长。这也是“道”无不为的体现。这里“无为”是“无不为”的前提，而“无不为”正是“无为”的结果，老子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主张“以静治国”，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把“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作为圣人之治的原则，可见老子的“无为”是以静制动的“为”，老子的“无为”是顺应自然的“为”，并且是“为无为，则无不治”，以无为为，天下大治。老子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无剥削、无压迫，按着自然规律发展的和谐社会，民众不受干扰，人间无猜忌，无矛盾，无冲突，自由平等，人民各尽其性，各安其事，各得其所，整个社会安泰和美，其乐融融。

事实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同现代生态学理论中的“最小化原则”是不谋而合的。其认为事物的自然状态往往是最佳的、最合理的状态。在没有人类行为强烈干预的情况下，自然界通常都能够以它的最佳状态存在着，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和最高的效率，保持着最合理的发展速度和最长久的持续性。因此，人类应该尊重生物自身的生存权力，把宇宙万物看做充满灵性的生命来崇尚和热爱，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道家坚决反对人的破坏行径，一再强调人类要处理好物质欲望和外在自然的关系，强调“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总而言之，“无为而治”思想的内涵博大精深，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力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E&CT

再说许沁，为了偷税，为了多赚利润，竟不择手段去行贿公务人员。私欲就是魔，窝藏在许沁心里，迫使她做出此等肮脏之事。